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
势力上，例如淝水之战下桓氏与谢氏的合作，以及士族门阀对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暗中支持。如上所说的格局若有一条被打破，那么也就宣告着门阀政治即将走向终点。这种迹象首先表现在皇族谋求振兴皇权打破了皇族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其次又有广大低等士族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冲击了门阀士族垄断的旧有政治格局。东晋朝最后一个门阀士族——太原王氏成为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争夺的砝码，门阀与皇族主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荆扬门阀专兵的场面不复存在。低等士族的代表刘裕与孙恩，一个依靠京口北府兵，一个依靠宗教，相继在舞台上崛起，最终结束了东晋门阀士族。
如前述，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有其暂时性与过渡性。门阀政治产生的条件有其外部民族原因，更是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过渡性整合。中华文明的主线是皇权政治，门阀政治也是皇权政治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出现了变形。但是不论如何，门阀政治带给了古老的中国一种很有创新性的社会格局，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二]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
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所以二者互不排斥。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
而本书则不同。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其了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自然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问题。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王敦第一次起兵，反对晋元帝伸张皇权，涉及的是能否维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问题，侨姓士族包括王导及部分南方士族全都支持，所以胜利了。这便是联合的作用。王敦第二次起
兵，由于矛盾已转化为是否还要维持“祭则司马”的局面，涉及士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遭到门阀士族包括王导的一致反对，所以失败了。这便是牵制的作用。“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第343页）。其后，晋明帝重用宗室诸王及外戚，希冀复振皇权终成泡影；庾亮居上游荆州思废王导，压倒其他士族，独揽大权亦遭挫败，门阀士族采用的就是上述手段。淝水战后，“皇权有振兴之势”（第263页），其原因除了门阀士族腐朽不堪外，也由于他们不能坚持联合以抵制皇权的伸张。
（三）牢牢掌握军权——士族专兵。
这是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政权模式的实力基础，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之一”（第213页）。主要表现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最早专兵的是王敦。后来相继主要为陶侃、温峤、庾亮、庾翼、王允之、庾冰、桓温、桓冲、殷仲堪、桓玄等。除陶侃门第有些特殊外，其余无不为门阀士族。等到桓玄失败，江州、荆州先后落入次等士族刘裕手中，门阀政治就接近尾声。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京口重镇的形成为时略晚，最早经营者为郗鉴。他在王导支持下吸引流民，利用流民帅建立京口重镇，控制三吴，箝制上游，拱卫建康。继郗鉴镇京口者，很长时期内也无不为门阀士族。及至东晋末年京口、广陵军权先后为次等士族刘牢之、刘裕所夺；就和失去上游军权一样，门阀政治不久了也就划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强调，士族心兵控制上下游，以及与有兵的流民帅又联合又斗争（第138页），其目的与作用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上游诸州的“楚江恒战，方城对敌”，只出现于东晋初年短暂时期，后来便主要转化为“居上制下”的形势（第115页）。至于京口重镇从开始经营其职能便“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第96页）。甚至为世所注视的多次北伐，“动机虽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第132页）。“专兵”对维护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可体现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否则就不能体现“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士族门阀政治的总特点。
三
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
例一：第199页称，陈郡谢鲲过江后，死葬建康城南“冢墓相亚，不可识别”的石子冈。这条材料，仅讲葬地，看似平常，却使在十分得视择地为茔的东晋社会里陈郡谢氏乃“新出门户”之说，多了一条有力旁证。第226页引《尚书故实》记谢安死后，“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这条材料，仅讲墓石，一般也不会被人留意，而作者用在此处，巧妙地反映了淝水战后谢安深受皇权压抑的困难处境。第141页发现《世说新语·人名谱》等书所列谯国龙亢桓氏，由东汉桓荣至东晋桓彝、桓温世系，十世中独缺第六世名讳，经过旁征博引，推定其人为死于曹爽嘉平之狱，为司马氏所诛的大司农桓范，从而为谯国桓氏管尽源出东汉高层世家大族，在司马氏晋代却不为时人所重，找到合理的解释。上述几条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
例二：“王与马，共天下”，这是治东晋史所津津乐道的史料。但如进一步深究，为什么
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大士族与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这个问题过去似乎无人留意。而本书却提出并由此展开对有关史料、细节的考证、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1.晋元帝司马睿原为琅邪王，自其祖父起就与国内望族琅邪王氏交好、联姻，相互利用。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基础。2.西晋末东海王越与琅邪王衍在洛阳的政治结合，派生出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结合。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3.在琅邪王氏策划、推动下，经东海王越委派，司马睿南渡长江，进而建立东晋，这才正式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通过以上三点，便找到了门阀政治为何会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的历史渊源，同时后来东晋历史上某些问题或细节，如“不与刘、石通使”，或太原王氏中的王承一支为何显于江左（第259页）等，也可不同程度也由此得到解释。
例三：对高平郗鉴生平事绩的探讨，古今史家多不注重。王夫之虽说了一句“东晋大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第73页），然无具体分析。本书钩沈索隐，弄清了治晋史者多未留意的一些问题。郗鉴乃流民帅身分，但又“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士族政治之中”（第49页）。其第一功是与晋明帝密谋征流民帅入援京师，讨伐王敦；第二功是与庾亮一起，反对和劝阻陶侃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三功是反对瘐亮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四功是经营重镇京口。并通过一系列考证，论述了京口在稳定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郗鉴多次促成各种势力由不平衡达到“平衡”，本书评价说：“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第42页）。这一结论，由于考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微观方面的许多努力，并不是主要目的。以郗鉴为例，作者通过史料考证、细节处理，从动态角度爬罗剔抉出郗鉴一项又一项功绩，主要目的是通过郗鉴这种作用，加上用同样方法探讨出的其他士族类似作用，概括了门阀政治中士族之间又联合又牵制，以维持各种势力平衡的特点，进而体现出“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这一总特点，最后上升到门阀政治乃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及皇权政治乃“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的理论高度。
当然，任何优秀著作也不无可商榷之处。
本书第6页陈亮念奴娇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而将“门户私计”的政治限定于东晋，这当然是创见。但是，我们今天来理解“门户私计”，恐怕只应从总的趋势、规律上把握，至于具体事件、人物，则未必毫无例外。
试以庾、王江州之争为例。
