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

引 言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 国良策，在寻找中国“富强之原”时，许多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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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盯住教育，他们深感战事的失败，原于教育的落后，于是纷纷上书、 进谏，要求改革旧的教育体制。严复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立政养才、 移风启智是治本之举，他认为中西之间之所以存在差距，是因为人才匮 乏，“人才因之以稀，社会因之以陋。”［１］他主张取消无用无实的旧学，用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新式人才，以适用社会的需要。他说：“中国此 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让之间， 庶他日学成，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摩。”［２］因此他极力主张推 行教育改革，创办新学校，培养新人才。康有为则强调：“泰西之所以富 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任何一个国家，“才智之民多则国 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３］；“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 开而才足”，“民智而国富以强”。［４］在他看来，“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 火之急”，因而在奏折中恳请皇上：“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 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 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５］梁启超则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 中着重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６］观察国内， 他认为民权兴衰与民智高下成正比，因而“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 为第一义。”［７］放眼世界，他也认为列国纷争，根本在于人才竞争，“胜败 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８］归根结 底，梁启超把兴学养才、广开民智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刘坤 一、张之洞联名发出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他们主张“窃谓中国不贫 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 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 之果力，休邦致治，非人无由。”１９００ 年和 １９０１ 年，中国社会又经历了 从义和团到八国联军的强烈震荡。１９０１ 年 １ 月，迫于内外压力，西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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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彻底切断了绅士阶层与国家在制度上的关联，进一步促使绅士阶层的 分化，同时也为市民群体建立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条件。科举 制的废除，加上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败以及国库的空虚，使士绅失去其优 越地位，其特权也大大削弱；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 领导城市社会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富有创新的重要作用。在这种 背景下，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的融合也更 加显著了。１９０４ 年初，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各省设立商会， 到 １９０５ 年，全国共创设商务总会和分会约 ７０ 个，以后逐年增长。工商 资本家阶层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之后，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 响得到了加强。１９０５ 年发生的反美爱国运动便是商会成立后，商人阶层 与市民群体中其他分子一起进行的第一全国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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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过去八股经义一类的教学科目变为近代学校中的许多社会科学及 自然科学的课程。以往的教育，经义诗赋、做八股文，讲究楷法，将文 人士子的全部精力束缚在读经制义和诗赋帖括上。康有为痛诋科举“非 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 先秦诸子，戒不得观。”诸生荒弃群经，读书只守兔园坊本之陋说，解义 只尊朱子，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 进士，翰苑清才；而意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 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１１］而 近代学校教育，打破了科举教育中只培养封建官僚的局限性，广开民智， 造就农、工、商、矿、兵各个方面的专门人才。京师大学堂最初的功课 设计，除了有经学、理学、诸子学等传统学科外，有逐级算学、初级格 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和英法德俄日诸国语言 等普通课程；又有专门学，其列入专门学的课程有高等算学、高等格致 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 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十种专门学。要 求学生普通学卒业后，每生各占一门或两门专门之学以造就有用之才。［１２］ 江南储才学堂计划使学生“分习英、法、德、日四国语言文字精通，仿 照汉儒，分治律例、赋税、舆图、翻书、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化 学、汽机、矿务、工程、各国商务、中国土货、钱币货物诸学”［１３］江南 时务学堂功课分为普通和专门两等，其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 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掌故学和格算学。［１４］
