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线条是中国画造型的基本手段，这与西洋画是不同的，西洋画主要依靠明暗调子，即通过光投射到对象上所产生的明暗变化来造型。
中国画则主要依靠线条来造型。
线条不仅用来表现物体的轮廓，也用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明暗，因此，中国画线条的变化是很丰富的，有轻、重、缓、急、粗、细、曲、直、刚、柔、肥、瘦等种种区别．而单是中国古代画人物衣服的褶纹，就总结出了十八种描法，称为“十八描”，它包括：铁丝描、橄榄描、行云流水描、枣核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柳叶描、竹叶描、混拙、撅头钉描、枯柴描、蚯蚓描、高古游丝描、琴统描、马蝗描、钉头鼠尾描、曹衣描、拆芦描等等，这么多的线的描法，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了。
而且古代中国画家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还总结出了用笔的“五忌”、“六要”。
用笔五忌是指忌刻、板、枯、弱、结；用笔六要是指一要自然有力，二要变化有联系，三要苍老而滋润，四要松灵而凝炼，五要刚柔相济，六要巧拙互用等。
这些都是画家们的经验之谈，可作为我们品评中国画的借鉴。
用墨就像用色，主要目的是表现物体的色彩、明暗等。
墨虽然是黑的，但中国画却有“墨分五彩”或“墨分六彩”的说法，五彩是指黑、浓、淡、干、湿，如果把自也算在内，就成为六彩。
古人说“墨即是色”，浓淡水墨可代替各种色彩。
用墨要有浓淡于湿之分，只干不湿太干枯，只湿不干太臃肿，浓淡于湿结合起来，变化多，生动而才有气韵。
一般来说，用墨之法，有焦墨、积墨、破墨、擂墨之分，焦墨是一种磨得极浓的墨，用焦墨的时候需有浓墨、淡墨在旁呼应，否则，焦墨孤立，难见笔意。
积墨，就是用浓墨和淡墨连染连敷几次，使其出现一种深厚的味道，破墨，则是先用淡墨上纸，趁湿再浓墨加上，由于宣纸的特殊性能，会变化出一种奇妙的韵味。
擂墨，就是用大楷笔蘸浓墨，拧在纸上捺转，略似鱼鳞，由浓致淡，参差不齐，谓之擂墨。
因此，用墨和用笔又是分不开的。
中国画因为讲究笔墨，所以评论或欣赏一幅中国画，就要看它的笔墨功夫。
一般认为，笔墨大胆、雄健、流畅、自然，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是好的：反之，笔墨轻嬴、困弱、滞凝，则是不好的，笔墨常关系着一幅中国画作品成败的关键。
画法洗练纵逸的写意人物画，梁楷以寥寥数笔就把号称诗仙的唐代大诗人李白那种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风度神韵，刻画得惟妙惟肖，真可谓“笔”简意赅。
中国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
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
其形象的塑造以能传达出物象的神态情韵和画家的主观情感为要旨。
因而可以舍弃非本质的、或与物象特征关联不大的部分，而对那些能体现出神情特征的部分，则可以采取夸张甚至变形的手法加以刻画。
《张卿子像》中国画明曾鲸此图描绘的是被董其昌、陈继儒称为“奇才”的诗人兼名医张卿子。
乌巾朱履，左手捻须，意态安详。
画像面部先用淡墨多层烘染，再行敷色，赭石中略掺铅粉，耳朵等部位则用较浓的赭色勾提，达到笔墨色浑然一体、形神兼备。
是我国传统肖像画的代表作。
《溪山行旅图》中国画（宋）范宽现存的范宽最重要的代表作《溪山行旅图》，描写北方雄伟的高山峻岭，一座巍峨的山峰几乎占满了大半个画面，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
单从构图上来说，此画应属平易之作，但却产生了非凡的力量。
究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造型的峻巍。
作者在画幅的主要部位安排了一个大质量的山峰，造成了一种心理效应，即所谓的“振人心弦、夺人魂魄”。
其次是笔墨的酣畅厚重。
作者先用颤涩的侧峰勾勒出山岩峻峭的边沿，然后多层次地运用坚劲沉雄的中锋、雨点皴塑出岩石向背的纹理和质量感，因而出现了神奇的境界。
范宽作画常从真山真水中滋发妙悟与灵境。
既强调写生，又能妙造其意，得山之骨法，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卓具开拓精神的大师《花篮图》中国画（宋）李嵩的《花篮图》，画幅虽小(19．2×26．1厘米)，但以极其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花篮中的茶花、蜀葵、萱草等一组花卉，不仅形似，而且极富生命力。
人物画早于其他中国画科，可上溯到远古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彩陶上丰富的装饰纹样、《花山崖壁画》、《舞蹈彩陶盆》，从中可见人类已具有初步的造型能力。
据《孔子家语》记载，在周代即有劝善戒恶的历史人物壁画。
至战国秦汉，以历史现实或神话中人物故事和人物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
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与《人物御凤》帛画是已知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品。
（战国中期晚段。
长31厘米，宽22.5厘米。
帛画呈长方形，质为深褐色平纹绢，用墨绘成，兼用白粉，但多脱落，以写意手法绘人物及龙凤。
画的主体为一妇女，身着绣有云纹的广袖长袍，腰束宽带，下摆前后分张，像倒悬的牵牛花，双手合掌，作祈祷之状。
妇女站在一弯月形物之上，应即表示立于龙船之上。
妇女姝上方有一夔一凤。
凤鸟昂首展翅，一足前伸，一足后伸，尾瓴上卷到头部上方，现得强健有力。
凤鸟前方有一竖垂的龙，一足前伸，另一足已不甚清，尾部卷曲。
1949年，在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其后大量出土的帛画、壁画、画像砖石，表现出这一时期人物画的兴盛发达。
魏晋隋唐是中国人物画重要发展时期。
魏晋时期，思想的解放，佛教的传入，玄学的风行，专业画家队伍的确立，促成人物画由略而精，宗教画尤为兴盛，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第一批人物画大师，也出现了以《洛神赋图》优秀作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多处，大多为宋代摹本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是根据魏国的杰出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蓝本创作的。
采用连续图画形式画成的长卷。
