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24日/第006版
研究
佛光寺东大殿历史沿革进展研究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执笔人张荣
五台山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时期。相传燕之宕昌王巡游至此，来到山门前，忽见佛陀光明遍照山林，因赐额“佛光寺”，寺院名称由此而立。后逢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法”，五台山寺院大部分荒废。隋灭北周，五台山佛教寺院又逐渐复兴。唐元和、长庆年间在高僧法兴的主持下，兴建了著名的佛光寺弥勒大阁。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法，佛光寺僧人被遣散，寺内建筑被毁。唐大中年间，佛光寺复兴，唐大中十一年(857）在东侧高台上兴建了东大殿。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殿堂式唐代建筑。由于东大殿内保存有唐代木构、唐代墨书题记、唐代塑像、唐代壁画，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四绝”，誉为我国古建筑第一国宝。
受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委托，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15年起为佛光寺东大殿进行数字化勘察。该项目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2005年起为佛光寺东大殿第一期勘察研究工作（《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的延续。在第一期针对东大殿建筑大木勘察研究的基础上，第二期勘察研究工作重点针对东大殿塑像、壁画、题记、附属文物等。
勘察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以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测量、近景摄影测量为主的数字化记录；基于碳14年代测定手段，结合文献、题记、特征分析的建筑考古研究；人工调查配合多种微损检测、取样分析判断以及文物残损量化。本文主要通过对大木与塑像、壁画等文物的建置时代分析，推演东大殿历史沿革。
东大殿大部分木构件和部分塑像、壁画通常被认为是唐代原构，本次勘察碳14测定年代基本证实这一观点。明确指向东大殿始建（857年）的构件包括：东大殿绝大部分木构件（包括板门、地栿），主佛坛塑像内部木骨泥胎，前内柱列弥陀说法图、卷草3幅壁画，主佛座束腰壁画等。
碳14测定北次间北缝后檐柱与西北内角柱榫卯填充木料为元代，结合现状分析判断可做出推测如下：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前后，东大殿门窗从前内柱列移至前檐柱列，并更换三根后檐柱。
南、北、东侧9幅栱眼壁画、后扇面墙外侧白描菩萨像、五百罗汉塑像，为明宣德四年（1429）至五年（1430）所做。东大殿外槽南尽间法师像，原普遍认为可能是唐代法师愿诚，但根据上一则推断，在唐代时，前外槽为前廊，该尊塑像在前廊中背向而坐似乎不合常理。根据碳14测定与东大殿殿前碑刻记载对应分析，该尊塑像应该为明天顺二年（1458）为纪念明代高僧本随禅师所塑。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次勘察初步勾勒出佛光寺东大殿历史沿革年表，共分为五期：晚唐创建期。东大殿创建时的大木结构基本完整保留至今，板门和直楞窗位于前内柱列。创建时明栿绘丹粉刷饰彩画，内外槽额枋上的七朱八白和华栱上的燕尾彩画保留至今，室内（以南、北、后檐墙和前内柱列分割内外）燕尾（华栱下部“凹”字型部分）为白色，室外燕尾为红色。前内柱列建栱眼壁，并在其外侧绘制壁画，北次间“弥陀说法图”和南北稍间“卷草图”3幅保留至今。主佛坛上共塑34尊塑像，“释迦牟尼”佛座束腰的壁画保留至今。内槽四通四椽栿和前外槽当心间北缝乳栿上，书写了5通唐代始建题记。
宋、金、元过渡期。根据壁画题记，东大殿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重绘了明间、南次间栱眼壁画，由附近信徒出资将唐代与佛坛对应的壁画改成了圆光形佛像图。根据前外槽当心间北缝题记板“维大金国……天德三年”题记，对照明代《重修佛光寺补塑罗汉之碑》中记录的“创建于大唐，重修于大金”，可知在金天德三年（1151）对东大殿进行了重修。因为题记板下叠压了土红彩画，而土红彩画下又叠压了唐代僧名题记，故推断在金天德三年之前，对东大殿进行过一次彩画重妆。根据碳14测年，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至金正隆五年（1160）在主佛坛两侧和背面修建泥质扇面墙，并且在宋金时期和金末至元初两个时期，对主佛坛的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宁公遇”像进行了重塑，改变了塑像衣裙形态。由于碳14测年存在误差区间范围，目前尚无法判断彩画重妆、扇面墙的修建和塑像重塑的准确时间点。
元末变革期。根据碳14测年结果，北次间北缝后檐柱与北次间前内柱榫卯填充木料的时间为1290年至1400年。以上证据表明极有可能在该时期将东大殿门窗从前内柱列移至前檐柱列（板门、门颊和地栿仍使用唐代原构），并更换3根后檐柱（当心间北缝、北次间北缝、北稍间北缝后檐柱）。东大殿正脊鸱吻和脊刹坯胎、釉色和人物造型与文殊殿正脊刹非常相似，应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同时补造的。故推断在元至正十一年前后，东大殿很可能进行过一次揭顶大修，更换后檐三根檐柱，将板门与直楞窗移至前檐柱缝，完全改变了东大殿室内空间格局，并更换了瓦顶琉璃构件。
明代增补期。该时期是我们所知对东大殿增补修缮最为频繁的时期，有确切题记铭文记录的共有8次，其中第一次明宣德四年（1429）至宣德五年（1430）的修缮规模应该是最大的。该次修缮为东大殿增补了钟（现位于东大殿南尽间前檐下）、鼓（现位于内槽西南角），南、北、东三侧檐墙内塑五百罗汉像共计296尊，绘制南、北、东三侧内槽栱眼壁壁画9幅，其中万菩萨像6幅、千佛像3幅，扇面墙外侧绘制白描千菩萨像。第二次为正统三年（1438），为东大殿挂“佛光真容禅寺”匾。第三次为天顺二年（1458），在前檐南尽间内侧塑“本随禅师像”，并在前檐下立“随公禅师碑”纪念这位复兴佛光寺的名僧。第四次为弘治十一年（1498）或嘉靖三十七年（1558），本次时代断定，根据“重修碑记”中的“大明戊午年”。文字中记载了祖师本随事迹，应是在本随时代之后的某个明代戊午年，故不可能是曾误认为的正统三年（1438）。有可能的分别为弘治十一年、嘉靖三十七年、万历四十六年。在万历四十二年曾有一次奉旨修缮，不太可能仅过去三年就再修一次，故排除万历四十六年。该次工程在扇面墙两端立木质扇面板，重刷扇面墙（遮盖了白描菩萨像），重妆所有佛像，包括：主佛坛佛像、五百罗汉像和本随禅师像。第五次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铸磬，现位于东大殿内槽。第六次为万历四十二年（1618），该次为奉旨重修东大殿，但目前尚未发现该次修缮痕迹。第七、八次分别为天启二年（1622）和崇祯九年（1636），这两次为附近村民集资修缮工程，目前也未发现这两次的修缮痕迹。
清代、民国延续期。该期主要是对主佛坛主佛的重妆工程。乾隆九年（1744），对主佛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和文殊、普贤菩萨沥粉贴金。乾隆三十三年（1768）根据碑记对东大殿进行了重修，但目前尚未发现该次修缮痕迹。对比常盘大定1925年和梁思成先生1937年所拍照片上主佛表面彩绘的差别，以及梁思成先生《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一文中的记载，可知在1925至1937年间，佛光寺寺僧对主佛坛佛像进行了表面重妆。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初步为东大殿建立了历史沿革坐标系，获得了一些对东大殿建置新的认识。限于研究时间和能力所限，一些改造修缮的具体时间节点尚未判断明确，一些有文献记录的修缮工程未找到具体工程痕迹，这些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
根据本次勘察统计，目前所知的东大殿修缮活动共17次，平均每隔68年对东大殿或其陈设进行一次重修，约每200年进行一次较大的修缮工程。东大殿保留了创建期几乎所有唐代木构、塑像和部分壁画、彩画，各历史时期的塑像、壁画、题记、碑刻、修缮痕迹也都非常完整地留存至今。东大殿历史上的修缮活动大都尽可能地沿用了前代的构件和工艺，更多地采用了添加而非更换的方式，并清楚地留下了各次修缮痕迹与记录，对今天的保护工作有借鉴意义。
（勘察主要参与人：张荣，雷娴，王麒，王帅，吕宁，陈竹茵，李嘉宇，谭镭。碳14测定工作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完成，文章得到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董养忠所长的指正。）
