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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第十一次科研评奖结果揭晓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第十一次优秀科研功效评奖活动，经各教研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初评推荐、各学科组评议、校(院)学术委员会全部会议评定，最后报校(院)委员会批准，已圆满终止。
本次评奖共评出优秀科研功效(含高作、教材、论文和调研报告)113项。
其中一等奖21项、二等奖43项、三等奖49项。
同时本次评奖还评出校(院)特优科研工作者3名、优秀科研工作者11名、科研工作组织奖单位3个。
特优科研工作者：
黄铁苗段华明吴灿新
优秀科研工
郑志国杨文赵祥许桂灵周峰袁友军张谨
王玉明谢仁寿龙秋霞杨平
科研工作组织奖：
经济学教研部哲学教研部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战略研究所
优秀科研成果奖名单。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杨芳（）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
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
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
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
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7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一、中国：悄然兴起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史学危机”已是谈论了多年的话题，在一次更甚于一次的商业化大潮中，专家的呼吁不过如几只“泣血杜鹃”的哀鸣，根本无济于事。
然而，在大洋彼岸只有200 多年历史、也是世界上最为商业化的国家美国，道格拉斯·诺斯却名噪一时。
他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5 年3月，诺斯教授应邀来华，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
光明日报以“中国过渡经济学诞生”为题作了报道。
诺斯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1989 年，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斯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知晓；1991 年，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中国两家权威出版社出版；1994 年，他的新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也在中国出版。
至此，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成名知名人物。
在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及经济史如此之冷，而诺斯却如此之“火”，的确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那么，中国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很明显，诺斯在中国走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处在改革过程中，处在由传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用诺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处在“制度变迁”中，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某些颇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诺斯热”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传统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史：是远离现实的“学问”吗？中国改革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呼唤过渡经济学产生。
这就是“诺斯热”的原因。
然而，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自己的不可割断的历史有关。
正如诺斯反复强调的“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1〕。
然而，可悲的是，诺斯的学说，被中国经济学界所重视的，仍只是他的“经济”而不是“史”。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对中国的现实意义诺斯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分析长期制度变迁的框架,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是诺斯对制度研究的系统总结。
诺斯的结论和研究,不仅涉及到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对当今中国更有实践意义。
标签：诺斯制度变迁中国诺斯把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供求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制度的变迁。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制度变迁理论。
把诺斯的制度变迁引入中国近二十年,中国学者从介绍、传播新制度经济学,转向分析和研究,并应用其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1.制度变迁的定义。
诺斯给制度下了定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
制度变迁包括制度创新。
2.制度变迁的原因和条件。
诺斯从相对价格变动中去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
诺斯认为农奴制度的兴起是由于土地丰裕而劳动力短缺,因而建立一种农奴——领主契约是有效率的,随着人口增长,要素价格发生变化,于是封建制度逐步瓦解。
诺斯根据成本受益分析方法,只有当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其产生的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能实现,反之,制度变迁将受到阻碍。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
潜在利润就是指外部利润,是指在现有制度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
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风险的分担。
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的要求,以及实现外部性内在化、降低交易成本,经济组织有必要进行创新。
诺斯断言大多数都是风险的厌恶者,如果有能克服风险倾向的制度创新,制度就会发生变迁。
3.制度变迁的路径。
由于市场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按过去的选择一直进行下去而不发生改变,可能一个偶然事件就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
解析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制度供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然而，政治改革在中国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内在依据以及政治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本文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治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一、政治制度供给的经济理论分析以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包括执政党)不断适应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严格意义上讲，政治制度供给是制度供给主体适应社会利益需求的变化，提供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以替代原来的政治制度安排。
原来的政治制度安排之所以被替代，是由于在其制度框架内，利益需求的主体已经很难获得新的利益，甚至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其利益不能达到最大化。
