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先后对美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从背景，内涵，代表人物，具体表现四个方面来系统的论述两者。
一·背景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特殊的历史，是一个殖民民族的历史。
从北美殖民地开始，这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之上的美利坚民族，不是以种族和宗教作为民族的标识，而是把共同的文化作为民族的认同。
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是英国清教主义、理想主义和新大陆移民拓植历史相结合的产物。
它以基督教文明为其道德价值基础，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为其核心，因其独有的历史而兼具多元、兼容、开放和自由竞争的特性。
那些从英国来的清教徒认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由此在美国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但实际上美国人是一个务实主义者，由此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最为发达，它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
上述两种思想反映到美国外交中便逐渐形成了美国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
从时间上来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以此为分水岭，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外交实践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945年，理想主义外交占统治地位时期理想主义外交始于“一战”结束，终于“二战”爆发。
代表人物是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主要观点有：重视道德：维护正义；主张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平；认为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保证世界和平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呼吁要在民主制度下，重新恢复美国领导的活力和信心。
早在1918年，他在国会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作为实现战后的“世界和平纲领”，其主要内容有：不搞秘密外交，提倡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取消贸易壁垒；裁减军备；“调整”殖民地；建立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是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的最后一点。
“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
2017中美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中美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希望你们喜欢!2017中美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篇1《浅谈中美关系》摘要：2010年，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如人民币汇率之争、对台售武之争、南海之争、美越军演之争、朝鲜半岛之争等等，这些事件说明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遏制的力度，每一个事件都有可能引发中美对抗甚至全面对抗。
本文通过反思2010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围绕中美双边关系，讨论新一年的中国外交应注重的节点。
关键字：中美关系国际形势中国外交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为创造良好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中美关系，中国在处理中美及国际事务中有几个节点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一、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当今世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国家，引领世界的发展，主导世界的重大事务，这是历史形成的现状，谁也无法撼动美国的地位。
一方面，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也确实让这个世界比较安全。
中国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要以大国的身份尽自身的责任，要在影响世界发展和安全的诸多问题上与美方合作。
当然，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不等于中国不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形象，拓展空间。
在美国无暇顾及以及不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领域和地域，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包括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军事的影响力。
二、牵制和制约1.利用中欧关系进行牵制。
中国与欧盟主要是经济合作，中欧关系受中美关系影响但中欧关系又能反过来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好，与欧盟也好打交道;中欧关系好，美国也会认真考虑改善中美关系。
在欧盟经济低迷时，中国应该出手救助。
