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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史，2004年11月27日：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哈耶克反对使用“社会”语词修饰任何其他语词。
不过，西方学者普遍接受这样的用法。
“社会正义”，确有冗余之嫌，因为“个体正义”是没有意义的。
西方社会有悠久的自然法传统——神的正义法则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原本就写作“jus”（法）。
一个人若感受到对非义的愤慨并实施正义行为，那么，这行为在西方传统内已经是神的正义法则的体现，故而已经是社会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法”传统十分不同。
至少，中国的法，只打算成为“人”的法则而不打算成为“神”的法则。
所谓“天理人情”，在无神的文化传统里，天理总要让与人情的。
中国法的传统是人治的，不是法治的。
在这样的传统里，注意区分“社会”正义和“个体”正义反而是必要的了。
人治社会的法，有些其实出于治理者的个体正义，有些则确实出于社会需要的正义。
故中国社会的法不等于正义。
经济学源自苏格兰启蒙运动，故首先继承了经验论传统，其次包含了强烈的功利（效用）主义伦理倾向。
克拉克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两项基本原则。
英国为什么发生圈地运动？名义地租为什么突然上升？谷价高峰真实地租仍然呈上升趋势圈地运动的实质在于获取大庄园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只有英国国会立法反对小农利益，说明当时英国小农缺少政治权利。
克拉克论证：英国公地的回报率在圈地运动就比私有土地低。
圈地成本与收益的变动在1750年以后使圈地成为有利可图的，圈地不是因为“牟利精神”的流行而发生的。
斯密之前和之后各二百年间，英国地权数据。
土地私有化运动产生了长期而言至少两倍于公地回报率的预期租金。
记住：斯密（《原富》卷三）赞扬小农经济，批评长子继承权导致的粗放农业经营方式。
最可能的解释：尽管小农经济比封建庄园更有效率，但新兴农业资本主义的规模经营方式比小农经济更有效率。
圈地只在1710年以后才变得有利可图，在1750以后变得格外有利可图。
于是，英国公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在1755年以后开始大幅下降。
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一、引论及常用概念的定义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罗纳德·高斯在受奖演说中强凋他及其他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了生产的制度结构。
如果经济学可以定义为是研究“生产”“消费”与“交换”的一种“社会学科”，那么主流经济学的重点在于对“交换”的研究，其核心部分是市场的研究及价格理论。
主流经济学当然可以推广到制度方面的研究，家庭经济学的结果说明家庭制度如何影响消费结构，以贝克为首，在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建立了把社会学因素引入家庭行为的经济学描述的典范，从而可以描述消费结构如何随家庭结构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的研究，是从对企业内部制度的研究开始的。
例如高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实质》一文，以及此前Berle和Meansl933年的研究。
其后约五十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明，与家庭的研究类似，当企业内部的制度发生变化时，其生产行为亦随之变化，导致例如供给结构的变化。
综此看来，主流经济学关于价格由需求与供给确定的原则被制度的研究推广到了关于供给与需求是如何受家庭与企业内部制度影响的原则。
而所谓“新制度学派”的贡献在于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服从某种最大化行为的人关于家庭及企业内部制度的选择受着交易成本的结构的影响。
高斯之所以把他的文章定名为“生产的制度结构”。
我以为其理由在于，家庭制度的研究实质上是家庭生产制度的研究，故迄今为止关于经济制度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关于资源通过某种制度下的生产行为转换成更有价值的形态这一过程的研究。
基于以上的理解，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作的努力。
那么一个自然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技术进步和制度演变都看成是一种“创新过程”。
诺斯于1990年发表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果）一书，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严格地说，这篇文章是对以上所说研究成果的一个回顾或加入了笔者个人理解的转述。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推荐1993康芒斯：《：《制度经济学》（重视国家和法律制度的作用，他还以对劳动问题的研究而闻名）米歇尔：以货币、物价和危机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经验资料和统计分析。
新制度主义：要想对新制度主义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把握，可以参看埃格特森的“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新制度经济学>>；柯武刚和史漫飞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霍奇逊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宣言》；青目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Furubon and Richter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他们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一些很重要的评介性文章：陈郁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钱颖一和许成钢分别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刘守英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汪丁丁对《产权的经济分析》，以及《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的译者所作的评介性文章。
