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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汉水流域是中国重要的河流流域之一，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古代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
在古代，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相对稳定。
汉水两岸常见的树木有
槐树、柳树、榆树、松树、柿子树等。
河道两侧和堤坝上生长着魁蚶、荸荠、苎麻、莲藕、葫芦、茭白等水生植物。
而河流中的鱼类主要有
青鱼、草鱼、鲢鱼等。
2. 前现代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
随着古代中国人口的增多，汉水流域开始出现生态环境变迁。
此时，土地开始直接受到小农耕作的影响，草木被砍伐种植多年，导致
水土流失，汉水的流量逐渐减少。
同时，附近的人们用碱性物质来清
洗布匹，使之被带入汉水中，造成污染。
3. 现代工业化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
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汉水流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大量的工业废水、农业废水、生活废水直接排放到汉水中，导致水体
污染严重，鱼类种群减少，部分濒危物种甚至灭绝。
同时，河流两岸
的生态系统也遭受了破坏。
草原变成了荒漠，林区变成了枯枝败叶的
热带雨林。
4. 当代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汉水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和恢复。
例如，清理污染源头、建设污水处理厂、推行环保法规等。
同时，控水工程的建造、河道整治、防洪提质等措
施也使汉水流域的水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
不仅河水清澈，而且河湖
面积也回升，多种鱼类和动植物重现眼前。
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特征12-01-27 作者：佚名编辑：汪怡青汉水又称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全长1532公里，流域面积174300平方来，跨甘、陕、川、豫、鄂5省79个县市。
丹江口以上为上游，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钟祥以下为下游。
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之间，靠近秦岭——淮河这条最重要的自然分界线。
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具有南北过渡、东西交汇的人文地理特征。
一、汉水流域是联系中国南北与东西的纽带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秦岭耸立于此，巴山绵亘于南，汉水横贯其中，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
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樊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在它们的周围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几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西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东北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东南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
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夺的焦点是汉中、襄樊、寿春、徐州。
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
就山川形势的险要来说，汉中、襄樊又在寿春、徐州之上。
南宋人张浚说：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
”①晋朝人庾翼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②仅水流域这种战略地位也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
世界著名学者、已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说：“汉水上游是古代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
因此，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
明清两代湖北政区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省行政区划进行过一系列变化调整。
目前包括12个地级市，一个自治州，38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3个直管市），38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
那么湖北的行政区的格局是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以下慢慢道来。
明代湖北的县级政区大致承袭元末而来，但元末湖北地域并不隶属于某一个一级政区，而是分隶湖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四川行省。
主体大致以长江为限分隶于河南江北行省和湖广行省，今湖北江北地方在元代大部属于河南江北行省，如襄阳路、黄州路、蕲州路、中兴路、峡州路和安陆府、沔阳府、德安府及荆门州，仅汉阳府地居江北却隶属湖广行省；江南之地大致属于湖广行省，有武昌路、兴国路与归州。
西南的施州卫一带隶属于四川行省。