美国科技公共外交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姚啸林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而科技是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一环㊂美国为巩固其科技霸权,积极开展科技外交,以便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㊂在中美竞争激烈㊁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的当下,研究美国为巩固其科技霸权如何进行科技领域公共外交实践的特征,对于我国优化科技外交的途径和方法㊁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乃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㊂为应对美国的科技公共外交战略,建议中国加快制定中国科技公共外交战略,建立和加强外事部门科技咨询网络,并加入已有的全球性政府科学咨询网络㊂美国科技公共外交政策的历史源流美国科技公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早始于冷战时期㊂美国科技外交网络的第一个科技办公室于1947年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成立㊂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在国外收集科学信息的指令,在美国驻西方国家大使馆内建立了科技专员网络㊂96科技公共外交在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后㊂随着国际格局进入 单极时刻 ,将科技与外交结合起来成为美国巩固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手段之一㊂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简称NSTC)根据行政命令成立,其四大职能目的之一便是 进一步推进国际科技合作 ㊂1999年,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增强对外政策中科学㊁技术㊁卫生等领域的全面深入了解:美国国务院的首要任务“,其中首次提出了科技外交这一术语㊂2000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报告‘科学和外交政策:国务院的作用“,规划了国务院在机构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科技外交的举措;美国国务卿玛德琳㊃K.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发布了备忘录附件‘科学与外交:加强面向21世纪的外交工作“㊂根据国家科学院的建议,国务卿科学技术顾问这一职位于2000年产生,并于同年通过立法编入法典㊂科学顾问可以直接接触国务院高层,并能够利用美国科学和工程界的大量技术资源,以确保美国的外交政策能够以证据为依据㊂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促使美国政府再次重视科学外交㊁跨境科学技术交流的诱因㊂当年7月,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成立科学外交中心,其宗旨是以科学和科技合作为手段,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和共同繁荣,尤其重视与 敌对国家 如古巴㊁朝鲜㊁叙利亚等国的科技外交㊂2009年,美国众议院提交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法案(HR1736),该法案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下面重建了一个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科学外交活动委员会㊂同时,通过提升‘2009年STEM教育协调法案“(HR1709),该法案提升了NSTC现有委员会的地位,以协调包括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㊁能源部㊁国防部和教育部等政府机构在内的科学㊁技术㊁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活动㊂07美国科技公共外交的演变及概念框架2008年之后,美国开始系统性地产生 科技公共外交 的概念框架㊂美国的科技公共外交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㊂第一阶段始于2008年,当时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发布了‘国际科学与工程伙伴关系“㊂2008 2018年,美国处在 后单极时刻 ,在这期间美国的科技公共外交以 向善 为核心㊂第二阶段的科技公共外交转向始于2017年,科技公共外交战略成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美国科技公共外交转而强调国家利益的维护㊂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做法是构建多层次科技联盟,加强与盟友和友好国家的合作,通过 友岸外包 等战略重塑供应链,增强技术管制,通过争夺科技规范和准则制定权来削弱对手㊁维持美国的科技霸权地位㊂201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举办会议,发布了‘科技外交新前沿:应对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㊂报告认为尽管 科技外交 仍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但可以被有效地应用于科学㊁技术和创新三个相关领域㊂其作用是:通过科学建议为外交政策目标提供信息(外交中的科学);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外交促进科学);利用科学合作改善国家间的国际关系(科学促进外交)㊂这一科学的公共外交分类法如今已被广泛使用㊂2012年,美国国务卿前科学技术顾问㊁国际政府科学咨询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Governmental Science Advice,简称INGSA)科学外交工作组主席沃恩㊃图尔基安(Vaughan Turekian)在社论中提出,国家希望通过科学来实现科学外交的部分或全部三个 E :表达(express)国家实力或影响力㊁为决策者提供(equip)支持政策的信息以及加强(enhance)双17边和多边关系㊂自2018年开始,在将中国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指导思想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外交官提出了更加功利主义㊁强调国家利益的新概念框架㊂2018年,美国㊁英国㊁日本㊁新西兰四国的外交科技顾问联名发表题为‘科技外交:来自内部务实的视角“的文章,提出了第二个科技公共外交的概念框架,界定了科技外交的三个新内涵:旨在直接促进一国国民需求的行动(运用软实力㊁国家安全和应急响应㊁经济增长㊁国家层面科技创新等);旨在解决跨境利益的行动(跨国界生态系统和资源管理);旨在满足全球需求和挑战的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跨国界共同挑战㊁未受国家监管的空间)㊂根据上述‘科技外交:来自内部务实的视角“一文,科学外交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㊂一㊁国家需求:(1)话语权/影响力/软实力/声誉:第二轨外交;双边关系;力量投射;发展援助;(2)安全:危机㊁紧急情况㊁灾难;条约的技术方面;威胁(例如网络);(3)经济:贸易;创新;标准和定义;(4)国家需求和能力:技术能力;获取专有技术㊁知识;国内科技创新发展㊂二㊁跨越国界的共同利益:(1)资源:跨界/区域问题;(2)标准和定义;(3)共享技术服务;(4)危机和灾害管理;(5)新技术的社会许可;(6)大科学㊂三㊁全球利益:(1)跨国界的共同挑战(如可持续发展目标);(2)不受监管的空间㊂2019年11月,‘科学与外交“杂志主编E㊃威廉㊃科尔格拉齐尔(E. William