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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征旧存照片中的《诗经》写本*朱玉麒摘要李征旧存出土文书照片中有《毛诗传笺（小雅·小宛）》一帧，之前未见著录。
本文对该照片中的残片三件进行缀合，据其避讳推断为唐代写本，并据武英殿《毛诗传笺》和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进行校勘，分析其“异文”、“语助”、重文符号和异体字现象，以及分章起讫的格式，揭示其为中古经部文献的流传和今后经部文献的校勘提供的重要信息。
关键词李征出土文书《毛诗传笺》《小雅·小宛》引言李征先生（1927—1989）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
由于家学熏陶，他自幼即接触到吐鲁番文书。
解放后，他曾先后九次参加对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葬的抢救清理和发掘工作；1975年，又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所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历经十二年，成为吐鲁番文书拼接、整理的专家，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①。
他个人在吐鲁番文书的研究领域，也有深入的思考，但由于积劳成疾，在完成集体项目之后没有多久，即不幸去世，这些长期积累的资料，多未能形成定稿。
李征去世前夕，曾将部分遗稿交给时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炳华先生保存。
2019年，在李征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王先生将这批文献郑重托付给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保管并利用。
笔者受王先生和黄文弼中心委托，组织整理和研究这批遗物。
在李征遗稿材料中，有关出土文书方面的照片、底片有54种，其中49种均为收录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四册中的文书，可能是他洗印之后留存手边作研究之用的；此外，还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福聚当”当票的彩色和黑白底片各一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大乘入楞伽经》照片12张，文书纸张两种的纤维分析图4张，和未见著录的《诗经》写本残片照片一张。
此处发表的文章，*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215）阶段性成果之一。
试论秦骑兵的渊源、进展及其特点最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陕西咸阳塔尔坡秦人墓葬中发觉了秦最先的骑兵俑和骑马俑。
二号俑坑内发觉的一批骑马俑群，计有陶鞍马116匹，每匹马前立有骑兵俑一件。
马背上雕有鞍鞯，头上戴着络头、衔、缰。
骑兵俑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提弓状。
俑和马的造型准确形象传神生动，把秦始皇时期骑兵形象生动展此刻人们眼前[1]。
塔尔坡清理战国的秦人墓葬384座，其中出土了2件骑马俑，这是我国古代目前发觉最先的骑马俑[2]。
有人还从这2件骑马俑的姿态与装备分析，以为它们应是战国秦国材官骑士或骑士俑的形象[3]。
故笔者以此为最新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我国古代骑兵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并在必然范围内参考前贤的研究功效，对秦骑兵作进一步的论述，错误的地方，祈请方家给予指正。
一、秦骑兵的渊源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指出：“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军队，自然第一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有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
”[4]在探访骑兵渊源时，咱们不能不第一考虑到游牧民族。
他们应是马匹的饲养者，又是骑马术的发明者，因为他们适应于马上生活与战斗。
骑马术的发明一样以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图兰人[5]。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已有骑兵。
考古挖掘说明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前745—前727)时也有骑兵。
有人据此以为骑马术源于西方，匈奴人是从西方学来的。
可是杜牧注《孙子》说：“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原车徒，制戎翟骑士。
”[6]董说由此引申说：“乃知单骑之兵出于戎狄。
”所谓狄，据民族史研究说明，是阿尔泰语系tengri 的音译，意为天[7]。
他们是匈奴人的先辈。
又据《管子·小匡篇》记载，周惠王十三年(前664 )，齐桓公“破屠何而骑寇始服”。
寇指北狄，北狄是春秋时期泛指匈奴的总称[8]。
这两那么史料至少说明匈奴先辈的骑兵，与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骑兵同时产生，乃至比他们还早。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于拥有五千年华夏悠久历史的中国而言，自古就涉及到了战斗，涉及到了军事，渐渐形成的军事思想为现代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工人化、机械化的战斗到信息化、科学化的战斗，都需要拥有军事思想的指挥。
何为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斗、军队和国防问题的理性熟悉，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阅历总结和理论概括。
