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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王国维清词《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生于清朝末年的王国维深受时代影响,将资产阶级新思想及康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相互渗透并吸收,走出了清末常州词派“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的传统词学功利性追求道路,把握词体审美品格方面的认识,正视词的美感特征,最终以《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编织出清词的结篇。
一、“人间”之由来王国维《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分别于 1906和 1908 年刊行,“《人间词话》最初发表在《国粹学报》上,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到宣统元年(1909年),分三期(第四十七期、四十九期、五十期)登完,共六十四条”。
从《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的刊登时间便可判断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人间词》是此阶段诗人心灵之思、情感之动的真实痕迹,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对《人间词》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性把握。
《人间词》和《人间词话》正是王国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的精粹,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
这两部作品名都包含“人间”二字,为何以“人间”为名?“人间”有何含义?赵万里先生曾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
”陈鸿祥在《人间词话三考》中认为《人间词话》冠以“人间”之名“不仅承袭了他填词而来的一个名称;实际上也是他此时、思想之直接的反映和表现”,是“表现‘人生之问题’的直接尝试”。
近年,日本学者木夏一雄从《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跋语中考证出“人间”乃是王国维的号,得到了学者普遍认可。
此说法后又遭质疑,学者考证出王国维以“人间”为号最早也应在 1908 年,而这之前《人间词》《人间词话》已完成。
由此可见“《人间词》不是‘人间’先生所写之词,而是写‘人间’之词”、“《人间词话》不是‘人间’先生之‘词话’,可能是‘人间词’之话,或者‘话’‘人间词’,更可能是关于‘人间’的词话,与历代诗话词话如《沧浪诗话》、《白雨斋词话》等一样用作者之号、书斋名等来命名不同”。
清代的词人和词派清代是中国词学发展的大时代，荐曲、代表词等流派呈现了多样化的面貌。
同时，清代的文化环境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道德感召、政治风潮、文学思潮等，这些因素对于清代词派散文派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清代词派的出现及其代表词作品、词派的碾压和词人的成就等方面进行剖析，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清代词学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
一、清代词派的出现及其代表词作品清代的词派起源于明代，由于明朝后期的迫害和崩溃，大量文人涌入南方发展。
他们转而倾向于文人集会的文化隐居，以此为背景下，清代文人创作了各类不拘一格的文学形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词派，如湖学、海派和洪派等。
这些词派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萎缩和文学思潮的变化密不可分。
戚逢年的《雨窗记》详细论述了各个词派的思想特点和作品特征，其中尤以海派、洪派词文学成就颇高。
海派跟随吴承恩的小说中国古代神话《西游记》的主题构想，创作了大量风情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杨仙峰的《琵琶行》和传说中的《西洲曲》。
这些作品体现了大量的江南水乡的特色，歌颂各种情感的抒发，表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与精神自由，成为清代爱情词的代表之作。
洪派则是以狂放、清新、豁达的诗歌风格为特色，代表作有康雍面世的《春庭吟》等。
这些作品中充满了人性的体悟与哲理的探究，雅黑暗流溢出的情感深深感染了广大文人。
二、词派的碾压和词人的成就虽然清代词派兴起势不可挡，但是同样受到很多的挑战。
词派之间虽有区别，但相互间会有一些摩擦和碾压。
其中对于诗才较高的江苏词派，以及时光具有较强感召的浙江词派，都常常对其着手压制。
更甚者，许多词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也不惜去融入这些词派，为了文学的成功而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转而成为了这些词派的代表人物。
不过，虽然受到了种种困境和挑战，许多清代词人仍然在文学思潮的熏染下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如周邦彦、辛弃疾、李清照、柳永、晏殊等文学巨匠都是清代词人的代表，他们的词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别致的魅力，让人在阅读时感受到无限的美感。
清代文学清代诗文的特色。
（1）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即便曾一度仕清的诗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2）这两部分诗文以对现实的敏锐反映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