Colglazier)在世界科学论坛的 科学外交20年 主题演讲中表示,未来科学公共外交发挥重要作用的五个领域是:(1)推进军备控制条约,防止国家和恐怖分子可以使用的危险新技术扩散;(2)促进围绕快速技术27发展可能对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展开对话;(3)与关系疏远和冲突的国家维持沟通渠道;(4)加快实现全球目标,特别是全球环境目标;(5)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㊂另外,美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学与外交中心等更偏科学性机构的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倾向,则更注重在外交中加入科学性,或是让外交服务于科学㊂2022年8月3日,美国任命了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特使(U.S.Ambassador-at-Large for Cyberspace and Digital Policy)㊂在任命书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及设立该科技公共外交领域特使职位的目标:一是加强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框架,惩罚恶意藏匿网络犯罪组织的国家㊂二是促进公平竞争的全球数字经济,以及网络治理的开放透明的标准和多利益相关㊂三是推进数字自由和包容,对抗数字威权主义㊂2023年3月,美国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发布的报告‘新的美国技术外交政策“指出,美国应建立一个技术工作组来协调科技行动,它将像国际能源署㊁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样运作,以实现步调一致的科技垄断㊂美国的科技公共外交实践随着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美国科技公共外交的主要实践有以下几个方面㊂其一,美国政府致力于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加强科技与外交的直接联系,促进 政府科技化 和 科技政府化 ㊂从政府机构职能来看,美国科学院制订政治科学和技术奖学金计划,以培训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员,而美国的科学外交战略则侧重于促进公共和私人部门组织普遍参与科技事务㊂37其二,美国通过外交渠道促进科技合作㊂如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科技合作协议,推动科学家间的交流㊁合作项目和联合研究㊂美国发起了一系列科技外交倡议,一方面不断将科技研究人员纳入驻外使馆和其他外事部门活动中,另一方面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赴美工作㊂例如,全球科技创新倡议㊁杰斐逊科学奖学金计划㊁大使馆科学研究员计划㊁科学特使计划等㊂每年,这些项目都会为美国主要外交政策机构提供30 40名博士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网络来推进外交政策优先问题,包括跨地理区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㊁核安全和农业以及建立双边和区域科技合作㊂其三,美国通过构建国际科技合作机构和项目打造 小圈子 ,影响国际科技外交议题㊂2016年,美国㊁日本㊁新西兰㊁英国联合成立外交部门科技咨询网络(Foreign Ministries S&T Advice Network,以下简称FMSTAN),这是一个由在各国外交部工作的科学顾问组成的全球网络㊂该网络仅采取邀请制,打造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㊂FMSTAN也会与其友好组织 欧盟外交部科学外交协调员 (Science Diplomacy Coordinators in EU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等合作召开混合成员会议,例如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半个月,双方便召开了混合会议进行讨论㊂可见,美国推动类似机构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外交话语㊁实践和议题㊂又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其他国家的科技机构合作,支持跨国科研项目和合作研究㊂在技术方面组织国际会议,通过学术交流和研究项目等,倡导美国在技术标准的垄断㊁在技术政策上和其盟国的统一,以阻止中国技术反超㊂另外,美国也通过国际交流协议和项目笼络国际科技人才㊂比如,美国的国际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奖学金和洛夫洛斯奖学金等,支持外国科学家在美国进行研究和学习,吸引了许多优秀科学家来到美国㊂47其四,美国通过社会化媒体影响国内外公众认同本国科技政策㊂200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电子政府法案“,推动加强 电子政府 (E-Government)建设,同年建立的电子外交小组(Taskforce on E-di-plomacy)于次年改为电子外交办公室,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开展公共外交㊂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白宫㊁国务院㊁驻外使领馆㊁驻外使团和外交人员都纷纷开设社交媒体账户㊂另外,美国推行 互联网自由 ,渲染中国的 网络威胁 ㊂2010年,希拉里发表演讲称美国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点㊂次年美国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正式将 互联网自由 