课程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在我校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 1、课程初步建设。早在20世纪前半期，李大钊、李达等皆先后在北京高师讲授马克思主义。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师范大学在全校开设了联共布党史课程，其中包括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最初模式。1953年学校建立政治教育系，建成哲学教研室，承担本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同时也承担全校公共哲学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1956年、1960—1962年两次举办了由苏联专家莫洛佐夫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班，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深学者石盘教授为带头人的教学科研队伍。 2、课程体系初步形成。1979年哲学系成立，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原著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1981年、198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先后被批准为硕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建设得以展开，教学内容广泛而深入，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教学和课程设置方案，编写了大量的课程讲义和课程资料，翻译了苏联的一些相关教材，形成了由齐振海、彭万春、曲家齐、王卫国、杨镜江、刘继岳、陈仲华、马润青等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队伍。特别是认识论的专题与教学研究取得显著成就，齐振海教授主编的《认识论新论》（1988年）在认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结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探索和创新，该书的出版，引起哲学界强烈反响，被当时国家教委选定为高校哲学教材。
3、课程体系逐步完善。1990年底，本学科被批准为博士点，199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相关教研室合并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加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价值哲学、管理哲学等一批新兴的相关课程；编写出版了北京市师范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袁贵仁主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人的哲学》、《价值学引论》等一批教材；袁贵仁、唐伟教授等一批中青年教师成为教学骨干，实现了教学队伍的年轻化；围绕课程体系，到1999年学科成员先后承担了“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价值观建设”等9项国家或省部级重点课题；培养了毕业硕士研究生78人，毕业博士研究生16人，1 篇博士论文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 4、迈向精品课程行列。 自21世纪初开始，杨耕、张 曙光教授的引进，一批年轻教 师的选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学队伍有了新的结构性变 化。2002年1月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 年在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名列前 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有计划、 分步骤地将该课程作为一门 精品课加以建设。在本课程的 指导思想的确定、课程模块的 设置、教师队伍建设、教材体 系建设、教学方法的探索等方 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学科人员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研究与编写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和核心成员，积极主持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教材的改革与制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积累，本课程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精品课程的基本条件。
课程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会计学专业是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最早创立的专业之一，我校前身为铜陵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从1986年至今已有20年的发展历史。《基础会计》课程是会计学及相关专业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入门课程，也是学好会计学及相关专业的一把钥匙。该课程在我校的发展有着与会计学专业一样悠久的历史，可以说，《基础会计》课程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也是本学院会计学专业调整、改造与建设的历程，是我校会计学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方法的改革历程，是我校会计学专业师资队伍与学术梯队的建设历程，是我校会计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历程。 1、1986年～1992年：教学内容以簿记核算原理的基本内容为主，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相对陈旧，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名为“会计学原理”，并以现代会计应涵盖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为依据，调整和改造了原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将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在会计学“三基”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上。 2、1993年～1999年：为充分体现该课程在所有专业课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将该课程的名称由“会计学原理”更名为“会计学基础”，并在我国会计改革风暴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和借鉴中、外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大胆调整和改造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与方法，对该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建设要求和更明确的培养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教学实践环节—会计学手工模拟实验与会计电算化实验，取得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使该课程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3、2000年～至今：在全面建设和完善我国会计核算规范体系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会计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以２０００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和全国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为契机，围绕会计的国际化和国家化问题，在全面调整二十一世纪会计人才培养战略的背景下，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会计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方式与方法，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加充实和完善了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以科学化、规范化的课程建设思路，制定切实可行、目标明确的课程建设规划，从构成课程建设诸要素入手，实现了新一轮的课程建设目标，使该课程的建设达到了一定水平。 