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所拥有的军事思想可能不同。
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进展阶段也有区分。
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思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始终绚烂的奇葩。
中国古代战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籍之多，堪称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进展水平始终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进展与成熟1.夏、商、西周时期形成时期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今战斗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从古代兵书的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来看，夏朝前期石器、木棒是主要的作战工具。
夏朝后期青铜器渐渐演替了那些最古老的作战工具。
可由于身披青铜盔甲、手执青铜武器，步行作战特别困难，所以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
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斗，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抵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
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
到商代以后，作战渐渐以车兵为主。
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峻管理。
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
通过这一时期的战斗实践，人们已初步熟悉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实的唯物主义观念。
此时，人们对于战斗的熟悉处于低级阶段，反映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文献有《尚书》、《军志》、《军政》。
虽然已消亡或存在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关于作战指导的理性原则。
话说弓箭的历史发展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可怕的致命武器。
弓箭出现的时间，也许可以上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
后羿射九曜的传说，向来脍炙人口，这也是关于弓箭威力的最有效的广告——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居然将天上的十个太阳射掉九个！商代甲骨文中“弓”字的原型，明显地是一个“反弓”的形象。
这就引出了一个直接的结论，即这是一张复合弓。
复合弓在保持弓身短小的情况下增大了力量，而在狭小的环境中，例如马车或马背上，弓身必须短小。
戈也是马车上使用的专门武器。
另一个例子来自《诗经》中的“骍骍角弓”。
这首诗有可能是东周早期的作品。
诗中不仅清楚地提到了角制的弓，而且还提到了反弓的特点。
制造角弓异常复杂，但是它们在发射力量方面与普通木弓相比并不占优势，角弓只是占用的空间更小。
在马背上或马车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弓。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商周战场射术的贵族传统是同驾驭马车的技术密切相关的。
在静止的战车上使用高技术的角弓射箭，只有富有的贵族阶层才能负担得起。
东周时期的制弓业的发展难以考证。
虽然弩的发展和应用脉络清晰，但是东周弓的性质和发展却难以确考。
考古发掘出土过角弓，但是由于缺失太多而无法拼凑出原来的形状。
虽然历史文献中有很多有关楚弓的评论，但是出土文物表明，它们只是涂漆的木质长弓，或是由竹篾制成的弓。
许多出土文物都清楚地证明，斯基台人或萨加人的弓在中国北部和东部边境非常流行。
西周礼器上的图案显示许多步兵手持剑和短弓，立姿射箭，待用的箭箭头朝下，插入周围地面。
同时，中国人很快从他们的北方邻居那里学会了骑射技术，而保留反角弓有利于骑射。
汉代的图案仍然反映了骑射和使用弩的情景。
但是，根据从科霍坦地区的景厥和楼兰附近区域出土的弓，可以发现东汉后期和西晋初期引进了一种样式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弓。
这种弓设计独特，特别适合在在马背上使用，尤其是两军酣战之时，因为这时无法使用更多的骑射技术。
明弓制型图：左是开无弓，中是小梢弓，右是两番木弓从唐代到明代，曾经有过成排使用弩手的纪录。
《诗经》里的器物作者：林赶秋来源：《新阅读》2020年第03期《诗经》不仅表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及典章制度。
更为有趣的是，《诗经》里还提到了很多器物，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静好的弋获岁月鸿雁来，黄菊香，叶枯，霜降，季秋九月如期而至。
农夫开始收割半夏稻，又伐薪烧炭，准备过冬时使用。
天子戎装打猎，并将收上来的新稻献祭给祖庙，然后再就着犬肉品尝这些稻米。
诸如此类的物候和相应的人事，虽然明明白白载入《逸周书》《吕氏春秋》《礼记》等典籍，但都太过轻描淡写，不像在《诗经》的抑扬顿挫里，既有温度，兼具情趣。
不信？你看：“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是为了献给老人;“将翱将翔，弋凫与雁”，这是为了献给爱人。
你听：“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多么真挚的誓言！多么浪漫的日子！获稻不是在九月吗？咋个《诗经》却称“十月获稻”呢？别急，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月令》自有分说：“十月获稻，在九月熟者谓之半夏稻。