这些文章对于抓住理论的核心是很有好处的。
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是研究制度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学界对两者的细致比较并不多见。
但是有：卢瑟福的《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Hutchison的《新旧制度主义经济学》下面我们分制度经济学不同的研究范围来推荐书目1 产权理论科斯、阿尔奇安和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此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关于产权和制度变迁的经典性解释；德姆赛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有权与企业组织的关系，并且有助于认识企业的产权构成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运用产权理论设计与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以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樊纲、张曙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有产权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并且加深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的认识；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可以使我们了解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财产制度的重要作用以及什么是最有效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研究了企业所有权的各类形式，可以了解决定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各种制约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条件；柯武刚和史漫飞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交易成本文献综述一、交易成本的含义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就是交易成本。
在1960 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指出，“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
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价格是不确定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进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必须付出代价.（2）谈判和签约的成本。
因为交易人之间常会发生纠纷、冲突，这就需要讨价还价，签订和履行合约。
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3)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例如签订长期契约时面临的更大不确定性，在以后解决交易细节问题时需要花费的成本。
在科斯之后，众多学者对交易成本的概念进行了自己的理解。
肯尼斯•阿罗最先使用“交易成本"这一术语，他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和排他性成本；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成本。
奥利佛•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威廉姆森将合同方法作为分析交易最基本的方法，把交易成本划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
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倘若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做出双边努力，由此而引起讨价还价成本；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带来的成本;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实施的保证成本。
同时威廉姆森还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种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一、概念理论建构于概念之上。
对于交易费用为何，学界众说纷纭。
交易成本为英文“transaction cost”汉译，亦有学者将之译为“交易费用”。
一般认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首先由科斯于《企业的性质》中提出。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企业何以存在”这一核心议题。
科斯[①]认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有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共同决定。
前者主要为“使用价格价值的成本”。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并未对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作出清晰界定，而是采用列举法，认为交易费用包含了“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以及由于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导致的成本等”。
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科斯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交易成本的内涵得到拓展，其外延也进一步被细化。
