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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承包到期后地上附着物的财产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开始于1978年12月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所成功进行的“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实践。
《物权法》颁布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明确为用益物权，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与此同时，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又具有强烈的身份权、社员权性质，对其权利的让与亦有相对严格的限制。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概念。
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由此极大地减少了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引发纠纷的可能性。
而针对土地经营权，其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形成，就权利属性上债权说和次级用益物权说争论不休，期限上规避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硬性规定，更易产生纠纷。
一、土地附着物的法律属性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土地附着物概念的外延和内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释。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土地征收时，征收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
依据文意理解，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应当属于并列关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
据此应当认定。
建构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涉范围内土地上的房屋设施应当属于不动产。
与此同时，综合（2017）新民终561号、（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513号、（2019）粤05民终4号等多份民事判决书的内容。
建构于承包土地的建筑物、设施均被认定为土地的附属物，可以主张其适用有关附属物的相关法律法规。
宋才发：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与法规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与法规完善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土地是农民休养生息的命根子，土地财产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私权，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是破解“三农”问题的起点。
土地储备制度在一些地方侵犯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现行征地制度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快土地管理法规体系修改的进程，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运用物权法来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
关键词土地财产权；“三农”问题；征地制度；补偿安置制度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1]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基于土地所产生并依法享有的一系列权利与利益的总称。
农民个体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的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等在内的各项权益，无疑属于农民个人私有财产权的范围，理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一、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是破解“三农”问题的起点土地是农民休养生息的命根子。
土地作为绝大多数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确实具有极为重要的保障、归依和发展功能，是人类一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源泉。
自古以来，民不离土、农不离地，这既是大自然对农民的恩赐，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
土地曾经起过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作用。
无论是战国、秦汉，还是唐、宋时期的变革，关注的核心问题无不是土地问题。
强调的都是以帝王为首的中央政权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与支配权，由此而实行的地方权力机制、土地分配与赋役征发制度，基本上决定着这些王朝的政治走向。
再从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承看，一方农民对某片山林和土地占有、使用以及收益的权利，即使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久远年代，也已成为乡俗民约并相对固定世代沿袭。
我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关系便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
哪怕就是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农村土地也仍然担负着维系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重要使命。
农村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发布时间：2021-06-28T08:44:24.889Z 来源：《新型城镇化》2021年5期作者：李岩[导读] 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尤其是农村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仍然有大部分空白需要弥补。
喀左县自然资源局辽宁朝阳 211324摘要：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可以落实物权规定、保障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合法财产权，还可以及时确认不动产权力所有人，对反腐的助力作用显而易见。
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是新时期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当前农村不动产登记情况令人担忧，相关部门无法准确获得农村不动产的基本情况，不利于宏观调控。
基于此，本文就对农村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可供参阅。
关键词：不动产登记；农村；存在问题1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生产力极低，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 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承认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合法权益，保护私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对于起步初期，土地登记实际是对土地产权进行登记，首次明确了农民对房屋和土地所有权的确认。
随着时代的发展，1953 年起，农村生产合作社制度开始确立，农民从个体经济形式向农村集体经济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转变做铺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制。
大概历经 30 年，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工作基本停滞。
直到1982 年，我国确立土地公有制。
农村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1988 年，《土地管理法》颁布，成为土地登记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06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地籍管理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土地登记和产权管理仍是当时地籍管理的重点。
这 30 年间，土地登记重点放在产权确认上。
2007 年，《物权法》实施，法律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房地产登记制度；2015 年，《房地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房地产登记制度向前迈进一大步。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研究作者：刘大海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摘要：在我国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是公民基于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两种方式。
婚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表示放弃全部财产，不能就此认定该一方也放弃了依法应当归属于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权利利益，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机关更不能以各种形式剥夺已经离婚的妇女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权利衍生利益。
本文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互民初字第1202号判决书为视角进行法律适用研究，以明晰离婚妇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权利衍生利益归属问题。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财产；用益物权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87-03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互民初字第1202号判决书案件事实案情：住在东村的沈某（女）与住在西村的马某（男）于1995年10月6日登记结婚，并于1996年11月3日婚生一子小马.1996年12月31日沈某和小马在公安机关办理了落户手续，取得西村户籍，公安机关将一家三口与马某的父母老马和张某共同登记在同一户口本上，老马为户主并同住西村940号。