教学内容（含课程内容体系结构；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与目的；实践性教学的设计思想与效果） 《基础会计》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构成：一是讲述会计的基础概念与理论，具体包括会计概念、会计对象、会计假设与会计原则、会计要素、会计科目与账户、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等内容；二是讲述会计信息是如何通过传统的簿记系统生成的，具体包括账户与复试记账的应运、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循环与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等内容；三是讲述会计信息的报告系统，具体包括财务报表的基本概念与编制原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等内容。具体分为以下11章内容：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会计科目与账户 第三章? 复式记账 第四章? 账户和复式记账的应用 第五章? 会计凭证 第六章? 账簿 第七章? 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 第八章? 帐户分类 第九章? 财产清查 第十章? 会计报表 第十一章? 会计核算组织程序 第十二章? 会计工作组织与管理 课程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与教学目的： 在教学方法上，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为目的，将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协调应用，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概述 摘要：我国古代教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也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隋唐时期逐步形成的科举制度，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核心制度。 关键词：古代教育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惟一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古代教育。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延续了4000多年。早在尧、舜、禹时代，就有了教育的萌芽，到商代便出现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领主贵族政治，垄断文化教育，即“学在官府”，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学内容，也都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十分鲜明。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被完全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
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学术和教育活动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弟子三千，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古代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积极推广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同时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为通过各种途径学有所成的士人提供作官的机会。“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大贵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人才选拔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寒门士子几无进仕之路，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而世族子弟又不屑学习，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了南北朝，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受到士人的欢迎。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统一中国后，即着手选士制度的改革，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公元606年，隋炀帝始臵进士科，标志着科举
---------------------------------------------------------------最新资料推荐------------------------------------------------------ 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历史沿革和改革第八章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历史沿革和改革基本知识体系： 一、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史（一）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幼儿园课程改革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幼儿园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确认了儿童的主体性，认定了课程应来源于儿童的生活，课程应包括儿童在幼儿园的一切活动，提出了课程的编制应依据儿童的心理水平。 （二）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幼儿园课程改革 50 年代，在教育全面学习前苏联的背景下，学前教育也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教育部于 20 世纪 50 年代邀请两位苏联的幼教专家赴中国讲学，并在中国推广苏联的经验，主要表现为引进了作业，教学大纲为作业规定了内容和时间，通过作业对幼儿进行系统的教学。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学前教育虽然不再使用课程一词，实际上反映的是苏联教育学对课程的狭义的理解，即把课程看作是学科，通过幼儿园各科的教学对幼儿实施教育。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以幼儿园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展开了大规模的幼儿教育改革运动。 来自国外的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理论，诸如蒙台梭利、杜威、布朗芬勃伦纳、布鲁纳，特别是皮亚杰等人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 1/ 10
我国近现代教育家们的思想，特别是陈鹤琴的思想再次受到重视，这些都为80 年代以来的幼儿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背景。 80 年代初开始的幼儿园课程是从各地自发进行的试验开始的，这些试验从单科扩展到了整体，从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对幼儿园课程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在这些试验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幼儿园综合主题教育。 可以说，这些试验所针对的问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学科课程过分强调系统的单科知识和技能，忽视各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儿童的实际活动和直接经验。 这场改革最具影响力的举措是国家教委 1989 年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简称《规程》），这项法规在试行七年以后，经过修订，正式颁发。 二、当代中国著名的幼儿园课程和教育方案（一）陈鹤琴的五指活动课程 1、五指活动课程的含义： 陈鹤琴打破了按学科编制幼稚园课程的方式，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形成他所谓的五指活动：陈鹤琴以 5 个连为一体的手指比喻课程内容的五个方面，虽有区分，却是整体的、连通的，以此说明他所谓的五指活动课程的特征。 2、陈鹤琴的儿童观： 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综影，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
