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青教案

常青的教案，和中国建筑志的序言大致一样教案一建筑理论与历史课概论——“建筑理论”是什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很高的境界，一般人莫敢问津。

《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可理解为素质和修养（狭为“理论”），其中有不少既定的价值标准；“质”是能力和技巧（狭为“设计”），更多是属于个人潜质的，因而是多元的。

冯先生主张教学的重点不是告诉对错，而是启发内在潜质的发挥，即以文引质，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究竟有多少同学具备这种建筑学潜质能被导引出来？技巧强但也要有章法，有学养但不能循规蹈矩。

能力－修养，实干－理论要兼而有之。

理论修养离不开历史修养，读史是最好的理论训练，这一点要向学院派学习（连基辛格都说美国人不学历史是糟糕的）。

凡与人类历史相伴随的学科技艺都有历史理论问题。

建筑史可以倒过来读，站在今天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看过去。

今天是后现代时期，后工业时代，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是，广大中西部还不是，广大农村还是前现代。

三种文明形态会在一起，文化景观分布极不平衡。

对于后现代，主要是文化的复制和表象化，一切都浮到表层，没有深度感和透视感，这是对后现代现象的惯常说法。

当代建筑可以约略概括为：1、五花八门的新现代（late-modern，neo-modern）；2、亵古媚俗的后现代(post-modern-classic,文丘里认为就是modern-classic)；3、变形重构的解构派（Deconstruction）。

这些均来自两个传统：学院派与包扎尔，Revivalism，aestheticism（唯美主义, 古典美学）和现代派与包豪斯，理性主义（Rationalism），PRAGMATIC（美国实用主义），立体派，机器美学。

第一、二代大师都有两方面基因，所谓文质彬彬，现代派“野中见文”，学院派“史中有质”。

后面的明星、弄潮儿层出不穷，但大都是实验建筑师或商业建筑师，基本没有真正革命性的先锋派或前卫建筑师，这也是时代所决定的。

就建筑形式的理论表述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三种：1、Morphology，形态学，共时性，二元论，内外关系，内在构成、功能－外在形状、形式，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建筑基本原理（沙利文：形式跟从功能，格罗皮乌斯，全面建筑观），柯布：几何学是理性的语言，可以与人类精神相一致。

2、Typology，类型学，历时性，二元论，增加历史的维度，集体记忆，纵向关系，类型与原型，以生活形态为基础的空间形态类型，提取其中的原型进行新的设计，新理性主义（A 罗西：城市建筑）3、Topology，拓扑学，（拓扑变换，几何形状、数值改变，而内在关系不变），超时性（超越时空的制约，追求单纯的形式变化），一元论，变形重构，古典－哈德良宫，文艺复兴－巴洛克，复古－后现代古典。

现代主义－俄国构成主义及荷兰结构主义（皆源于美术上的立体主义）。

解构：消解一切既往的形式，在基本几何体上变形重构，雕塑化，追求形式塑造的极限，甚至在视觉上向重力、平衡、稳定等基本建筑原理挑战（F 盖里，R 库哈斯，哈迪德，哈佛的鞋子等）。

第一种是建筑基本原理，ABC基础，如素描、色彩之于立体派艺术。

第二种对历史主题或背景的研究与设计很重要，是一种经常不可回避的基本方法。

第三种是当代建筑空间艺术塑造的一种方法，经常是建筑雕塑化和空间想象力表现的手法，非理性，非标准，高造价，适用性极其有限。

教案二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1、城乡同构的空间形态建筑，最初不过是庇护人类活动的掩体。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建筑呈现为秩序化、习俗化的空间形态，并且把各个时代的工巧匠心凝聚其中，以至在古典美学里被看作造型艺术之首。

建筑由此而成了保存文化史迹最完整的载体。

因此，回顾一种文明演化的历程，离不开考察它的空间形态及其生成秩序。

而只有通过对整个建筑体系的认知和把握，方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在古代世界建筑体系的几大分支中，唯有中国所代表的东亚这一支是首尾连贯、一脉相承的。

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延续到宗法社会结束，其间以渐变和积淀为主，没有发生大的突变或中断，不象地中海沿岸、波斯、印度等地的建筑体系那样，都经历过断裂和嬗变的过程。

特别是不像西方建筑体系所经历的古典建筑、中世纪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启蒙运动建筑以及复古主义建筑那样，有着层次分明的演化阶段。

因而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种连续性进化的体系，在转折、递变和断代、分期的脉络关系上，也就不那么容易分辨。

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有着丰富多样的建筑类型和造型风格，但大多是从住屋（宅、宫）中衍生出来的。

在宗法和礼制的限定下，无论是哪一类建筑，一般都是以木结构为主体，以“间”为单位；从群体关系而言，都是以院落为单元，再以纵、横两个方向的轴线上多进、多路的院落形成组群，从水平方向延展开来，组成里坊、街坊，进而聚合成以皇宫（王宫）或衙署为中心的城市。

这些城市大多因地制宜，可以是平原、盆地上规整平直的，也可以是依山傍水，曲折起伏的，但在实质上，大都是以院、坊、城三个空间层次构成的网络系统。

这一网络向郊野、乡村辐射，循着同一构成规则，就象一种语言的句法构成一样，使里、集、堡、寨、村等等都有着类似于城市的空间形态。

这种城乡同构的空间概念也部分印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史观。

究其实质，乃是华夏民族对同一亘古建筑习俗的文化认同。

从“匝居”到聚居，从一座庭院到一座城市，以血缘及地缘为纽带的宗法礼制和“人伦轨模”，构成了中国古代空间习俗的秩序及其营造基础。

2、道器相融的文化象征在古代世界，文化象征始终独立于技术系统，是维系建筑体系的精神支柱。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文化象征往往与宗法的人伦秩序相辅相成。