稍后的诗人及其他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悲,但也慨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篇什。
已呈式微之势的词则应时而复兴,倚声填词蔚然成风。
散文的内容偏重经世救国，崇实致用,在传记文里多用小说笔墨。
清初诗文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简述清初三大学者.(1）顾炎武，他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
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四百多首诗,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
如《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清兵屠戮烧杀的罪行.顾炎武的诗是诗人崇高的人格和深厚学力的表现,笔墨矜重，不假巧饰，其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杜甫,如《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2)黄宗羲，论诗称“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强调诗写现实；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扩大宋诗影响，推动浙派形成。
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云门游记》、《感旧》等，抒发亡国之痛和怀念殉难亲友，虽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颓丧，屡屡表白身处逆境而不低头的顽强精神.（3）王夫之，学者称船山先生。
他生于“屈子之乡”,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如《绝句》,借舒草之心“不死”,喻坚韧不拔之志和恢复故国“春色”的理想。
王夫之自叹“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王船山公年谱》引王夫之自题墓碑词），表现“孤愤”是其诗突出的内容，如《补落花诗》九首之一，以落花飘魂抒写胸中郁结的亡国之恨,含蓄蕴藉，深沉瑰奇。
[转帖]从李清照的《词论》看词别是一家Post By：2010-3-31 17:05:00李清照的《词论》首先论述的是词的起源问题，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
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
曰："表弟愿与坐末。
"众皆不顾。
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
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
"众皆哂，或有怒者。
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
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
这里李清照要说明的就是词和音乐的紧密联系。
“从历史上看，诗在《诗经》的阶段也是可以歌唱的，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节），但是到后来诗里面就分成了两支，一是文人诗，二是在民间流传的乐府诗。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
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
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
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
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
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
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的“乐府”区别清楚。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词的产生是和乐府分不开的，“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
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
”（沈括《梦溪笔谈》）。
沈括所讲的就是词产生的另外一个要素胡乐的进入所带来的影响。
而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词的产生和民间音乐的关系。
清代词学的建构：清代词韵学是清代词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探究词体的用韵法则为主要内容。
清人论词以唐五代两宋旧词为宗，论及词体用韵法则亦以归纳旧词用韵为据，但清代各家词韵成果并不是对旧词用韵的再现，而是以清代词体学的系统架构为旨归，以当时韵学为津筏，其目的是规范韵法，具有人为建构性。
清代词韵学的建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清代词韵学的制韵宗旨在于融入词体学的系统架构，与词体学系统内的词律、词乐等其他形制要素之学互为构成关系。
清代词韵学与清代词体学的这种互构共生关系，既是词韵与词体关系的一种折射，又体现了其时代的学术特质。
第二，清代词韵学的制韵原则是兼顾词韵的合古性和对填词的指导性。
清词号称中兴，除词学昌盛外，还表现为填词实践流行。
一方面，填词需要一部具有指导功能的选韵指南，但唐宋以来并无词韵指南传世，清人多以诗韵或曲韵代替，导致辨体不明、词体不尊；另一方面，随着词学（尤其是词体学）研究的深入，清人在词体观上达成了合古尊体的共识，确立了以两宋旧词为编韵依据的韵法主张。
在这一背景下，清人理想的词韵指南要既能合乎古，又可指导填词。