咸和四年（329），庾亮以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自请出镇芜湖。第114页说他“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第119页分析了军事、地理形势后又说，这时“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合观之，似乎表明庾亮这次自请出镇，“门户私计”极深。可是这里也存在疑点。1.如庾亮动机确实如此，那么他首先不能不考虑当时晋成帝只有8岁，出镇后把他全交给王导，如果王导假成帝之名压制自己，岂不十分被动？其次他还得考虑出镇芜湖究竟有多少军事上、地理上优势可言？当时下游京口有郗鉴，上游荆州有陶侃，江州有温峤。郗鉴与王导交好，陶侃与自己积怨颇深，温峤虽“钦重”自己，然素“忠诚”顶多守中立，而豫州兵力又不强，王导还有执政朝廷的优势，衡量全局，尽管芜湖密迩建康，要说出兵指向建康，又谈何容易，又如何能将王导“困死”。2.说庾亮居芜湖而“掌握朝权”，似乏依据。因《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指的是咸和九年陶侃死去，庾亮取得荆州、江州，镇守武昌以后的事。当时庾亮实力大增，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已被时间冲淡，加上外戚身分，这才略备居上制下，控制朝政，放心黜王导的条件。而在咸和四年，庾亮刚刚上书表示“求外镇自效”，岂能转瞬间即食言，又干预朝政？果如此，便和出入玄儒家风，“风格峻整”的评价相距太远了。
由于上述疑点难以解释，所以似乎也有这种可能，即庾亮从整个一生看，固是“只成门户私计”，但具体到咸和四年则有例外。即他的“欲遁逃山海”或“求外镇自效”，的确出于内心惭悔以及舆论压力，而与庾、王之争“门户私计”没有多大关系。本书第106-109页称颍川庾氏本儒学士族，由儒入玄是稍晚的事。所以庾亮“具有玄学表现与儒学内涵”的个人素质。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由于种种因素，在个别时期儒家君臣名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将门户之争暂时淡化，似乎也是可能的。至于他欲起兵废王导，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咸和四年出镇时不一定存在这个念头。这说明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偶然性，不必非要从必然性的角度去考虑。
[三]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二十余年了。祝总斌与胡宝国先生，在《历史研究》与《书品》中，对该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评介。2009年，“中国文库”丛书编辑委员会再次出版了田氏此书，由此可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之生命力与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的。
田先生此书的核心观点，即是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在他看来，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得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 东晋时代却是一个例外，在永嘉南渡直至刘宋代晋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一变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随着所谓“次等士族”（陈寅恪的概括）的兴起，刘裕等人所建立的南朝政权，最终排斥了门阀政治，从而将中国之政治格局，重新拉回到皇权独尊之状态。这一趋势，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最终得以完成，中国之皇权政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如果从汉晋隋唐近千年的历史演变来看，东晋出现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发展这一历史主流中的一个回旋。这一回旋，固然有其深远之影响，但终究是暂时性的，是必然要重新回归到皇权政治之正统形态当中去的。
可以说，这一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成为了田氏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全书之结构，正是围绕这一“变态”之政治形态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演变、最终又如何消亡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将东晋门阀政治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该书之主要篇幅，即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生命体生老病死之全过程。可以说，对于一本具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而言，要将全书融贯为一密切勾连之整体，乃是颇有难度的。而田氏此书，不仅做到了此点，更通过王、庾、桓、谢、王等士族的代兴，将这一东晋门阀出场、在场、散场之全过程，演绎得如戏剧一般淋漓尽致。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精彩演绎，绝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还要关注“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三把解开东晋门阀政治之门的锁钥——皇帝、士族、流民。在他看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
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换言之，此三种势力，若能保持其动态平衡，则东晋之门阀政治，即可维持不坠；一旦其失去这种平衡，则门阀政治将面临危机；等到这一平衡无可挽回地被次等士族之兴起所打破之时，门阀政治筵席的“曲终人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二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该书最为显著的几点优长之所在。
无疑，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田书在材料的细密考订与论证之周详方面，是颇为值得称道的。这一点，在书中关于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桓温先世的推测、桓彝事迹杂考等方面，表现得畅快淋漓。例如对于桓氏家族先世的考证，可谓层层推进，全面而系统，充分体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此一结论，的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先生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田氏此文，可谓发千年之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之史料，相较于以后之隋唐，尤其是宋元明清诸朝，乃是较为寡少的。作者在充分爬梳和利用传统史料之同时，也对于《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一类具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材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解读。可以说，对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且多夸张与附会的材料之解读与应用，历来是实证性史学研究中的难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多次十分巧妙地处理了这些材料。如在考索南方士族心态时，田氏便利用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南士道旁偷视、观禊等事的材料。在经过细密之分析与考辨之后，田余庆认为：《世说》所载之事件本身，似乎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这一严谨而又富有洞见之考察史料的方法，不仅大大扩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田氏揭示此一时期的士人心理，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文献参考。
然而，田先生也并非始终“一考到底”。正如胡宝国在其对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言：“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由此似可明晰，田氏此书一首要之优点，即在于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且在考索具体史实之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供利用之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而又不失灵活之分析与诠释，确是一部实证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此外，该书中十分注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我们处理历史问题，尤其是诸如魏晋南北朝这一极端复杂之历史时期的若干史事，依然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此种术语在该书中之应用，可谓比比皆是，这里仅举数例，略加说明：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可以看到，这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在厘清复杂之历史局面与演进过程之时，的确能够