东大殿（修建者：愿诚和尚） 东大殿是现存的三座唐代木构殿堂型构架建筑中规模最大的，现存唐代中最古老、最典型的实例。大殿构架由屋深柱网、铺作层和屋顶梁架三部分叠加而成，七铺作斗拱纵横恣肆，威压四方，是现存中国古建筑中斗拱挑出层数最多、距离最远的一个实例，也是我国集唐代建筑、彩塑、壁画、题记、经幢于一殿的孤例。佛光寺东大殿在脊檩下仅用叉手，是现存古建筑使用这种做法的孤例。 东大殿作为唐代建筑的典范，形象地体现了结构和艺术的高度统一，简单的平面，却有丰富的室内空间。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上千个木构件通过榫卯紧紧地咬合在一起，构件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多余的、没用的。而外观造型则是雄健、沉稳、优美，表现出唐代建筑的典型风格。 东大殿面阔七开间，进深八架椽，单檐四阿顶，虽然经过多次修葺，大体仍保持唐代原来面貌。 东大殿由内外两圈柱组成平面柱网，内外柱等高，檐柱有侧脚及升起。檐口曲线平缓，出檐深远。斗栱尺度雄大，形式古朴。脊槫下不施侏儒柱，仅用叉手，是现存已发现古代木建筑中的构造孤例。殿内遗有释迦、弥勒、普贤、观音等唐代塑像，以及唐、宋壁画和题记。
东大殿坐东朝西，最东的高地高出前部地面约十二三米。大殿面阔为七间，长为34米；进深为四间，长为17.66米；单檐庑殿顶。殿内设有一圈内柱，后部设有“扇面墙”。由内外两圈柱子形成“回”字形的柱网平面，称为“金厢斗底槽”。整个构架由回字形的柱网、斗拱层和梁架三部分组成，这种水平结构层组合、叠加的做法是唐代殿堂建筑的典型结构做法。
佛光寺平面图 大殿屋面坡度较平缓，举高约1/4.77。正脊及檐口都有升起曲线，屋面筒瓦虽是后代所铺，但鸱尾式样及叠瓦脊仍遵旧制。 柱高与开间的比例略呈方形，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粗壮的柱身、宏大的斗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都给人以雄健有力的感觉。
课程的历史沿革 (1961-2003) 历史沿革表明，本课程历史悠久，梯队、年龄结构合理，代代相传，环环相扣。 1961年初，全增嘏先生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率先在国内独立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61年下半年—1965年，刘放桐接替全增嘏先生承担整个课程的教学，并编写出了较为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部分流派的讲义。1966年—1977年由于十年动乱教研工作停顿。1977年起，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得到恢复。全增嘏在尹大贻、陈京璇、黄颂杰等辅助下酝酿主编《西方哲学史》（含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重新着手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1979年，为了加强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刘放桐、黄颂杰、张庆熊等从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分离出来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吸收了原在马哲的陈学明参加（他于2002年才重返马哲教研室）。本课程的教学和研究由此得以更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1980受教育部委托分别开设了“全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师进修班”（义务性），为一些兄弟院校培养本课程第一批师资。1986年再次开办。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放桐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它最早为我国本课程的开设提供了一份虽并不完善、但较完整的教学框架和较系统的材料，它在80年代一直是国内本学科使用最广的教材。同年全增嘏获准设立国内第一批西方哲学史博士点。1983和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册（大部分统稿工作由黄颂杰担任），其中下册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属“现代西方哲学”。 1985年起，文革后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俞吾金、张汝伦、王新生、汪堂家、莫伟民、佘碧平等继刘放桐和黄颂杰、张庆熊、陈学明等人之后先后开始参与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教学（由辅导到主讲）。他们逐渐成了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主力，使本学科始终能生气勃勃。
佛光寺大殿 ——木结构艺术造型特色 中国现存最早的两座木结构殿堂之一。位于山西五台山，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是唐代建筑的典型代表。1937年为建筑学家梁思成所发现。传佛光寺创建于北魏，9世纪初建有3层7间弥勒大阁，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被毁，后在此阁旧址建此殿，现保存完好。寺依地形布局，地势东高西低，大殿在寺址东端山岩下高12米多的台地上，面西，是全寺主殿。寺院不大，台地下院落北侧有金代建筑的文殊殿，其他建筑都是清代以后所建。 唐代是中国建筑的发展高峰，也是佛教建筑大兴盛的时代，但由于木结构建筑不易保存，留存至今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中国最早的木构殿堂只有两座，都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其中一座，建于大中十一年（857）。佛光寺是一座中型寺院，坐东向西，大殿在寺的最后即最东的高地上，高出前部地 面十二三米。大殿为中型殿堂，面 阔七间，通长34米；进深四间， 17.66米；殿内有一圈内柱，后部 设“扇面墙”，三面包围着佛坛， 坛上有唐代雕塑。屋顶为单檐庑 殿，屋坡舒缓大度，檐下有雄大而 疏朗的斗拱，简洁明朗，体现出一 种雍容庄重，气度不凡，健康爽朗 的格调，展示了大唐建筑的艺术风采：气魄宏伟，严整而又开朗。柱高与开间的比例略呈方形，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粗壮的柱身、宏大的斗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都给人以雄健有力的感觉。 从五台县豆村镇向北行进5公里，向东远眺，就看到了三山环抱、松柏掩映、高低层叠的佛光寺。因此寺历史悠久，寺内佛教文物珍贵，故有“亚洲佛光”之称。据唐著《古清凉传》记载，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隋唐时期，寺内曾有3层7间高9丈5尺的弥勒大阁，当时寺况极为兴盛，香客不绝，名播长安、敦煌等地，远及日本，有“走马观山门”之说。后来唐武宗灭法，殿宇遭到破坏。唐宣宗大中以后，佛法再兴，857年（大中十一年），由女弟子宁公遇施资、愿诚和尚主持、在原弥勒大阁的旧址上修建了现存的正殿东大殿。佛光寺高踞山腰，寺基为梯田式，东、南、北三面环山，唯西向低下而豁朗。寺区松柏苍翠，殿宇巍峨，山静鸟鸣，环境幽雅，真称得上是“福山宝地”。共有三层院落，层层叠高，计有殿堂楼阁120多间。其中，东大殿七间，为唐代建筑；文殊殿七间，为金代建筑，其余的均为明、清时期的建筑。由寺内遗迹看，宋、金、元、明、清各代也都有修建。现存寺内的唐代木构、泥塑、壁画、墨迹，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荟萃一处，相互映衬，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1961年，国务院将佛光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