但在实际编韵中，合古诉求和指导功能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清人不得不对所编词韵“裁成独断”，方可兼顾二者。
人为裁定词韵系统，是清代词韵学建构性特征在制韵原则层面的体现。
第三，清代词韵学的制韵视角经历了由表及里、由单一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无论制韵宗旨还是制韵原则，都涉及制韵的出发点问题，即从什么角度审视词韵的词体功能。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制词韵的性质。
大体而言，清人的制韵视角经历了“格律—音律—格律、音律兼顾”的演变过程。
制韵视角的演变，是清代词韵学建构性特征的又一体现。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词学理论
李清照是两宋之际著名的女词人，不仅在词的创作实践中自成一家，而且在词的创作理论上也有独特的见解，写作了专门性的词论著作《论词》，对后代训学理论和词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
李清照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
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义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
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却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性。
词作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才能不被诗所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
李清照对词还提出了其他的审美要求：
(1)勿“破碎”。
这是在《论词》中通过对张先、宋祁等人词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即要求词作品要有完整浑然的意象结构，给人以整体的完美审美感受。
(2)词要铺叙。
她主张词要展开些，要写得曲折、细腻，有渲染。
讲层次，起伏跌宕，要前后呼应。
(3)讲故实。
她说秦观词专讲情志，而少有典故，主张词中要运用前代前人的文化掌故。
(4)词的格调要高雅、典重。
她追求词的典雅之美，批评柳永词“词语尘下”，贺铸词“苦少典重”。
清词杂论清词流派及词人群之梳理（一）词经元明两朝萎靡后，至清朝复振，流派纷出，百家争鸣，蔚然壮观。
清词无论作者或作品，均数量浩繁，远超两宋。
清代词坛产生了众多流派和具有地域或家庭特色的词人群体，纷繁复杂，这些流派和词人群体反映了词风流变和盛衰起伏的历程，是研究清词的基础。
本文基本以时间线索为主，对这些流派对词人群体作一简略梳理，以帮助了解清词流变的大体脉搏。
一．云间词派云间是上海松江的古称，云间词派是指生活在云间及附近，以陈子龙、宋征舆和李雯为首的文学群体，以词的成就最为突出。
其活动时间约在崇祯初至顺治间，约40年。
•云间词派代表人物云间词派领袖陈子龙是明末著名作家，也是一位义士，明亡后起兵抗清被执，投水而死，气节为后世景仰。
陈子龙诗词骈文成就均高，其词学思想标举南唐北宋，主张“境由情生，辞随天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推尊南唐二主及周邦彦、李清照，词风妍丽婉委，多咏春色及杨花、游丝、美人之类，但有也部分作品蕴含哀怨惆怅的家国寄托。
李雯与陈子龙同龄，明亡后逼于压力曾出仕新朝，因此部分词作表达了愧疚的心态。
其词深具清凄婉丽之致，晚作尤多凄苦。
《浪淘沙.杨花》一阕甚为世人赞赏。
宋征舆年龄比陈李二人幼十岁，明诸生，与陈李二人倡几社，明亡后中顺治进士，在清朝为官，著有《海闾香词》。
•云间词派与清词振兴之关系明词之衰弊，在于未脱曲法，格调陋俗，陈子龙推举南唐及北宋词之高浑，创作上追求纯情自然，试图通过回归词的正统，把词的发展重纳正道。
这种“重纳正道”，实际上是复古。
在当时词坛萎靡风气之下倡导复古，有其积极的意义，明末衰颓的词风到此一变，但这种复古本身对清词的复兴并无多大意义，其意义主要在于：陈子龙以其精深的文学造诣和高尚的人格气节，受众多文士敬仰附和，影响巨大，追随者众，后来的瓣香者在清初之际，在创作的道路上各有发展，部分已脱离了云间初始词风，影响了清初词风的演变。
朱东润著《陈子龙及其时代》•云间派余响•西冷十子西冷十子是指陆圻、柴绍炳、张丹、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昊10人，均出陈子龙门下。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其《词论》一文。
《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论词的文章，其中追朔了词的发展，兴起直至对词坛宿将的批评，其中提出的“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在考查了数百年词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词之文体和题材及主题之规定性的一个鲜明判断，其中提出了词的见解和要求，包括词的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等特征。
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
“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继承了苏门论词“自是一家”说的菁华，在其所著《词论》提出新的词学观点。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词论》）据陈其美《李清照年谱》载，李清照的《词论》创作于公元1108年(北宋大观二年)，是时，苏轼以诗为词引起了词坛的争论，人们开始对词的体性、功用、特性等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晁补之、张耒、李之仪、陈师道都对这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李清照把前人有关诗词之别的朦胧的经验感受和零星见解，上升为明确的理性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本色理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内涵第一，形式的严声律李清照先将词体溯源到乐府声诗，以李八郎的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后又肯定柳永的协音律，批评晏欧苏等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进而提出词应分五音，分五声，分六律，分清浊轻重。