从城市与建筑的布局，到梁柱间架的多寡，形体、构件的比例，再到斗拱的等级，以致装修、彩画、着色的规格，甚至门簪、门钉的数量等等，也都同属一个包含着宗法秩序和符号隐喻的文化象征系统。

即使从“器”的层面看，讲究轴线对称、因循礼制宗法的建筑空间，也并没有完全束缚住古代中国人对多样生活和浪漫情怀的向往。

熙攘喧闹的市井，摹景自然的园林，离群索居的别业，便使古人的生存环境显得有张有驰，重理容情，并且是雅俗各得其所的，是对依附宗法的建筑制度的一种超然。

不仅如此，在古人眼中，建筑既属于形下的“器”，也含有形上的“道”；既可以比附外在的大宇宙，也可表达内心的小宇宙。

寻求建筑的象征性，使中国建筑于功用、制度之外，还有隐喻性的精神表达，如宇宙图案、八卦九宫和夹杂着环境认知、文化禁忌和心理暗示作用的风***式等。

这些神秘的理念、图像和巫术般的操作，与营造活动纠结在一起，本质上是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亘古存在和演变着的空间习俗及其命运寄托方式。

无论对此作何价值判断，都有必要客观看待这样一类蕴含着文化象征意义的人为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开业建筑师，择居卜宅的风水师（选址、定位）、谈玄论道、考辨典章的文人士大夫（立意、定制）和“薪火相传”的工匠（取料、施工），都参与和主导了土木营造的全过程。

所以中国古代的“营造”二字，应当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集合概念，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文化象征系统、“工官制度”和匠作传统，就是对空间习俗及其营造制度的真实注解。

3、木构建筑的逻辑矛盾中国古代建筑总括看来，是一个以木构为主体的庞大建筑体系。

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平原、丘陵地带遍布着阔叶常绿树，山区并大量生长着云杉、冷杉等针叶林；北方则以阔叶落叶林（夏绿树）、针叶林为主。

这些林木资源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环境条件。

因而中国木构建筑的物态要素主要就表现在木质的构架、装修和以生土为主的台基和围护（墙）上，因而取材便利，施工快捷，造型舒盈，适宜平原、山地、河谷等多种地理及气候条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各种地域风格，可以说是融于风土之中的“生态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山水、林泉易于取得谐调关系。

然而，在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中，木结构建筑曾是普遍现象，比如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古国的砖石建筑，其实都是从木构建筑演化来的。

但唯独中国的这一木构体系亘古一脉相承，没有向砖石建筑转化。

对此，中外学者历来有着不同解释。

19世纪德国的德昆西（De Quincy）猜测柔曲的中国木构建筑源于对帐幕的模仿；20世纪初日本的伊东忠太则认为，中国文明没有经历神权阶段，建筑也就不会从木结构转向追求永恒的砖石结构，这与梁思成所言中国古代“不求物之长存”，故而木结构陈陈相因的观点实际是相和的。

从文化的根源上看，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重要因素，“木”是“阳”的象征，住屋等“阳宅”适宜采用木结构；而砖石则属“阴”，坟庙一类“阴宅”才能使用砖石结构。

木构建筑是近似于现代排架的梁柱式（或称叠梁式、抬梁式）或穿斗式结构，构件之间均以榫卯铰结或穿结相连，可以化解外力、吸收能量并允许相当大的残余变形，具有很强的抗震和抗风性能。

这种结构的外表和做法，以尊卑等级相区分，建筑的等级愈高，为装饰和彩画所覆盖的华丽程度就愈强。

就此而言，木构建筑在“官式”上的演变，经历了着妆渐浓，以至趋近于艳俗柔靡的过程，而朴素淡雅的古风，则部分地保留在了民间的居住建筑之中.数千年来，特别是从秦末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事件为始，天灾人祸使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在兴造和焚毁之间反复演替，也无休止地耗费了有限的林木资源，不知有多少曾经葱郁的地域景观都因此而退萎或消失了。

如历代帝王建都时间最长的渭水流域及河洛平原，就经历过类似的变迁过程。

古代为了建造一座城池，修筑一组宫殿，动辄就需砍伐直径半米甚至1米以上的成千上万棵巨型乔木，“蜀山兀，阿房出”不啻为建筑改变自然景观的文学性描写，而是相当真实的历史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木构建筑既是人文景观形成的结果，又是损耗自然景观资源的成因。

这种因果关系构成了其作为“生态建筑”的二重性和历史矛盾，也是其作为一种体系在近代走向终结的逻辑必然。

二、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变1、古风时期当代的考古新发现，使古代建筑萌芽的上限不断地前移，但是可以断定，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时期，建筑的演变还没有走出“茅茨土阶”和拓朴空间的阶段。

“倾宫瑶台”的景观描述或许只是后世的夸饰,“世室”、“重屋”的建筑制度或也并未形成典章。

《周礼•考工记》才披露了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根基是周代建立的，涉及都城、宫室、坛庙、市场、民居即营造技术等诸多方面，标志了“古风时期”的开始。

但是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已经“礼崩乐坏”，周礼的建筑制度即使在先秦时期也并未被完整地推行过。

列国官方建筑制度的差异性远大于同一性，因而才会有秦始皇攻灭六国，“写放”其宫室于渭河之滨的故事。

在楚辞、汉赋等历史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当时地域建筑景观的影子。

直到西汉初期，在“独尊儒术”的旗号下，周制才成为了士族文人和工官们所托古、考辨和演绎的正统营造制度，但与“克己复礼”的复古理想总是时近时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