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分为合同签订前和合同签订后，前者而包括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谈判和确保合同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后者则包括了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立及运转成本和保证成本等。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客观原因则包括了交易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维度：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资产专用性条件[②][③]。
张五常在《新玻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制度与交易费用”条目中将交易费用定义为“那些在鲁宾逊·克鲁梭(一人世界的) 经济中不能想象的一切成本, 在一人世界里，没有产权，也没有交易，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
从数学角度，汪丁丁[④]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的机会成本。
综合来看，交易费用有别于生产费用。
生产费用可以认为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必然要支付消耗的生产资料并支付劳工的劳动报酬的总。
交易费用则是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签订合约、监督合约履行产生的费用。
二、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围绕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展开。
交易成本理论以交易为分析单位，是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理论。
制度优势与创新型国家形成耦合性的研究【作者】宋德军/刘阳【作者简介】宋德军，哈尔滨商业大学市场与流通经济研究中心；刘阳，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
（哈尔滨 150028）【内容提要】在系统论证制度与创新型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构建制度创新对国家创新绩效影响的模型，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形成的深层次保障。
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应当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社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
【摘要题】宏观视野【关键词】创新型国家/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模型【正文】 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1.1 制度内涵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
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1]。
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2]。
斯考特（1981）认为，当行为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3]。
汪丁丁（1992）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4]。
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5]。
1.2 制度创新理论与创新型国家的内涵 1.2.1 制度创新理论内涵及演进制度创新一般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以获得追加利润的活动，它包括以下3方面：反映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
熊彼特创新理论在着重阐述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提出了“实现工业的新组织”这一制度创新内容[6]。
继熊彼特之后，制度创新论以两个流派为其代表：一是以加尔布雷斯、海尔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
对现存制度进行抨击，认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才能促进创新[7]；二是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财富的革命书摘（1）<财富的革命>,美,阿尔文.托夫勒著,揭示财富的深层原理,空间原理,时间原理和知识原理托夫勒发现更深层次的并与财富相关的三个基本原理,一是时间原理,也就是财富产生机制与财富本身的”失同步化”现象;二空间原理,也就是财富的流动性,高科技的发展,使得空间概念越来越可有可无;三是知识原理,也就是非对抗性的知识运用如何影响着我们获取和分配财富.《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汪丁丁所谓第三次浪潮,被称为”服务业的时代”,指非直接生产的工作者人口比例大于直接生产工作者人口比例.非直接生产工作者指:管理人员,金融人员,设计,计划,研究,销售,广告,服务和回收的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可被称为”知识工作者”.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主要贡献是最终确立了这样的一项基本原理。
（1），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3）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场广度。
贝克尔理论：（1），在劳动分工的拓展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化；（2），劳动的专业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识的分离”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因此而发生日益增加的协调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其在参与分工的专业化劳动者之间的分享，可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拓展和财富的增长。
