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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人，为什么那么牛？最牛湖南人，没有之一（一）怪现象从晚清开始，中国“人才市场”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湖南人才大爆炸，且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爆炸就是三四代人！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曾感叹：“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者！”这些不世出之人才不仅在军事、政治上，还有大批文学家、科学家，可以说是全面“爆炸”。
不仅全面开花，都是顶级人才，且持续时间还特别长。
我们从晚清开始算，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曾国藩、左宗棠自然是绕不过去的，晚清没有这两位，大清国的天下早亡了，同时代的还有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这在当时，都是一时无两的大人物；这一代过后，有谁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同时代的还有熊希龄、唐才常等，这都是当时的焦点；这一代过后，就是清末民初的那些大脑袋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章士钊、杨度、程潜自不必说，还有一位陈天华，你可能对这个名字陌生，但你不可能对《警示钟》、《猛回头》这六个字陌生，这两本书都是他二十多岁时写的，惊醒了多少国人。
然后就是新中国的创建者们了，我们都很熟悉，毛主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赓、蔡和森等等，实在太多了。
还有沈从文、丁玲、陈寅恪、梁思成，国歌的作者田汉等等都是湖南人。
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噼里啪啦说了这么多，你会有一个疑问：清末以前，湖南的人才密度怎么样？我只能说，很惨淡。
以前的湖南都是人才小省，比如一般有点名头的，都基本会有后人为之立个传，湖南人有是有，但确实很少。
从三国开始，蒋琬还算个人物，后面的隋唐，虽然有中举的，但基本都没有在历史上掀起什么风浪，宋明两代有那么几个，但还只能算寥寥，比如明代首辅李东阳、刘大夏，但要和江浙比起来，那差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一组数据可以参考下，中国历代名人词典里，以鸦片战争为节点，在这之前共收录了3000多位各领域的名人，湖南人占多少呢？只有20多个，占比0.7%，在全国排倒数！但跨过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共收录了700多位名人，湖南人又占多少呢？有80多人，占比11%，突然就从全国倒数直冲第一，并把第二名远远甩在了后面。
湖南人的精神：吃得苦，不怕死，霸得蛮，耐得烦，燎得难！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题记野火楚湘，霸蛮之邦！为什麼说湖南人是最有血性的中国人？这不是湖南人自夸，而是由湖南人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外省人对湖南的一个中肯的评价。
湖南在中国历史上涌现了多少仁人志士？仅举几例就足以震古烁今：有抗蒙保宋时，全校男女英勇战死的岳麓书院；有被梁启超喻为「500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湖湘子弟满天山，壮士高唱凯歌还」，抬著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年近六旬上新疆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有「我自横刀向天笑」，为改革中国抛出第一颗头颅的谭嗣同；有高举兴汉屠满义旗，建立兴中会的黄兴……这些杰出的湖南人，与其说他们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赶上了时机，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所迸发出的血性和刚猛的意志而脱颖而出。
即使在当今社会，在日常的交往中，人们都能感到湖南人的那股子劲，那股子血性。
湖南人的血性令友军和敌人都感到震撼。
日本人对湖南的文化就非常感兴趣，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以攻打湖南最为吃力，因为湖南人是最不愿妥协，最硬气的。
日军四次攻打长沙，前三次均告失败，第四次才侥幸成功；而衡阳人则是战到了弹尽援绝，才最终陷落。
二战后，日本人专门对湖南人进行研究，他们根据在日本非常流行的血型学说，发现湖南人不怕死和他们的血型结构有关系，通过日本人对湖南的比较研究，发现湖南人中间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和日本人一样。
但是湖南人的血性不完全和血型有关系，而是跟她长期积淀的楚湘文化有著一脉相承的渊源。
湖南在楚国以前曾经是一块蛮荒之地，被称为「南蛮子」，这种蛮的性格使得湖南人的血性特别的刚硬。
湖南人自己称自己「霸蛮」，这两个字是楚湘文化的一种特质。
湖南人常说，我不信邪，你就是天皇老子，我也不怕。
话语中透出一种霸气和蛮劲。
这决定了湖南人是真正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做事时不撞南墙不回头，革命时见了棺材不掉泪。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个人论文论湖湘文化对近现代史的影响指导老师：江燕作者：左超班级：传媒113班学号：1109010340完成时间：2012年4月20日论湖湘文化对近现代史的影响【引言】2011年作者在参观岳麓书院时看到这样两幅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湘楚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到了近代更是人才辈出。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的湖湘名人出奇得多，而且他们大多对近现代的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近现代湖南人才群集现象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偶然吗？这种特殊历史现象与独特的湖湘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摘要】本文将就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湘人才群集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并由此现象总结出湖湘文化中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六大特征，进而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分为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维新变法时期、亥革命前后到民国时期、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分别讨论这五个时期涌现出的杰出湖南人士对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
最后，总结性的论述近现代湖湘文化于今日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人才群集近现代史湖湘文化影响【正文】一、近现代湖湘人才群集现象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
【1】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
而近代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
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类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16人，占总数的9.4%，而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83人，占总数的10.9%。
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总数的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总数的48%；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45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总数的28.7%。
二、蔬。
中国农业社会重农抑商，商品经济落后，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自给自足，不仅要耕种以获得粮食，还要种植蔬菜以供日常所需。