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以满足利益需求主体的新生利益。
以此分析，政治制度供给则是满足社会利益需求的过程。
政治制度供给受政治制度需求的约束。
就其实质来看，政治制度需求来源于社会利益需求，它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状况;一般而言，政治制度需求受外部条件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就外部环境来说，比如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改变、甚至战争威胁、遭受侵略等外来因素，都可以引起一国政治制度需求的改变。
但根本性的因素还是国内条件，经济变革、经济增长，利益关系的变化，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新的政治制度需求发生。
经济是基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会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制度需求。
当然，社会经济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并不是以一种直接方式，而是通过一种中介结构来实现的，这就是社会的利益结构。
摘要：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
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的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的推动新的制度均衡。
关键词：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均衡制度供给陷阱制度缺失一、制度均衡的一般分析（一）制度均衡的内涵及特点制度供需均衡是指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要的均衡点，在制度供需均衡时，制度供给者没有制度供给的愿望，制度需求者也没有需求的冲动，制度供需均衡又简称制度均衡，处于均衡时的制度就称为均衡制度。
它有两个层次涵义，一是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满足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二是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满足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在制度均衡时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也不存在制度供给过剩的现象。
1、制度供需均衡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偶然现象。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d.c.north,1990）。
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
可见不管是诺斯教授还是林毅夫教授的制度变迁定义都表明，是先有潜在的获利机会，才有制度供给，而潜在的获利机会本身就是一种制度需求，也就是说先有制度需求，然后才会有制度供给，这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所以说制度供需均衡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现象，换句话讲，也就是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变迁的常态。
2、“不均衡-均衡-不均衡”反复循环构成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利润的机会，也就是社会微观主体追求制度供给过程，当需求得以满足后，在这一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上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这一平衡是暂时的，又马上会出现新的获利机会，微观主体也就会有新的制度需求，均衡状态被打破，直到下一均衡的再次获得。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引言：制度是指一系列的规则和规范，它们约束着社会和经济的运行。
而制度变迁是指这些规则和规范发生改变的过程。
制度变迁在经济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关于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的理论体系。
它强调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影响着经济的效率，而制度变迁是通过改变规则和约束来提高经济绩效的关键途径。
新制度经济学关注于两个核心问题：制度的起源和变迁，以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对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社会演化和博弈的结果，而非人为的设计。
制度变迁通常发生在制度的内外部压力和变革驱动下，它可以通过政治改革、法律变动和经济转型等方式实现。
对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多种解释。
首先，制度可以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
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合作与协调，从而增加经济的产出和效率。
其次，制度的完善可以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
一套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创新激励机制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最后，制度还可以影响经济的分配效果。
不同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不同的财富分配格局，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一种非线性和历史依赖的过程。
它认为现有的制度和规则往往根植于过去的选择和路径，难以轻易改变。
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制度变迁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效率的问题，还涉及政治、历史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通常遵循特定的路径。
一旦某一路径被选择并固定下来，它将会对后续的选择和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是因为制度变迁面临着一系列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参考资料：巴蜀论文网：/博客：/u/2932658050投稿邮箱：whlunwen@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创新【摘要】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创新，是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思考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绩效十分明显。
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改革创新绩效，必须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多获利机会促成制度变迁行动集团形成、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互补作用等问题。
【关键词】制度变迁改革创新制度变迁理论及制度变迁模式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利用主流经济学“话语”分析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形成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因其见解的独到性和理论的创新性迅速在许多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制度”的概念，目前在学界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学者们普遍采用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即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①在诺斯的定义中制度用的是“institution”，而不是传统惯用的“system”，由此可见，诺斯所定义的制度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规章制度等正式规则，而有了更加宽泛的涵义，它还包括各种习惯、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