可见李清照将协律视为诗词首要区别，将协律视为词的最基本的特色之一，而且对词应协律的要求，有着一整套严格具体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二，内容的主情致李清照没有阐述情致的内涵，但他标举秦观为主情致的代表。
秦词是“情韵兼胜”(《四库提要·淮海词提要》)，“多婉约”(张刻《淮海词》)，他“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他的词的情致，不但表现在直抒胸臆的抒情形态上，如‘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虞美人》)，还表现在虽直抒胸膛而委婉曲折，刘熙载所谓‘寄直于曲’(《艺概·词概》)”，“少游纯以温婉和平之音，荡人心魄，与屯田，东坡之使气者又不同也。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孙克强：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清代词学理论代表了词论的最高成就。
近年来清代词学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发表专著、论文数量激增，以此为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有不少。
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文献资料发掘整理的同步乃至先行。
与清代词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相一致，清代的词论文献不仅数量浩繁，且形式多样。
就词学理论批评的文献资料形式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形式：词话、词集词选、序跋批注、书札专论文、论词诗词、词律词韵以及诗话曲话中涉及词学的内容等。
一词话是词学理论最典型也是最集中的载体。
词话借鉴诗话而来，滥觞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南宋末年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张炎的《词源》代表了宋代词话的最高成就。
明代与词的创作衰微相一致，词话存世亦较少。
清代词学理论繁荣，其主要标志即词话著作数量较多。
唐圭璋先生辑《词话丛编》共收历代词话85种，其中清代(含民国初年)词话有68种，占了大半，但这些远非清代词话的全部，唐圭璋先生当年编《词话丛编》时就遗憾有不少词话不得经见[1]。
近年来通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已发现的《词话丛编》之外的清代词话有70余种，清代词话存目40余种。
唐圭璋先生当年不得经见的部分词话也已觅得，如张星耀的《词论》、许田的《屏山词话》、王初桐的《小嫏嬛词话》等。
新文献资料的发现有重要意义，必将推动研究的深入。
然而关于现存清代词话有一些问题尚待辨析：第一，词话的真伪问题。
在流传至今的清代词话中，有四部词话——署名彭孙遹的《词统源流》、《词藻》和署名李良年的《词坛纪事》、《词家辨证》。
此四部词话的真伪以及它们与徐钅九《词苑丛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悬案。
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曾指出四部词话乃书商由《词苑丛谈》中割裂而成的伪作，台湾学者王熙元教授则持相反的观点。
笔者近日发表《〈词统源流〉等四部词话伪书考》[2]一文，通过考辨进一步证实了唐圭璋先生的论断。
词话真伪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词话是辑录他人之语而成，如果未加说明，则可能被后人误为辑者所作，这是需要加以辨析的。
论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朱惠国内容提要 整个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从大处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离、重合和融合。
两者关系的离合变化，除了受时代与词家的影响外，不同的学术特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学人之词大量出现，表明清代词学受到经学的干涉与影响，但从长期看，词学的发展依然有其自身规律。
关键词 清代词学 学人之词 词人之词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又是词学中兴时代，学人纷纷作词，产生了数量十分庞大的“学人之词”。
钱仲联先生在论及清词成就时，专门提到“学人之词”，以为“清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为学人，朱彝尊、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陈澧、谭献、刘熙载、俞樾、李慈铭、王闿运、沈曾植、文廷式、曹元忠、张尔田、王国维，其尤著者也。
盖清贤惩明人空疏不学之弊，昌明实学，迈越唐、宋。
诗家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家亦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
”钱先生从诗家论及词家，很显然，其“学人之词”、“词人之词”提法明显受诗学上“学人之诗”、“诗人之诗”说法的影响，但从钱先生所举“学人之词”的名单来看，学者的含义要宽泛一些。
事实上词有别于诗，是一种具有很强娱乐功能的文体，尽管从南宋开始不少词论家推尊词体，努力使词具有与诗相同的社会功能，但词体固有的娱乐功能始终没有消失。