托夫勒对未来分工协调方式的预测是“临时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就是将来越来越临时的工种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
德鲁克认为现已进入“后资本时代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所蕴涵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两大基本问题：（1），知识的定价问题，（2），知识劳动者的道德自律问题。
博依索特认为知识社会里，新的生产要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而是“数据”和“物质”。
人类的生产从物质密集型日益演变为数据密集型。
《行为经济学讲义》笔记（1）一、导论：1、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经济学+心理学），没有现成的教材，并且变化很快。
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合作可以可能。
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合作。
2、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多因多果，不是单因单果。
人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群体行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公共社会现象是从个体行为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秩序。
3、物体运动是质点的几何运动。
行为是生命的行为，只有生命才具有行为。
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4、选择：将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方案作为一个集合，将可选方案对应的各种目标作为另一个集合。
在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个映射，称为“选择”。
选择通常不是两难的。
5、判断：两难情境内作出选择。
在西蒙模型中，分为两种情况：（1）是在同一个类型中的选择，因为容易对比优劣，容易选择。
（2）是在不同的类型中的选择，因为不容易对比，所以通常难选。
比如：我是去旅游，还是换一份工作。
判断的目的：是追求价值。
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判断，是在不知道如何选择时作出的决断。
6、文学的特征：刻画了不可重复的人类经验，不可验证。
7、经济学千招万式化为一式，就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最优选择。
约束条件比如：道德、法律、诚信、幸福感。
将成本与收益实现均衡、道德与幸福实现均衡。
道德是一种成本，幸福是一种收益。
违反道德影响内心幸福感。
幸福感由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情感组成。
道德、信仰，要么全有，要么全有。
不会有49%的信仰，51%的信仰。
8、关于“偏好”，怀特海有个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
表达是指：在自我意识中进行体现，感受到外界事物的重要性。
我意识你的存在，我感受到你的重要性，我进行了理解。
9、价值：就是感受到的重要性。
故，每个人赋予同一事物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10、成本：就是在可选方案中被放弃的那些方案手段以及对应出现的目标与价值。
11、自我意识：外部的重要性在脑海中的表达与反应。
[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2011-02-20 00：25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经济学是什么?它应当是什么?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摘要及读后感。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经济学就被认作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means去应付人们无限止的欲望。
分工和专业化迫使经济学家不去过问那些手段和那些欲望是否正当或是否高尚。
他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了那些还没有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儿放逐出去的，依旧很高尚的道德哲学家们。
经济学家们也不再关心人的欲望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类问题，那己经分工给了心理学家们(理论的和实验的)。
于是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主要研究如何有效运用现有手段的科学。
至于经济学应当是什么，我想在文章的结尾处再提及。
那些能够缓解人们焦虑与痛苦的东西，应当被叫做手段。
所以在眼下的世界，钱是一种手段，因为用钱可以买到我们欲望着的东西；所以在那个点石成金的故事里，黄金绝对不是手段，因为他用黄金买不到任何他真正欲望着的东西。
交换，亚当·斯密说交换是人类的天性。
总量不变的手段，仅仅由于交换，满足了更大多数人的更大的需求。
这是一种改善，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损害任何人的，经济学家称为伯累托改善的事件。
交换是实现伯累托改善的合乎人类天性的方式。
用手段生产手段，一直到那些最原初的手段，我们的知识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用任何手段去生产出他们。
这些原初的手段叫做要素。
时间就是一种要素，因为人类，除了幻想中的时光机，尚且不知道怎样生产时间。
从终极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人类时间可以称做要素，其他要素之有限性盖源于人类没有足够时间去发现更多的资源。
理性的人们通过分工增加能够应付他们欲望的手段，即财富。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要实现这可能性，两个制度条件必不可少；(1)分工造成的规模经济的好处必须适当地分配到每个参与了分工的人。
