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道士塔》优秀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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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道士塔》优秀教案
高中语文《道士塔》优秀教案
高中语文《道士塔》优秀教案一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作者余秋雨。
2、了解有关敦煌文化的一些常识。
能力目标
准确筛选信息,提高阅读学者散文的能力。
德育目标
培养学生爱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意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责任感。
【教学重点】
1、领会文章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和作者语言运用所反映出的激情。
2、学习叙事评议有机结合的写作特点。
【教学难点】
1、从课文中找到依据,把握全文的感情基调。
2、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语句,分析作者的观点和感情。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敦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是一个富有的地方,那里有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由于历史上一时的“疏忽”,便铸成了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祖国的灿烂的文化遗产,被一车车,一队队载入了“异国他乡”。哪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为之怨愤,为之心在流血?今天,我们学习学者余秋雨的《道士塔》,随同作者一起去重温那段伤心的岁月吧!
二、介绍作者余秋雨和背景知识:
出示投影: 1、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当代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艺术创造工程》《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的中国大陆首都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2、背景知识介绍
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
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内藏写经、文书等文物4万多件。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24箱,绘、绣佛画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5箱写本,两次共掠走遗书、写本1万余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精品,掠走5000件。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朗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又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所有这些损失,大部分都与当时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有关。王道士,即王圆箓,原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当时的情形是,王道士对于敦煌的一切毫不珍惜。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清晨,他发现了藏经洞!但他对于藏经洞中宝物的价值一无所知。随意拣来送人。后来,外国人知道了,用了很少的钱就从王道士手中盗买走了其中的大量宝物。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即是根据这一思路行文的。
三、把握思路:
1、从写作的角度入手:假如是你写,当如何写?
较可能的思路:
道士塔→王圆箓其人→他是敦煌文物受到极大损失的罪人→启示(加强保护文物意识等)
2、从阅读的角度入手:余秋雨是怎么写的?(学生概括)
学生自拟各节小标题
第一节 敦煌罪人,民族悲剧
第二节 愚昧无知,毁坏文物
第三节 贪图私利,出卖文物
第四节 牢记耻辱,加紧钻研
道士塔
道士
启示
不妨我们还可作更具体分析:
第二节,王道士“愚昧无知,毁坏文物”的举动有——涂壁画(9)、毁雕塑(10)、塑天师(10);第三节除写了道士“贪图私利,出卖文物”外,还写了中国官员“放任不管,私占文物”以及外国冒险家“欺骗掠夺,抢占遗产”的事实,以及自己“痛苦的呼喊”(11)、沉痛的“叹息”(26)与深深的“恨”意(28)。
注:括号内序号为自然段序号。 思路与我们大致相同。只是揭示悲剧的原因更全面,“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悲剧的原因还有当时文官的昏庸、人们的愚昧与国家落后以及外国冒险家的欺骗掠夺;启示自然也更丰富、更深刻,最后一段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四、赏析语言技巧,感受悲凉情感。
这篇文化散文不但有深邃的反省,而且有浓郁的诗情,字里行间,活跃着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可从以下三方面赏析诗化的语言,感受作家的诗心。
1、刻画生动形象,复活历史场景。
作者用诗意的笔触刻画历史人物,描述历史事件,再现了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场景,使之成为情感的载体和抒情的媒介。
例1: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看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
例2:当几面洞壁全部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
赏析的过程中,注意如下几点:
作者依据史实,发挥了丰富的想象,运用“示现”的手法,描绘了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复活了史料。
作者居高临下,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王道士的性格、心理、行为、动作,在王道士身上寄寓了对历史悲剧的反省和批判。