教育发展历史沿革 一、原屈原农场八分场小学教育发展历史沿革 1978年至1983年屈原农场八分场共有小学学校8所，分别命名： 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一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二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三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四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五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六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七小学，屈原农场八分场第八小学。 1983年8月撤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二小学，师生并入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三小学，并更名为屈原农场八分场团湖小学。 1983年8月撤屈原农场八分场第四小学，师生并入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五小学。 1985年8月撤屈原农场八分场第八小学，师生并入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七小学。 1986年8月撤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五小学和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七小学师生并入屈原农场八分场第六小学，并更名为屈原农场八分场北区联校，1990年下学期再次更名为屈原农场八分场菱湖学校。2000年设立屈原管理区，学校正式命名为屈原管理区白鱼歧办事处菱湖小学。 1990年8月撤屈原农场八分场第一小学，师生并入屈原农场八分场团湖小学，并更名为屈原农场八分场中心小学。2000年设立屈原管理区，学校正式命名为屈原管理区白鱼歧办事处中心小学。
2003年8月白鱼歧办事处与营田镇合并，撤菱湖小学和中心小学，并入屈原管理区白鱼歧中学，命名为屈原管理区白鱼歧小学。
二、原屈原农场八分场初中、高中教育发展历史沿革 1978年屈原农场八分场有中学一所，前称为汨罗江农场永红中学，1978年原汨罗江二分场行政区划分，沉凤路以南设立汨罗江农场八分场，学校授名为汨罗江农场第八中学。1978年至1980年期间开设了初中部和高中部。1980年8月全场高中分批撤并而撤销高中部，后改名屈原农场第八中学。2000年设立屈原管理区，学校更名为屈原管理区白鱼歧中学。2003年全区乡镇合并，白鱼歧办事处与营田镇合并，仍称屈原管理区白鱼歧中学。2004年8月撤校，初中教师分流乡镇学校，学生分流琴棋中学，屈原一中。屈原二中。
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24日/第006版 研究 佛光寺东大殿历史沿革进展研究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执笔人张荣 五台山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时期。相传燕之宕昌王巡游至此，来到山门前，忽见佛陀光明遍照山林，因赐额“佛光寺”，寺院名称由此而立。后逢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法”，五台山寺院大部分荒废。隋灭北周，五台山佛教寺院又逐渐复兴。唐元和、长庆年间在高僧法兴的主持下，兴建了著名的佛光寺弥勒大阁。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法，佛光寺僧人被遣散，寺内建筑被毁。唐大中年间，佛光寺复兴，唐大中十一年(857）在东侧高台上兴建了东大殿。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殿堂式唐代建筑。由于东大殿内保存有唐代木构、唐代墨书题记、唐代塑像、唐代壁画，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四绝”，誉为我国古建筑第一国宝。 受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委托，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15年起为佛光寺东大殿进行数字化勘察。该项目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2005年起为佛光寺东大殿第一期勘察研究工作（《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的延续。在第一期针对东大殿建筑大木勘察研究的基础上，第二期勘察研究工作重点针对东大殿塑像、壁画、题记、附属文物等。 勘察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以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测量、近景摄影测量为主的数字化记录；基于碳14年代测定手段，结合文献、题记、特征分析的建筑考古研究；人工调查配合多种微损检测、取样分析判断以及文物残损量化。本文主要通过对大木与塑像、壁画等文物的建置时代分析，推演东大殿历史沿革。 东大殿大部分木构件和部分塑像、壁画通常被认为是唐代原构，本次勘察碳14测定年代基本证实这一观点。明确指向东大殿始建（857年）的构件包括：东大殿绝大部分木构件（包括板门、地栿），主佛坛塑像内部木骨泥胎，前内柱列弥陀说法图、卷草3幅壁画，主佛座束腰壁画等。 碳14测定北次间北缝后檐柱与西北内角柱榫卯填充木料为元代，结合现状分析判断可做出推测如下：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前后，东大殿门窗从前内柱列移至前檐柱列，并更换三根后檐柱。 南、北、东侧9幅栱眼壁画、后扇面墙外侧白描菩萨像、五百罗汉塑像，为明宣德四年（1429）至五年（1430）所做。东大殿外槽南尽间法师像，原普遍认为可能是唐代法师愿诚，但根据上一则推断，在唐代时，前外槽为前廊，该尊塑像在前廊中背向而坐似乎不合常理。根据碳14测定与东大殿殿前碑刻记载对应分析，该尊塑像应该为明天顺二年（1458）为纪念明代高僧本随禅师所塑。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次勘察初步勾勒出佛光寺东大殿历史沿革年表，共分为五期：晚唐创建期。东大殿创建时的大木结构基本完整保留至今，板门和直楞窗位于前内柱列。创建时明栿绘丹粉刷饰彩画，内外槽额枋上的七朱八白和华栱上的燕尾彩画保留至今，室内（以南、北、后檐墙和前内柱列分割内外）燕尾（华栱下部“凹”字型部分）为白色，室外燕尾为红色。前内柱列建栱眼壁，并在其外侧绘制壁画，北次间“弥陀说法图”和南北稍间“卷草图”3幅保留至今。主佛坛上共塑34尊塑像，“释迦牟尼”佛座束腰的壁画保留至今。内槽四通四椽栿和前外槽当心间北缝乳栿上，书写了5通唐代始建题记。
课程研究及其历史发展 一、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的早期发展：博比特与查特斯的贡献 1918年，博比特出版《课程论》一书，一般认为，这是课程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标志。1924年，博比特出版《怎样编制课程》，将课程开发理论进一步完善。1923年，查特斯出版《课程编制》，强化了课程编制理论。由此，截止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课程这一研究领域最早在美国比较完整地确立起来。 博比特与查特斯的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启动了“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 （一）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诞生的社会背景 背景是20世纪初期美国发生的“社会效率运动”。1911年，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一书，详尽地介绍管理理论，这就是“泰罗主义”。其基本假设是：人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因而是可控的；效率即是科学；科学管理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对人及其工作进行有效控制。“科学管理”的基本理路是：选取从事某项工作的正确动作流程以及所使用的相应的生产工具；对每一个动作的时间进行研究，以将一项工作分析为细小的操作单位，并确定每一操作单位的效率标准；根据一项工作的效率标准，将工人配置于相应的岗位，并利用经济利益的诱因，使工人处于自己的最高效率和最大生产能力。 由此，“泰罗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效率取向、控制中心，把科学等同于效率，把人视为生产工具。 （二）博比特的课程开发理论 博比特是课程开发理论的奠基者、开创者——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包括三个方面： 1.教育的本质 第一，教育是为成人生活做准备。教育主要是为了成人生活做准备，而非为了儿童生活。其职责是为准备50年的成人生活，而不是为了20年的童年及青年生活。因此，学校中的儿童生活只是手段，未来社会中成功的成人生活才是目的。所以，学校教育终究是社会取向的，学校乃社会的代理机构。 第二，教育是促进儿童的活动与经验发展的过程。教育是为成人生活做准备，它并不是一个在儿童心智中储存成人生活所需要的诸种知识的过程。人在本质上并不是简单的知识技能的储存器，而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活动者。因此，教育应是促进儿童恰当地从事生活中诸种活动并取得相应经验的过程，学习者在教育过程中应是“行动者”而不是一个接受者。博比特的“教育准备说”与强调知识技能接受的“准备说”是有差异的。 第三，教育即生产。教育是一个塑造，如同钢轨的制作一样。经由这种塑造过程，人格将被塑造成所需要的形态。当然，人格的塑造要比钢轨的制造更为精密，而且包含更多的非物质成分。由此，学校变成了“学校工厂”，学生就是“原料”，教师则是“教师工人”，教育正是为了获得理想成人这个“成品”而对学生这个“原料”不断加工制作的过程。 2.课程的本质 既然教育是为成人生活作准备，那么课程自然指向于完美的成人生活所需的基本素养。既然教育是促进儿童的活动与经验发展的过程，那么课程内容自然是儿童的活动与经验。所以，在博比特看来，课程就是儿童及青年为准备完美的成人生活而从事的一系列活动及由此而取得的相应的经验。 3.课程开发的方法——活动分析法
