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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一、本文概述《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等）的综合利用效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研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首先界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介绍了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
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了大量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内容涵盖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影响因素、地区和行业差异等方面。
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揭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技术创新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
为了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加强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产业协同等。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望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科学依据。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中国制造业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期，如今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之一。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也离不开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日益完善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市场需求支撑。
从规模上看，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和增加值均占全球制造业的较大比重，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同时，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制造业增长的新动力。
然而，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也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水产养殖调查报告篇一：水产养殖情况调研报告庆阳市西峰区水产养殖情况汇报按照庆阳市水产工作站《关于在全市开展渔业情况调查研究的通知》文件要求，我站高度重视，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投入到全区渔业生产情况调查摸底中去。
经过一周的摸底调查，我们基本掌握了西峰区渔业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一、基本情况庆阳市西峰区属于黄河一级支流泾河流域，在泾河流域中属于其一级支流马莲河和蒲河流域。
西峰区面积，其中马莲河流域面积为，占总面积的%，蒲河流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１、水面分布及养殖情况①池塘：池塘水面总面积126亩，其中肖金47亩，董志20亩，显胜40亩，后官寨10亩，彭原5亩，温泉乡3亩，西街办1亩。
其中从事养殖生产的为60亩，从事休闲渔业（垂钓）的为76亩（详见附件一）。
②水库：水库总水域面积1770亩左右，共有各类水库5座，均属山谷型黄土坝，分别是巴家咀水库、南小河沟水库、花果山水库、王咀水库及王家湾水库（详见附件二）。
其中：巴家咀水库和南小河沟水库作为人饮水源；花果山水库用于养殖，面积为350亩；王咀水库、王家湾水库目前用于休闲222渔业（垂钓）。
③塘坝：全区塘坝共有70多座，其中适于养殖的塘坝24座，水面面积为1300亩左右，(转载于: 小龙文档网:水产养殖调查报告)基本用于休闲垂钓（详见附件三）。
④人工湖：西峰城区雨洪资源节水工程水域面积232亩，其中北湖166亩，南湖66亩（详见附件四）。
南湖于XX 年投入鱼苗一次，用于休闲垂钓，XX年城区面积扩大后，部分生活污水排入，水质变差，湖中鱼相继死亡。
北湖工程仍在建设之中。
⑤河流：流经西峰区的河流主要有蒲河、黑河、澜泥河、盖家川、砚瓦川和齐家川等6条，流经总长度为公里（详见附件五）。
其中，马莲河支流盖家川、砚瓦川、齐家川因受西峰城区排污影响，水质污染严重，不适于从事养殖生产；蒲河和澜泥河水质没有受到污染，可用于渔业养殖；黑河作为人饮水源汇入巴家咀水库，因此也无法从事养殖生产。
新质生产力、城市韧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概览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城市韧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焦点。
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能力。
城市韧性是指城市在面临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时，能够迅速恢复和适应的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途径，实现经济增长潜力最大化的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城市韧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投入国之一，拥有众多世界领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
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成果。
中国政府还大力支持创新创业，鼓励民间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旨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手段，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
中国政府还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大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
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新质生产力提升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中国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发展，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新质生产力、城市韧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A. 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城市韧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焦点。
中国现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摘要：文章运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法，利用现代制造业98个细分行业2006～2010年间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测算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
结果表明：2006～2010年间我国现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有所提高，技术效率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主要原因。
计量分析表明，外贸依存度、行业规模、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均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关键词：现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技术进步得益于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和自身的人口红利，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
但当前中国制造业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生产率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
尤其是经济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出现“大分化”趋势，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欧美制造业回归的境况下，中国制造业发展受阻，单纯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为继，中国制造业未来要转向更多依赖于知识和技术投入的现代制造业。
现代制造业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提出的新的产业概念，目前国内学界对现代制造业的研究尚属不足。
王彤和黄鲁成[1]认为现代制造业是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制造业，是采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再加工，以及对零部件装配的工业的总称。
王岳平[2]认为现代制造业对对信息化水平、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的开放性与全球性、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与产品的技术含量都有较高的要求。