内容提要:本文要说明五个命题.第一,如果存在着可以观测到的客观价值准则,那么市场经济就是不必要的.第二,资源稀缺性意味着每一个人选择空间的边界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所以不存在孤立的个人选择的均衡.一切均衡都是一般均衡或相互作用的多人博奕的均衡.第三,如果在多个可能的博奕均衡中,观测到了一个稳定的均衡,那么正是特定的知识结构使得人们"选择了"这个均衡.第四,所谓"交易费用",应当理解为制度的成本.每一个博奕均衡都说明了一套行为规范从而定义了一个制度.所以一个制度对一个博奕者而言的机会成本应当定义为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他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奕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的价值.由于主观价值的不可比较性,所谓制度的"社会成本"是无法定义的.第五,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对于她的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只能从传统习得他们的制度性知识.而人们所积累的制度性知识的性质,与人们的技术性知识的结构一起,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如果读者发现本文的叙述过於简化以致难以阅读,不妨参阅我在这之前发表的那篇文章,"从交易费用到博奕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9月).一.资源稀缺与市场经济的涵义当新古典经济学谈到资源稀缺时,只是以一组个人选择的预算约束来描述.一般均衡理论做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并不涉及产权分配问题(除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可以说,以博奕理论代替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好处,就是前者允许引进关于权利分配的均衡.产权分配是一种制度."制度"不应当被描述为被社会"需求"着并且(通过"政府")被"供给"着的某种特殊物品.制度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它是人们在博奕均衡状态下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或价值观念做基础,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道德或价值观念是不能够被我们的理性"需求"并且"选择"的.它是我们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习得的,不论我们的理性喜欢或不喜欢.并且,我们理性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些价值观念所生成的"偏好"或效用函数上的选择.也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头疼的问题是究竟把"制度"描述成效用函数中的参数呢,还是描述成选择者面对的约束.正如艾智仁说过的,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每一个人的预算约束是由他人的行为决定的.预算约束的实质正是财产权利的分配.但是如我在前一篇文章所做的分析,产权分配的均衡应当与资源配置的均衡同时实现.也就是说,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是多人博奕的一部分.人对资源的争夺和利用,这是多人博奕的实质.博奕的均衡则取决于下面要说到的几件事.这里的博奕也就是"合作",因为合作博奕,按照纳什关于讨价还价的理论,以不合作威胁为出发点.完全的不合作就是社会的解体.目前关于合作博奕的博奕理论并没有很好地适应我们这里讨论的需要.其主要原因在于博奕理论家们并不理解交易费用的实质.例如与我们的需要最接近的"e-核心"做为博奕的一种解概念,完全把交易费用理解为"交通费用",与成交量成固定比例.就我的理解,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以带有交易费用的不同人群组合的合作定义某种"特征函数",不一定是"极大极小"特征函数.然后讨论解的性质.在这个方向上,最近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夏桑义(Hasanyi)和西尔顿(Selten)已经于八十年代中期合写了一部著作.我在下面的讨论中不涉及合作博奕的种类及均衡的存在性问题.但是应当指出,由于知识的规模收益递增性,合作博奕的均衡点的存在性证明产生了数学上极大的困难.以往的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或其他基于突性假设的不动点定理都难于应用了.不仅如此,我在北京大学所做的关于资源经济学的数学整理的学术报告中指出,知识的特性会破坏集合函数的上半连续性.尽管均衡的存在性定理几乎还没有,我们根据经验仍可以假设均衡的存在.因为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稳定的社会形态.为了实现一个较好的博奕均衡,人们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或信息交流达成行为方案的互相配合.人们也可以接受一个"政府"的外在强制而达成合作均衡.一个外在的强制者为了实现那个比较好的均衡,必须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能够带给参与博奕的人们较高价值的事情,进一步,他必须知道如何选择那些合作均衡使得参与博奕的人们各自的价值实现要高于没有这个外在的强制者时的合作均衡的价值.否则他就没有理由被人们接受了.但是他如何才能观测到人们的价值呢?他如何去比较不同人的不同价值判断呢?换句话说,这个外在的强制者必须能够观察到某种"客观价值准则".古典经济学家们(例如李嘉图)大多希望找到这样的价值准则.我在这里只提出一个判断而不打算涉及客观价值准则的存在性问题:如果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假设市场经济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的这个假设已经决定了我们必须假设不可能观测到一个客观价值准则.这从上面关于外在强制者的讨论已经很清楚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一贯认为,"市场"是而且必须是一个"过程",一个人们由以收集,理解,和交流关于相互价值判断的信息或知识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他们批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说:一般均衡理论在假设了完备的信息的同时就已经否定了市场竞争和市场经济本身.二.生产性知识及其结构简要地说,一个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他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的总和叫做这个人拥有的主观的知识.主观知识通过交流,直觉经验的或逻辑符号的,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的主体所相信,于是具有了某种"客观性"或进入这些人的客观知识的界域.