有粮食和蔬菜才能解决生存问题，而后才能放眼长远，徐进图之，取得长足的进步。
三、鱼。
“鱼”在中国文化中有表示兴旺的含义，生活中能吃上鱼代表家庭境况不错，意味着家族发展得生机盎然，也预示着这个家庭有兴旺发达的稳定根基。
常言道“年年有鱼（余）”“鲤鱼跳龙门”，都代表家族在走向兴旺发达。
这既是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表明了精神文化追求的提升。
四、猪。
农业社会中，猪占据着扫房屋，也指打扫心灵，和“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吾日三省吾身”是一样的道理。
七、考。
考，即祭祀，现代很多年轻人将祭拜祖先视为封建迷信，这是大错特错的。
中国人以孝为先，孝是为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就更别想做好其他事了，这并非危言耸听。
祭祀祖先不仅是对先人的追思，对家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诚心修身的表现，是生活的仪式感。
八、宝。
宝，即善待亲族邻里。
人是群居性物种，任何人身处社会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互帮互助、互亲互爱。
只有懂得善待亲族和邻。
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
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
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
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
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
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
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
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湖南近代史知识点汇总高三近代史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记录了中国在近现代时期的变革和发展。
湖南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在近代史中也有许多特殊和重要的事件和人物。
下面是湖南近代史的知识点汇总，希望对高三学生的历史学习有所帮助。
一、辛亥革命与湖南湖南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湖南的革命志士有杨昌济、黄兴、刘湘等，他们积极发动湖南人民参与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湖南同盟会宣言的发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湖南人民获得了新的希望和自由。
二、毛泽东与湖南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他对湖南作出了深远的影响。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组织农民运动，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思想。
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湖南省国民政府湖南省国民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
它成立于1927年，是国共分裂后湖南地区由国民党主导的政府机构。
湖南省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为湖南的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湖南省临时省长杨开慧杨开慧是湖南省临时省长，他是湖南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杨开慧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保卫湖南的安全。
他还为湖南的农村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善了湖南农民的生活条件。
五、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和江西的交界地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在国共内战时期，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集中的地方。
这个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在湖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六、彭德怀与湖南抗战彭德怀是湖南的著名将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了湖南的抗战斗争。
彭德怀带领湖南军民坚持抗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的英勇事迹在湖南以及全国范围内被广泛传颂。
七、岳麓书院与湖南文化岳麓书院是湖南省内的一所著名学府，也是湖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精髓：“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一、历史渊源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
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
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
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
随着历史长河的前移，逐渐形成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断冲突融会，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
二、主要内容1）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2）湖湘文学艺术：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附湖南近现代名人分布图)湖南长沙岳麓山下有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大门前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惟楚有才”，下联是“于斯为盛”，联语的口气颇为自负。
湖南人杨度甚至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口气之大，也找不出第二人。
不过，近代湖南三湘大地的确是人才辈出，对于中国的革命和中华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率先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以操练湘军起家的曾国藩；从维新主将谭嗣同，到革命志士黄兴。
晚清以来的军国大事，几乎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湖南人的身影。
近代以降，湖南人在政坛上的地位日益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湖南人占到19%以上。
1955年授予元帅、将军衔，也以湖南人居多。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湖湘文化已卓然独立于世。
近现代湖南著名人物分布地图追溯湖湘文化的源头，也许我们会把目光投向那遥远的年代。
2 000多年前，当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吟哦徘徊在三湘大地，最后自沉于汨罗江时，是否已为2 000多年后湖湘文化的复兴埋下希望的种子？近代湖南人血液中的反抗精神，湖南人善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和毅力，是否和楚人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这一切都是那样遥远，“悠哉渺矣，不可得而详”了。
……湖南人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始于“洪杨之难”，其标志就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的崛起，这是不错的。
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启迪、孕育湖湘文化的，却不能不归功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
岳麓书院早在晚清之时，湖南人就开始走出湖南，面向世界。