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过程首先是需要形成制度变迁的第一个行动集团，他们提出关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并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和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这个行动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在第一行动集团的影响之下，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相较于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起次要作用；最后是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②我们由此可以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需要形成制度创新的行动集团去实现对原有制度的重新调整，并使之发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变。
制度变迁模式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其认为主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模式。
·理论经济·制度供给理论述评经典理论演变与国内研究进展姚作为1,2,王国庆1(1.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2.广东行政学院管理系,广东广州 510053)摘 要:制度变迁历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命题,而制度供给理论则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制度供给理论。
以科斯、拉坦与诺思为代表人物的经典理论,运用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根据交易费用范式,从人的有限理性的角度与主体创造性出发,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供给理论。
国内学者在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集体主义的方法,重视分析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制度供给的影响,结合中国国情,禀承传统文化神韵,在批判与继承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可喜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制度供给;制度变迁;模糊产权;非正式合约;交易费用;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5)01-0003-06 作为重要的议题与直面现实的需要,制度变迁一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焦点问题。
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围绕着理论的逻辑与实证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制度变迁模型。
以下拟以制度供给理论为核心,在回顾国外经典理论与梳理国内学者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力求采取兼收并蓄的分析方法,对制度供给理论做一个简要的述评。
一、制度变迁与制度供给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1]它有助于抑制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人们易于形成可预期的行为范式与利益激励机制,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
制度包含三个部分,即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2]其中正式制度是指由政府制定的影响经济交易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与行为规范;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来源于民族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与意识形态等因素。
而实施机制则是指为合作者提供信息,监督规则的执行情况,从而保证规则实现的一套方法。
通常来讲,以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的进程就是制度变迁。
在众多关于制度变迁的定义当中,以诺思与戴维斯的解释最为学术界所接受。
他们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一书中不仅提出了一个比较成型的制度变迁模型,而且还创造性地区分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
[3]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乃随着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其实质就是在一定制度环境下所进行的制度安排。
在这里,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
制度安排则是用于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一种安排。
人类经济交易活动的复杂化与层次化,给经济社会活动带来了不可测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
而制度安排的作用在于界定出一套有序的关系,以使经济活动中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稳定和可靠,从而增加人们对经济变化的预期能力以及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行选择的能力。
[4]制度供给就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提供的法律、伦理或经济的准则或规则。
[5]从制度的影响范围来看,制度天生就存在外部性问题,制度安排也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
通常,并不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特意地区分开来,毕竟制度变迁是在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影响下得以实现的,因此对制度供给的研究必须放在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的分析模式中来进行。
收稿日期: 2004-11-10作者简介: 姚作为(1964—),男,浙江永康人,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广东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消费者行为研究;王国庆(1961—),男,河南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运作管理。
第26卷 第133期2005年1月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THE THEORY AND PR ACTICE OF FINANC E AND ECONOM ICS Vol .26 No .133Jan . 2005二、制度供给的经典理论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开创性工作是由诺思完成的,而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变迁问题的第一人是拉坦。
但为他们打下坚固理论基石的人物则是科斯。
虽然前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制度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制度供给问题,但从需求与供给的辨证关系来看,对前人文献进行回顾,不仅有利于重新探讨分析制度问题的角度,寻找制度供给理论的历史渊源,而且有助于澄清理论中的谬误,把握演进的方向。
科斯是较早运用“成本收益”框架研究制度与制度变革的学者之一。
他在1960年《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率先运用“交易费用”范式对经济活动中的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制度安排的出台,即使是无摩擦成本的极端情况,均需仔细地斟酌其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产权制度的确立则为成本收益的计算找到一个现实的承担实体与面向未来的激励机制,只有当新的制度安排带来的收益超过新制度产生的成本或者旧制度安排的成本高于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时,制度供给才可能发生。
