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国汉末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
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以王粲成就最高，其作品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如《七哀诗》《登楼赋》。
其他作家，如孔融长于奏议，体气高妙，词采飞扬，代表作有《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陈琳、阮瑀以书檄闻名，代表作分别有《移豫州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
刘桢在当时诗名甚高，时人并称曹（植）刘（桢）。
代表作《赠从弟》。
七子的诗歌以五言为主，创作上各有特色，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风格：内容上深刻地反映时代的乱离，艺术表现上悲凉慷慨，刚健有力，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后人因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称之为建安风骨。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围，扩大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代表作品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在狱咏蝉》、《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文章四友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个人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他们是：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
四人的作品风格较接近，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
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苏味道和李峤又以苏李并称。
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场文体改革运动。
所谓“古文”指的是上继先秦两汉时期的散体文字。
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他们倡导文以明道，使用自由的句式来抒写。
经过这一代作家的努力，古文终于战胜骈文，恢复了它的历史地位，为以后散文的发展开创了新的传统。
永明体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亦称“新诗体”。
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眺、王融三人。
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
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
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
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白诗派所谓元白诗派，是指中唐元和时期活跃于诗坛，以元稹、白居易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在内的一个诗歌创作群体。
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以及中唐早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歌内容上，他们打起哀时济世的旗帜，着力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弊端，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力求用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因而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艺术上，他们力求平易、通俗、浅显，形成了尚实、尚俗的美学特征。
这一诗派的创作在当时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的创作代表了元白诗派的最高成就。
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
郊寒岛瘦语出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指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诗风。
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两者含义相似。
郊、岛之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
孟郊的《游子吟》为唐诗中之极品。
贾岛则有吟诗冲犯韩愈马头之“推敲”佳话流传。
南北朝乐府民歌风格在感情表现形式上，北朝民歌以直率粗旷为特征，南朝民歌以婉转缠绵为基调。
在语言风格上，北朝民歌以质朴刚健，富有力感见长，南朝民歌以华美精致，双关隐语为主。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特点一、南朝乐府特点：1、内容集中描写男女之情（90%以上），绝大多数以女子口吻表现女子对男子的爱慕与相思。
2、表现的爱情几乎完全是浪漫色彩，很少考虑伦理因素，基调大多是哀伤的。
3、南朝民歌语言出语天然，喜欢运用双关隐语。
4、形制多为五言四句，语短情长二、北朝乐府的特点：1、内容丰富多彩2、语言流畅明快，风格刚健清新3、顶真修辞运用巧妙，比喻恰切生动4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篇幅较长却又繁简得当，铺排有致异同：一。
地域不同南朝：南朝民歌主要产生于南方都市。
北朝：北朝民歌主要产生于辽阔的北方（草原）二。
作者不同南朝：女性较多北朝：男女皆有三。
内容、形式不同南朝：南朝民歌的内容很单一，绝大多数是表现男女之情，反映的情恋内容极其广泛，角度多样。
如《西洲曲》写一个女子怀人，情思缠绵。
北朝：北歌偏重于社会生活, 如《琅琊王歌》中所表现的孤儿与战争,《企喻歌》中所表现的尚武精神,《紫骝马歌》所表现的婚姻问题,《地驱乐歌》中所表现的畜牧生活, 要比南朝的情歌内容要广泛得多。
在诗歌形式上，北朝民歌五言句式约占60%，七言四言约40%；南朝民歌五言约三分之二，其余为四言、杂言。
四。
风格不同南朝：A.格调鲜丽明快，不但再现了南方的自然风光之美，也表现出南朝女子的浪漫情怀。
B.其次是语言上清新流丽和多用双关比喻，来自于南方女子特有的俏巧聪慧：“欢欲见莲（怜，爱也）时。
”C.南朝民歌形制多为五言四句，语短情长。
北朝：北朝民歌抒情真率直爽，语言质朴有力，格调苍劲豪迈，显示出北方民族独有的特色，代表作《敕乐川》同：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
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一般地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都来自于民间，表达了人民的普遍情感和美好愿望。
陶诗的艺术特点，大致可有以下几方面：1、平淡自然与诗意淳美的统一陶渊明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平淡自然，绝去雕饰。
在他的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一切都是平平淡淡，似在不经意间如实道来。
如《归园田居》（其一）运用大量白描表达对田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
但是陶诗虽平淡却不枯淡，而是韵味隽永。
原因在于他写诗时有深厚、热烈的情感，而且能做到造语精到。
如《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两用“吾”字，却物我情融，耐人寻味2、情、景、理的统一陶诗大都是抒情作品，他把自己的感情象一股泉水渗透于景物描写中，从而使情与景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陶渊明的写景，决不是纯客观地刻画景物，片面地追求形似，而是着重总体意象的把握，把感情融于景物之中，从而把人带入到诗中的境界中去。
陶诗不仅情景结合，有意境，而且还有哲理色彩。
他常常用生活中朴素的语言，说明生活中的哲理，这使他的诗既有情趣，又富有理趣。
比如，“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庚戍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3、豪雄洒脱与平和静穆的统一陶诗虽然以平淡自然为主调，最能代表他冲淡之美的诗，莫过于《饮酒》其五，它创造出一个宁静平和的精神境界。
但是他仍有豪迈雄健的一面，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称之为“金刚怒目式”。
陶诗的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咏史咏怀诗中。
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平与愤激，因而风格偏于豪放。
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精卫含微木）等。
唐代文学成就入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到来了。
由于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国力空前强盛；再加上朝廷对意识形态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确立了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外文化也交流频繁，唐代文学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盛唐时期是唐诗的鼎盛期，涌现了大量杰出的作家，诗坛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壮观景象。
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天生才气，狂傲自负，其乐府诗歌表现强烈的主观色彩，激情澎湃，想象奇伟多姿，意象壮阔，气势豪放飘逸，绝句则自然天成，清新明丽，被誉为“诗仙”。
“诗圣”杜甫奉行儒家思想，一颗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始终不变，他的诗歌能反映社会的重大变故和政治事件，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被称为诗史。
杜甫诗集前人之大成，各体皆工，律诗成就尤其突出，以浑融的艺术境界、出神入化的技巧、沉郁感人的思想情操和人格美著称于世。
李白和杜甫在盛唐诗坛犹如两座高峰并峙，成为后人无法企及而推崇备至、顶礼膜拜的对象。
盛唐诗坛的其他诗人主要形成两大群体。
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的传统，借描绘自然风光表现闲适隐逸的情趣。
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歌，描写边地奇异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物人情，表现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大气磅礴，慷慨豪迈，充满昂扬进取精神，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中唐是唐诗的变化期。
在盛唐的难以为继之后，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自成一家，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开拓精神。
大历诗人经历了安史之乱带来的的社会巨大动荡，感受到唐王朝的由盛转衰，产生强烈的人生幻灭感，盛唐时期的昂扬奋发精神、乐观向上情绪不复存在。
这一时期韦应物、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等人的诗歌清雅淡远，时带冷落萧瑟气象，体现了时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韩愈、孟郊一派，主张“不平则鸣”，重视诗歌的抒情功能，艺术上注重锻炼，好为奇崛，追求险怪。
白居易、元稹等人继承古乐府精神和杜甫写实传统，提倡新乐府运动，重视诗歌的政治功能，诗风通俗浅易。
刘禹锡、柳宗元皆有长年贬谪穷乡僻壤的经历，刘诗善于从民歌中汲取营养，简捷明快，雄直劲健；柳诗抒写失意忧伤的心态，冷峭简淡。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
《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
初唐陈子昂、萧颖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简古、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
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古为理论支柱，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
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