刘艳[3]对现代制造业进行了界定，利用SFA方法测度了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综合学者对现代制造业的理论探索，本文认为现代制造业的实质是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和先进适用技术制造业两大类，其中后者是用高新技术或现代管理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后的产业形态。
研究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是要素驱动还是投资驱动，是技术驱动还是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善，还是技术进步。
智能制造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和路径研究摘要：进入信息时代，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核心动力来源，因此我国下一步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势必需要围绕着智能制造方向展开相关建设。
智能制造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将新兴数字科技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智能化控制生产领域的各个环境，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辽宁省应积极顺应这一趋势,把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作为实现两化深度融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
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全面赋能传统产业是辽宁省实现制造强省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
首先分析辽宁省智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挑战，分析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的内在机理与现存困境，着力分析产业转型所面临的困境,需求点及破题的对策经验,最后从技术突破、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引育等多个维度给出智能制造助力辽宁省传统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结构升级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逐步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实现辽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改善辽宁省制造业发展活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可以以发展智能制造为抓手，从而实质性地改革原有产业模式和创新技术体系。
进入信息时代，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已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科技战略领域来部署。
纵观世界大势，我国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概念，强调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
辽宁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日益深化，建立完备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可以有效化解这一难题。
一、辽宁省智能制造发展状况与现存问题分析（一）面临全球经济竞争与买方市场到来的双重压力随着信息技术不断与各行各业进行融合，商品供大于求形成“买方市场”，生产厂家的竞争激烈。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企业应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生产人员整体素质，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以求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带动，在这一过程中，辽宁省传统制造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外生产者的冲击。
带你剖析工业领域的机会工业本身是个巨大的行业，而且这个行业其实是还是属于传统行业，但是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尤其是早期的投资，却不是一个特别长期和特别传统的事情。
下面这个图左边数字是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右边数字是VC直接投资于制造业项目数量的比例。
这个数字可能现在会有一点波动，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对的。
一、工业4.0领域的思考与判断横轴代表的是在所有行业都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那纵轴其实代表的是对于普通行业的细分去进行，有行业针对性的这样项目的思考。
1. 工业4.0领域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是长期的机会劳动成本上升不可逆。
劳动成本的上升已经到了对所有的传统行业企业都会有个非常难受的阶段。
一旦你的劳动成本上升上去了，再去想把这个劳动成本下降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之前中国更多的是依靠这个劳动成本的低廉，去实现产业大规模转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产业链的大规模转出不可信。
中国劳动成本的上升之后，很多人认为国内产业链会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比如印度和东南亚的国家。
从现在情况来看，不存在整个产业链大规模转移的情况，而只处于单个公司转移。
核心原因在于产业链的整合主要还是在中国。
一旦去发生这个转移，其实失掉的不仅仅是你的客户，还有可能是你的工业链。
之前为了寻求这个答案，拜访过很多公司，询问面对东南亚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情况，为什么没有把工厂迁过去？企业主给出的答案是虽然人力成本减少了，人力成本之外开支大大增加。
人力成本之外开支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在当地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所带来的额外开支；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在于产业链不完整，所以带来额外的物流开支和时间开支。
对于国内的公司而言，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唯一的方法就是实现自动化跟信息化的提升。
2. 行业创新往往发生在行业由盛转衰的环境中进行在行业整体处于爆发式增长的阶段，往往企业更关心的是规模化，以及企业产能的提升。
而当行业面临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企业关心的不是产能的提升，而是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就意味着成本的缩减。
浙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目录一、内容概要 (2)1.1 调研背景与意义 (3)1.2 研究目的与方法 (3)二、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4)2.1 总体概况 (6)2.2 分行业分析 (7)2.2.1 电子信息产业 (8)2.2.2 生物医药产业 (10)2.2.3 新材料产业 (11)2.2.4 现代服务业 (13)三、浙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15)3.1 优势分析 (17)3.1.1 创新能力强 (19)3.1.2 产业链完整 (20)3.1.3 市场机制灵活 (21)3.1.4 政策支持力度大 (22)3.2 挑战分析 (23)3.2.1 核心技术不足 (24)3.2.2 人才短缺问题 (25)3.2.3 环境压力增大 (26)3.2.4 国际竞争加剧 (28)四、浙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30)4.1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31)4.2 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 (32)4.3 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 (33)4.4 推动绿色发展 (34)4.5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36)五、结论与展望 (38)5.1 调研结论总结 (39)5.2 发展前景展望 (40)一、内容概要本报告主要围绕浙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报告首先概述了浙江产业集群的总体情况，包括产业规模、产业集群分布、发展特色等。
分析了浙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与意义，指出其对于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
现状分析：通过对浙江各产业集群的实地调研，分析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包括产业集中度、技术创新、品牌影响力、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情况。
问题剖析：结合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如资源环境约束、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压力等。
案例分析：选取浙江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进行案例分析，深入剖析其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
