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儒家拿捏分寸的智慧与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家即基本上落于某种不名誉的状态。
“五四”时期这种不名誉常常与落后、保守、反动、阻碍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而今天，这种不名誉却是通过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和要求表现出来。
但在实际上，儒家言“中”、“致中”的活“精神”仍在当今发生作用，传统儒学到今天依然是作用于广大民众之间的“精魂”。
儒家的“中”是一种行事方式，也不可否认，由“致中”所表现的无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弊病。
标签：“中”；儒家；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一首先，我将从列文森尤其是余英时先生的儒家“游魂”说引出问题，认为儒家言“中”、“致中”的活“精神”仍在当今发生作用；其次，我将检讨儒家“致中”的实质及其潜藏的问题，并分别以荀子和黑格尔作对照；再次，我将简略地说明由“致中”所表现的无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弊病。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家即基本上落于某种不名誉的状态。
五四时期这种不名誉常常与落后、保守、反动、阻碍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而今天，这种不名誉却是通过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和要求表现出来。
无疑，将儒家的这种不名誉状态斩截得更为分明，甚至推向极端的，列文森算是其中一个。
依列文森，“儒教集团在荆棘与环境下正走向崩溃，它们的鼓、锣被抛在一边，置于腐臭的杂草与废物之间。
数千年来赋予孔夫子的神圣色彩消失了，而且没有人试图挽救之”。
果如是，即儒家思想乃以自身之死成全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假如预认了列文森的说法，那么，我们在逻辑上也大体可以说，张之洞、康有为的“光荣而坚决的西化”，毛泽东时代儒家的“博物馆化”，当代新儒家的“玄辨化”以及当今我们儒学研究的“文章化”、“标签化”，大概都可以看做是儒学已经“死”了的一种表征。
或许，余英吋先生正是从儒学已远离传统的历史情境，“徒托空言”远胜于“见之行事”，甚至流于人们满足智商的一种谈资这一事实出发，将儒学在今天的现况以“游魂”加以描述。
列文森的儒家“博物馆化”说，在美国一出台便招致一些海外新儒家顽强而严厉的批驳，尽管列氏的分析不乏睿智。
而相比之下，余英时先生的“游魂”说在大陆却有很大的影响，其间原因固然不仅仅来自余先生在学问上的声名之隆。
很大程度上，“游魂”说的影响似乎主要来自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敏锐而坚实的观察。
我们的问题是。
假如儒学已死，则其死的是什么，是体还是用?假如儒学是“游魂”，则这一“游魂说”是否真的只体现在“徒托空言”上面，而不体现于“见之行事”之中?上述问题牵涉太繁，我们不可能一一作答。
在以下的叙述中，我将试图说明，虽然儒学在现时代可能是“游魂”，但与余先生所理解的不同，此“游魂”不仅仅指的是“徒托空言”，而主要指的是“见之行事”。
这多少是“咄咄怪事”之论!盖既谓之“见之行事”，又何以说是“游魂”?既谓之“游魂”，即它应是无所寄附、随风飘荡、无“家”可归的“弃儿”，又何以能够成为人们“见之行事”的东西?或许，它不应说是“游魂”，而应说是“精魂”。
对于通行了几千年的儒学，尤其在很早就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学来说，成“精”似乎并不奇怪。
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会“绑架”人的。
这里我愿意加上我的一点诠释，即这样一种绑架并非一定要依靠警察、法庭和绞刑架，其实，成“精”便是最有力的“绑架”。
不过，说儒学到现在为止不是止于少数顾盼自雄的学院中人口耳之间言谈、思辨的“游魂”，而是要到今天依然作用于广大民众之间的“精魂”，人们肯定不会同意，盖撇开实际的指导思想不论，只就现实流行的观念主流而言，儒学所讲的那些仁义道德固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而经济社会中人们实际奉行的却是另一套法则；退一步，即便同意上述观点，那也顶多只会在小传统中寻得一些残存的痕迹。
不过，我所说的“精魂”可不是什么小传统，而是大传统中的大精神，多少类似黑格尔所说的民族精神一样的东西。
但要真正说明这一点，却牵涉到对于中西哲学在根本核心上的差异的了解，这可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题目。
我试图以与本文相关的最简洁的方式作出说明。
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根本核心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自从近代与西学接触以来便一直是一个人言人殊、恼人而无定说的问题。
就儒家思想而言，其根本核心有人认为是“仁”，也有人认为是“义”，还有人认为是“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的根本核心是“中”。
显然，这是一个卑之无甚高沦的主张。
不过，与那些哲学上人们热衷谈论的天道性命、心体陸体相比，“中”却是儒家地地道道的生活和道德实践智慧。
在对其作出具体评价之前，我们愿意指出，儒家言“中”及其“致中”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前此所提到的至今仍作用于广大民众之间的“精魂”。
原来，儒家的“中”是一种行事方式，它似乎不是某一具体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但却是所有道德规范和准则的准则，它是体，但却是无形象的体，非实体的体；它是度，但却是无固定标准的度，无固定尺度的度，或者说它是对确定标准和尺度的否定性运用。
因而，“中”作为儒家之“至德”和天下之“大本”必当在高低上下、动静名实、长短得失等具体情境中拿捏般地呈现，它是没有确定的实践方式的“技艺”。
大凡开口谈儒家思想者，皆谓儒家乃生命的学问，是个人成德之学，于是，全副精力即集中于探究儒家成德之基础等。
这当然没有错，但人们却疏忽了儒家德之为德的实义：儒家言德原非概念之清理和陈说，亦非对确定性规范之践行，而是进德过程(亦即致中过程)中的权衡、拿捏，惟其拿捏得合宜、得当方称得上德，而所谓“宜”和“当”却又是动态的、变化的。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以来，学者在思索、反省传统儒家思想时，一步步放弃儒家原有的思考方式，人们逐步接纳西方哲学的各种概念，并用之以整理自家的历史和思想文献，动辄普遍、必然、自律、他律，而其中尤以用康德、黑格尔式的“实践理性”概念来诠释儒家的相关概念表现得最为突出。