明洪武年间，今湖北地域才隶属于湖广布政使司单个一级政区，湖北疆域才开始统属于一个独立的一级政区，至清亡不变。
明清两代也是湖北政区的定型时期，为现今湖北的行政区划格局奠定了基础。
根据《明史·地理志》的记载，终明之世，湖北地域上的县级政区数量为53 个。
元代现湖北所属路府州县湖北地域上县级政区由元末的 56 县最终形成为 53 县。
明代湖北的县级政区经历了明初由多到少、再由少到多，明中期有所增益的过程。
如德安府地处鄂北，曾是南宋与金的分界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战争中消耗极大。
元灭南宋，元兵主力从襄阳突破，此地沦为战场，州县破坏严重，鄂北化为废墟。
洪武初年，除了湖广黄州府外，湖北每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 人。
战争的破坏，人口、赋税大量减少，达不到设治标准，为减少财政支出和百姓负担，州县只能降等或是省并。
明新撤销复县随着战乱的结束，移民的涌入促进了该地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人口的归附和增多，经济也缓慢得到发展，重新设县的标准也基本达到，因此，在洪武十三年都得到了复置。
明代湖北增置县级政区有6 个，以《明史·地理志》记载的县级政区最终隶属关系来分，其中黄州府1 个，郧阳府3 个，承天府2 个。
汉水流域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变邓祖涛,陆玉麒,尹贻梅(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210097)摘要:流域空间结构研究是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的深化,是基于具体区域类型的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的尝试。
可以说,流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开辟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新的分支方向,是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的一次发展和推动。
文章以历史为主线,从中心城市的变迁、人口密度和城镇密度的变化来探讨汉水流域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变过程:先秦两汉时期,南阳盆地是汉水流域的核心区(南阳是汉水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下游地区为边缘区;到唐宋时期,襄宜平原取而代之(襄樊成为全流域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明代后期,汉口崛起,并很快发展成为包括汉水流域在内的长江中游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因而下游地区理当为流域核心区,这时南阳退为边缘区。
同时也指出影响流域结构演变因素主要为自然和技术因素、区位条件、历史背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等因素。
关 键 词:核心-边缘结构;演变因子;汉水流域中图分类号:P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06)03-0029-05收稿日期:2005-10-31;修回日期:2006-03-26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371044)作者简介:邓祖涛(1972-),男,湖北沙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E _mail )dengzutao _220@ 。
流域空间结构研究是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的深化,是基于各种具体区域类型的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的尝试。
它在产业布局和地区开发上的作用正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不过迄今为止,其理论研究还不成熟,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特别是在不同流域背景下发育的流域结构模式和演变机制要给予更多地关注。
1 核心-边缘理论在流域中的应用核心-边缘理论是由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John Friedmann )提出的用来解释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1]。
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的变化及其原因席成孝（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陕西汉中723001）摘要：古代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变化，即由唐代及其以前各个时期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同属同一一级行政区，开始向逐渐被分割在较多的一级行政区变化。
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东迁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崛起，汉水流域不仅在农业发展上呈现出萎缩趋势，而且对国家政治中心有重大影响的交通主道地位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军事地位已无法与秦汉隋唐时期相比。
关键词：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宋元时期；变化；原因中图分类号：K928.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92（2010）03-0006-05汉水流域既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又是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和重要的政治军事区，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其行政区划问题也为历朝历代所重视。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化。
