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碳减排的重要政策
工具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最大的环境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尝试采用各类减排政策工具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尽快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在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气候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指出，强劲的碳价信号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将有助于落实减排措施并实现成本效益。而借助碳价信号引导经济个体减排行为的市场化减排机制分为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代表的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型政策工具。其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在设定强制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允许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碳排放空间资源，为排放实体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与行政指令、经济补贴等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明确排放主体的减排责任，是低成本、可持续的碳减排政策工具。我国目前已经开始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激励排放实体低成本完成碳减排目标，将其作为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目标的重要手段。
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雏形源于美国为控制SO2排放而采用的排放配额交易项目，后来被欧盟首先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全球有27个不同级别的司法管辖区（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4个国
家、15个省/州和7个城市）已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其所覆盖的排放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8%；另外，有6个司法管辖区正计划在未来启动碳交易体系；除此以外，还有12个不同级别的政府开始考虑建立碳市场，以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ICAP，2019）。美国、欧盟、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所构建的区域型碳市场是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典型代表。
1、美国的排污权交易的历史及其发展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将排污权交易理论付诸于实践而采用排污信用模式控制主要行业的污染排放。但由于排污信用模式需要设立每个行业不同的基准而导致管理成本过于复杂，美国后来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制度。在这一机制下，政府无需对排污企业进行逐案认定，交易无需审批，只要排污企业在到期时所拥有的排污权配额能够覆盖排污总量即可。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在美国SO2排放配额交易项目、南加利福利亚洲区域清洁空气激励市场项目（RECLAIM）和东北NOX交易项目上取得很好的政策效果。
由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政策导向摇摆不定，某些州在没有联邦政府参与下尝试推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是美国东北部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某些州共同实施的第一个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该机制仅覆盖不低于25MW的发电装置且采用拍卖的形式进行初始配额的分配。近年来，RGGI在制定收紧总量控制和建立排放控制储备等新措施的同时还吸纳了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两个“新成员”。加利福尼亚州则创
立了全球最广泛且最复杂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其出台的《全球变暖应对法案》对碳减排目标设定与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总量控制目标、覆盖范围、碳配额抵消与存储机制等问题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是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典型代表。
2、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欧盟最早将排放权交易的模式运用到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中，从而构建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EU ETS）。EU ETS是目前全球较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且流通性较好的碳交易体系。该机制覆盖了来自欧盟成员国电力、燃烧装置、炼油、钢铁以及水泥、玻璃、石灰、陶瓷、造纸等行业超过1万个排放主体，其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0%以上，并且EU ETS还会将石化、氨水生产、铝业等纳入。EU ETS 采取分时间阶段实施的方式，通过不断完善其机制设计以提高其机制的有效性。目前EU ETS刚刚启动其第四阶段的运行，正在尝试逐步扩大配额有偿拍卖的比例、出台有关加速减排进程等举措，并启动市场稳定储备机制以减少过剩配额、提升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3、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尝试
新西兰自2008年起构建排放权交易机制（NZ ETS），并将林业部门、液化化石燃料、固定能源和工业部门纳入NZ ETS。由于农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将农业纳入碳市场是NZ ETS的最大特色；同时，NZ ETS还规范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国际排放单位在新西兰的交易规则，允许国内企业使用国际碳信用额度进行海外交易。目前新西兰通过引入拍卖机制、成本控制储备、向国际市场开放及确定配
额供应五年计划等政策推动其碳市场不断发展。
韩国借鉴EU ETS的经验而制定阶段性的减排计划，自2015年起分三个阶段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在第一阶段（2015-2017年），参与配额交易的企业可以获得100%的免费初始配额，而自第二阶段（2018-2020年）起引入拍卖机制并在第三阶段（2021-2025年）实现以90%为起点扩大有偿购买配额的比例。韩国正在尝试允许使用一定额度国际抵消信用额度并设定新的配额储存规则等调整举措。
日本则于2010年在东京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级排放权交易体系，并随后在埼玉县对东京都ETS加以复制，日本两个城市级碳市场主要覆盖商业和工业建筑的电力与热力消费。目前，日本实现了东京和埼玉县连接的开创性城市级碳市场，以推进大型建筑和工厂的减排。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探索
1、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发展历程
我国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加快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探索进度，并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自2013年6月起，这些地区在一年时间内陆续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国碳市场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国家发改委在2014年12月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我国在“十三五”初期全面开启了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启动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