这是知识的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任何主观知识的获得必定是通过认知主体的经验或推理得到的(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如果假设人们有相同的推理能力,那么人们所掌握的知识的不同必定是由于他们经验的不同所致.人类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称做知识的"社会结构".个人只掌握人类知识整体的片段,这是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如果人们的学习能力如此强大以致他们可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学到其他人掌握的全部知识,那就完全没有必要有社会分工了.因为分工的全部好处在于各种投入品的专业化所产生的规模经济(见我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的综述文章).而"专业化"的涵义就是专门知识的获取,积累,和使用.一个所有人知道所有知识的社会可以进行没有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生产.这是我们人类学习能力不可能做到的.既然组织分工的成本就是交易成本,那么知识的分工就一定与交易费用有内在联系.这是这一节要讨论的主题.我在其他地方(见<读书>1995年,"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知识的经济学性质")说过知识的逻辑结构和分类问题.这里只涉及生产性的知识,而非其他的例如宗教中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的知识.生产知识可以定义为"把各种投入品组合成各种产出品所需要的全部知识"的集合.这里也就包含了消费知识,因为消费无非也是一种家庭生产过程,它把各种消费品组合成为消费服务(这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如兰开斯特等人的早期贡献之一),而关于消费品的效用或生成"偏好"的知识则包含在生产知识的关于各种"投入品"的知识里了.生产性知识包括两类:(1)关于生产技术的知识,或"技术知识(technicalknowledge)".我必须给出英文是由于这里的英文"技术"一词特指与生产的社会属性无关的技术属性.而英文的另一个词"technology"虽然也译作"技术",却包含了一部分生产技术的社会属性例如生产组织等等(NelsonandWright,1992).(2)关于如何协调参与生产的人的知识,或"制度知识".技术知识的社会属性在于它通常是由分工和专业化获取的,所以分工做不同工作的人获取和积累了不同的技术知识.制度知识的社会属性在于它必须是能够协调分工的,所以必须被参与分工的全体人员掌握.也就是说,制度知识必须是公共知识也即具有某种主体间性的知识.哈耶克所说的知识的分工,是技术知识的分工.事实上哈耶克在其1937年演讲中的一个脚注里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还必须知道另一些知识以便我们可以了解社会生产过程,这些知识所涉及的各种可能的行为对那些参与分工的个人不会有直接效用"(Hayek,1937).下面分别介绍并按照知识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分类.技术知识可以分类为:(甲)技巧.亚当.斯密在<原富论>第一章里提到的工人通过分工提高他们手工操作的技巧.这是一种本质上不可交流的知识,因为它存放在人体器官里,例如手的感觉能力的提高,或身体平衡能力的改善等等.凡是不可交流的知识必须要通过亲身实践才可获得(Hayek,1952;PopperandEccles,1977).(乙)关于生产操作的工程技术原则,劳动对象的特质,工作任务的性质,等等的知识.这些知识就其本质是可以交流的,但是由于信息交流的成本与信息交流的收益相比太高而没有人愿意教授或学习这部分知识.例如研制计算机软件的公司通常不会把软件包研制成专门适用于某一客户工作环境的软件.因为专门化的成本太高,需求方面又不能提供规模效益.所以大部分软件使用者在购买了软件后还要自己费时间学习并把软件修改到适用于自己特定的工作环境.使用者积累的关于软件的这部分知识就属於(乙)类技术知识.更重要的例子是,专家掌握的知识大都属於这一类技术知识.因为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专家"了.他们知识中可以轻易被外行人掌握的那部分知识不是他们的专家知识.甲类和乙类技术知识对应于贝克尔的"岗位专有知识(task-specific knowledge)",储存在"专有人力资本"中.掌握着这两类知识的人叫做专家.(丙)通用技术知识.这是可以在学校讲授的,可以交流而且其交流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知识.例如中学数理化,大学科学和工程技术等等.这些基础知识是其他所有技术知识的基础.由于信息交流的规模经济,才产生了专门讲授这些知识的学校和分工讲师.但是仔细的论证可以说明,上述的分类中,(乙)和(丙)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分.因为交流规模的经济效益的大小取决于在知识得到应用的范围内传播知识的成本与知识的效益的比较.而这些因素是由生产的社会特征决定的,它不是生产的或知识的自然属性.就知识的自然属性而论,我们只能够如笛卡尔那样,区分从主体直接的经验获得的知识,和从主体的逻辑推理获得的知识.于是我们区分知识为:不可交流的和可以交流的两类.前者的获得必须基于直接体验.后者的获得则基于推理,包括逻辑,语言和其他可用于交流的符号体系.然而仅有技术知识是不能从事分工生产的.尼尔森(R. Nelson)指出,一国的生产"技术"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车间层次(shop-floor)的生产知识,载体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其二是企业层次的生产知识,载体是企业技术经验和管理传统.其三是该国产业社会里积累的生产知识,由全部企业的信息交流关系和外部效应构成.这是我所定义的"生产性知识"的实际背景.制度知识,上述第(2)类生产知识,它包括:不可交流的制度知识.例如合作伙伴之间的默契和直感,在日本企业中被认为是广泛使用着的合作方式.这种知识的获得必须靠集体的亲身体验.许多企业对新雇员进行在职培训,其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他们获得只有亲身参与才可掌握的组织内部合作的默契.在职培训获得的另一部分知识是可以交流的制度知识.当伙伴之间需要配合时,这部分"公共知识"可以保证他们选择同一个而不是不同的均衡点.我们最常见的可以交流的制度知识是通过关于人生,家庭,朋友,邻居,"三纲五常",待人处世,等等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教育获得的.通过模仿和正规教育,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建立这方面的"公共知识",基本权利结构和社会契约才能建立起来,博奕才有均衡.