魏源是第一个发出向西方学习呐喊的人。
嗣后，郭嵩焘出使英法，曾纪泽出使英俄。
维新运动失败后，湖南人纷纷出国留学，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2 395人，其中湖南籍373人。
“五四”前后，湖南人走出湘省更加频繁，在第三次留学高潮中，先后就有300多名湘籍人士赴法勤工俭学。
在那里，他们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先后数次奔赴北京、上海等地，热烈地搜寻一切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中国历史上出名人最多的3个省！中国上下5000年，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历史名人，哪个省的名人最多呢？一般来说名人大省在中国的古代和近代都出现了大批的著名人物，他们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迹，都多多少少左右着中国的历史发展。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域之所以能人才辈出，和这个地区的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多少有一些关系。
下面是历史上出名人最多的三个省份，排名不分先后。
湖南省：湖南自古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誉。
湖南省是中国名人第一大省，英雄豪杰众多。
谁敢叫号，可能被一串人名淹死。
湖南在近代历史上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现代以来，先后涌现了启蒙思想家魏源，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辛亥元勋黄兴、蔡锷、宋教仁等。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授衔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有九位是湖南人。
安徽省：中国各省中唯一可以和湖南比一下的也就是安徽。
安徽在古代和近代都可谓是人才济济。
代表人物：朱元璋、曹操、管仲、周瑜、华佗、张居正、庄子、包拯、陈独秀、胡适、张恨水、朱光潜、陶行知、刘开渠、邓稼先等等。
河南省：河南，古称中原、中州、豫州，简称“豫”，因历史上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名河南。
虽然河南人近来的名声不佳，但这不能磨灭河南人的伟大和其历史上的地位。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乱世必然出英雄。
要论古代历史名人河南可是中国之首。
代表人物：河南自古就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之说，有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范蠡、商鞅、苏秦、吕不韦、李斯、贾谊、张衡、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李贺、岳飞等历史名人，杨靖宇、邓颖超等现代名人。
本文作者：老丁看历史。
我军高级将领中为何湘籍将领颇多近代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曾国藩建立的湘军。
但是，纵观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不难发现，我军高级将领中湘籍将领颇多，例如，在新中国首次举行的授衔中，名列共和国将帅榜的十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的、十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的，这两项共20名高级军衔中湖南人竟有9位，几占半数，正可谓“无湘不成解放军”。
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地域文化现象。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历史渊源：晚清历史上就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帮办湖南团练，摈除清代八旗、绿营的旧制陋习，仿明代戚继光之营制，招募乡民，编练成一支新型地方武装。
至1854年初，已编练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加上兵勇、夫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人，人称“湘勇”或“湘军”。
这种书生加山农的独特体制，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一改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
湘兵吃苦耐劳，骁勇善战，从此湘军取代绿营成为清军主力。
经过不断扩充，至1859年湘军集团兵力约有十四万人，鼎盛时兵力达五十多万人，以后军中战将骨干以三湘子弟为多，因而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民谚。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称“中兴四大名臣”，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
整个湘军系统中官至总督者15人，官至巡抚者14人。
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始于湘军；湖南人才之盛，亦始于湘军；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
这可以说是后来形成“无湘不成解放军”现象的历史渊源。
■文化性格：湖南人“性质沉毅”、“敢负责任”（蔡元培语）从曾国藩创办湘军起，湖南开始出现人才喷涌的局面。
近现代湖南为什么人才辈出近现代湖南为什么人才辈出？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
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大师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廖若晨星。
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岳麓书院大门上有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应该说很好的形容出了湖南地区数千年来人才辈出的盛况.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古代共收3005人，湖南籍仅23人，占0.77%；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名人750人，湖南85人，占11.33%,以至于曾经出现过“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的讲法。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
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主要代表人物陶、贺、魏。
二是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
三是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
四是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谭人凤、姚洪业、杨毓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
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群体，主要代表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李富春、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泽东、何督衡、李达、周佛海）。
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46位杰出人物，湖南籍有16人。
占34.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
占19.2%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人民解放军的10位大将中，湖南人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在57名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
湖南还涌现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除最高领袖毛泽东外，有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蔡畅、朱镕基、彭佩云、江华、滕代远、袁任远等；文化名人有：杨昌济、徐特立、萧三、田汉、丁玲、周立波、周扬、齐白石、吕振羽、翦伯赞、章士钊、周谷城、曾昭伦、周光召；这些人才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近代湖南才为举世所注目。