起到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与决定性原因之作用。东晋时代，北方与南方、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皇帝与相王、侨姓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各种矛盾冲突，可谓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主次，看清问题之关键所在，的确是要为史料所奴役而茫然无所措，摸不清线索，理不出头绪的。
接下来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该书关于地理形态对政治局势影响的分析。这一分析的重点，集中体现为所谓的上游与下游之争。对于这一问题之背景，田先生作了如是之交代：
所谓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到，王敦与司马氏之争，庾、王江州之争，桓、谢之争抑或司马氏内部的主相之争，无不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上下游之争。可以说，就东晋之地缘政治形态而论：下游靠近中枢，一般代表了中央的势力；上游依托荆州，一般代表了方镇的势力。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甚至皇族内部的主相之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其性质固然不尽相同，其具体形态却总也逃不脱上下游分庭抗礼的格局。对此，田先生从上下游之地理形势、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上游而言，荆州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长江的流向，则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地形优势；而对于下游而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存在，为之提供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与经济支持；而京口重镇之经营与北府兵的存在和发展，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军力保障。可以说，上游、下游，各具优势，这一博弈的焦点，则是处在上下游折冲要地的江州，东晋初期庾、王两方对于江州的争夺，即证明了此点：即谁占据了江州，谁就有可能暂时打破这一动态平衡，赢得一定的主动与先机，成为左右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因此，这一上下游之争夺，固然是东晋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重要一端，却也未能超越隋唐一统之前南北之争的主基调，淝水之战中上下游桓氏与谢氏的密切配合，即是一个典型之例证。
三
现在，让我们以陈寅恪、谷川道雄和内藤湖南为例，再来看看该书同其他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及的，便是陈寅恪。关于陈先生与田先生在治学路数上的殊异，胡宝国在其《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
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在笔者看来，除却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殊之外，陈寅恪与田余庆二人对于门阀政治这一具体问题的观察，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是陈氏试图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作一考量，而田氏则更多从政治与军事的范畴中加以定位。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
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根据陈氏的看法，具有学术文化特征的士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这样的士族也可以称为“文化士族”，因此，他的士族阶级实际上是文化士族阶级。这种对于文化之强调，在田先
生之全书中，是绝少能够觅其踪迹的。田氏作为一代政治史大家，似乎将门阀士族政治之本质属性，界定为其在实体政治中与军事上所具有的权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田书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限制于东晋一朝，而认定南朝与北朝，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这一论证，如果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无疑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陈寅恪的说法成立，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士族之核心在其文化而不单单在其官位之高低，那么，我们对于门阀政治的理解，也就会与田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理解，所谓的门阀政治，就不能仅仅依据其政治军事权力严格限定于东晋一朝，而是应该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历史沿革中去考察了。对此，田先生也是有所承认的，正如他所言：“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因此，陈氏与田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之殊，恐怕更多地是一角度与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必定要分个正误高下不可。
此外还需重点关注的，便是谷川道雄的研究。谷川氏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该书与田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田氏此书，以考证精密、叙述融贯见长，可谓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谷川氏之书，则在进行若干具体考证的同时，包含了一种具有强烈理论预设的结构性思考。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说部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
根据谷川氏的观察：“总体说来，在六朝时期的某些阶段，存在着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这样一种二元关系的状况。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贵族制就是门阀贵族制。门阀贵族制必然导致身份上的闭锁性，同时也削弱了贵族在政治统一上的能力，因此贵族不得不与作为外部存在的王朝权力——常常以军阀政权的形式出现——进行相互补充。……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反映了门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而君权强化又是与门阀社会发生巨大动摇的事实成对应关系的。”
可以说，与田余庆所述之东晋相比，谷川氏所要处理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乃是更为复杂和难于理清的。然而，谷川氏对于这种二元性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十六国政权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等篇章中。可以说，无论是十六国乃至北魏时期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抑或其不称皇帝，而以天王自居的政治行为；还是两魏齐周时期霸府与王都的二元结构，都是与这一二元性认识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田余庆对于东晋时期的考察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诸如中枢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皇权与士族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一二元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原因。
接下来，谷川道雄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二元关系之后的走向，他谈到：“如前所述，这种二元关系以北魏末的内乱为契机逐渐朝一元化方向转化，汉人贵族依靠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政权的一部分即是其体现。” 实际上，东晋末以至南朝的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加以理解。即以刘牢之、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的兴起，最终将司马氏与王、庾、桓、谢等士族共治天下的二元权力格局，置换为以南朝帝王为中心的一元格局，使得南朝政权，在经历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之后，终于又重回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然而，田先生在这里，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思考，他没有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从十六国以至北魏的二元格局联系起来看待。实际上，这一由二元向一元的过渡，既发生于北方（以六镇之乱为其标志），也发生于南方（以刘牢之、孙恩等人的兴起为表征），乃是中国之社会由魏晋时代之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与皇权之二元政治），逐渐演