本文拟对这一变化及其原因做一探讨。
一、古代汉水流域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宋元时期的变化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汉水流域进行行政区划管理，最早发生在战国中后期。
当时同为诸侯国的秦、楚两国力量强大，汉水流域成为两国争夺、较量之地。
曾为汉东强国的随国为楚所灭，以其地设随县加以管理。
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结束了楚对汉水上游的统治；公元前292年，秦大将白起攻楚取宛，南阳盆地为秦控制，并于公元前272年在南阳地区置南阳郡，这是第一次以“南阳”命政区地名。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后，废西周分封制，将战国后期实行的郡县两级制推向全国，开始确立我国的行政区域体系。
当时全国拥有47个郡1000余个县[1]，汉水流域分属汉中郡、南阳郡、南郡3个郡17个县。
如汉中、安康属汉中郡，南阳、随州、襄樊属南阳郡、南郡，商洛则属内史管辖。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行政区划上沿袭秦制，仍推行郡县两级制，只是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加。
汉水流域的郡县数量也相应增加到6个郡51个县[1]。
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分天下为13州，置13部刺史，汉水流域分属荆州和益州。
进入东汉后，流域内郡县设置大体上沿西汉之制，数量变化不大。
三国时期，行政区划体系进入州、郡、县三级制。
汉水流域跨荆州、益州、雍州3个州12个郡55个县，郡级数量增加1倍，县级数量也有所增加，分属蜀汉、东吴、曹魏。
今天的汉中等地属蜀汉梁州刺史管辖，荆州大部属孙吴，小部如襄阳等地属曹魏。
西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九十年的分裂局面。
在行政区划上，西晋除实行郡县制外，大封宗室为王，建立王国。
属于汉水流域的行政建制有2个州10个郡54个县。
其中汉中郡、巴东郡属梁州，襄阳郡、南阳国、义阳郡、顺阳郡、魏兴郡、建平郡属荆州。
永嘉之乱后，晋朝皇室南渡，置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在汉水流域设有许多侨州郡县。
此后郡县设置变化无常，隶属关系多变，旋立旋废的情况时有发生。
大体情况是：东晋有4个州14个郡；宋有3个州3个郡；梁有12个州郡；陈有13个州郡。
隋统一全国后，裁并州郡，扩大县的面积，以州为基础，合州郡为一级，变三级地方行政制为州县二级行政制[2]，以州统县，对全国的行政区划体系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
607年，隋炀帝改州为郡，以郡统县。
根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全国共有190个郡，1225个县。
汉水流域跨16个郡71个县，所属的州郡有：襄城郡、襄阳郡、南阳郡、淮安郡、淅阳郡、淯阳郡、春陵郡、汉东郡、房陵郡、汉川郡、上洛郡、西城郡、巴东郡等。
唐朝前期一级行政区为“道”，分道监察地方事务。
627年（贞观元年），依据山川地势把全国划为10道，统辖310多个州1200多个县。
汉水流域属山南道。
733年收稿日期：2010-02-05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招标研究项目（SLGH0501）作者简介：席成孝，男，陕西城固人，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唯物史观和汉水文化研究。
2010年6月第22卷第3期安康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kang University Jun.2010Vol.22№36（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增至15道。
山南道分东、西二道，山南东道治襄州（今襄樊市），山南西道治梁州（今汉中）。
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大致如下：山南东道属于汉水流域的州郡有襄州、随州、均州、房州、郢州、唐州、邓州、金州等，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襄樊、十堰、随州、荆门，陕西安康，河南南阳，重庆万州等地；山南西道属于本区的州府有兴元府、洋州、商州、通州、渠州，管辖地区相当于今陕南汉中、商洛、川东北达州等地。
上述情况表明，到唐朝为止，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同属当时一级行政区，两汉魏晋属荆、益（或梁）二州，唐代属山南东道和西道。
入宋以后，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化。
北宋时期，改唐朝的“道”为“路”，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路下设州，州下设县，在一些要冲之地设置与州同级的“军”或“监”，实行路、州（军、监）、县三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
宋初（997年）在全国设置15个路，1074年（熙宁七年），宋神宗分全国为23路，统辖300多个州级行政区。
汉水流域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利州路、永兴军路4路11个州35个县。
具体地说，襄州、邓州、随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唐州属京西南路，兴元府、洋州属利州路，商州属永兴军路，长林、当阳2县置有荆门军属荆湖北路。
南宋时期，一部分县升为郡，但郡县总数没有变化。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推行行省制度，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全国共设置10个行省，路降为二级行政区。