在清末十几年中，绅商作为一个最有影响的新兴势力崛起于近代中 国社会的舞台上。１９０５ 年，清政府颁布诏书，正式宣布废止科举考试， 从而给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划上了句号。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官 僚政治的支柱之一，与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连。它的废除，导致 了中国社会中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对市民“预约变法”的上谕，开始了晚清最后 十年的“新政”。在教育体制方面，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广办新式学堂， 引进西方近代学制；革新教育内容，“兼习中学西学”；“参用泰西学规”， 广设大小学堂，构成了清末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教育在整个社会 系统的运行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社会系统的发展具有塑造和再塑 造的功能，因此，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必然会对其后的整个社会系统 的运行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３、这些新式课程内容主要是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进入新学堂 的士绅，由于知识结构的更新，走向社会后，只能在工业化或近代化水 平较高的大城市，才能寻找到适合自身专业知识特点的职业和社会位置。 科举制的废除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使以往士绅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 一只脚稳稳扎根于农村的现实不再成为可能，这样，士绅们不得不全身 心地投身到城市生活当中来。清末广东谘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 １７％，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 ３０％。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 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 ３３％。［１５］
内容提要 清朝末年，迫于内外压力，清统治者实施了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项内容 在内的一系列的改革。本文仅对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的社会影响加以论述。在以往 的有关于清末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主要侧重于是否有利于清朝政治改 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教育体制改革对整个社会 的变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社会结构方面、社会革命方面、社会风俗方 面、社会心态方面的一些变化当中深入分析教育体制改革在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 用，从而让各位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 响。
内容提要 引言
目录
一、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市民群体的产生和发展 （二）、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推进了职业结构的转变 （三）、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家庭关系和家庭基本功能的转变
二、对社会革命的影响 三、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一）、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婚姻习俗的演进 （二）、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了服饰方面的改革 四、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一）、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社会心态由保守趋向于求新 （二）、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知识妇女解放心态的增强 结束语 注释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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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和发展 市民群体在这里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 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上海有 学者把近代上海市民分为四个层次：１、资本家，主要来源于买办、进出 口贸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绅商。２、职员，主要来源于三方面： ⑴凭籍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⑵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⑶本世 纪二十年代后，成批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各种社会职业。３、产 业工人，主要源于农民，市民和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 由乡民汇集而成的市民群体，带有较多的乡民色彩。４、苦力，主要指苏 北逃荒来沪的农民，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首先，教育体制的改革，加剧了农村精英人才向城市的转移，从而 为市民群体的来源奠定基础。 从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富有的士绅和地主在战乱和灾荒压迫下，纷纷 向城市迁徙。随着城市近代工业，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兴起，乡 村士绅向城市的流动逐渐加剧，到科举制度废除后，举贡生员则被迫进 入新式学堂接受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学教育，而这些新式学堂大部分集中 于城市。教育制度的变革从三个方面对农村士绅阶层的流动方向形成重 大影响： １、以前分散在城市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 于大都会的学校。传统的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 一边种田、一边读书，然后科举中第到城市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 丁忧告老多半要还乡，同时也将信息、资金带回乡里。可见，科举制在 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政教，下系耕读， 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新的教育体制下，学子们受教 育于城市，求职定居于城市，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而不象从前那样 落叶归根。据统计，上海人口从 １８８２ 年的 ６０ 万人速增至 １９１０ 年的 １２９ 万人，仅 ３０ 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９］天津人口从 １９００ 年的 ４０ 万增至 １９１０ 年的 ６０ 万，增加了 ５０％。［１０］
再次，新知识分子是市民群体中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张玉法 先生称其为“革命的领导阶层”［１７］，并认为所谓新知识分子，是指在学 识和见识上能超越传统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传统士绅阶层经历了一 场深刻的变革，除了向商人和资本家转化外，其分流的途经还有如从军、 加入下层劳动者的秘密结社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近代新知识分子 群体。除了近代绅士阶层转化这一途径外，还有海外留学和国内新式教 育机构培养出来这两个重要途径。从 １８７２ 年中国正式派遣学生留洋，至 １９１１ 年为至，各省派留学生约 ３３２０ 人，加上自费留学的共有数万人。［１８］ 国内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数量更为可观，据统计，１９０７ 年，全国各类 学校为 ３７．８８８ 所，学生人数为 １．０２４．９８８ 人；１９０８ 年，全国各类学校为 ４７．７９５ 所，学生人数为 １．３００．７３９ 人；１９０９ 年，全国各类学校为 ５９．１７７ 所，学生人数为 １．６３９．６４１ 人。［１９］在近代，敏感的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们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常常率先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使他们能够走 在时代的前面，成为市民群体中积极批判社会现状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