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同年1月马某的父亲老马作为农户一方代表与发包方西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总面积为3.9亩。
该农户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了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人民政府向承包方老马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经营权共有人姓名是老马和张某。
1999年沈某原所在东村的承包地被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发包方收回。
2006年8月16日沈某与马某登记离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归马某所有，债务也由马某偿还。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破解路径作者：张克俊来源：《中州学刊》2016年第11期摘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最大特色就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独立出来使之放活，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
然而，放活农地经营权，涉及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利关系、土地经营权是否可以抵押、土地流转方式对抵押的影响、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抵押风险等一系列政策、法律和实践操作难题，只有采取有力措施破解这些难题，才能推进“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三权分置；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中图分类号：F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039-07一、引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时期的私有私用、合作化时期的私有共营、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公有公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两权分离”制度。
每一阶段的土地制度变迁都代表当时农业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其背后都有其动因和制度走向。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土地分离成集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两权”，实现了我国农地制度的伟大创新，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城乡二元格局被逐步打破，农民进城务工导致人地分离的现象越发普遍，人地高度对应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农地流转比例快速上升，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常态（张红宇，2013）。
家庭均田承包格局下的土地细碎化和小生产经营日益成為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突出障碍。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向何种方向变迁，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向私有化方向变革；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向国有永佃制方向变革；三是继续完善“两权”分离、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制度。
基于土地私有化可能出现的土地兼并、不可预料的社会风险，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巨大制度转换成本，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继续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农民承包权，推进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目的在于破解初次分离下“农地农民用”和“均田承包”的制度局限，进一步解放“人”和“地”，构建一个以“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经营”为特征的新型土地制度。
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分析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 孙雪莲摘要：本文对“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分析，在“三权分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出制度内外部的设计缺陷，通过分析“三权分置”的落实难点,从而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希望可以探索出适合实践的“三权分置”制度设计。
本文通过构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放活与保障土地经营权，这种“三权分置”的权利架构，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权分置；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95（2020）37-0005-0004一、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城乡结构在城市化逐步提高的同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三农”问题也呈现新的特征，土地流转渐成趋势。
围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和执行问题，学术界的讨论和官方媒体的宣传解读相映成趣，各有不同。
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三权分置”是指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三权分置”下，其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既存在整体效用，又有各自功能。
（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内涵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根本是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该经济组织对农村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的内涵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基础是土地承包权。
承包农户对其承包的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承包农户依法使用承包地，依法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并依法获得相应收益；有权依法通过各种方式流转其所承包的土地并依法获得合理收益。
（三）放活与保障土地经营权的内涵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关键是赋予农村土地经营者充分的土地经营权。
在承包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农村土地经营者对其经营的土地依法享有占有、利用并取得合法收益的权利。
物权法立法中的农村土地财产权问题(上) 渠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目次一、引言--问题的提起(一) 近代革命史上中国农村的土地财产权(二) 问题的所在1 农村土地财产权的法律性质问题2 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法律性质问题3 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所在(三) 需要解决的问题二、现行农村土地财产权制度下存在的具体问题(一) 现实中围绕"农地承包制"发生的纠纷类型1、农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案例2 财产所有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案例3 给心怀叵测的人有机可乘的案例(二) 集体所有制形式及经营形式的多样化1 股份合作制2 南街村模式--共产主义小社区3 华西村模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合体(三) "农地承包制"的局限性三、现行制度的法律构成和立法(一) 现行集体所有权形成过程中的法律构成(二) 现有的立法论1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与立法论2 农村土地财产权的立法论3 财产权与经营权的模式选择(三) 《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物权法草案1 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评价2 现有的物权法草案四、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在民法典立法中如何定位(一) 需要考虑的问题1 与政治相关的问题2 基于经济学考虑的问题3 基于社会学考虑的问题(二) 如何体现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自主权(三) 如何保护所有权人的财产权五、结语(一) 农村土地财产权必须从特殊化走向社会化(二) 理论的选择与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成本问题(三) 模式的选择与传统习惯一、引言--问题的提起(一) 近代革命史上中国农村的土地财产权清末以后的中国革命都与农村土地问题密切相关。
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毛泽东提出的"打倒土豪分田地"都体现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从具体内容形式上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后来具体化为"耕者有其田")主要是受到美国社会学家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论的启发，通过将土地税率与地价的涨落联动来避免土地的集中和地价的暴涨暴跌，由此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实现"民生"的安定(即"民生主义"); [1]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打倒土豪分田地"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革命的暴力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无偿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农民(包括原来的地主)，最终实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消灭剥削的社会制度。