对策建议：根据现状分析、问题剖析和案例分析，提出了推动浙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科技创新、提升品牌影响力、强化产业链协同等方面。
2022年全国百强县榜单发布纺织业支柱产业地位突出、特色明显作者：郝杰来源：《纺织服装周刊》2022年第28期一年一度发布的全国百强县榜，历来是县域经济的风向标。
7月20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2022年全国百强县榜单。
这份榜单并非单纯以GDP论英雄，主要考虑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和绿色水平这四大指标。
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2021年，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94%的GDP，以占全部县域不到3%的土地、11%的人口，创造了县域约四分之一的GDP。
今年的报告显示，百强县东部地区占65席，中部地区占22席，西部地区占10席，东北地区占3席。
江苏、浙江及山东表现抢眼，分别占25席、18席和13席，其中，百强县前10名中江苏独占6席，并包揽前4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百强县前10位中，以纺织为特色产业的县市共有8席——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晋江市、慈溪市、太仓市、宜兴市。
在43个GDP过千亿的县城中，绝大多数都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百强县中还有很多都是以纺织产业为主业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中国紡联试点共建产业集群。
这足以证明，中国纺织业依托县域经济发展产业集群、服务乡村振兴，为地方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表示，县域连接都市和农村市场，是巩固脱贫攻坚战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力量。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域经济是纺织业未来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所在。
对于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在“2022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袁保鸿指出，县域成为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发力点，县城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重要方向，乡村振兴实施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对县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培育新兴产业也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这些都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大数据——金地毯大数据对于一个产业和一个经济体而言，“竞争力”是极其重要且广被提及的概念。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力”往往被人们笼统以“强”、“弱”或“大”、“小”来形容。
金地毯大数据的目标就是将“竞争力”量化，提供可追踪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在其基础上展开分析，进而提供决策建议。
金地毯数据专家将“竞争力”定义为生产单位价值产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竞争力就越强。
如果将成本区分为资本和劳动力，相对于全球资本更为透明、趋同，劳动力成本更难被度量且对竞争力的影响更加重要。
这就是金地毯大数据的目标，即测算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主要制造业行业生产每个单位实际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义劳动成本，也就是单位劳动力成本（ULC），从而去揭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格局的变化。
为了全面反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我们还考虑了本币的实际购买力，即对实际增加值做“生产成本法购买力平价（PPP）”的调整。
单位劳动力成本越低，代表一个经济体或一个产业越具竞争力。
金地毯大数据以中国为基准点，追踪和比较本世纪以来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19个制造业分类的竞争力变化，深入分析劳动力成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全面评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版图中的实力崛起和变迁趋势。
报告覆盖了2000至2016年的时间序列，并以2008年为界，划分为危机前和危机后两个阶段。
金地毯数据专家的主要结论如下：1.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制造业强势崛起从2000年到2016年，全球制造业格局出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快速下降，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快速上升。
其中中国同美国、德国、日本的对比，最能说明全球制造业自本世纪以来地区间的转移趋势，反映了世界制造业版图的巨变。
第二个变化来自于制造业内部，与最终消费品密切相关的制造业行业的份额下降，中间材料和投资品（含耐用消费品）制造业部门的份额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电子和通信设备业，其次是化学工业，其后是汽车、电器以及机械制造业。
正是这些制造业部门承载着本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和“新经济”。
竞争力是主导这些变化的主因，既包括竞争力的绝对水平，也包括其变化趋势。
金地毯数据专家给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的数据结果（表1）。
根据金地毯数据专家的计算，截至2016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力优势依然存在，2016年全球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最具竞争力）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中国和墨西哥，这也是在过去16年间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国家。
但从趋势看，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力优势正在减弱。
美国、德国和日本单位劳动力成本在2000年~2016年年均升幅分别只有0.5%、1.7%和-4.9%，而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升幅为1.6%、4%和5%。
在这16年中，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中国台湾和西班牙，上升最快的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
2.“技术升级”重塑全球制造业，“人口红利”推动中国制造业崛起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个制造业行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中的四个，都和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新技术”和“新经济”有关。
作为“技术升级”代表的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在2016年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制造业，而在2000年其还不是主要的制造业部门。
高技术行业由于存在明显的规模优势，也反映出高行业集中度的特点，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排名前五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出占据整个市场份额的84.5%，是制造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表2）。
没有什么比金融危机前的中国制造业更能说明“人口红利”对于制造业的贡献了。
从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长，其中60%来自就业增长的贡献，中国不仅是全球就业增长的唯一源泉，还补偿了其他经济体就业的净减少。
在2000~2008年，中国大规模就业增长将全球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总额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后危机时代，全球制造业增速从危机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
中国的贡献大致维持在危机前的水平，动力来源从就业增长切换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平均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劳动力生产率，全球制造业劳动报酬总额及平均劳动成本因中国的加入分别由危机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转变成危机后年平均上升2.3%和1.8%（表3）。
3.全球制造业版图中“中国权重”至关重要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国，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国。
截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达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8.5%提高到了30.9%。
巨大的市场份额不仅意味着规模带来的独特竞争优势，即所谓的“中国权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图1）。