”其实，旧历九月、十月都是收割稻谷的好时节。
光有主食当然不行，所以《郑风·女曰鸡鸣》中的男主角“士”要去“弋凫与雁”，拿来佐酒下饭。
这样还不够完美，于是又“琴瑟在御”，边听音乐边进餐。
如此一来，女主角自然心花怒放，随手就把集各种玉石而成的“杂佩”送给了他。
具体有些什么玉石呢？《毛传》认为：“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
”将它们有序地串联起来做成的长长的组玉佩，在《诗经》时代便被称为“杂佩”。
晋人陆机《赠冯文罴》诗句“愧无杂佩赠”，则是反用《女曰鸡鸣》的意思。
那当时的人们究竟用什么工具来获稻，又凭借什么器物来弋取飞禽呢？答案有些就埋伏在《诗经》内，有些则须到其他地方去寻找。
《周颂·臣工》一诗云：“奄观铚艾”。
铚字也见《说文·金部》，音至，意为“获禾短镰”。
这种名叫“铚”的短镰从原始的有孔石刀演变而来，就是收割稻谷的利器。
出土文献中的《诗经》有：
1. 安大简：由安徽大学于香港拍卖所得，包括《诗经》、楚国历史、孔子语录等大量文献共1167枚，其中《诗经》93枚，含《周南》、《秦风》、《魏风》等篇。
安大简出土的《诗经》与我们之前认知中的《诗经》（毛诗），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有大量异文。
2. 上博简：其中《淄衣》篇属于《诗经》，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3. 郭店楚墓简：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约804枚，其中《淄衣》篇属于《诗经》，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
4. 夏家台楚墓简：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约400余枚，其中《邶风·柏舟》篇属于《诗经》，现存于荆门市博物馆。
5. 阜阳简：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现存于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其中《诗经》简170余条，与毛诗相比，有异文。
6. 敦煌遗书：包含《诗经》抄本。
此外，还有诗经疑问七卷（元代）也是出土文献中的重要部分。
诗经疑问七卷乃元代朱倬撰所著，现保存于北京市国家图书馆。
这些都对研究《诗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33卷 第2期 天中学刊 Vol. 33 No. 22018年4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Apr. 2018收稿日期：2017-06-14作者简介：路沥云（1974―），女，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
从轮毂之制看《诗经》“载脂载舝”的注释问题路沥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摘 要：通过分析先秦轮毂部件的形制与用途，可以发现膏脂放置于釭、锏之间，用以减少毂、轴的摩擦与损耗。
辖为穿过軎与车轴的销子，将軎固定在车轴之上。
“载脂载舝”意为润滑车轴、设上辖键。
部分译注作品由于混淆了轮毂部件，导致对“载脂载舝”的误释。
关键词：载脂载舝；釭；锏；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8)02–0070–03 “载脂载舝①”见于《邶风 · 泉水》篇，描写了出嫁女子的思乡之情。
由于先秦车制结构繁杂，后人对“载脂载舝”的理解歧义纷出。
厘清先秦轮毂之制，是正确理解“载脂载舝”含义的基础和前提。
一、轮毂之制轮毂部件烦琐易混，本文仅分析与“载脂载舝”密切相关的毂、輨、釭、锏、軎、辖等词语的形制与用途。
(1) 毂。
许慎《说文解字 · 车部》：“毂，辐所凑也。
”[1]302戴侗《六书故 · 工事三》：“轮之中为轂，空其中，轴所贯也。
”[2]648通过前人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轂的形状：毂是车轮中心的筒状圆木，中间有圆孔以贯穿车轴，毂上凿榫眼以安装辐条。
毂使得车轮保持直立状态，避免车轮向内外两侧倾斜。
(2) 輨。
由于毂承受辐条传递的整个车的重量，容易破碎，于是古人在毂的两端包裹金属以增加毂的强度，这种加固木轂的金属部件就是輨。
《说文解字 · 车部》：“輨，毂端錔也。
”[1]302段玉裁注：“錔者，以金有所冒也。
毂孔之里以金里之曰釭，毂孔之外以金表之曰輨。
輨之言管也。
”[3]725钱绎《方言笺疏》：“‘輨’之言管也。
一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在我国，出土文献的材料很多，如甲骨文、曾侯乙钟、玉器、青铜器、石鼓文、楚帛画、秦石刻、壁画、陶瓷、汉简、汉画像石（砖）等都属于出土文献。
近十年，公之于众的出土文献的数量也惊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1 万余枚）、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出土就多达10 万余枚）及2008 年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战国简（2388 枚），上博简。
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1925 年王國維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
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
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
然同時杜元凱註《左傳》，稍後郭璞註《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
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壹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此四者之壹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系者，尚不與焉。
