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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海峡法学Dec. 2021 第4期（总第90期）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No.4 (Sum No.90)台湾地区易刑处分制度及其启示冯骁聪摘 要：易刑处分是我国台湾地区独具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
该制度允许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刑的犯罪人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以其他刑种或措施替代原判刑罚的执行，能够有效应对“交叉感染”等行刑难题，在切实维护刑事既判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实现刑罚的矫正及防卫功能。
在实务运作中，“回笼条款”阻断了借助易刑处分逃避刑罚执行的可能，而该制度与数罪并罚的交错处理规则能够避免易刑制度适用范围的不当限缩，折射出“立法”技术的精致、严整。
教育刑观念、标签理论、“不同接触”理论以及刑事既判力理论共同构筑了易刑处分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
大陆改革刑罚制度的进程中，应借鉴易刑处分的制度精髓，拓宽短期自由刑行刑社会化的渠道，优化社会化行刑的保障措施，并探索建立罚金刑履行不能时的替代措施，确保理想的行刑实效。
关键词：易刑处分；自由刑；罚金；社会劳动；行刑实效中图分类号：D927.584;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557（2021）04-0010-13 All Rights Reserved.行刑实效不仅是刑罚功能发挥及目的实现之前提条件，亦是彰显刑事既判力的应有之义。
然而，刑罚负价值①特别是短期自由刑②“交叉感染”等副作用，促使相关国家或地区探索行刑社会化等改革措施；同时，由于罚金刑的实际履行受制于受刑人的财产状况，一旦履行不能，如何补救可能缺失的刑罚功能，亦是现代行刑过程须面对的课题。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以下简称为“刑法典”）所规定的易刑处分制度即是应对上述难题的有效方案。
易刑处分，又称“换刑制度”，从文义上理解，是“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宣告刑的一种司法处分”③。
详言之，是指对于符合法定刑、宣告刑等条件的受刑人，由执行检察官根据判决书中事先确定的折算标准，将原本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变更为他种刑罚或保安处分措施，后者适格履行即视为原判刑罚执行完毕的行刑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少年观护制度概览徐锦锋*【内容摘要】少年观护制度属于少年司法、社区犯罪矫治的重要一环。
少年观护制度（或称“少年调查保护制度”，简称“调保制度”）隶属于法院（院方）所掌理；至于成年观护制度则隶属于法院检察署（检方）所掌理。
“少年观护制度”的服务对象，专指触法少年或曝险少年（简称“少年”）而言。
至于少年观护工作的主要内容，则涵盖审前调查、保护管束，其他监督、辅导以及保护事宜。
【关键词】观护人少年调查官少年保护官少年观护少年调查保护在学术领域，对于观护制度（Probation）的探讨，有将成年观护（Adult Probation）与少年观护（Juvenile Probation）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统称为观护制度或观护工作；亦有只针对成年观护或少年观护，择一单独加以讨论。
将成年观护与少年观护合并在一起来谈论者，例如，美国犯罪矫治协会认为：“观护是一种裁定（判决），是一种组织，也是一种过程。
如视为一种判决，是代表一种司法审理，使犯罪者在预定的时间内以保持善行为条件，允许其继续生活在原来的小区，但须受观护人监督而达到再教育、再社会化之目的。
如视为一种组织，是指负责观护工作之机构，用来协助法院及执行刑事司法有关之特殊服务；如视之为一种过程，则系指法院进行审理前之调查及审理后之小区生活辅导。
”①此外，如果单就少年观护制度而言，台湾地区分别于1997年“少年事件处理法”（旧法）的修正、2011年“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旧法）的更名修正，以及2015年“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法”的公布实施之后，基于观护人的专业要求、儿童最佳利益的维护，已经丰富了整个少年观护制度的内涵。
笔者认为，少年观护制度系指由少年调查官或少年保护官针对少年法院所裁定（判决）之处分②的少年③（以下简称“少年”），运用调查、监督、辅导与保护等方式，期能促成少年健全成长，以及达成教育、复健、复归社会，及犯罪控制为主要目的之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处遇（treatment）制度谓之。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一、虞犯少年概念的立法精神日本的少年概念，是来自其相关的法律文件规定。
宪法性法律文件《公职选举法》，以及《少年法》、《未成年人饮酒禁止法》和《未成年人吸烟禁止法》等立法规定，都明确少年这一特殊主体是指年龄不满20岁的人，计算方法按周岁确认。
其中，日本《少年法》还规定了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两类主体需要进行司法保护的制度。
前者是指14岁至20岁的犯罪少年；后者是指14岁以下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两者都属于需要司法保护事件的范畴，即通过特定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与审判，并规定了审判程序中的抗告程序。
[1]虞犯少年概念在日本《少年法》当中的确立依据，是指根据该少年的性格或环境，可以预测其将来有犯罪或触犯刑罚法令的危险性，年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专指20岁以下的少年。
在这一年龄段中的少年，如果具备了相应的构成要件，即表明其将来有犯罪或触犯刑罚法令的可能性，便被称之为虞犯少年。
所谓虞的含义，不是指一般的、抽象的犯罪概念，而是具有或然性的、具体的含义，有具体行为标准可资参考才能符合虞犯的概念。