课程简介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是高职高专机械类专业或机械为主的机电类专业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机械制造过程概述、机械加工工艺系统、表面成形和金属切削过程、机械加工方法和装备（含车削、铣削、钻削、磨削、齿形加工、精密与特种加工）、机械制造工艺设计（含机械加工精度的实现、机械制造工艺设计、加工误差分析、加工表面质量和夹具设计）。前导课程为《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工程材料》等，同时开设《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等技术基础课，后续课程有《模具制造工艺》等专业课程。 2004年学校升格为大专，生源是高中毕业生或中职对口单招生，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改革，在原《机械制造技术》课程的基础上，将原机械专业主要专业课程按照重基础、多图表、知识新、重实用的原则将《机床夹具》、《金属切削刀具》整合而成目前的新《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该课程与其它技术基础课（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和专业课（数控加工与编程、模具制造工艺）衔接紧密，是学生进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参加工作所必需的机械制造理论与知识的技术基础。 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能对制造活动有一个总体的、全貌的了解与把握，能掌握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掌握机械加工的基本知识，能选择加工方法与机床、刀具、夹具及加工参数，具备制订工艺规程的能力和掌握机械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具备
分析解决现场工艺问题的能力。了解当今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模式的发展概况，初步具备对制造系统、制造模式选择决策的能力。 历史沿革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原名湄洲湾工业学校）创建于1985年，机械类专业随着学校成立而诞生。主要开设专业有数控、模具、机电、机修、计辅、工业设计等，覆盖面较广。所开设的相关课程包括《金属切削原理及刀具》、《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机械制造工艺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内容重复，而且总学时偏多，新技术新工艺知识偏少。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机械系除数控、机电等专业，又增设了、模具、机修、计辅、工业设计等多个相关专业。对机械制造类课程的知识需求也有了很大变化。课程组以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为要求，对机械制造系列课程进行全面改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现代教学技术、教材建设、实践教学体系等方面。整合了传统机械制造类课程《机械制造工艺学》、《机械制造工艺学》和《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等课程的主要内容，并结合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删了部分课程内容。并将其作为机械制造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在我校从原来的中专、五年制大专教育向三年制大专教育及三年制高职教育转变过程中，在课时被大幅压缩的情况下，为了达到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我们提出了以机械工程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针对高职教育的特点，在课程体系上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在课程内容上以“必须、够用”为度，使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高职的培养目标，符合了专业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 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对该门课程的体系结构、课程内容等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进一步的整合，陆续选用了高职高专多个版本的《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教材。 几年的实践表明，对机械制造类课程的改革体现 增强了机械制造系列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消除了重复的内容，压缩了学时； ②符合实践—认识—实践的认知规律（先金工实习，后讲授课程，再进行生产实习、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变迁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SJD8800038) 民办教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孔子的私学,还是宋代的书院,抑或近代的教会学校,都构成了我国古代、近现代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民办私立学校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化改造中逐渐消失,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得以重新恢复和快速发展。60年来,民办教育的消失和发展繁荣,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回顾和总结60年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办学经验,非常有意义。而如何在快速发展之后继续发挥民办教育不可分割的教育主体 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一、私学发达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消失 在传统社会,私学与官学构成互补的教育体系,而且兴旺发达,形成了我国教育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其办学成绩和影响力甚至在某些阶段超过官学许多,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据新中国成立前的统计数据显示①,教会和私人办学的数量甚至占据了现代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一大规模存在的私立学校,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的发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私学不论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的发达推动了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争鸣还是宋代书院、近现代的教会学校、私人办学,其办学的成绩和学术的交流都反映了私学的发达对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私学的发达,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特别是从宋代开始,各种形式的私学如村学、冬学、义学、族学、家塾、社塾、学馆、书屋、书堂、书院、村塾遍地开花,大批知识分子热心于社会教化的推导工作,在教育的平民化普及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私学的发达,使我国的传统教育理论呈现出十分发达的局面。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十分发达,多数来自于私学积累,特别是在蒙养教育和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上。 但是,私立发达的景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对旧教育包括私立学校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2月20日,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全国学联扩大执委会上作《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报告并提出:“坚决地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颁布了《私立高等学校暂行管理方法》规定,私立学校的行政权、财产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所有高校到1952年底全部改为公立。依据这一精神,1952年教育部发出“关于接办中小学的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的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管,改为公办。随着这项工作的完成,民办教育在中国土地