这就使得不少学者在作词、论词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将词视为与诗一样的严肃文体，以学人的眼光、思维来作词或论词，从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学识等要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另一类则将词视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小歌词，主要关注其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在创作或评论时，并没有过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学者身份，基本是以传统词人的面貌来作词或论词，“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并未真“合”。
因此从清词的创作实际看，“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作者的性格以及当时的学术思潮、词学观念都会对两者的离合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但从整体上看，整个清代，按时间顺序，大致呈现出一种由“分离”到“重合”再到“融合”的发展趋势。
一 学人、词人身份的分离与词的双重要求从清初到张惠言之前，“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基本上保持一种分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经学家与词学家自然的分离，即经学家是经学家，词学家是词学家，大家各司其业，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分辨。
另一种情况则比较复杂，经学家与词学家为同一自然人，如朱彝尊，既是经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4页。
② 钱仲联《全清词序言》，《全清词•顺康卷》卷首，中华书局2002年版。
‘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
’或问其故，③ 南宋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
先生曰：曰：‘非学者之诗。
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
’”（《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是为第一次明确提出“学人之诗”的话题。
此处的学主要指儒学，学者系指理学家。
论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学家，又是词学家，体现在他身上经学与词学的关系就会呈现出一种似合实离的独特状态。
所谓似合实离的“合”，是指的表面上学人与词人的身份重合，即经学家兼而为词学家，而“离”则是指治经与治词为两件不同性质的事，当其治经时，他是学人，当其作词或论词时，即为词人。
学人与词人的身份事实上是分离的。
下面试就第二种情况简略述之。
清代学人兼词人的情况较多，上述钱仲联先生的序言事实上已经开列了一份学人兼词人者的名单，但这份名单偏于晚清，张惠言之前只有一个朱彝尊。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视野稍微扩大，于朱彝尊之外，重点考察清前期的毛奇龄和清中期的王昶等具有一定知名度与代表性学者兼词学家，从他们的有关论述与创作活动中，辨别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实际关系。
毛奇龄出生于明天启三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五年，差不多与朱彝尊是同时期人，以治经史及音韵学见长。
曾指摘朱熹《四书集注》之误，撰《四书改错》，晚清经学家阮元认为他对乾嘉学术有开山之功。
所著《西河合集》分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共四百余卷，是当时著名学者。
王昶出生于雍正二年，距毛奇龄去世八年，为清中期著名学者，精通经史考据之学，是乾嘉学派重要人物。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有传，对其评价颇高，以为“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功业文章炳著当代，求之古人中，亦岂易得者哉！”两人均工词，并从事词学批评。
毛奇龄词学著作除《西河词话》外，还有十余篇词集的序和题跋。
《西河词话》以记录词坛掌故、品评与保存作品为主，序跋则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对词学的一些看法，其理论价值甚至超过《西河词话》。
王昶词学成就主要是继朱彝尊之后编撰《明词综》和《国朝词综》，对保存明清两代词作与词学资料有很大贡献。
除此之外，还撰有《西崦山人词话》和一些词序，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词人与词学理论家。
作为学者兼词学家，两人一前一后，活动时间大致覆盖了清初至清中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词学与经学的关系来说，朱彝尊、毛奇龄、王昶三人作为重要经学家，其词学观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承认诗词之别的前提下，都有推尊词体的倾向。
毛奇龄《柳烟词序》：“夫宋词者，唐诗之余也。
齐梁清商曲词、吴声歌词者，汉魏诗之余也。
楚词者，三百之余也。
”虽然是谈“诗余”的问题，但从宋词与唐诗的关系对应齐梁清商曲词、吴声歌词与汉魏诗的关系，并上溯到楚词与诗三百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梳理了中国诗歌的流变过程，暗含有提高词的地位的意思。
如果这段话还没有直《离接明说的话，他在《峡流词序》中就说得十分明确了，他以为“诗余者，其流为曲而其源直本于《国风》、骚》。
故《离骚》名辞，诗余亦名辞”。
将词的源头直接连到被列为“经”的诗三百，这样自然推尊了词体，使词具有了高贵的血统。
至于清中期的王昶，他推尊词体的倾向更为明显与直接，他有两段比较著名的话：“是词乃《诗》之苗裔，且以补《诗》之穷，余故表而出之，以为今之词即古之《诗》，即孔氏颖达之谓长短句，而自明以来，专以词为诗之余，或以小技目之，其不知诗乐之源流，亦已傎矣。