王道士怀着老农民的心理,把洞窟看成他私人的“宅院”、“农舍”;以道士的眼光看中座的塑雕,嫌弃它们的“过分惹眼”、“过于招摇”、“有点尴尬”。从作者平静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到愤怒、痛心和无奈,能看到王道士背后作者冷峻的表情和严厉的目光。作者没有纯客观地叙述史实,而是投入了浓厚的情感、深邃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把枯燥的史料变为生动的情事,把愚昧、狭隘的王道士变为历史小丑的典型形象。这种寄寓了情思的意象化的描述方法是诗的笔法。杜甫《石壕吏》中的“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白居易《卖炭翁》中的“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都运用了这种不露声色的描述方法。
2、涂抹感情色彩,注入浓郁诗情。
作者以情感为他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着色”,把“景语”变成了“情语”。
例1: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只是一片惨白。
例2: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赏析过程中,注意这两个例子和前面两个例子的区别。前两例融情入叙,作者的感情并不直接外露,像诗歌中的“无我之境”。这两个例子较为直接外露地表现了作者鲜明强烈的自我感情,应属“有我之境”。
“惨白”既写洞壁和泥塑被石灰粉刷后的颜色,也写作者悲惨的感受,是景语也是情语。“脑中也是一片惨白”直接表达鲜明强烈的自我感情。
“凄艳的晚霞”象征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滴出的鲜血。“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以议论的方式直接表达作者对国家流失的沉痛,对外国文化强盗抢掠行为的愤慨。
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两首诗都写出了“有我之境”。“逆风吹浪打船声”,“暗风吹雨入寒窗”,两句景物描写都以诗人的情感着色,成为“情景语”。
3、闯入规定情境,突出自我形象。
作者打破时空限制,直接闯入规定情境,和古人对话,当面表达强烈的愤慨。 例1:“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呀,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例2: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这是一种似乎写梦境幻觉的诗歌笔法。作者恨不得直接干预历史小丑和文化强盗的犯罪行为,所以闯到规定情境里来了。也只有这种写法,才能表达作者极度的痛苦、惋惜、愤懑和无奈。抒情主人公的呼喊和哭诉,给人强烈的感染和震撼。
五、难句理解:
1、“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莫高窟艺术和文物代表“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是东方艺术的瑰宝。研究敦煌艺术和文献在国际范围内已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研究——敦煌学。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被外国冒险家掠走,灿烂的文化蒙满尘垢,珍贵的文物横遭劫难,国家的主权丧失,民族蒙受耻辱,直到今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型胶卷”。这确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2、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王道士破坏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雕,罪不可赦,特别是为了极少的钱财盗卖敦煌文物,使大批民族文化瑰宝被外国冒险家骗走、掠取,酿成巨大的民族悲剧,更是罪不容诛。王道士确实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但尽管是王道士的愚昧成全了外国文化强盗的欺骗和掳掠,也不能由他承担破坏莫高窟文物的全部罪责。因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肩不起这笔文化重渍。王道士是那个时代统治阶级造就的怪胎,是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这个既不懂得文物的价值,又不懂得爱国家爱民族的愚不可及的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是制造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上小前的小丑。
3、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 ——“极基本的前提”指的是莫高窟的珍贵文献和无价宝物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的国宝,应当永远属于中国人民,任何外国人无权占有。骗取、掠夺、占有中国的国宝,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斯坦因之流在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中故意“遗忘”这些极基本的前提,实际是有意掩盖他们狡猾、无耻的强盗行径。帝国主义强权是莫高窟悲剧的外部原因,帝国主义冒险家是敦煌文化的罪人。
4、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此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
——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糟蹋文化遗产,为列强掳掠我国国宝大开方便之门,是酿成民族悲剧的根本原因。昏庸腐朽的满清政府,不采取任何保护文物的措施,竟让根本不懂得莫高窟价值的王道士把持莫高窟;封建官僚不但不保护文化遗产,反倒窃取、糟蹋敦煌文物。封建统治阶级是莫高窟文化劫难的千古罪人。
5、“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作者借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表明中华民族的屈辱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中华文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非王道士时代所能比拟。话语中表明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