变为隋唐时代之皇权政治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之一。也许，田先生太过谨慎了，这使得他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得出了同谷川氏类似的结论，却未能从全国的维度，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巨幅图景。
当然，在具体的论断上，我们还会发现中日两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之间的一些若合符节之处。谷川道雄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时谈到：“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上述倾向在江南尤其突出，而在北朝，孝文帝以后的北魏王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潮迅猛而至。” 在这一点上，田余庆得出了与之惊人相似的论断，他在论及南朝之后的门阀士族时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 这，便是“衰至便骄”的道理，当这些门阀士族，已经不能在政治与军事中掌握权力，而不得不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失去了他们所能真正依靠的阶级基础，成为了一个仅仅具有贵族地位的空架子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唐代之后，士族阶层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政治之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据此，我们又衍生出了田氏此书同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理论之一重要分殊之处。内藤之理论，即是后来所谓之“唐宋变革”。在他看来：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可以说，在内藤的分期视野中，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中叶之权力结构，固然存在很大的内在差异，但其核心，乃是一贵族政治鼎盛之时代。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激变，中国之政治，才最终进入了宋代以后皇权独尊的时代。在这一框架下，门阀政治，作为贵族政治之重要一端，也必然不仅属于东晋一朝，而应置于汉季以降直至唐末五代近千年的长时段中去考量了。陈寅恪的观点与内藤相似，他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可以说，无论内藤还是陈寅恪，都将魏晋隋唐作为一整体，未给与东晋门阀政治以特殊地位。
而依据田氏之论，则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此一朝之制度，乃持续二千余年之专制皇权制度在特殊阶段的变态。如果这样来看，则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就有如中国漫长皇权政治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中国政治由贵族走向皇权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之重要篇章了。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来看看其中一些可商之处。前文中已经提到，该书是以论述与考证见长的实证史学之典型代表。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田余庆先生，似乎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了对于具体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之上，而没有去关注其之所以形成又之所以消亡的所谓“终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胡宝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也提到了田先生自己对此的解释。可以说，在这点上，田氏并非是没有自觉的，与其说他“不能为”，不如说他“不愿为”更为妥当。
然而，这种对于终极原因之追索固可不必有，我们却是不能将一时代之产生与消亡，仅仅归结为若干偶然性事件的。对此，田余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他在该书的开篇，即为我们作了如下的陈述：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特定”二字，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正如胡宝国所言：
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田氏在此问题上的薄弱之处。纵观全书，其内部结构可谓谨严之至，然而，这一内在之统一却是封闭性的，换言之，其产生与消亡，似乎都是以一个王朝的开端与终结为标志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典政治史视角，然而，为何门阀政治之结构，会在东晋之初开启，又在晋宋之际结束，田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该书中为我们呈现出的这一政权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之巨大历史脉动，充分解释了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演进过程。无论谷川的理论正确与否，他终究是作了尝试的，而田先生在此点上，似乎有些太过谨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长于政治史，也颇有些为传统意义上之政治史所累，而没能为我们从结构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最终，该书成就了一种细节与局部的完美，却陷入了一种结构与整体的迷思。
紧接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对于经典政治史的迷恋，也导致了此书在对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重视程度上的不足。以经济来看，在全书之绝大部分章节里，作者全面梳理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演进之全过程，却于当时门阀社会之经济形态不赞一词。直到全书之末，田先生才用了4页的篇幅（315-318页），为我们简要介绍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种对于经济因素之不重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虑，恐是对前一时期（建国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过分看重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柔和的反动；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之下，这种实证主义回归，对于突破已经显得有些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史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经济之因素，毕竟不是通过几页篇幅的简单阐释，就可以置之一旁的。西方史界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年鉴学派，已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此点。布罗代尔那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经典划分，即将政治史归入了“短时段”。根据布氏的这一理论，事件史虽则“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对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在另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中，布罗代尔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为理解历史，必须一头扎进浪底。此外，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突破学科畛域的总体史诉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发展，政治史当然是不能例外的，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放在总体史的框架下理解，才能发见其实质。因此，政治史之研究，也就必须同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的宿命，真正找到推动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之所在。