”“秦汉以前文之有韵者，或称诗歌，或称赋，屈子《离骚》，后世称《楚辞》，而班固《艺文》入于赋类，唐宋间乃取诗句之长短者强别为词，而皆昧其所自。
夫词之所以贵，盖《诗》三百篇之遗也。
”这两段话大约是清中期以前，乃至整个清代在此问题上表述得最为清晰与彻底的，对此王昶曾不无得意地说：“予窃叹词之行世千余年矣，未有知其所自来与其所可贵，故举诗乐之源流，以长短句而续‘三百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② 王昶《西崦山人词话》共存稿本两卷，现经今人整理，已发表在《词学》第2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毛奇龄《柳烟词序》，《西河合集》卷二六，清康熙刊本。
④ 毛奇龄《峡流词序》，《西河合集》卷六。
⑤ 王昶《国朝词综自序》，《春融堂集》卷四一，塾南书舍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⑥ 王昶《姚茝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六期篇’者如此，冠之于简，谂诸当世词人，斯亦竹垞太史所未发之旨也夫。
”但现在看来，王昶的话未必准确，朱彝尊虽然没有直接说过词源于诗三百的话，但却不止一次表示，词虽为小道，但同样可以表达严肃的内容，所谓“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
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其中也包含有推尊词体的意思。
至于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在其最重要词学文献《词综》《南的序言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词源于诗三百的观点，如汪森就明确指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
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对此王昶并未否认：“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词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
”只是认为说得还不够彻底，所谓“而犹未尽也”。
另外浙派中期领袖厉鹗也说过“词源于乐府，乐府源于诗”之类的话，表明朱彝尊为首的浙派，基本上认同词源于诗三百的观点。
事实上王昶作为中期浙派的主要人物，其词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其影响，因此除经学家兼词学家的双重身份外，来自所属词派的影响，也是其词学观的形成要素。
其二是受儒家诗教影响，强调温柔敦厚，尤其强调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学对词学的影响。
毛奇龄《峡流词序》：“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夫诗尚温柔，而况其余乎？《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
’夫诗尚绮靡，而况其余乎。
然则诗余者，温柔绮靡之余焉者也。
其言卮匜，其音曼俞，驰情于华滋艧饰而寄旨于闺帏窈窱之间。
”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来解释词的婉丽风格，并提出温柔绮靡风格与严肃题旨达到统一的方法，就是传统的比兴寄托方法，即“驰情于华滋艧饰而寄旨于闺帏窈窱之间”。
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在诗学里一直运用，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后代的诗作，都有比兴手法的运用。
即便是词，在创作实践与理论倡导中，也屡有运用与提及。
问题是作为学者，对这一点尤其关注。
从诗教的角度出发，以诗论词，未免注重词的社会功能，而比兴寄托大约是兼顾词体特性与儒家诗教的最好手法了。
作为学者的朱彝尊也强调词中比兴寄托之法，他在承认词为小道的前提下，希望用比兴寄托手法来发挥词的社会功能。
他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有一段比较著名的话：“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
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音益远。
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如果单看这段话，几乎已经与以后常州词派的观点比较相近了。
无论是毛奇龄还是朱彝尊，他们强调比兴寄托，一方面与学者传统的诗学思维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易代之际，不免有黍离麦秀之感，而文网高压，又多有顾忌，于是“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成了最好的表达方式，因此朱彝尊进一步补充道，“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相比之下，身处乾嘉盛世的王昶无论是处境还是心态都与毛、朱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对比兴寄托的强调明显不如两人。
但他毕竟是学者，对词的看法不免会受到经学思维的影响，同样强调用词的形式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如他在《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中指出：“盖以词者，乐之条理，诗之苗裔，举一端而六艺居其二焉。
故论次之不遗余力也。
浅夫俗士辙以小道薄技目之，何足以仰窥圣言之大哉？”虽然没有直接谈比兴寄托的手法，但否认词为“小道薄技”的传统看法，将之与六艺中的诗、乐相通，① 王昶《姚茝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② 朱彝尊《曹溶静惕堂词序》，陈乃乾《清名家词》第1册，上海书店据开明书店1937年版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