“中国权重”一方面使得中国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争得全球范围内产品市场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议价权；另一方面，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相辅相成，加快了标准零部件成本下降，进而是组装和整机成本的下降。
这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因而推动了技术进步。
这个过程在不断通过正反馈推动中国经济扩张的同时，也深化了全球制造业部门之间及主要生产国/经济体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供应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制造业。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
引领“中国速度”的是汽车制造业，在整个2000~2016年期间该部门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紧随其后的是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
在6个全球产出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中，中国劳动生产率向世界技术前沿（美国）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表4、图2）。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优势下滑，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主因从经过PPP调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上看，中国从2000年~2016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
虽然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排名从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绝对竞争力优势却出现了下滑，反映为单位劳动力成本值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缩小，其中名义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国和美国是我们所考察的19个经济体中两个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最稳定的经济体，而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国更快。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和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从危机前的1.5%和0.4%，分别上升到了危机后的1.7%和0.5%。
同期全球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从危机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业第三大国日本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业国家德国在危机后也进入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过程（表5）。
这种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危机后当大多数经济体的平均劳动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缓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速却从危机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机后的13.1%，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印度从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成本则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表6）。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有着多重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以高投资维持增长的经济模式不断推高经济的杠杆率，也推高了劳动成本；从供给方面来看，人口政策过早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从制度方面来看，危机后全面落实的旨在改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新《劳动法》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5.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上升，但危机前后表现逆转我们将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其他交通设备（除汽车）制造业这五个行业视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代表。
从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的排名来看，虽然从2000年~2016年中国的排名整体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来自于危机前的阶段。
2000年~2008年，5个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排名均出现了明显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电器制造业排名持平，其他各行业的竞争力排名都出现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议在对危机前后全球和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就业和劳动力成本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国权重”影响全球制造业的大背景下，我们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中国权重”而被强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速度优势”，正面对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
在过去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间由追求治理政绩所激励的GDP竞赛，导致各个地区不遗余力地通过压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种补贴方式招商引资，环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计入。
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条件下，加上得益于信息技术时代的制造技术条件，“中国权重”将这个效果迅速地不断放大，使中国制造业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了超高速度增长。
危机后，高投资、高杠杆、低估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无遗，这种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从供给端全面解决过往增长模式的弊端，虽然初见成效，但依旧任重道远。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额计入，加之劳动力供给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会快速下滑。
第二，中国制造业在低端技术领域的迅速扩张，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产标准零部件，在强化处于技术高端领域发达经济体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自身技术升级的成本。
一个较容易忽略的事实是，因中国制造业参与而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标准零部件成本和组装成本的下降，进而是整机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而且大大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特别是推动了后者所引领的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进步。
低成本条件下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了这些经济体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例如它们在电子信息、汽车、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业部门中的表现。
中国应对此高度关注，并从战略层面推出有效政策组合确保在高新技术领域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从这一点看，实现“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
中国需要深入分析危机前后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竞争力逆转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由于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的概率上升，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冲击、挑战和重构。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在西方经济体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难。
如何定位政府补贴？如何定义市场竞争？全球贸易争端的上升会迫使中国深度思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