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主体就是这类制度知识,所以被定义为"通过教育和模仿,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的行为规范"(Boyd And Richerson,1985).在这类知识里还包括着关于"规则"或诺斯所谓"正规约束"的知识.规则就是一组用语言或其他符号明确表示出来的行为规约.由于其明确性,关于契约各方行为的信息的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也正因此,哈佛大学的社会学者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0)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制度知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公共知识"减少博奕中的行为不确定性.由于行为不确定性降低人们投资和其他生产性活动的激励,所以减少行为不确定性的制度知识是能够带来报酬的知识,所以人们有动机去获取,积累,和传递这部分知识.人们获取和建立制度知识的努力应当在某处达到均衡,即进一步制度化所带来的好处与制度化所放弃的灵活性的价值在边际上相等(Heiner,1983).但是如我在第一节指出的,不确定性妨碍人们作出这样的边际的判断所以制度进步(或退步)往往是演化的结果而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假定自利的,具有利益分歧的一群人,那么一切交易费用都产生于关于行为不确定性的信息在人群中的不对称分布.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出许多制度经济学家的一个误解.张五常在"企业的契约实质"一文的一个脚注里提到他1969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的缺陷时说:"我极不情愿地引进风险分担的概念来解释农业中的分成租佃契约(share contract);我在1968年做了几次努力企图抛开这个风险的概念但都不成功"(Cheung,1983).正如我上一篇文章的讨论显示的,风险或环境不确定性不是交易费用的原因.这个结果在我们区分关于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性以前是得不到的.为了说明这个判断,我只需说明在信息对称情况下不会发生交易费用.举一个例子,在艾智仁和德姆塞茨关于企业的团队理论里,人们必须防止彼此怠工的行为,这是一种行为不确定性.但是如果关于这种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刚好知道其他任一个人所知道的关于所有人行为的信息,那就绝不会有交易成本发生.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设身处地为其他任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他应当每天怠工多长时间.于是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最优的怠工行为,从而对每个人而言这个合作契约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选择签订契约并按照自己最优的方式怠工,这时必定好处大于坏处.要么选择不签订契约,因为坏处大于好处.在两种情况下,因为所有的人都按照对自己最优的方案行动,所以不会发生监督成本.而由于信息的对称性,也不会发生信息交流的必要和成本.所以根本不会发生交易费用.类似地我们可以证明对其他形式的交易费用的情景.例如"道德风险",或"信号成本"等等.由于信息分布如果不是对称的,就必定是不对称的.这个证明过程说明交易费用必然产生于信息不对称,但是信息不对称不必然发生交易费用.关于行为不确定性的信息为什么会不对称分布呢?当我们试着观察并在观察基础上预期某同事的行为时,我们会发现,正确预期所需要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个人所从事的工作的技术知识.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了人们有相同的偏好,又已经知道制度知识是全体人员掌握的公共知识,所以一个人只要掌握另一个人的全部技术知识,就必定可以设身处地在那个人的条件下计算出那个人的最优选择,所以对这个人而言也就不存在关于那个人的行为不确定性的不对称信息,所以就不会有交易费用发生.这就导出另一个判断:假定自利的,具有利益分歧的一群人.那么一切交易费用都产生于技术知识在人群中的不对称分布.所以劳动分工的净利益取决于两件事:(1)分工及专业化能够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和(2)分工造成的技术知识的分离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科斯定理"的严格形式是他本人在1991年在诺贝尔委员会的演讲中给出的---生产的制度选择应当使生产的总成本(技术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总和)达到最小(Coase,1991d).基于上一篇文章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一个生产体系的生产的总成本是所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生产体系中的均衡状态下,用所论的生产体系的同样资源可以生产的最大价值.这才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成本概念.科斯定理只是指出什么是最优状态而并不回答怎样达到这个最优状态.结合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用一个命题来表述那些使社会可以达到最优状态的产权安排:效率原则要求一切剩余价值归企业家所有.我在这里使用了熊彼特和奈特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概念(Schumpeter,1911;Knight,1921).对这两位作者著作的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大.尤其是"企业家"的概念,人们往往认为这两个作者定义了不同的企业家,其实,他们理解的是同一个企业家---从处理不确定性获取利润的人.这也符合新奥地利学派的克兹涅尔(Kirzner,1980)的"企业家才能"定义.这个命题转换成新制度经济学命题就是:一切剩余归剩余控制者所有.但是什么因素决定谁可以当这个"剩余控制者"呢?从新制度学派的文献里,我看不到明确的统一的答案.我个人对新制度学派的总结和上面介绍的我关于知识结构的研究把我带到这样一个理解:在任何一个不完全契约里,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剩余控制者应当是那些由基本权利和技术知识结构决定的比其他人更适合处理不确定性的人.由于新制度学派的文献只是举例说明这个原则,我也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张五常(Cheung,1983)曾经著文讨论香港的契约制度.