汉水流域分属陕西行省（治西安）、四川行省（治成都）、河南江北行省（治开封）和胡广行省（治江夏）。
元代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元代以前在行政区划上长期属于荆州的南阳郡，至此划归河南江北行省，这是南阳属河南省管辖之始；二是汉晋以来一直属于益州、作为古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中地区，长期以来属于荆州管辖的安康地区，至此划归陕西行省，此为陕西省管辖汉中、安康之始；三是今湖北襄樊、十堰、荆门、随州等地，在元代归河南江北行省管辖，而不在当时的湖广行省之内。
明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基本承袭了元制，只是将名称略加变化而已。
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变元代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汉水流域分属陕西、四川、湖广、河南4个布政使司。
清代又改明代的布政使司为省，实行省、府（直隶厅、直隶州同府）、县（散厅、散州同县）三级制，汉水流域仍属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四省。
总之，自北宋开始，朝廷已逐渐将汉水流域分割在较多的一级行政区划内，元明清推行行省制度后，汉水流域更是被分割在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中。
二、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变化的经济原因导致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应该说比较复杂，既有自北宋以来，随着政治中心逐渐向东迁移，汉水流域特别是中、上游地区的政治大后方作用以及军事屏障作用下降等政治军事原因，也有自北宋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汉水流域的交通地理地位不再显赫、经济逐渐落伍等经济原因。
我们先谈汉水流域的经济地位与作用。
汉水流域在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交通地理与流域内几大农业区的开发两个方面。
从交通地理上看，汉水横亘在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中西部南侧，起着连接沟通中原、中南、西北、西南等传统经济区的交通大动脉作用。
先秦时因南方开发较少，加之分裂割据，其作用尚不明显。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汉水流域的交通地理意义逐渐显现出来。
唐代及其以前，由于国家政治重心主要在关中平原，因此，以汉中郡为核心的汉水上游地区，交通地位十分显赫。
秦汉时期，汉中郡扼秦、陇、蜀、鄂四地交通之咽喉，修筑的七条栈道与关中平原、巴蜀地区通联，是秦汉王朝王命下达、驿传蜀地，控制巴蜀地区的主要通道。
司马迁曾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唯褒斜绾毂其口。
”[3]汉武帝还曾试图打通汉江支流褒水与渭水的漕运，以使“汉中之谷可致”[3]，遗憾的是未能成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对汉水流域褒斜道、子午道、上津道以及汉水水运的争夺十分激烈。
公元504年萧梁梁州刺史夏侯道迁叛梁降魏后，北魏方面即派重臣羊祉前来汉中任梁、秦二州刺史，随即组织修复褒斜道，并以此为通道加紧用兵巴蜀。
隋唐时期，由于南北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汉水上、中、下游交通进入全盛阶段，汉中、南阳、襄阳、鄂州均成为南北交通枢纽。
特别是襄阳已成为沟通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城市。
唐人评论襄阳说，“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
”[4]安史之乱后，黄河漕运被切断，江淮漕粮被迫溯汉水抵达梁、洋，再由陆路转运关中，汉水一度成为维系唐王朝的生命线。
唐代以后，从北宋定都开封开始，随着政治中心逐渐东迁远去，汉水上游交通逐渐冷落，汉水流域的交通地位呈下降趋势。
南宋以后，汉水对国家政治中心有重大影响的交通主道地位已不复存在，只是每当战争动荡、国家多难之际，汉水流域的交通才会备受重视。
例如，南宋宋金战争期间，汉水成为东西行旅及纲运大动脉，尤其是西北战马东运江浙，大都从汉江纲运，兴元府(汉中)、金州(今安康市)均为水运繁忙的物资集散码头；清代前期满清王朝在平定吴三桂叛乱后曾几次大规模地整修连云栈道。
从农业开发来说，汉水流域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
由于气候、土壤、水资源7等自然因素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汉水流域在其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上游的汉中盆地、中游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以及下游的江汉平原等重要的农业经济区。
战国时，汉中盆地已是闻名遐迩的富庶之地，成为与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齐名的著名产粮区。
苏秦对秦惠文王分析秦周边地理形势时曾说，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也”[5]。
夺取汉中、蜀地后，“秦益强富厚，轻诸侯”[6]，一跃成为七国之首雄，迫使楚国东迁淮河流域而占领汉水流域全程，并以任鄙为汉中郡守，驻治南郑，理民督农。
秦汉时期，汉中盆地的农业经济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楚汉之争时，刘邦派萧何“常居汉中，足食足兵”，向关中督运粮草，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7]，汉中成为刘邦兴汉的一大粮仓。
汉高祖二年，关中发生饥荒，曾迁民蜀、汉就食[8]高帝纪。
此时的汉中以水田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旱地则种植豆类、粟、菽等，同时伴有渔猎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