政策化㊂美国在对其国内互联网持续管控的同时,积极向其他互联网管控的国家施压,并增加拨款资助开发翻墙技术㊂我国应对美国科技公共外交战略的对策建议加快制定中国科技公共外交顶层战略㊂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纲要“对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做出了一系列规划,尤其指出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㊁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但是国际科技合作仍然不等同于科技公共外交㊂前者的目标是围绕科技进行国际合作,而后者的目标是以科技为核心和主体进行外交㊂目前,美国对华关系以竞争为主㊁中美科技交流遭遇重大冰封期;另外,我国的科技实力已有长足进步,已为科技公共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此,建议总体战略目标可以从科技合作转为科技外交,加强科技公共外交框架的战略性㊁人员队伍的外交性,以增进对国家科技安全的维护㊁巩固正常交流渠道㊁拓宽新渠道,在需要的时机和场合同美国科技公共外交进行直接的竞争甚至斗争㊂加强政府科技咨询网络㊂尽管我国有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来为国家重57大科技决策提供参考,但事实上,在诸如武器开发的传统国家安全议题范围之外,诸多话题都应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与㊂然而,外交政策制定往往过于关注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搁置了需要具有科学视野才能关注到的更新颖或更长期的问题,科学家并不被视为外交制定中的宝贵资源㊂同时,在混合战争威胁日益严峻的今天,仍缺乏向科学专业人士就我国面临的混合威胁(例如,电信㊁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展的武器化)进行定期咨询的机制㊂考虑到这些挑战,我国应使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政策规划,以便改善政策方向判断及现实落地的可能性㊂国家科学的公共外交政策制定将受益于政府以外的国家组织(如智囊团㊁协会和科学院)对战略的外部思考㊂建立外事部门科技咨询网络㊂我国仍然缺乏在外交领域的科技资讯相关机制㊂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设置科技顾问和科技资讯网络等实践,加强外交官队伍中科技官员岗位的数量和职权范围,构建我国自己的外交科技资讯网络,并有效联络科学界和企业界,以形成有效的科技服务于外交的能力㊂我国可通过轮岗或提供研究资金的方式增加外交部门短期科学家的数量,在发掘科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使科学界熟悉重要的外交政策考虑因素,从而提高外交部在科技问题上的知识水平,同时也使外交政策和科学界相互促进㊂简单来说,不能只在国家做重大决策时才咨询专家,而应让科学家全程参与广泛的国内及外事政策制定过程,让科学和外交人员建立伙伴关系和技能分享培训机制,从而为外交增加科学视野,促进新的跨学科政策制定过程㊂考虑加入已有全球性政府科学咨询网络㊂虽然美国为护持其科技霸权,建立了一系列相应国际网络,但仍有一些网络是全球性㊁中立性的㊂例如,国际政府科学咨询网络(INGSA)隶属于国际科学理事会,是一个跨全球不同科学咨询组织和国家系统进行政策交流㊁能力建设和研究的协作平台㊂67该网络旨在加强全球科学与政策的互动,以提高在国家以下㊁国家和跨国层面制定循证政策的潜力㊂再比如,由各国政府㊁联合国和学术界共同建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㊂对于这样的全球性㊁中立性组织,我国应积极加入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正如我国在过去50余年间不断扩大在联合国服务的人员队伍,遂在其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㊂姚啸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Vol .41 No .1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基辛格的《大外交》看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基辛格是美国前国务卿，《大外交》是作者基于多年外交事務亲身体验的经验，加上本人的丰富历史知识储备，并且运用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写作的最新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鉴于书中描述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美国外交风格前后的差异。
因此本文以《大外交》为基础，通过对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概述，引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几大影响因素，继而总结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实质。
标签：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因素；实质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定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一系列因素，学者们各抒己见。
为了更好地分析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一、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有一个发展历程，其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从1775至1897年间的大陆扩张时期、从1898至1945年间的海外扩张时期和从1946年至今的全球称霸时期。
从划分三大时期的标准的角度看，存在着三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策口号分别与美国的三个外交时期相对应，一是孤立主义；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遏制政策。
三种不同口号的提出都是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服务的。
具体说来，孤立主义基本上是大陆扩张时期的指导思想；门户开放政策是海外扩张时期为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而提出的；遏制政策是全球称霸时期为了全球称霸战略制定的，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情况下出现的[1]。