以上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著名人士，在台湾的还有很多著名的湖南人，像国民党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亲民党主席、首任台湾民选省长宋楚瑜都是湖南人。
湖南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原因有：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他有没有基本的素质和顽强的性格。
一个地区的人才状况，恐怕也取决于此。
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基础。
在漫长的古代，湖南开发缓慢，长期被人称为“瘴疠卑湿”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徭等“蛮族”。
文物远逊于中原和东南地区，以至“湖南人物，罕见史传”。
唐大中年间长沙刘蜕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
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开始有了较大进展。
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几乎十室九空，经济顿形衰败。
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之力，经济得以恢复，明代湖南人才亦开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但与临近的江西相比，仍相形见绌。
那时江西籍的名人占全国同期的7.8%，湖南仅占0.2%。
明末清初，闯献造反，清军入关，三藩战乱，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又陷入旷野无人的境地。
据有人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
因此，清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
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
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湖南人由来考》，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
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
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鄂、四川，而以江西为多。
事实上，考察近代湘籍历史名人的祖籍，有许多都来自江西。
象著名思想家魏源及同族、清末出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的先世即是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邵阳的。
上述情况表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度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大移民，使湖南居民的族缘与血缘得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
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而言，那些秉性懦弱、得过且过、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往往不愿离开熟悉的本土去追求新的生活。
一般来说，就生理、心理因素而言，移民是优越于土著的。
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
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
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也有人说：“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
”近代维新志士、民国“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即为湘西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祖籍江西丰城，母亲吴氏系苗族。
这即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
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
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
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闹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制。
有成长的基本素质，有成长的坚强性格，还必须有使有才之人脱颖而出的机制。
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必须取得功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进的机会。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地反映。
古代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时的海瑞、于谦、陶澍、林则徐等等，都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午台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
陈鹏年写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
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
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杨昌济曾经也说过：“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
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
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
”他还谈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
各县的教谕一职例由举人担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
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没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南北分闹，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各少1名。
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
建省与分围既免除了风浪之险，又减轻了士子的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湖南与湖北分围以后，文运大昌。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围之效也。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孕育了一辈又一辈近代湖南名人。
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来说，是一种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勇于承担天下家国的重任，尽力解脱天下苍生的苦难，而不以一己私利为进退。
经世致用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善天下。
经世致用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注重学问的现实操作性和实用性，注重知识者的生命价值与黎民百姓生活的联系。
一句话，就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留心经济之学”，且努力付之实践。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
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有关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对湖南士风影响尤其重大：“三湘学子，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