[1]（p2246）虞字之文义解释，在我国最早的辞书《尔雅·释言》中即有：虞，度也。
即预料、忖度之含义；另还有忧虑、忧患之义。
《左传·昭公四年》：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可以理解为担心之义。
日本《广辞苑》、《汉和辞典》对虞字解释为担心、忧虑之义，此仍符合中国古代汉字文义之本义。
根据日本《少年法》规定，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都应作为交付司法审判的少年对待，都需要进入少年司法审判程序，并进行司法保护。
显然，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作为已经发生了犯罪或违法行为而进入司法审判程序是很容易理解的，即按照法律规定必须交付审判；而虞犯少年也需要交付审判这一问题，则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日本《少年法》第3条第1项第3款对虞犯少年的行为类型进行了概括，以列举和归纳的方式阐述了其涵义：（1）具有不服从监护人正当保护的习性；（2）无正当理由而对家庭没有亲近感；（3）与有犯罪倾向的人或不道德的人交往，出入不健康场所；（4）具有损害自己或他人道德修养的习性。
浅析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及其对大陆的立法启示台湾刑法第十二章规定了保安处分，内容涉及感化教育处分、监护处分、禁戒处分、强制工作处分、强制治疗处分六个方面等，同时规定了宣告、免除、延长及时效等配套制度。
大陆刑法中虽然有诸如强制医疗等实质上的保安处分措施，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保安处分一词，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保安处分的良好运作能够更好地实现刑法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对大陆立法启示意义颇多，大陆应该在扬弃中形成具有特色的犯罪预防制度。
保安处分是指，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所采用的，以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
刑法上用以补充或代替刑罚以维护公共利益的措施。
它适用的对象不限于有犯罪行为的人，也包括有犯罪嫌疑或妨害社会秩序嫌疑的人。
一、台湾保安处分略述台湾保安处分规定与刑法总则第十二章，从第86条到第99条，基本规定了内容及执行方式两个方面。
(一)保安处分的内容台湾保安处分内容分为感化教育处分、监护处分、禁戒处分、强制工作处分、强制治疗处分、驱逐出境处分六个方面。
根据处分方式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保护改造类处分感化教育处分和监护处分都是通过教育和监护措施达到降低行为人社会危险性预防犯罪的目的。
处分对象上，感化教育处分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包括未满十四周岁而不罚者以及因不满十八周岁而减刑者;监护处分则主要针对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能力而行为者，同时还包括聋哑人。
处分方式上，二者都是进入特定的感化教育场所或监护场所对行为人进行感化教育或监护。
处分时间上，感化教育处分一般为三年以下，执行超过六个月认为无继续执行必要的，法院可以免除其处分之执行;监护处分则一般为五年以下，但执行中认为无继续执行必要的，法院可以免除其处分的执行。
2、强制作为类处分强制作为类处分分为强制工作处分及强制治疗处分，规定于台湾刑法第90、91、92条。
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摘要]台湾地区新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正制度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本文忠实地记录这十余年来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每一个时刻。
所有的顿挫与突破都显示出一个新想法的落实。
数字会说话，受处分或受刑少年人数从十余年前的两万余人下降至现在的九千余人，这种奇迹是所有参与这两个制度运作的人的功绩。
不过，少年虞犯方面，不仅是重心从药物滥用移转到逃学逃家，而且人数也暴增到千名上下，再加上2009年大法官释字664号解释，又对虞犯少年的处遇下达了极大的限制，这些情势都意味着改制后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本文再度呼吁停止制造人性条件，愈多的负面列表愈代表了对于少年成长的愈多的桎梏。
虽然无法要求每个少年都能成为永劫回归中无声的第十二个钟响中的新生儿，但是至少给他们一个再度回归时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关键词]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法庭；矫正学校；少年犯罪[中国分类号]D917.2[文献标识码] A一、前言1997年年底付诸实施的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至2007年底已经届满十年。
回想当初因为旧瓶新酒，就制度中的新旧元素间的调和即花了无数的精力，不过除了内耗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外界的非难与不合作的态度，内外压力交集之下，短短数年间，不仅是风雨不断，甚至原先的战力中亦有人不断求去，一时之间，曾令人产生干脆放弃改革回复原状的气馁心境。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即可发觉实在应该庆幸在这十余年间仍有一些坚守岗位的实务家，通过不断的努力，集结稀有的社会资源，倾注于新的制度，令这个新的尝试得以在风雨飘摇中稳健成长，并脱离了严罚主义的笼罩。
仅以数据而言，虽然犯罪的绝对数量是个耸动的、具有主观的社会性说服力的数据(较会受到人口绝对数的影响)，但估不论此，仅以较为客观的犯罪人口比率为根据，就可以发觉情势的转变，相较于十年间成人犯罪人口比率仅由10，000人中92，94人次降到81，11人次，少年非行的人口比率则是由10，000人中95.76人次骤降到45.72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