在美国的外交史上，政策口号的提出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并兼具实用主义性质，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某一地区或某一时间，决策人往往会给某一口号或政策以不同的解释，以便更好地推行该口号或政策。
诸如欧洲均势，对于均势的概念，欧洲各国根据自己本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发展趋势赋之以自己的解释，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执行相应的均势外交政策。
“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杜鲁门主义)与美国经济外交理论英国递交官方照会后，美国随即炮制了一份援助请求，由希腊政府于1947年3月3日正式向美国提交。
同时，美国国务院抓紧起草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方案。
杜鲁门亲自过问，要求既要强调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战略意义，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又要避免被怀疑美国是在争夺势力范围；既要针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反对苏联的扩张，但又要避免有对苏宣战之嫌。
1947年2月27日，杜鲁门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包括范登堡、马丁、康纳利、伊顿等来白宫商讨拟议中的对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与美国所承担义务的相互联系。
律师出身的副国务卿艾奇逊以烂苹果作比喻，指出美国必须帮助希腊、土耳其那样的国家维护自由和民主制度，原因是在过去的18个月中，苏联对伊朗、希腊北方施加的压力使苏联有可能在巴尔干获得突破，从而可以向三个大洲渗透。
就像一个烂苹果会引起一桶苹果都烂掉一样，希腊的腐烂会传染给伊朗和伊朗以东所有国家，它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传染给非洲，并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染给欧洲。
显然，艾奇逊的如簧之舌打动了国会政要，他讲话结束后，会场鸦雀无声。
范登堡表示受到震动，他认为援助希、土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极为严重的世界形势的一部分。
他认为国会应当支持政府，条件是总统向国会全体议员和全国公众讲明形势的严重性。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18分钟的讲话。
在这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首先详细论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以及需要美国给予援助的必要性，接着点出了美国对希腊、土耳其经济外交的真正含义：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一旦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所涉及的广泛含义，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逼迫的生活方式。
联合国的成立，旨在使所有会员国都能得到持久的自由与独立。
但是，除非我们愿意帮助各自由国家的人民维持他们的自由体制和国家完整，抵制谋求把极权主义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活动，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美国外交决策的龙头——总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对于这样一个豪门贵族，显然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的地方，其外交决策就是首先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
所谓决策，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出，由此在社会中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外交决策即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外交政策做出决定的过程。
而美国的外交决策自然是其对于外交政策做出自己决定的过程。
美国外交政策究竟如何制定然后付诸实行历来是一个比较争议的问题。
在外交过程中总统有多大的权利，国会有多大的控制，舆论和利益集团等各种因素对外交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决策的方式及其集中统一至何程度等，始终在各方存在各式各样的看法。
但我认为，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悟出一些本质，而其中最重要的决策角色无疑是美国总统。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模式分为：决策内圈，决策外圈与决策边缘。
决策内圈主要是指白宫，而决策外圈主要是指国会，决策边缘主要是舆论、利益集团等等。
决策内圈当然是总统处于核心位置，而其幕僚以及内阁成员主要由一种美其名曰“分赃”方法确定，简单来说，就是总统自己确定，决策内圈是又组织有法定形式的；而决策外圈的国会则是权利最大的，可以称之为钱袋，它享有条约批准权，立法权，拨款权，宣战权等，关于它为什么处于决策外圈，是因为其权利分散，情报等信息闭塞所致。
总之，事情越紧急，总统权利越大；反之，国会的权利越大。
而决策边缘主要指的是公共舆论，利益集团，政治文化等对决策的影响。
美国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项外交决策的形成常常取决于多个复杂的因素。
就美国的外交决策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不仅与参与角色密切相关，还与它整个执行阶段相关。
虽说它的决策核心是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的诸如国会，尤其是公共舆论等对其也颇有影响。
国会不仅和总统享有相等的外交权利，但总的来说，国会对总统的支持多于制约。
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样是必要地。
因为总统既然是一国之首，当然必须得有权利，这个权利不宜过大也不能太小，如若俩者相等，那么关键时刻是总统说了算还是国会说了算呢？所以，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有益的。