我国课程的历史演变 一、我国的课程体系的发展历程： （一）我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是以“明人伦”、教化天下为课程目标，以倡导人文精神儒家经学课程为主体，射、御、律、算等艺能学科为两翼的综合性课程体系。它起源于西周的“六艺”，奠基于孔子的“六经”。主体课程确立于西汉，结构体系形成于唐代。经宋元明清的发展，逐渐丰满和完善。在两千年的古代教育史中它始终发挥着服务政治、关怀人生的现实价值，但终因知识体系和思想的局限而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焦点。 1.起源时期——夏商周时期的“六艺”课程 夏、商、西周的学校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的教学科目，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的课程体系——“六艺”。其中“礼乐”承担着政治宗法及伦理道德规范教育，为“六艺”之首；“射御”为射箭和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训练，属军事教育范畴，也含身体锻炼成分；“书数”为识字和计数教育,属基本常识范畴。这是一种文武兼备、知能兼求的课程设置体系，是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渊源。 2.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六经”课程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奠基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是课程设置的多元化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著书立说，办学收徒，传授各自的教学内容。儒家教礼乐，墨家教生产和军事技术，法家以法为教。由于汉初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后世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演变成为儒家人文课程体系，孔子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奠基人。 孔子尊崇周礼和西周时期的“六艺”教育，并编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的基本教学内容，也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除《乐》经亡佚外，其余五经自汉以后一直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也是最基本的教学科目，它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教育体系中的主体课程一直延续至清。“六经”的课程体系具有偏重社会人事、敬鬼神而远之，重人文轻自然、又于人文中见自然，轻视劳动教育、排斥手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三个特征。 3. 形成和确立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从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上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奠定了基础，汉初的董仲舒和汉武帝则将孔子的课程内容及设置以教育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为了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获得汉武帝的采纳。 这一政策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确立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的唯一教材。同时这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儒家经学在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但是“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罢黜了除儒学以外的百家学说，而且也将周孔的艺能学科排除在学校教学计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院级精品课程建设状况 一、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我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势，从而有力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和人才辈出。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活动50多年来从未间断。 按照教育部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以下称“98方案”）的规定，我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即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三门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具体规定，将《邓小平理论概论》课充实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2005上半年，中宣部、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对“98方案”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其明确规定：高职高专开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由于我校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研究《高等职业院校思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问题研究》的任务，作为课题研究的内容之一，编写和出版了针对高职院校使用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经湖北省教育厅的同意，我校于2006年春季在全体05级学生中开始实施该课教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开课前，由资深教师对全体该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了培训。本课程于2006年4月被列为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根据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统一要求，全国所有高校从2007年春季开学，在2006级学生中开始实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并一律使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的新教材。为使教师明确新教材的体系结构、特点、重点，全面、准确领会中央关于开设这门课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中央关于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指导方针，使