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
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
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诗歌。
学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校读、训诂、考论等。
二出土文献對《诗经》研究的意義：2001 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
⑴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五个启示：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假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
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装备感受武器的力量中国历史悠久，军事装备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
本文将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装备，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武器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进行考察，感受武器的力量。
一、古代战争与军事装备古代中国的战争主要依赖于刀、剑、弓等武器。
刀与剑是最基本的近战武器，而弓则是远程攻击的重要工具。
刀剑的精良制作技术及使用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战士们在近身肉搏战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而弓箭手则以精准的射击能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冶铁术的发展，刀剑由青铜转向铁质，其硬度和锐利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种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刀剑成为更为致命的杀伤工具，同时还为进一步的军事装备提供了技术基础。
二、中世纪的军事装备中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军事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战争的规模和复杂度都有了显著提高。
随之而来的是对军事装备的追求更加迫切。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远程武器——火药武器。
火药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格局。
火枪、火炮等武器的广泛应用，在战场上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使得一批城池在短时间内沦陷。
同时，装备更好的骑兵、步兵也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三、近代战争的军事装备近代战争的军事装备在技术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火炮、机枪、坦克等先进武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战争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同时，现代战争中还出现了飞机、航空母舰等空中武器装备，使得战争的范围更加广阔。
近代战争中，军事装备成为国家军力的体现，装备的更新换代也成为各个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
各国通过研发先进的军事装备，竭力提升自身的战斗力。
四、现代战争中的军事装备现代战争中军事装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高科技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形态。
无人机、导弹防御系统、网络攻防等装备成为现代战争的新宠。
现代军事装备的发展使得战争更加智能化、精确化。
各类现代武器装备的使用，减少了战争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提高了作战效率和精度。
总结：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军事装备的回顾，我们可以感受到武器的力量对战争的影响。
从出土文物看《诗经》中的军事装备本文谈论从出土文物看《诗经》中的军事装备。
首先要谈到什么是军事装备？武王问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事，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太公望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
”⑴太公的意思很简单，战争中的一切军事装备和器材都来自于平时的生活。
他所谓的军事装备则是指广义上的，凡在战争中能够发挥作用的一切器材都是军事装备。
《诗经•豳风》中有两首诗很能反映这一问题：《破斧》中有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很显然，斧斨在本诗中是一种武器（斨是一种方孔斧）。
但在《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的诗句。
在本诗中斧斨则是当作一种生产工具。
这种现象正好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合而为一的特点——氏族自卫武装。
包括后来的猛安谋克、八旗制度皆是此类社会现象的产物。
狭义的军事装备是指作用单一、仅用于战争或者主要用于战争（例如弓箭、兵车等）的物资器械，例如矛、戟、戈、殳、刀、剑、钺、矢镞、甲胄、兵车等物资，除用于战争外，其它作用并不是主要的。
本文中所指的军事装备便是指狭义上的军事装备，广义的不作为讨论的对象。
