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评价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学术论坛272 2015年14期简评“中体西用”罗明先胡水玉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1摘要：至今关于“中体西用”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褒贬不一，但几乎都侧重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这一想不应该局限在洋务运动时期。

在近代社会，政府主导的3次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对“中体西用”的实践。

基于此，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件事件中解读了“中体西用”，力求客观、准确的，评价“中体西用”。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780(2015)14-0272-021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出现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则是沈毓桂在《救时策》一问中写到：“夫中学西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始于晚清洋务派为谋其自身发展，提出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为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发展理念，但他不应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告终，这种学习先进文化的思想沿袭至今仍有其价值可言。

“中体西用”与“经世致用”亦有类似之处。

“经世”在于世界不断变化，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变；“中体”实指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沉淀出来的文化为主体，“西用”则指学习先进技术，在今天来看，不止西方，北方，南方，东方皆可，学习的不止技术，一切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科学或理念，皆可“拿来”！“中体”不失我中华民族之根本，“西用”则物尽其才，锦上添花。

在万变的“经世”中以“中体”稳固其根基，顺应事物客观规律，用先进科学技术助力自身发展，这便是“中体西用”在今天的意义所在！尽管我们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时，总把“中体西用”——在不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只模仿西方器物而不改变自身落后制度、观念的学习模式，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成为我对狭隘的“中体西用”的诟病，虽然当时的“中体西用”理论尚处幼年期，内容也不够丰富，但正是这一思想促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唤醒了大部分当时已经麻醉中国人，鼓舞了已经睁眼看世界的开明的中国人。

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曾国藩主张维护封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虽然曾国藩未曾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 世纪60～90 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尽管在这一自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企图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错误论调。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1)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和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迫使中国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政治,统治阶级也迫切地想制造一个能够维持现存秩序的更加有效的思想武器。

在朝廷内部尽管存在一些顽固的闭门主义分子，但经过同治时代（1862-1874）洋务派势力逐渐壮大了.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和张之洞（1837-190 9）代表了洋务派.他们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承认西方武力的优越性,接受与此有关的机器和技术以此来要寻找中国自强之路.这样在维持中华自尊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以此来寻找中国自强之路的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也是像魏源、林则徐和龚自珍等一批先知们对西方认识的实践.2)洋务运动的实际情形和局限性：中国社会内部从整体上开始形成了一股促使政治上的反省和改革的新风气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风气,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最先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直接引起了思想界风气的变化。

一直担心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爆发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传统士大夫们主张儒学的本质在于经世致用，从而掀起了一股新风气,并且他们也认为实行洋务从而可以改良社会和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逐渐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

但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剥夺中国内部的资本蓄积机会的情况之下, 洋务运动自身却无法脱离多局限性. 在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洋务派代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绅士们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的主体存有局限性.因此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在中体西用论的立场上促进的.1当然在朝廷外也有一些人士将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摆在首位来看待，这是他们与洋务运动派相同的，但是与洋务运动派的情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要从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甚至涉及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与洋务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2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能够摆脱洋务运动派的中体西用论的局限。

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思考摘要：洋务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代统治者为摆脱军事落后的局面而发起的。

洋务运动包括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陆海军，整顿海防，筹办新式海军，发展民用工业。

虽然“求强求富”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在御侮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增强了军事实力。

在这一过过程中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尤其是“中学为体”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的局限。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一、洋务运动的背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魏源等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就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

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①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逐外夷”“舍此曷济”的高度的关顾。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清政府一些头脑较冷静的当权者痛定思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 等人表现出了深重的危机感。

曾国藩在战争一结束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

1861年8月，他强调“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并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

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仿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两年，火炮轮船必为中外官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③。

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奕 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

另一个洋务热心倡导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浅谈“中体西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您的大名（安康学院XX系XX专业11级，陕西安康725000）指导教师：XXX【摘要】“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来讨论“中体西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体西用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

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

“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

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

“中体西用”就是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来弥补儒学的不足。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中体西用”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一、“中体西用”产生的积极作用1.中体西用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

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

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2.中体西用起到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中体西用作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挽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

它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体用内容划分上不断改变，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工具。

但是，体用之间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矛盾冲突依旧不可调和，相互阻碍，最终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畸形体系，难以带领中国走出严重的历史危机。

一、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华文化可以三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文化者，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

晚清之时，中华文明的衰微，是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体系共同的衰弱，并非如晚清学者所言仅器物较西方为劣而已。

晚清的中体西用仅仅是学者形而上学的解决之道，割裂了体系特点的生硬嫁接自然会产生种种问题，直接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发展机遇，难以解决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去实现自强求富的梦想。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而稍后的王韬同样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 当躬。

甚至先后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也说“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 之。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 所精者器为多。

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

” ，”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因而，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 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

可见，中体西用从诞生起，” 就是在这样一种体用分离而没有系统观的学术认知中付诸实践，自然容易产生问题。

这些学者想当然的以为可以通过西艺来卫其道，却不知他们所谓的道也是衰微之源，如何可以驾驭地了比其先进的多得西方物质文化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体用之争，自古有之。

大体上说，“体”为本质，为内容，即事物的自身基础以及内在根据。

而“用”指的是形象、形式，是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

通常，“体”代表原则、立场等根本，而“用”则被用来表示具体方法手段。

其实从主辅方面来说，似乎已经事先预示了“体本用末”的结论。

而在研究体用之争之前，不妨先讨论另一个与体用之争相关的，自古存之的命题——道器之辨。

道器之辩较之体用之争，似乎更加古老一些。

古人言：“道生万物”，又云：“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这样的“道”，代表着万物本原，及世间一切永恒规律。

而正如“体”与“用”相对一样，“道”也是“器”的另一个孪生子。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万物与本性之原，即为“道”；一切有利用发明生活的实际学问，即为“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思想牢牢占了上风。

有两个词可以明确说明态度：“以道御器”和“道本器末”。

圣人言：“安贫乐道”，强调“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便身处陋巷也不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

在古人看来，除却追求大道之外，其余一切身外之物都不值得为之停驻。

而对“道”更现实的解释，实际上应该是某种深深扎根于心底的美好理想——终极的善与美的。

从这点出发，古代的读书人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上，“学而优则仕”，将一生抱负寄托于朝堂之上，从而轻视了科学技术。

还因各种“奇技淫巧”会造成欲望膨胀，从而导致道德方面即“道”的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也包含了这方面的含义。

“器”者，各适启用然不能相通。

因此人不应成为某种器具，应该博学广泛，也可理解为人不应成为达成功利目的的手段。

一个真正的君子，理应致力于对“道”的追求，他的人生意义不应该是实用的、功利的。

因此这样的君子，有时候还被对人视为“无用”，但实际上，君子的“无用”正符合了重道轻器的要求。

但这样的看法缺陷在于割裂了“道”与“器”的联系，某些时候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道”并不符合实际利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