课程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PLC可编程控制器以经典的电机电气控制为指导，吸纳了绝大部分电气控制的思想，并采用了虚拟电气控制的概念和技术，把计算机和控制紧密得结合了起来。由于计算机的快速更新换代，PLC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PLC可编程控制设备经历了几代的革新，现如今技术已经变成十分成熟。到现在，PLC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控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为了适应先进工业现场的需要，PLC课程课程的学习也就是成为现代高职、高专毕业生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是我院电类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数控技术技术、楼宇自动化技术等）的专业核心课，该课程自我院2002年建校开始招收高职专科学生以来，一直开设，至今已有7年的开课历史。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将计算机技术与电气控制技术相结合，专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一种现代控制设备，是自动化的三大支柱之一，目前在工业企业及民用设施中应用极为广泛。《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这门课程以一种典型的机型进行分析和应用操作，使学生牢固掌握这门应用技术，为后续的调速技术、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自动线与工业生产过程控制技术、电气传动技术、电梯应用技术、楼宇自动化技术等课程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也为集中实训和毕业设计打下基础，同时也为相关专业学生考初、中级维修电工资格证书和PLC程序设计师资格证书做准备。该课程实行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在教学大纲中有较具体的能力训练项目，教学进度安排，教学指导书，理论＋实践的考评方式，并且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与管理，在教学改革与实践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2003年为了适应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更好解决课程体系实践需求，根据发展的需要与许昌瑞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PLC技术实验室，教学采用“理论教学＋实验”的学科式教学模式。 2005年，本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合编的《PLC与电气控制》教材投入使用，承接瑞新电气PLC技术推广工作，完成多项PLC技术应用项目。成立《可编程序控制器》实训室。设立《可编程序控制器》实践教学中心。 2005年在机电一体化和数控技术专业教学中，《可编程序控制器》被确立为自动化和数控技术类专业主干课程。 2005年依托《可编程序控制器》实验室和课程体系建设，进行《可编程序控制器》强化实训教学研究， 2006年相关老师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编写《可编程序控制器》强化实训指导书。 2007年机电一体化专业培养计划修订，确定《可编程控制器》为专业核心课程。 2008学院又注入资金，扩大《可编程序控制器》实践教学中心的规模。 为增加PLC教学的实用性，我们与企业进行了校企联合，经常与企业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交流，甚至将他们请进课堂。并将瑞新电气的高级工程师聘为我们的课座教师，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将企业中最新的技术借鉴过来，并将企业中PLC控制存在的问题带过来，一起研讨。使我们的教学不断得到完善。在PLC教学具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又开设了《PLC综合实验》，更多的题目，实践内容不断丰富。学生的学习兴趣日益浓厚。经常提出
我国课程得历史演变 一、我国得课程体系得发展历程： （一）我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得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就是以“明人伦”、教化天下为课程目标，以倡导人文精神儒家经学课程为主体，射、御、律、算等艺能学科为两翼得综合性课程体系。它起源于西周得“六艺”，奠基于孔子得“六经”。主体课程确立于西汉，结构体系形成于唐代。经宋元明清得发展，逐渐丰满与完善。在两千年得古代教育史中它始终发挥着服务政治、关怀人生得现实价值，但终因知识体系与思想得局限而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得焦点。 1、起源时期——夏商周时期得“六艺”课程 夏、商、西周得学校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得教学科目，这就就是中国古代最早得专门化得课程体系——“六艺”。其中“礼乐”承担着政治宗法及伦理道德规范教育，为“六艺”之首；“射御”为射箭与驾驭马拉战车得技术训练，属军事教育范畴，也含身体锻炼成分；“书数”为识字与计数教育,属基本常识范畴。这就是一种文武兼备、知能兼求得课程设置体系，就是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得渊源。 2、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得“六经”课程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得奠基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得“百家争鸣”，就是课程设置得多元化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得立场出发，著书立说，办学收徒，传授各自得教学内容。儒家教礼乐，墨家教生产与军事技术，法家以法为教。由于汉初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政策，使后世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演变成为儒家人文课程体系，孔子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得奠基人。 孔子尊崇周礼与西周时期得“六艺”教育，并编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就是孔子得基本教学内容，也就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得教科书。除《乐》经亡佚外，其余五经自汉以后一直就是学校教育得基本教材，也就是最基本得教学科目，它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教育体系中得主体课程一直延续至清。“六经”得课程体系具有偏重社会人事、敬鬼神而远之，重人文轻自然、又于人文中见自然，轻视劳动教育、排斥手工业技术与农业技术三个特征。 3、形成与确立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从课程内容与课程设置得价值取向上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奠定了基础，汉初得董仲舒与汉武帝则将孔子得课程内容及设置以教育制度得形式确定了下来。为了实现思想上得大一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建议，获得汉武帝得采纳。 这一政策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就就是确立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得唯一教材。同时这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得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得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儒家经学在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中主体地位得确立。但就是“独尊儒术”得政策不仅罢黜了除儒学以外得百家学说，而且也将周孔得艺能学科排除在学校教学计划之外。这种独重儒术得倾向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一度衰微，但到隋唐时期却又得到了重振。 唐继承了汉代得经学课程体系，将五经发展为九经；唐得学校系统中增加了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天文学等专科性学校。这些专门学校除了学习儒家经典外，还设置了完备得专业课程，促进了唐学校课程结构得多样化，从而从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