而关于外交政策而言，利益集团对其的影响必然比不上它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大。
因为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故同任何一个大国一样，影响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社会的多元性又增强了其外交的复杂性，使得美国外交决策绝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
我认为，其实也就俩个方面，国内方面与国外方面。
总统与国会以及国内的舆论，利益集团是国内方面的因素，而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所作的反应。
在美国外交决策史上，既要看到决策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所起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美国外交史上，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高层决策者都再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外交决策起着不同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而决策着个人的作用则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人格特征（个人信仰，道德观念，生活习性，个人爱好，个人追求等）和决策者在决策中的地位。
这些因素也间接决定了外交政策的方式与制定，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变化。
它们也同各项外交政策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之后，各项外交政策的实施又对各类因素起着反馈作用，再之后又促进新的外交决策过程，又重新影响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
而且，不得不说的是，无论是决定外交总方针或者制定某一项外交政策，各个因素一般也不是单独地起作用的。
它们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
某一项因素的作用也必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看对于美国的外交决策绝不能单一的分析。
但是，一般来说，某一项事物必然有其所谓的本质，所以对于某一项外交政策而言，尽管包含了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往往有最最主要的，这个最最主要的因素往往能够揭示事情的本质。
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显然是其国家的利益，它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而所谓的国家利益指的就是满足或者能够满足国家以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在整体上具有好处的事物。
所以，历届美国总统们毫不隐晦地谈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以此作为美国外交决策的行为准则。
纵观美国的历史，美国有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
诸如“安全”利益等等（比如1962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
而现阶段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言而喻自然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张。
所以，20世纪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卷入世界事务，目地就是增强自身的经济扩张，削弱他国的经济发展速率。
但是，尽管美国的外交决策总是离不开国家利益这个依据，某项外交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往往很难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客观标准来衡量。
这是因为国家利益是一种抽象的，难以用数据表达的东西，它与人们的工资等不同。
由于美国外交决策只是反映少部分决策者的价值观，所以国家利益也常常只是反应少数决策者的价值观，所以并不是少数人的价值观就真的符合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此外，由于决策边缘的舆论与利益集团往往也有自身的利益，这样使得外交决策实际上可能是多个利益阶级的某种相对平衡抑或妥协。
因此国家利益概念作为决策依据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
虽然美国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国会也时候也会处理一些或大或小的外交决策。
首先，美国外交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危机政策与非危机政策。
危机政策是指在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如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和著名的911事件等）；所谓的非危机政策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即未发生重大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
一般来说，外交政策由于是要反映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它的制定与实施同国内的一些政策相比具有高度的秘密性与统一性。
然而就某项外交政策而言，其统一程度是不尽相同的。
例如，当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它必要要求决策者做出迅速快捷的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最正确的决策，加之其秘密性，所以一般情况下，越是重要危机政策，越是由总统来亲自决定的，这时甚至连外交机构也被排斥在外。
而一般的非危机政策，不要求迅速做出决策的时候，一般都是国会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来决定的。
同时，由于非危机政策比危机政策更多地牵涉到国内各方面的利益，容易在决策边缘引起各方利益的冲突，加上它不具备危机政策那种突然性与紧迫性，因此它的制定也必然要求决策者考虑更多的因素，并且难以短时间内完成。