由于青铜兵器在商周时代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军队必不可少的装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了在作战中能取胜，各国不惜用珍贵的青铜曾大量铸造。
从历次的出土中发现了很多，根据它们的具体用途，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攻击性兵器，此类兵器中又可分为长兵器和短兵器、远射程兵器；另一类是防御性兵器。
一、攻击性装备〈一〉戈：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
古称为勾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
由戈头、柄、柄冒和柄末的（金尊）构成。
如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戈头了，“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⑵指出了戈头各部分的比例，援是戈的长条形锋刃部分，内是连接援插入柄的部分，胡是援的下端延长部分，其上有穿。
《诗经•商颂》并没有谈到戈，原因在于《诗经•商颂》篇幅很短，基本没谈到什么武器。
但在《诗经》的《周颂》《雅》《风》中都出现了有关戈的记载。
例如：《时迈》“载戢干戈，载橐弓矢”；《公刘》“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大量有关戈的记载说明了戈在战争中的频繁使用。
而我国最早出土的戈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那是属于夏的朝代。
不过在商代的时侯，戈的形状依然比较原始，例如有出土于河南辉县玻璃阁早期商墓的阑直内式戈（援宽而长，前锋钝尖，有上下阑，内作长方形，有穿）；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晚期大墓的直内戈（援阔而短，前锋尖锐，有阑，内直，末端作半弧形，下有一小剌）和三角援戈（援末宽，援体近似等边三角形，前锋钝圆，援末两侧有穿，内宽阔）。
从上述各类戈的形状中，可以发现作为战斗的主要部分——援比较阔，而戈头与柄的连接点仅有一两个穿，且没有胡。
作为一种兵器则须在战争中不断加以完善，各类戈的式样趋于合理。
继西周早期出现条形短胡戈后，到春秋早期出现了圭援戈，其特点是援前锋尖削似玉器圭头，上刃斜直，下刃在援末和胡相接处作斜缓的弧线。
内长方，穿作长条状孔。
此类戈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甚为流行。
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太子元徒戈便是这种式样，同在上村岭还出土了春秋早期的圭援下刃剌突式戈，其特点是下刃援胡相接处突出作尖齿形（该特征为燕国戈的形式之一），内长方，末下端有一剌，穿吴长条状孔；江苏高淳出土的圭援长胡式戈，援体狭长，胡亦下延甚长（长胡是东周戈的发展趋势）；在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春秋中期的圭援短胡条脊式戈，援狭而前锋峻削，援中脊呈条状突起，短胡，内偏长。
⑶我认为出现戈形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需要，戈作为一种钩杀的兵器，援的长短直接成为战斗目标能否达到的重要保证。
由于劈砍的缘故，所以援的形状在春秋时期开始发展为狭长的弧形，为了能够在双方的绞杀中占有优势，必须使戈牢牢地绑在柄上。
于是胡开始产生并逐渐加长，同时穿的数量也开始增加了。
戈作为一种武器，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时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并慢慢演变为另一种武器——钩。
〈二〉矛：是一种用于冲剌的兵器，矛体分为锋刃和骹两部分，其中锋（矛头）又分为前锋和两翼。
在骹的两侧还有钮，钮上可以佩上彩带，《郑风•清人》：“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便是指两根长矛上系着重重红缨。
商早期的矛较狭，例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商代早期墓中的狭叶刃方骹双系式矛，其刃似狭叶状，两翼尚未形成，骹作扁菱形，两侧的钮为L形；又如楼子湾出土的狭叶刃圆口方骹双钮式矛。
到了晚期和西周及春秋初世开始发展为阔刃，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商代晚期阔叶刃矛，刃似阔叶，两侧已形成片形翼，骹较长，有双钮；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长叶刃短骹式矛，刃似长条阔叶；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中出土的春秋早期阔短叶长骹无钮矛，其刃似短小的阔叶。
但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后矛又变为狭刃了，并且有血槽，形制有相当大的变化。
例如江苏高淳春秋中期墓葬出土的凹口粗骹长体矛，前锋狭而厚，有相当长度，近骹处有倾斜的血槽。
针对这种螺旋形的发展变化，我个人认为商早期矛为狭刃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实战目的，而是由于铸造工艺的不过关，当商代的青铜工艺达到鼎盛时，其矛也发展为阔刃了，西周和春秋则是沿续商的青铜工艺（西周初期的青铜铸造技术还不如商末）。
而到了战乱的春秋时代，矛作为一种剌杀性兵器，阔刃是不利于在人体内捅进捅出的，所以又发展为狭刃，同时为了使对手尽快丧失战斗力，在矛上开有血槽。
这一切都反映了矛作为一种武器在战场上的逐步发展和完善。
由于矛是一种常用的进攻兵器，需求量很大，所以遗存也多，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墓的南墓道中一次就出土了七百余件矛。
考古发现矛有二米以上的长度，而且实际使用中还有更长的。
《秦风•无衣》：“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秦风•小戎》：“厹矛鋈錞”反映了矛在秦军中普遍装备。
根据秦兵马俑中的遗迹推断，秦军阵有长达七米的长矛，这种马其顿步兵长枪方阵式的集团冲锋，威力巨大，但此种打法是集体行为，强调的是团结协助，所以秦人有如此反映袍泽之情的《无衣》，成为千古名诗。