全卷分为三个部分，以《洛神赋》以浪漫主义手法，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
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此《洛神赋图》宋代摹本，保留着魏晋六朝的画风，最接近原作。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富有诗意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境。
画卷通过反复出现曹植和宓妃（洛神）的形象，描绘他们之间的情感动态，形象地表达了曹植对洛神的爱慕和因“人神之道殊”不能如愿的惆怅之情）奠定了中国人物画的重要传统。
此画用色凝重古朴，具有工笔重彩画的特色。
作为衬托的山水树石均用线勾勒，而无皴擦，与画史所记载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时代风格相吻合。
盛唐时期吴道子则把人物宗教画推进到更富于表现力、也更生动感人的新境地。
吴道子的出现，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光辉一页，吴道子，生活在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艺术飞跃发展的盛唐时期，出身下层社会由民间画工成为宫廷画师。
唐朝佛教、道教甚为流行，画工多描绘宗教题材的人物画，吴道子尤擅画宗教故事画，成为当时一种样版式的艺术形式，被尊称为“画圣”。
他吸收民间和外来画风，确立了新的民族风格，他用状如兰叶，或状如花菜的笔法来表现衣褶，有飘动之势，人称“吴带当风”，形成自己独特的纸描特色。
《送子天王图》相传是吴道子较早的一幅作品，(传为宋人李公麟的临摹本)此画主要描写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降生以后，其父净梵王和摩耶夫人抢着去神庙祈福，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
五代两宋是中国人物画深入发展的时期。
随着宫廷画院的兴办，工笔人物画更趋精美，又随着文人画的兴起，民间稿本被李公麟提高为一种被称为白描的绘画形式。
北宋的人物画，其构形技法，到北宋后期为李公麟（1049年-1106年）发扬光大，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画面简洁精练，但富有变化；题材广及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被称作“白描大师”。
单线勾勒的写实能力在于它有可能表现对象的形体、质感、量感、运动、空间。
所以单线勾勒是一种效果明显而高度简洁的描绘技法。
李公麟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大师。
他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尚有待更细致的分析，他创造了富于概括力的真实而鲜明的艺术形象，他掌握极优美的提炼形象的能力和表现技巧。
《五马图》为其代表作。
画中五匹大马，由五个人牵引，神采焕发，顾盼惊人。
用笔简练，马的一举一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现出骏马运动和性情的特征。
宋代城乡经济的发展，宋与金的斗争，社会风俗画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画亦蓬勃发展。
作品在体现事实的社会属性上，在表达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上，在宏伟的构图能力上，都有飞速进步。
张择端的杰作《清明上河图》便产生于这一时期。
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
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栩栩如生的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日常社会生活与习俗风情。
通过这幅画，可以了解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中，画中主要分开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
画中有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其间还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情节，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
自南宋受禅宗思想影响，写意人物画肇兴以来，此后中国人物画开始朝另一方向发展，从重视教育认识功能，转向重视审美作用；从为对象写神，转向更多地抒发作者情感。
仕女画、高士画大量出现。
梁楷、南宋画家，自唐至宋、中国绘画的主流是以工笔为时尚的，工笔画被视为正统，而梁楷创作的新法，被称为“简笔”。
梁楷简笔画的出现是和其性情有直接的关系。
梁嗜酒如命，性格豪爽奔放，放荡不羁，在位画院侍诏期间，曾赐金带，不受，挂于院内，由于其放荡的性情，梁被戏称为“疯子”。
梁楷的代表作品是《泼墨仙人图》，作品最直接的感觉是，没有可以描绘的对象，没有多重的勾染，有的只是感情的自我直接宣泄，有的只有准确到位的笔墨楔接，把作者挥毫瞬间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梁楷的“简笔”人物画对后人的视觉语言创造，对中国写意性绘画语言形态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元明清以来，虽较多的文人画家转而致力于山水画与花鸟画，但接触民生，关心国事，接受了具有萌芽状态反封建意识的文人或职业画家仍不乏人物画的优秀创作。
明末的陈洪绶，清末的任伯年便是杰出的代表。
《水浒叶子》是陈洪绶二十八岁时，花费四个月所作的另一组版画精品。
陈洪绶在这套《水浒叶子》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从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位水浒英雄人物。
陈洪绶大量运用锐利的方笔直拐，线条的转折与变化十分强烈，能恰到好处地顺应衣纹的走向，交代人物的动势。
线条均较短促，起笔略重，收笔略轻，清劲有力。
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
综观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壮年时已由“神”人“化”，晚年则更炉火纯青，愈臻化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