所以它的制定必然充斥着互相冲突的利益之争，是一个更为长久的过程，同时难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最重要的是，必须一再强调的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中心与关键人物是总统而非其他。
纵观历届总统，他们都是靠自己的行事特点来推动美国向他们所希冀的方向发展。
美国总统无疑拥有至高的权力。
总统是国家元首，虽然这一称谓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使得人们一提到美国，自然就会想到其总统，就像英国女王之于英国一样；但作为国家元首，总统也拥有一些具体实用的权力如赦免权，当年福特接班总统职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赦免前总统尼克松的罪责，而更诱人的是这项权力可以不受国会的制约。
其次总统还是政府首脑，也就是整个国家的CEO，这是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地方。
国家行政长官的职责就是指挥和监督各个部委和行政机构的运作，他们都要对总统负责，也要听命于总统，与总统意见不一时只有选择沉默或者辞职，然后到民间再去抨击现行政策，可见总统是行政部门货真价实的龙头老大。
之后是总统的立法权。
虽然宪法规定美国的全部立法权属于国会，但为了保持平衡，总统也变相获得了一些类似的权力，主要包括立法倡议权，也就是总统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主动提出一些立法建议，提交国会审议；其次就是立法否决权，也就是国会通过的法案要经过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但总统可以进行否决，除非国会以2/3的多数再度表决通过后就能直接成为法律，但是国会能够这样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与总统对抗的先例很少，毕竟国会当中还有半数左右的议员与总统同属一个党派，驳自己人的面子还是要慎重。
最后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总统的外交权和军事权。
虽然宪法规定外交权由总统和国会分享，但原则上国会一般会承认总统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主导地位，毕竟总统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外交决策也必须迅速高效的作出，一件事情国会那么多议员吵来吵去很可能会误事。
所以我们在电视中谈到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如伊拉克、伊朗、朝核问题时，总是可以看到总统或者其下属国务卿在那里指点江山，没有哪位议员能同样出风头。
至于军事权则更明显，宪法规定总统是美军的总司令，虽然只有国会才拥有宣战权，但总统完全可以各种理由不宣而战，美国建国以来总统派遣军队到国外作战有150多次，而由国会宣战了的只有区区五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由总统直接下令进行的，结果到打完国会都没招。
总统还拥有3大政治资源优势，包括情报控制，个人外交以及处理危机时间。
尽管美国有总统和国会俩个重要的外交决策“部分”，但总统无疑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
总统可以通过行政部门实现外交管理，包括设定外交政策的议事日程，顾问、幕僚以及内阁成员的任命和组织决策过程。
而所谓的顾问、幕僚以及内阁成员的任命均是由总统直接指定。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来影响总统的决定，但是，他们必须对总统有足够的忠诚，支持总统的决定，否则，他们离离职不会太远。
当然，总统在处理危机政策与非危机政策也不尽相同。
但总体来说，美国外交政策是一种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体质。
在看过“惊爆十三天”后，对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更有了深刻认识。
虽然国会和总统分享外交权利，但总统的作用在危难关头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比如影片中描述的：美国情报员无意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可能正在策划一系列对美国不利的措施，消息传到白宫，立刻引起了美国一连串的恐慌，幸好当时的美国总统能够沉着应对，就这样，当时世界上俩个超级大国的核竞争得以和平解决，也多亏了美国总统的英明决断，即使当时的国会，当时的大部分将军都主站，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避免开战，才完美和平的解决了事件。
至此，国与国之间才建立了总统直接对话的门路。
可见，总统对于危难时刻的决策是多么的重要。
显然，历届美国总统做出的外交决策不尽相同。
诸如1918年的“威尔逊主义”，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中，主要强调下列目标的实现：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
还有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的急剧转变，其对全世界的影响相当于1823年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欧洲殖民主义支配的门罗主义。
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方面对苏联控制地区与苏俄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
“杜鲁门主义”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被学者认为是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向恐怖分子战争决心时，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牛仔式的“布什主义”，所谓的“布什主义”，是指布什政府从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出发，奉行“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在对待恐怖主义和谋求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策，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上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部署为基础，采用强硬和保守的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