[6]这个分析确认了交易费用在影响制度安排的选择中的重要地位。
[7]拉坦1978年将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引进到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中,运用科斯的思想,从供给的角度填补了制度变迁理论的空白。
他指出,之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从未试图建立过制度供给的理论,并批评仅从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片面性。
在他看来,制度变迁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与创新成本,“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就会右移”。
[8]但仅有知识的积累还是不够的,有时制度设计与实施成本的高企足以扼杀制度创新于摇篮之中。
拉坦等进一步提出了国家作为“官僚”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他们认可政界人士的利益追求,并将其边际成本与收益融入到制度供给的分析框架之中。
由此可以推断,当预期收益超出预期成本时,政界企业家将有足够的动力运用诸多政治手段来推动制度创新的供给。
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创新的进程中,存在着社会、个人、政界企业家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多次的多重的利益博弈,使得制度的供给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9]道格拉斯·诺思是制度供给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在与戴维斯共同撰写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运用“制度认知”的范式对制度变迁的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3]之后在继承拉坦等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多本著作的出版,提出了制度供给分析框架,[2]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
他的分析思路是: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和个人偏好的改变会诱使外部利益出现,从而形成制度变迁(供给)的需求动力,而效用标准的改变(缘于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影响会促使个人偏好的移动,帮助形成制度变迁(供给)的义理动力。
但制度供给的进程需要供给主体来推动。
显然,主体的知识结构与对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的认知决定了制度供给的实际状况。
[10]考虑到个人主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无法避免的“搭便车”行为,诺思把国家纳入到制度供给的范式中,把其看作是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认为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会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保护”以及借助手中的行政力量来促进部分或根本的制度创新。
诺思为解决个人选择中的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又提出意识形态假说,试图以此来凝结社会的集体行动意志,润滑制度变迁的艰难进程。
他还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差异。
他认为,一个国家现行的制度决定了制度变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最终会左右未来的制度演变路径。
他还尝试从总体上来分析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对制度供给的影响。
通过对经典理论的回顾可以看出,自科斯到拉坦再到诺思,制度供给理论日趋完善的历程中一直隐含着两条演变脉络。
第一条脉络规定了理论的主要研究思路,即“制度人※契约关系的联结(组织)※交易费用※清晰的私人产权※外部性收益的存在与“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制度变迁”。
显然,这一思路以个人为研究主体,重视个人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地位,强调私人产权制度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影响,推崇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决策过程,但也不否认制度供给过程中存在着“集体行动”选择。
第二条脉络则重视对影响制度变迁(供给)的扰动因素的分析。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思路,个人基于自利的原因会自发进行制度创新,但“搭便车”行为等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方向。
为解决这4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5年第1期一问题,无论是科斯的“成本收益”范式还是诺思的扩展分析框架,均注意将道德意识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作用囊括在内,尤其是诺思更强调通过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催生制度内的激励,期望经济主体更多从利他与自利相容的角度,来推动制度供给。
当然,应该看到,诺思把意识形态对个人、集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看作是单向的、渐变的,而忽视国家、统治集团对意识形态所可能采取的突变式调整的效应。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典的制度供给理论属诱致性制度供给理论,其对法制健全与产权制度的要求,削弱了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问题的解释力。
而诺思将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引入到现有的制度供给模型中,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思路。
三、制度供给理论的国内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疑经历了巨大而又艰难的制度变迁。
国内学者在这一得天独厚的研究土壤中辛勤耕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改革面对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
国内学术界对制度供给理论做出贡献的学者有许多。
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性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以下仅就林毅夫、李稻葵、陈建波、杨瑞龙、周业安、孙天琦及邓大才等人的理论进行重点分析。
在中国,对制度供给理论的探究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的自上至下的集中决策体制的基础上,也必须考虑传统文化与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人行为的影响。
林毅夫1989年发表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基本上考虑了以上两个条件。
他汲取拉坦、诺思的理论精髓,结合中国的国情,将制度供给科学地分成诱致性供给与强制性供给,并对两者的变迁动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1]他还对国家在制度供给过程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的探讨。
他认为,国家作为具有有限理性的拟人化的统治者,有自己的利益需求。
如果变迁的结果会侵害到统治者的利益或危及其生存,即使制度变迁已无成本上的限制,国家依旧会维持无效的旧制度。
李稻葵的贡献在于重新检视了科斯的产权制度的运行背景,提出了产权制度必须适应其生存的制度环境的重要论断。
[12]他1995年通过对产权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存在不同的产权制度,并均能有效地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他对独具中国特点的以关系为基础、地方政府参与制定的“非清晰”产权的分析,不仅发展了科斯的产权理论,而且推翻了西方理论界关于“只有界定清晰的私人产权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制度”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