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宁夏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2008年12月17日15:38 来源：《宁夏日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个论断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关于改革开放性质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这两次革命，前者属于制度选择，后者属于政策选择。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作为一场革命，它不是要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而是要革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严重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

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也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

它的大前提是：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自我完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和第一次革命一样，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而言的。

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

”同时，改革也是极其艰巨和复杂的，而且是长期的。

从这一点来讲，改革同过去的革命斗争一样，必将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我们非得有革命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韧和毅力投身于改革不可。

同时，还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敢闯、敢冒、敢于试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胆略。

（责任编辑：谢磊）内容涉及从商鞅变法到小平复出这两千多年时间里，改革的宏大事件，主要有商鞅变法，桑弘羊经济体制改革，范仲淹谏官导向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以及后来我们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及启示发布时间：2011年12月23日 10:02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3期作者：蒲国良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打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并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政之后由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社会主义国家迄今已经历多次改革浪潮。

从历史的维度纵向梳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我们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递次深化的过程，而且每一次改革浪潮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认真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认识，而且也会给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20世纪20年代苏俄/联新经济政策的短暂实践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酝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从列宁时期的苏俄就开始了。

在经济层面上，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前一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否定，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

但是，有关新经济政策，列宁还没来得及形成系统的理论就去世了，但列宁晚年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思考却是相当深邃的。

历史表明，斯大林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与列宁晚年的思路并不一致。

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晚年的探索本身就蕴涵着对斯大林体制弊病的否定因素，即改革的因素。

新经济政策的短暂实践以及列宁晚年的理论思考，也因此便成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理论滥觞与实践源头。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苏俄／联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经济政策这一最初的改革探索呢？1.这次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刚刚开始探索，还远未定型。

在这一背景下，所在国的国情，所在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制度奠基者们的认识水平，都直接影响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态的塑造。

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这就为制度设计者们的大胆创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像任何先行者一样，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也使得制度初创者们的实践探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这一时期，建设与改革是二位一体的，因为建设什么、如何建设都处于试错阶段，从上到下脑子里的框框还比较少，一旦发现“此路不通”便可以随时随地选择另一条路子而不必有太多的顾忌。

2.这次改革发生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联，而苏俄/联的前身沙俄帝国虽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它却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的落后的农业大国。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俄国的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到革命后的1920年代初，俄国的文盲率仍在70％以上。

正如列宁谈到俄国时所说，“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

”[1]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影响苏俄/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战略举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苏俄/联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3.就制度设计者群体即俄共（布）中央领导集体而言，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19世纪确立的一些观念还占据着人们的头脑，这直接影响着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

例如，人们在确定某种东西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属性之前，首先看它是否具备资本主义的属性，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就不可能属于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的，社会主义便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础便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就是议行合一，如此等等。

社会主义似乎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而只是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而存在的。

苏俄初期的建设与改革都摆脱不了这种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

4.这次改革是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重挫，国内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实行的，对于改革的目标指向、改革路径选择、改革的性质判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又与复杂的党内斗争相纠结，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结果。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在建设方案的设计上，先有军事共产主义，后来又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种战略性校正，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滥觞。

但这一战略性转变并未完成，随着列宁的去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俄共（布）党内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理论争论。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出现了诸如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等战略设计。

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各种思想、设计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也随之成了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伴随着斯大林的胜出，新经济政策随之中止，列宁晚年设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或中途夭折，或在实施中被扭曲。

5.这次改革发生时，社会主义政权处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其国际环境极其恶劣，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束缚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探索。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曾受到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后来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站稳了脚跟，但总体国际环境险恶，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都为备战的浓云所笼罩。

苏俄在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改革方案的设计、比较、选择与实施都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

“孤岛”困境是任何可行性方案都必须予以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思潮的萌发与改革潜流的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压制了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倾向。

一批积极倡导或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各领域相继掀起了大批判运动。

苏联错过了战后第一次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改革开放的时机。

东欧地区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苏联的新特点。

东欧各国领导人也大都有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新模式的愿望。

但随着苏联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南斯拉夫运动，东欧国家试图探索适合本国模式建设道路的尝试也被遏止。

这次暗潮涌动的改革的主要特点是：1.与列宁时期不同，这时的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已经定型，这一模式的制度优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但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到来，过去被备战和战争所掩盖着的制度弊病开始暴露出来，传统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继续维护传统模式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强化这一模式，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模式进行彻底改革，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历史发展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2.就国际环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是苏联建国之后所遇到的难得的改革和发展良机。

首先，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苏联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的社会主义孤岛。

同时，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英美等国的合作也为战争后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苏联经过30年的发展，综合国力有明显提高，加上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威，其国际地位大幅攀升，也非昔日所能比。

最后，大战之后，各国都面临经济恢复与国家重建，这同时也为各国祛除积弊，厉行革新，重塑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欧美各国都利用战后重建之机兴利除弊，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就国内环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为苏联迎来了建国之后难得的改革与发展良机。

首先，苏联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其次，战后苏联已经具备在正常的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最后，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都有强烈的改革呼声，在党的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以沃兹涅辛斯基、安德烈也夫、库兹涅夫等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4.战后斯大林的地位更加坚固，威望如日中天，对他的个人崇拜被进一步强化并被国际化，他不仅是苏联的“圣人”，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圣人”。

同时，经过几十年政坛风雨的洗练，其政治经验丰富，政治驾驭能力极强。

客观地看，就政治威望、政治地位与政治经验而论，苏联此后的领导人，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难望其项背。

在极端集权的苏联体制之下，斯大林的这一个人因素既可以成为苏联改革的强力推手，也可以成为阻遏苏联改革的杀手锏。

5.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具备了改革和发展的良机，但苏联国内萌动的改革大潮由于没有得到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而迅速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