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中学、西学之间的相互攻错，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只是为了搭建这样一个对话平台，忽视中学、西学之间的根本差异。
儒家重视伦理、讲道德，但儒家对伦理、道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讲法，与西方并不相同。
为了彰显其间差异，以下我们将以荀子和黑格尔为个案进行具体的分析。
依黑格尔，伦理学由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组成，法哲学的核心在于抽象出普遍的社会规范亦即形式法，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物，故黑氏认为，“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法是人类历史中表现自由意志的适当形式，因此它是神圣的，即人在交往行为和道和拿捏，或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直接的体验中被当场纯构成地揭示出来。
”大家知道，所谓体验、拿捏乃具有强烈的个私的性质，恰如轮扁斫轮，得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
人的行为是否合宜、是否中节，何时当做、何时当止，几无由理性知识之传播而获得，因而，它也无法普遍化为一般准则。
照荀子的说法，先王之道乃是人道中最隆盛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因为这一原则顺从中道，也就是按合理的标准而行。
但什么是“合理的”标准呢?当然是礼义法度，但礼义法度要真正“合理”，却不是现成地拿它不分场合去衡量一切道德事务，而必须在具体情境中，动态地、灵活地应用它和呈现它。
荀子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
”(《荀子·不苟》)“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荀子·非十二子》)这样，礼义法度的践行在荀子那里，与其说是照章办事，倒不如说是一种“技艺”，即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对“中”如何合宜地运用、如何中节地把握的技巧，这便是“曲得其宜”的最精确的诠释。
不过，这种具体的如何“中”、如何“当”的把握，却无确定性之标准可供操持，而是需要人的一生的历练、践行，其间原因就在于如何“中”、如何“当”的具体场景总是在变化。
话说至此，我们便多少可以理解，在康德那里，伦理学原本并没有多少的事情可做，而一到了儒家，这一问题便成了一个人一辈子要学而又难以学好、一辈子要做而又难以做好的问题。
其间原因就在于先王之道、礼义法度、仁义道德等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不变的标准，而是需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中衡量全局、打量细节、拿捏分寸、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表现它，因而它根本就不是实践理性，而是实践智慧、生活智慧。
对于实践智慧和生活智慧，我们是永远也“学”不完的，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诚如斯言。
明乎此，人们便不难明白何以我们会主张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并没有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了，甚至也没有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那样儒家文化在今天只成了“徒托空言”远胜于“见之行事”的“游魂”，盖从我们时时处处都坚决地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中，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在这一基本原则的背后原来就有儒家几千年来流而不断的“血脉”和“精魂”，谁又能说，儒家传统在当今社会只是“游魂”?或许，“游魂”说之所见只是传统儒学的“迹”和“躯壳”，它忘了还有更深沉的“本”和“神髓”。
当然，拿捏分寸是口语的形象说法，哲学地说便是无过、无不及。
荀子谆谆教诫人们行事要合于“中事”，知说要合于“中说”，就隐含了我们说话、做事需要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实有地，但又是内容差异地呈现礼义法度的真理性。
所谓“内容差异地”呈现就如同《中庸》所谓的“致曲”或《大学》所谓的“知其所止”，它与康德的纯形式的绝对命令差距远甚：就“内容”一面说，它当下就不是纯形式的；就“差异”一面说，它不具有绝对性和神圣性。
同样是道德行为的抉择，在此一场合，“中”表现为如此；在彼一场合，“中”表现为如彼。
但无论是“如此”还是“如彼”却都是“中”的精神的体现，《易传》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可传神地映衬这一说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的“领会精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理”、“看着办”等说法，及其变种，即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指示归指示，做法归做法”；推其极致，则常常是“经为好经，却被歪念”，如此等等。
谁又能说，这不是千年传统精神的活的表现?中国人向以“心思灵活”见长，良非无故。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常常听到“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就像一个巨大的篮子，更像是一个变化无端的魔瓶，什么普遍道理、必然法则都可以被移到里面作非原则的折中的运用。
假如某种事情不想做、不愿做，那便可以说这种事情“不合中国国情”，没有中国特色；但假如某种事情恰好合乎胃口，那便要“与国际接轨”。
这些现象似乎只说明一个道理，即我们还没有建立规范的神圣性的意识，创造性、灵活性被随心所欲地扭曲。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益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今天，培植一些履行“不变的规则”或“绝对的法则”的精神和灵魂，或许颇为迫切。
不论愿意与否，我们已经毫无选择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