当然，政治史并没有没抛弃，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最新变化，即是所谓“政治史的复归”。可以说，这一学术范式的转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福柯和布迪埃等人的影响：权力运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乔治?杜比（G.Duby）所言：“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在赵世瑜看来：“这种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或可称为…社会政治史?，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这一看
法，当今之政治史研究，固然出现了复归的趋势，但其研究方法，却已然为社会史所改造并具有一种总体史（T otal history）的关怀了。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这种政治史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到了权力的运作层面而非权力本身。对于这种趋向，邓小南教授在其《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可以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之研究而言，田先生此书，无疑称得上是一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然其由于时代之限，抑或当时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互动之不足，似乎未能具有总体史的关怀，也未曾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在其权力运作层面上之具体方式。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的起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便是此书中对于淝水之战性质的探讨，即“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田氏作了如下的判断：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接下来，田余庆又作了如下的推导：“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
此种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似乎与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基调有些不合。当然，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田先生作此判断，恐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然而，他毕竟给出了答案，这种对于战争性质问题的宏观探讨，令我们重新找到了六七十年代“五朵金花”中若干所谓性质问题论争的影子，历史，果真可以如此简单地定性么？
即便抛开这一定性本身是否具有其意义不论，田氏在该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次南北战争性质的演变纳入一逐步由民族战争为主向统一战争为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转化的基本脉络，似乎亦有罗志田所谓“倒放电影”之嫌。罗氏此说，即“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应该看到，田余庆之判断，乃是建立在已经知晓淝水、瓜步之战失败而隋灭陈之战胜利的结果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后设的判断，时人未必作如是观。例如苻坚，其虽为氐人之首领，却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根据谷川道雄的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依据中国古来的政治道德，而这与他热心于振兴儒学又是密不可分的。他建立学官，让公卿以下的子孙学习，此外，还率领皇太子及朝臣的长子行释奠之礼。不单如此，还命令军队将士、后宫随从皆修儒学。尤其是在后宫，不论阉人或是女隶，凡有聪慧者，都授其经学。”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考量，前秦之统治者，在与东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乃是极端重视和急切的。这，很可能便是苻坚在经济、军事诸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汲汲于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仅仅依据战争的结果而将淝水之战定性为民族战争成分较多、统一战争成分较少，而将明显是两个族群之争的元灭宋、清灭明之战争视作统一战争，显有倒果为因、倒放电影之虞。实际上，所谓的“统一战争”，主要应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而“民族战争”，则体现了交战双方的民族（种族）属性（实际上，此一概念应与族群内部战争，如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应）。这两个概念，似乎原本就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是不能纠集一处，强作一非此即彼或由此到彼的的判断的。更何况，田先生虽然强调了客观历史进程之复杂性，却仍然将这一变化修剪得过于齐整了，根据罗志田的看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的确，当我们将历史的花园修剪得过于齐整的时候，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刀一剪之中，越发离我们远去了。
(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广西贺州董全吉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六．学员书评 本书名为《东晋门阀政治》，自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这“门阀”二字，何为门阀。“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时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广义上的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狭义地讲，门阀制度特指魏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控制朝政所依附的制度。而本书作者田余庆所论证的门阀政治更偏向于狭义的门阀这一概念，但并不完全相同，作者认为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是皇权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这与之前的学者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有所不同。作者在书中论证了其观点的合理性。在我阅读此书时同时查阅了其他冶史者的不同观点作为对比。 在论述门阀政治时从其认为的开端“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的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惠帝末年和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有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际上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这种结合既有政治因素，又有一定的地域相系。不过此时的“共天下”并未达到东晋时期的局面，应该注意的是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这才是门阀政治的真正开端。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东晋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全部的西晋王室，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靠具有号召力的士族琅琊王导。这即作者在书中所提起的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皇权不振。 在对门阀政治的维持方面作者认为颍川庾氏起了很大的作用。庾亮在王导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巩固了门阀政治。其体现在，在王导受王敦之乱急于保护家族利益之时庾亮抵抗住了皇权对门阀政治的一次重大反抗。作为门阀政治