而出土到最为著名的矛，莫过于吴王夫差矛了。
吴国的实用青铜兵器，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但少有代表当时最高规格王室兵器。
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发掘了一座楚国贵族的墓葬。
墓中出土了一件装饰华美，完整如新，锋刃锐利的矛状兵器，通长29.5厘米，宽3厘米，锋部呈弧线三角形，骹内中空，有残竹柄。
器身两面中脊和骹部有黑色米字形暗花。
在其一面有两行错金的铭文：“吴王夫差自乍用（金乍）”。
吴王夫差矛的出土使我们能一睹吴国精良兵器的风采。
吴王夫差矛作为吴王专用的兵器，应当反映吴国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这一时代兵器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件矛在工艺上的特点是将美观与实用二者统一在一起，它的脊部有血槽，可以提高杀伤能力，全器中空，壁薄而刃锋利，对铸造工艺要求很高。
它的表面的米字形暗纹与越王勾践剑的暗纹相同，经测定都是用了硫化铜特殊工艺加以处理的结果，这种处理方法既十分美观，又可防锈。
矛身还装饰了浮雕的兽头和错金的铭文，使这件铜矛成了一件精美无比的艺术品。
〈三〉戟：是一种戈的顶上有矛形尖剌装置的兵器，实际上是戈和矛的混合体。
《说文解字》：“戟，有枝兵也。
”它是一种具有既可剌杀，也可勾啄的双重性能兵器。
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葬中曾发现戈矛联装的兵器，这大约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青铜戟。
《秦风•无衣》：“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这说明了当时戟和矛一样，是士兵的主战武器。
从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上的水陆攻战画像来看，戟作为一种长兵器，在两军对阵时，队列执戟者在执戈者之前。
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上也有类似的画像。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队列排列有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戈仅作为一种勾兵，主要在队列交错时发挥作用，而戟则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捅到人。
戟的基本形式有好多种。
例如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剌戈合体直内式戟，上端为扁形剌，中段作戈形，有脊，下连长胡，内较短。
这种把戈和矛铸成一体的戟缺点是矛头和戈援距离太近，作战十分不便，所以到了战国时期整体合铸的戟基本淘汰掉了，战国大量使用矛和戈联体合装的戟，并产生了多戈戟，在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中出土了三戈戟，即除戟本身装置之外，又装有二件无内的戈，用以增加杀伤的效果。
〈四〉殳：作为上古五兵之一，《释名•释兵》：“殳矛。
殳，殊也，长一丈二尺而无刃。
”据上述记载，它是一种没有锋刃的似杖长兵。
《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说明了殳是种冲锋陷阵时用的兵器。
但由于古殳朽烂，保存甚难，具体什么样子，一直不太清楚。
1977年9月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七柄自铭为殳的兵器，为了解古代殳的形制提供了最可靠的实物资料。
此七柄殳都保存很完整，殳头呈三棱形矛，，其下连有一粗棘刺形铜箍，间隔35-51厘米，有一细棘刺箍。
这类带有棘刺的铜箍和箍上有三棱形矛的殳在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襄阳的战国墓、湖南长沙的战国墓中也有出土。
但此类兵器的应用时间似乎较短，到秦统一天下时，便已经失去了实战价值。
在秦陵中也出土了三十件铜殳，圆筒形、首呈多角尖锥状，出土于秦陵三号坑，其作用是仪卫。
〈五〉战斧：分为两类，大型的叫钺，小型的叫戚。
钺，《说文解字》里说是斧之大者，是由作为复合生产工具带柄穿孔石斧发展而来的，在殷墟出土的早期甲骨文字中，王字写法有的象斧钺，王字字形系后来逐渐演变，距原来所象之物越来越远，但即使在后来的金文中，王字下面一横也有写作月牙形，正是象钺之刃口。
为什么王字要写作斧钺之形？就是因为钺是执掌军事大权的信物。
《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而后征，赐铁钺而后杀。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周王赐有功者弓矢斧钺的记载，其用意也正是授予生杀大权，代王行征伐之事。
作为军事首领的象征物，到奴隶社会，玉钺为青铜钺所替代。
《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
”意思便是指汤武兵权在握，挂旗出征。
作为佐证，《史记》中也有：“汤自把钺，以伐昆吾”、“王左仗黄钺，右秉白髦以麾”的记载。
1966年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的一号大墓的人面钺，其中有一件刻有铭文，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肩宽23.3厘米，上部方，有两长方形的穿，钺身作镂空人面纹，眉、瞳、鼻突起，狰狞可怖。
刃角外侈，在正背两面的人面形口部的两侧，各有一个“亚醜”。
这两个字便是族名，据考证该钺是这一族人的军权象征。
戚作为一种小的战斧，其式样较多，如出土于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龙纹戚，其两侧等长直，体修长刻有原始的龙纹图案，刃口为浅弧波形，内后下端有缺口。
《诗经》中频频出现与戚有关的内容。
例如《商颂•那》：“万舞有奕”，《鲁颂•閟宫》：“万舞洋洋”，《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万舞其实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一种战舞，一手执干，一手执戚，因此也称为干戚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