从具体手段上看，前者采取的方法是以国家有偿收购和有偿分配;而后者则是无偿没收和无偿分配。
但是，尽管两者在内容形式和手段上存在诸多差异，其目的都在于通过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
姑且不论两者的内容和手段孰优孰劣、先进和落后，以及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可行性如何，仅从结果看，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形式，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在中国台湾已经通过比较明确的法律形式得到了实现，而毛泽东的"打倒土豪分田地"在中国大陆至今仍然需要在法律的具体制度上予以进一步明确的界定。
(二)问题的所在1、农村土地财产权的法律性质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将原属于地主和富农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了农民。
其后，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第27条)、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30条)、1954年宪法(第8条)等 [2]都明确地规定了农村土地(主要是耕地)归农民私人所有。
但是，其后通过一连串带有政治运动色彩的合作化运动将这种私人所有转变成了集体所有。
然而，这种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财产权在法律上究竟如何定位却相当模糊，可以说至今在实定法制度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实行，今天已经所谓制度化了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下称："农地承包制")作为一种财产权在法律上究竟如何定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在中国农村实行的"农地承包制"为整个世界注目，因为它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其后的持续增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一制度得以实行，在程序上与人民公社时代形成的集体所有制完全不同，它不是像人民公社时代那样通过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政治运动自上而下得以推广，而是源于农民的所谓创造。
从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对农村土地财产权乃至经营权都有诸多限制、干预乃至束缚的历史看，它在最初出现时当然属于违宪行为，但后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俗称"松绑")，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到可谓自由发展的空间。
第二，"农地承包制" 已实行二十余年，它作为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农村。
在"农地承包制"发展的全过程中，看到最多的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通过下达红头文件对其予以追认、引导乃至一般性规制的轨迹，而见不到调整这种关系的系统性法律规范。
[3] 第三，尽管关于"农地承包制"在现行《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中有一些零散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处理农地承包经营中出现的纠纷出台了一些处理方法，但是，这些规定的既缺乏制度建构的系统性，同时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第四，为了解决"农地承包制"中的各类问题2002年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这部法律虽然有其实用性的价值，但并没有解决农地承包权的根本性质问题。
第五，"农地承包制"的实行完成了农村土地由集体经营到分散经营的转变，但同时给集体所有的存在带来了危机，首先是集体财产权主体存在的危机。
3、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所在正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财产权的法律性质，以及"农地承包制"中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而学界又在解释这种权利的性质上存在诸多分歧，必然会影响到这种权利得到保护的统一标准成立。
其实，现实中发生的农地承包人权利意识不强、集体所有权人乃至承包经营权人的权益经常受到损害、以及给心怀叵侧的人有机可乘等等问题，其根源都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看，因为"农地承包制"的实行与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之间在程序上有根本区别，因此，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社会中，"农地承包制"以外的土地经营形式乃至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行形式已经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 "农地承包制"的覆盖率比起当年人民公社的覆盖率相距甚远。
因此有理由认为，"农地承包制"的局限性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而且可以断言这种制度绝不可能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唯一可行的有效经营形式。
(三)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上看，基本上可以总结出形态与内容不尽相同的四个阶段：即①以私有为基础的自由经营阶段;②以集体所有为前提的集约型经营或称服从国家计划型的经营阶段;③ 在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以所谓"松绑"为开端的经营自主乃至自由发展阶段;④从现在开始即将到来的对集体所有权权能、性质明晰化和对经营自主权规范化阶段。
尤其是从现在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对今后的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如何设计制度的结构不仅是法学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因此，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即便是以法律制度建构为主要目的的研究，也应该将自己的视角扩大到上述各个学科领域。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上述各个角度主要探讨农村土地财产权在民法典立法中的定位问题，同时从这一视角出发，一是要对现阶段行之有效的"农地承包制"在法律上予以明确的定位，二是要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性质及其具体的法律构成的基础上，在"农地承包制"以外探求经营制度的基本建构。
二、现行农村土地财产权制度下存在的具体问题(一)现实中围绕"农地承包制"发生的纠纷类型由于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权的集体所有以及作为经营权的农地承包权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位，以及有些尽管具有法律性的依据，但因为各地政府以及经济组织中的干部所谓"执行政策"以及基层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过低，又因所有权人和农地承包人权利意识不强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在现实农村社会中随处可见。
这些问题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现从媒体介绍的案件中选择三件，作为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介绍如下：1、农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案例 [4]河北省隆化县唐三营镇北大坝村农民王庆国其父王某曾于7年前承包本村所有的荒山，以种植果树为条件同村委会签订了为期50年的承包合同。
承包人王某于1年前死亡，村委会通知承包人王某之子王庆国，村委会决定因承包人王某死亡中止该承包合同，作为中止合同的补偿，另划一块耕地给王庆国耕种。
王庆国通过主张自己对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权，以村委会违反合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原属于被继承人王某承包的荒山(当时以成为即将可获收益的果树园林)。
在这个案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是王庆国的继承权是否成立，第二是如果此案属于承包地调整，其调整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作为政策性规定的"文件"和作为法律的"司法解释")。
首先，在《民法通则》第28条中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另外，在关于"农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中央文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权早就得到了承认;因此可以认定王庆国的继承权依法成立。
其次，在最高法院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有明确规定："处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应当发挥有关农村基层组织以及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作用，绝大多数纠纷可以由它们调处。
当事人不服处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受理(第1款)。
"而且还规定："有些农村承包合同的履行因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季节性很强。
因此，人民法院对此类合同纠纷要及时立案，尽快审理，必要时可裁定先行恢复生产，然后解决纠纷(同条第2款)。
"其后，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的1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另外在该规定的第15条还规定："承包方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