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一) 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汉唐之间，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力量，对于六朝士族的认识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士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领域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显学”。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士族”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魏晋间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大族，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即堡坞主，永嘉之乱后，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１]六朝时期的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 大陆学界在对六朝士族的实际研究中，使用了“世族”、“势族”、“豪强”、“大族”“世家大族”等学术概念，以考察和探究不同类型的地方大族的演进和发展历程。一研究史的回顾本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对六朝士族的认识，开始超越清人“江左士族无功臣”的表面归纳，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的《五朝门第》等专着，开始着手从制度、婚宦等方面入手，疏理相关史料。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书世说新语文学条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崔浩与寇谦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文章中，对魏晋之际的社会变动和统治阶层的分化、东晋士族的历史作用、北朝大士族与鲜卑统治者的关系，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与江南土豪的兴起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２]应当承认，陈寅恪先生对士族问题阐释是粗线条的，未形成完整体系，但陈寅恪先生从种族、家族、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考察问题的方法，直接影响了一代学风。 唐长儒先生是中国大陆六朝士族研究的奠基人。他的论述集中收录在《魏晋南北朝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部论文集中。３] 关于魏晋之际士族的形成，唐长孺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指出，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唯有在魏晋时期显贵的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指出,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的世袭特权，对于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决定于“冢中枯骨”,而取决于眼前的权势。 关于南朝士族的衰落，唐长孺先生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中作出了精辟的阐发，指出南朝时期士庶区别的日益严格，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寒人的势力发展产生了士庶混淆的危险，这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自矜门户只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抵御皇权和寒人侵渔的消极手段。 关于士族制度和政策，唐长孺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度试释》中认为:九品中正制配合汉代门阀的发展而起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但在门阀制度业已确立并为士庶区别制造了理论依据之后，这一制度已不重要，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士人荫族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指出，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1、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 (1)萌芽（东汉）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 摘要：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 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 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 正文： 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
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 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
[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 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
魏晋南北朝史名家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學術界所稱譽的“四大名旦”為：唐長孺、周一良、王仲犖、何茲全。被譽為“四小名旦” 為：田余慶、韓國磬、高敏、萬繩楠。 1、唐长孺（1911——1994 ）教授。江苏吴江人。1932年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毕业后在兰田国立师范、武汉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1944年后，专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自1955年以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学术专著。多次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唐长孺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1961年，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从1963年起，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1975年，经他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1955年以来，唐长孺招收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他领导成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是一支学风严谨、成果显著的较完整的学术梯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
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 2、周一良：（1913——2001）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3、王仲荦（1913——1986），教授。浙江余姚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田余庆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 导语：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 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了求得用词的一致，一是由于这两个名称反映现实比较准确。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1]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2]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 生活常识分享
鲍照（约415年～470年），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本籍东海（东海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但鲍照家乡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市）；一说上党（今属山西），可能是指东海鲍氏的祖籍。鲍照家世寒微，但很有志气，有一妹鲍令晖，也善文学[1]。他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鲍照26岁，据史载，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毛遂自荐，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之后，他终得赏识，获封临川国侍郎，后来也做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之类的官。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为此，胸中郁结着愤愤不平之气。后因宫廷内部斗争，死于乱兵之中。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 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孝武帝死后，文帝十一子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是为明帝。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 形成： 一个主要的就是东汉建立者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这就造就了第一批的豪门贵族。 发展：东汉后期，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造成了一大批的大地主。三国时期，由于战乱，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之王羲之和布偶 猫 您的位置:>读书笔记>关于《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之王羲之和布偶猫的范文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之王羲之和布偶猫 ：|发布：2016-07-0309:54 王羲之和布偶猫：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学到一个关于王书圣的成语，叫做“东床快婿”。