其中一个例子是香港商人与衬衫制造工人签订计件合同.如果不确定性主要发生在国际市场上,那么合同规定风险由商人承担,当然利润也就归商人所有了,所以是计件工资.在另一个例子中,阿克劳夫(Akerlof,1976)讨论印度农业契约时指出,如果不确定性主要发生在农业操作过程中例如农民使用的机具和种子,农民技术的熟练程度等等,那么风险的承担者就应当是农民而不是地主,于是契约更常见的形式是固定地租的契约(在中国叫"铁板租").最后,张五常(Cheugn,1969,chapter4)在其博士论文里提到的分成契约,是在双方都无法承担过高的环境不确定性(例如恶劣天气)的情况下的契约选择.我已经说过,张五常的这个说法应当被视为与交易成本无关,因为环境不确定性并不是交易费用的真正原因.所谓"剩余控制者",就是由技术知识结构决定的相对而言更适合承担风险的人.在上面第一个例子里是衬衫商人,在第二个例子里是农民.只是在讨论清楚了什么是制度知识以后,我们现在才可以进一步定义"制度".从第一篇文章以及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下面这几件事:(1)制度成本必须是可以选择的制度的机会成本.(2)成本是由均衡状态下的主观价值计算的.(3)制度知识必须是一种公共知识.(4)制度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可以交流的制度知识,是人们必须从他们所在社会的文化传统才能学习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并且跟从绍特(Schotter,1981)的定义,我把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中人们遵从并做为公共知识来掌握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的得以实行的唯一保证是每个人都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并知道这个原则是公共知识之一部分(参见我在<改革>95年9月的文章,"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从这个定义也可以看出传统在连接制度知识和基于产权界定均衡状态的制度的作用.三.传统,制度性知识与经济发展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传统".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论述过,每一个博奕均衡都定义了一个可观测的行为模式或规范,这组规范按照上面的讨论也叫做"制度".同时,这个实现了的均衡状态还揭示给每个主体某种关于他人行为的知识,并且由于主体对这个均衡所实现的主观价值的不断期望而赋予这组行为规范某种"意义".这种具有了意义的行为规范进一步在主体心中形成了某种价值观念(参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及第四部分).一系列实现了的博奕均衡就构成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因此传统或文化传统应当分为两个部分:(1)行为规范.它表现为一种"文明",或用钱穆的话说,一种偏于物质性的东西.(2)价值观念.用钱穆的定义就是"文化",它表现为一种偏于精神性的东西.制度知识是一种人力资本,是大家都有的那种人力资本.制度好象碉堡,不仅是一座有结构的建筑物,而且需要"人格化"的公共知识才有防卫力量.所以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知识的掌握.人靠了感知能力获得知识,人们靠了什么可以共享知识呢?哈贝玛斯的"理性共识(rationalconsensus)"必须在一个"理想话语环境(idealspeachsituation)"里才能建立起来(Dahl,1991,页123-124).即便如此,两个问题仍须要解决:(1)要被共享的知识必须是可以交流的.(2)交流者必须有激励交流知识.这第二个问题困扰我们的社会哲学家和博奕理论家.理性的人们能够意识到一个好的制度及其所要求的公共知识的好处吗?这个问题是哈耶克终生都在试图讲给我们听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站到巨人肩膀上面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里,哈耶克把目前有些误导地被人叫做"资本主义"的那个制度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theextendedorderofhumancooperation"(Hayek,1988,页6).以我对哈耶克思想的理解,有两个关键因素包含在这个"扩展秩序"概念里:(1)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产生并自发扩展的.这个"自发性(spontaneity")并不排除局部的个人或组织的活动,相反它把竞争市场上的组织活动纳入它的秩序之内,并因此得到扩展它的范围的内在力量.所以哈耶克有时又叫它"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自组织,所以维持其运行的交易成本过高,终于难以为继(Cheung,1990).(2)扩展秩序必须是能够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许多合作秩序是自发的,但却没有扩展能力,停止在村庄贸易的范围.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扩展人类贸易关系到整个世界(参见North,1990,1991,1994).随着哈耶克在这本书里展开他的扩展秩序的概念,我们看到我称之为三个命题的哈耶克思想(见我在<经济研究>94年7月的文章).这里简述其中两个命题如下:(1)"心智不是文化演进的指导者而是它的产物,心智的发生更多地不是基于理性或远见而是基于模仿"(<致命的自负>页21).(2)"...个人不可能彻底理解道德传统及其功用;个人遵从道德传统不是出于事前制定好的目的;由于遵从道德传统而产生的效果不是立即可见的,所以遵从道德传统不可能靠理性判断其利弊..."(<致命的自负>页71).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如果没有传统带给我们的公共知识,我们一团浆糊的头脑不仅无法判断我们行动的利弊,而且根本无法意识到我们和其他人行为的激励在哪里,所以根本不可能获得制度知识.哈耶克说:人们变得理智是因为他们从传统学习理智.这个传统包含社会规范,道德,禁忌,及其他行为指导.而从传统学习是不必有什么激励的.儿童从小就学习传统的是非观念和模仿大人行为.理性的获得是演进的结果,不是选择的结果.这样我们解答了如何建立公共知识的问题.这个解答也许不是优美的,因为不象哈贝玛斯的"理性共识",或罗尔斯的"社会契约",或博奕理论家的"无限回归推理",或任何理性的解答那么优美.但它却是正确的以"演进理性"传统为背景的解答.给定社会传统(制度知识和基本权利),由分工决定的技术知识结构和人们从传统习得的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