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与王稼祥作者：郝丽丽来源：《红广角》 2014年第6期（天津）郝丽丽【摘要】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

30年代初回国后，二人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并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而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

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遵义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

回国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

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命相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均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于1933年进入中央根据地，其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王稼祥则从1931年4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但与其他推行错误路线成员不同的是，在王稼祥与张闻天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后，二人较早察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并逐渐从中分化出来。

张闻天和博古的意见分歧首先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

1933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主张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

张闻天反对博古只将其作为宣传策略，而要求有具体行动。

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2018-09-12 08:46来源:非常历史原标题：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关键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此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而在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又一次面临抉择。

被扣上“三和一少”大帽子在1958年“大跃进”时，曾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就提醒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而王稼祥的忧虑很快变成现实，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

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

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

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

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

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以争取度过或减轻困难。

同时，王稼祥还提出在困难形势下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此举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右四为王稼祥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

中国决定派出以茅盾为团长，王力、康永和为主要成员的代表团参加。

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茅盾团长的讲话稿由王稼祥主持，提出了一系列缓和的政策和方案。

正因为是世界裁军大会，讲话稿中和平、裁军的字眼和内容用得多一些。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针和方案。

党史人物－－王稼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中，党内有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杰出领导人——王稼祥。

战争年代中，他带着危及生命的重伤长期坚持工作；和平时期，他又为党的国际交往联络提出了真知灼见。

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

1925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

同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28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

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

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

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

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

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稼祥为何在七大选举中落选中央委员王稼祥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过程中,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其中,王稼祥的变化最令人不解。

王稼祥给予毛泽东许多帮助,在关键时刻,王对毛的支持比任弼时显得重要,而且也胜过周恩来。

但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和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王稼祥仅是名列第二的中央候补委员,这还是毛泽东经过一番说服工作的结果。

此事如此令人不解,其原因何在呢?毛泽东核心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

这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

实际上，这时王稼祥伤病复发，已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一贯谦虚谨慎，不讲自己功劳、只讲自己过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

三位高开低走的中共元老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0期史历王稼祥：七大意外落选是分水岭王稼祥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团，并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是党内留苏派的代表人物。

回国后由于其特殊身份，他担任的职务一路走高，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跃升至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后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长征中，他在遵义会议上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毛泽东，之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新三人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权。

之后他因病去苏联治疗。

1938年再次回国，从共产国际那里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的口信，这一口信被认为是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的最重要指示。

王稼祥从这时起更是受到重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不过由于他身体长期不适，并没有从事具体工作。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中，由于被指责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人，加上自身书生气浓、群众关系不好，原本被中央提名为中央委员的王稼祥意外地落选，只是被选为候补委员，这对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是个重大打击，从此王稼祥彻底淡出中共核心领导层。

建国后他只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外联部部长等职务。

陈昌浩：一场疾病改变一生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曾领导过我军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刘华清等，此人便是陈昌浩。

陈昌浩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与王稼祥相比，陈在国内工作时间长，实际工作能力较强。

陈昌浩1930年入党，之后与张国焘、徐向前一起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共同指挥西路军西进，却遭全军覆灭，徐向前与陈昌浩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由于高烧不退，陈昌浩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则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

1956年，王稼祥不想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却说：你早就该当了1931年1月，王稼祥在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

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这年3月，经过层层护送，王稼祥一行人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

王稼祥当时中央苏区正在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王稼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间隙，王稼祥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

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毛泽东欣然同意：“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然把王稼祥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和他促膝交谈起来。

当时王稼祥刚回国不久，对国内的很多情况都还不熟悉，两人尽管很多见解都不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

谈到最后，毛泽东兴奋地起身，提起笔如行云流水般写下两行字，并对王稼祥说：“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毛泽东王稼祥凑过去一看，纸上写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看后连声称赞：“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

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毛泽东也笑着说：“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

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哟！”王稼祥忙说：“对！对！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1931年10月下旬，王稼祥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即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毛泽东（右二）和王稼祥（右一）但此后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逐渐掌握中央大权，毛泽东开始不断受到排挤。

王稼祥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王嘉祥，安徽泾县人。

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在苏联期间，他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负责编辑党报。

同年6月，他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被撤掉中央宣传部干事，调任党报驻香港记者，12月又调回上海工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任中共中央学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实话报》总编辑。

不久，王稼祥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派他与刘伯坚、左权一起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工作。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7年6月，他赴苏联治病，同年11月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1938年8月，他从苏联回国。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

1943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书记。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任北平执行小组顾问，后再去苏联治病。

1947年5月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央委员。

１９６２年王稼祥缘何被撤职作者：罗雪挥来源：《人民文摘》2009年第03期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

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

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

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

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

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

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

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

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

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

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