这一段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世说新语笺疏雅量第六》：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妈的百度百科的断句也是醉了差点跟沟里）。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中小学的教科书一般都会说，郗太傅是听闻琅琊王氏子弟英俊才找人去挑女婿的，这就非常让人羡慕了。我字一向写的不好，对《兰亭集序》的十七个“之”字的写法没什么感觉，当时只觉得有性格就是屌啊，长得帅就是好啊，躺在床上就有老婆了，简直人生赢家。可惜自己就没这个长相…到大了多读些书，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没那么潇洒俊逸。 王丞相是王导，郗太傅是郗鉴，这是强势崛起的新门阀和南渡以来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之间的妥协。郗鉴在京口任武职，刺江州，不但掌握了建康的上游门户，还在荆、扬对峙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京口在南北朝是什么地位自然不必再说，江州则供给建康食米和兵源，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失去了京口重镇和江州，则南朝中枢令不出三吴，实力比方伯还不如。一旦江州倒向当时已不在王氏掌握中的荆州，对中枢的王导构成
致命的威胁；而郗鉴本人也需要保存实力以自重，他畏惧王氏的军事实力和声望，不可能彻底倒向荆州的陶侃、庾亮和流民帅。所以对于郗、王两大豪族来说，妥协是最好的决定。妥协的方式就是姻娅。 田余庆说得好，郗鉴嫁女，“先求族，再求人”。先选定了琅琊王氏，再从中择一子弟，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余地。实际上整个郗家，都是从琅琊王氏择取婚姻伙伴的。依我看郗鉴挑人的水平也就是个中平，王羲之书法自然没话说，可是政治水平就菜了一些。《郗愔传》“愔在临海，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我要是郗鉴，血都要吐出来了，娶了自己女儿的货，带着儿子一起玩儿旷达，修黄老之术。妈蛋玄学这东西拿来装点一下门面就可以了呀，郗愔将来至少要做个刺史，不干点正事怎么行呢？ 说起来郗太傅是东晋人物里我比较佩服的一个，郗家南渡之前默默无闻，甚至修家谱的时候都只上溯三代，是司马越王府的长史。如此寒微的身世，又没有兄弟帮衬，他一个人在南朝闯出了偌大名头，非但掌控江州、京口，还一度过江入主中枢。这样的人在后来还有一个，他叫桓温。这两个人真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即便是谢安也有同代的兄弟相互帮衬，并不是孤身建功立业的。所以说，郗鉴这货表面上弃儒从玄，实际是着力于事功，他会愿意嫡子郗愔跟着王羲之修黄老之术？见了鬼了。 有时候想想也觉得有趣，王羲之这个状态，其实很像是高级猫舍培养的布偶猫。本地就只有琅琊王氏这一家CFA认证的猫舍出品上等的布偶，郗家必须从这里选，于是郗坚选了看起来最好看的那一只，可惜王羲之虽然文采风流，却醉心黄老，他的几次政治判断我只能说……他也就是王导的侄儿，琅琊王氏的子弟，要不然这种只会和稀泥的老好人早就被人打死了。 布偶猫王羲之，参赛成绩不佳。 王献之和布偶猫： 琅琊王氏作为江左第一高门有多高，《世说新语·仇隙》说，“元帝用谯王司马承刺湘州，以遏王敦，为王敦弟廙所杀，多年以后，
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巩固和配合门阀统治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此，史学界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九品中正制一创立，就是为门阀统治服务的。如陈清泉、郑天禄在《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门阀士族的兴起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度又巩固和发展了门阀制度”，即持这种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起初“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魏末虽然有人出来反对九品中正制，但也只是反对中正与吏部分工不明，并没有指责专重家世之弊。一到西晋，人们议论便侧重于世族独占上品这一点上，九品中正制也是在这时不断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和反对。因而主张在曹魏时期，专重“家世之弊”至少还没有显著，西晋时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九品中正制才充当了门阀制度的工具。持此说者有唐长孺先生。 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的门阀化，我认为在曹魏之时注重门第弊病尚未显露。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制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由于门第不是定品的唯一标准，德才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故中正选举比较注重考察乡论，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随着以司马氏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把持政柄，中正的威权日益加重，无论中正的选任，还是选举标准的确定，都已呈现出明显的门阀化倾向，进人西晋，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创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保持汉代以来乡举里选的旧传统。早在汉未建安年间，东曹椽何夔就曾上言曹操说“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闻，使长幼顺序，无相瑜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曹操甚以为然。或以为何夔既云“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唐长孺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因那时的选举仍然按照汉代旧规，人物评价重在考察而非考试，理论上评价最合乎实际的必然是观察最全面的，那就是乡里”。不过，所谓乡里清议，一般都是咨询某些大族、名士对于当地人才的评论而已。由此可见，在汉末丧乱，人士流移，察举制度业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曹操尽管在政治上推行唯才是举，排斥清议的选举政策，但具体到选举任官时，仍然要兼顾到考察乡论的旧传统。因此，用人核之乡间，也就成了曹操统治时期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到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定品依然注重采择乡论。如《晋书·卫曦传》载或池述九品中正制初行时的情形时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可见此制颁行伊始，中正主要是根据乡里清议和宗族舆论，并非依据家世阀阅，来厘定品第的高低，并以此做为吏
《东晋门阀制度》以时间为线，氏族为章，讲了影响东晋政局的六个门阀士族，在最后又谈及了门阀制度的终结。整本书的脉络可以说是根据时间顺序，也可以说是根据东晋门阀士族“上位”的家族顺序来写。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读过以后让我觉得东晋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么多士族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上位，体会一下掌权的感觉，东晋又是个最坏的年代，哪个士族也没能顺利的一直掌权下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这个时代门阀政治的最佳诠释了。 以下为对应门阀士族表： 在整本书中我重点阅读是的是：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它分为： 一、桓温先世的推测 二、桓彝事迹杂考 三、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四、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五、简文帝遗诏问题 五个部分，首先作者在开篇依旧是先考证桓温其人的身世。作者由桓温篡位之后执意只置一庙，庙祭及于父而不及于祖这一点和孙吴的庙制相类比，说明桓温的家族很可能是“孤微发迹”。并且根据比较可靠的《世说人名谱》中桓氏第六世中名讳缺失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推测出第六世可能就是受刑被诛的桓范。并且从桓范的身份，才学，嘉平之狱事件以及桓范的名讳序次多方面考证，更加确定了其推断的合理性。同时又单写一节关于桓范郡望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桓范既出谯沛，又被曹爽所敬，所以被嘉平之变牵连也是必然的。 然后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桓温的问题，而是从其宗族开始写起，一是考证了桓温的身世，二是也有助理解后来桓氏在门阀政治中的表现。先写桓彝身世，通过其在《名士录》、《群辅录》中没有记载说明了桓彝在西晋并没有令誉。同时作者又通过桓彝的身世和年龄等证据指出了文献中有可能误记的地方（当然作者在整本书中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纠正
东晋的解释及造句 本文是关于东晋的解释及造句，感谢您的阅读！ 东晋拼音 【注音】：dongjin 东晋解释 【意思】：朝代，公元３１７－４２０，自元帝建武元年起到恭帝（司德文）元熙二年止。建都建康（今南京）。 东晋造句 1、对于东晋佛学与玄学的发展而言，支道林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2、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促进西晋简约清新的赋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东晋玄言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3、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代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他从小就刻苦练字，从不间断，以后又吸取了各个不同书法派的优点，形成他自己独特的个性。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东晋玄言诗和宋代说理诗歌的批评存在一定相似度。 5、直到东晋以后，由于江左偏安的局势与玄、佛思想的熏陶以及江南明秀山水对士人精神的慰藉与刺激，才促使山水游记的全面兴起。 6、它们互相争奇斗艳，共同推动了东晋小说的繁荣。 7、同时，由于山水序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恰恰使它成为最能体现东晋时代美学追求的文本样式。
8、东晋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阶段。 9、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 10、这一问题不仅是东晋玄学的困惑，也是此后中国哲学思想上还要激起广泛涟漪的问题。 11、征讨都督是在西晋末年出现的。在东晋时期，征讨都督为当时国家广泛使用，并且，在征讨都督的设置上，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12、以袁山松为代表的东晋地记作家，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3、东晋国家严格控制征讨都督的设置权力。 14、道教的内容和形式在东晋南朝有著极大的充实和发展，此时期的道教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团体。 15、东晋时期，青瓷、铜铁冶铸工艺，特别是金银饰品工艺，已形成较强的地方特色。 16、东晋时“大开鼓铸”，使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铁业。 17、关于《山海经》图的记录均是东晋以后的记载。 18、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19、《抱朴子内篇》是东晋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道教著作，其中保留了较为丰富的魏晋口语成分。 20、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 21、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514359254.html, 试析中国门阀制度的兴衰 作者：王瑜 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3期 【摘要】在由群众推动发展的漫长中国千年文明中，门阀制度被历史当做一种大胆尝试存在于汉王朝末期至隋唐时期五六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东汉末期到隋唐初期中国经历着第二个大的动乱时期，门阀制度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政治特征。因此了解门阀制度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关键词】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士族世族兴衰 地主阶级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时期的地主阶级也并不相同。所谓门阀，在史书中又称“士族”或“世族”。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知识文化。称“世族”是强调他们世袭做官。而这个有文化又有世 代为官的门阀阶层掌握了从魏晋到唐前期的国家大权。士族门阀由最初的豪强地主逐渐演变成掌握国家大权的世家大族到最后被王权与寒门碾压与其自身的腐败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门阀地主的发展开叙述，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补充和指正。 一、萌芽和形成 西汉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开始成熟，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另一个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政府以儒家经典的经籍、礼法为标准，逐渐成为取士的定制。人们以经籍为家学世代研讨，礼法也成为某些人家不变门风。这样，一部分地主富室与礼法结合起来，“经明行修”，就可以累世为官，从而形成了门阀地主。 世袭为官的门阀在西汉晚期已见端倪，但到东汉中叶以后才普遍。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门阀势族依靠自己几代家族做官的资本累积了一定的威望，对乡举里选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利，造成选拔官员首先要看族姓阀阅，就是注重门第家室。尤其是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优先。二是选举的官员并非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本族子弟，而是控制更多所选官员作为自己的心腹死党。于是出现了以自身为中心，以众多门生故吏作为维护的政治格局。因此，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又突出表现为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网。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表现出了垄断性质。但汉末时皇权较强，世家大族对官员的选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所以此时的门阀制度尚处于萌芽时期。 二、发展及鼎盛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世家大族势力大为膨胀，曹魏时期又确立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形成了按血缘关系区分来选官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史料总结 201411204姚大伟（中国近现代史） 对魏晋门阀制度的理解与梳理 前秦的统一376年——淝水之战（383年） 淝水之战后，姚苌回关陇，羌族反秦。“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晋书》卷一一五《符丕载记》 北魏的统一439年——瓜步之战（450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3——452），先后灭掉匈奴族夏赫连氏、北燕冯氏、北凉的沮渠氏等，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刘宋对峙，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450年瓜步之战后，刘宋的防线撤退到淮南，北攻南守的局面形成。 北周的统一577年——平陈之战（589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在位），572年杀权臣宇文护后亲政，于建德六年（577年）征讨北齐，破其都城邺城，俘北齐后主，统一北方。 仕宦、大户之家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自先秦以来，阅仅指个人仕途中的功劳。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有多人出仕为官，于是出仕者的阀阅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阀阅相当于门第。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东晋一代的政治史，大部分时间是表现为几个执政家族兴衰交替的历史。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关于这些大族的史料记载比比皆是。王导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领中书监等职，王敦任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荆二州牧等职。可谓权倾天下。（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王）敦与从弟（王）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1 元帝（司马睿）正会，引王丞相（王导）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2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元）帝畏而恶之。 既入石头（南京），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元）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3 1《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2《世说新语.宠礼第二十二》 3《晋书》卷九八《王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