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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一、民商分立的缘起民商分立的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商法。
中世纪商法出现以后,由于它形成了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它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这样,商法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体系发展起来。
从这一时期商法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如汇票规则、海上保险契约、商业契约等,其中以海商方面的规则更为突出,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
从中世纪商法的形成来看,可以说它与罗马法、教会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它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
中世纪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行发展。
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
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
另一方面,法国的民事关系属于民法规范调整,南部成文法地区施行的是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北部的习惯法地区施行的是由法律传统形成的并经官方文件予以记录的习惯,主要是1580年修正的1510年的巴黎习惯,1509年和1583年的奥雷昂习惯。
因此,在这一时期,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经开始出现。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革命成功和国家统一后,在全法国统一法律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面对法国民事法律的混乱状况,法国1791年《宪法》明文规定:“应制定一部共同于整个王国的民法典”。
由于“在西方发达的法律体系里,一直存在着一股促进法典化的驱动力”,〔1 〕加之法典编纂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拿破仑的推动下,法国民法典于1800年开始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一)一、民商分立的缘起民商分立的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商法。
中世纪商法出现以后，由于它形成了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它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这样，商法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体系发展起来。
从这一时期商法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如汇票规则、海上保险契约、商业契约等，其中以海商方面的规则更为突出，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
从中世纪商法的形成来看，可以说它与罗马法、教会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它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
中世纪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行发展。
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
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
另一方面，法国的民事关系属于民法规范调整，南部成文法地区施行的是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北部的习惯法地区施行的是由法律传统形成的并经官方文件予以记录的习惯，主要是1580年修正的1510年的巴黎习惯，1509年和1583年的奥雷昂习惯。
因此，在这一时期，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经开始出现。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革命成功和国家统一后，在全法国统一法律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面对法国民事法律的混乱状况，法国1791年《宪法》明文规定：“应制定一部共同于整个王国的民法典”。
由于“在西方发达的法律体系里，一直存在着一股促进法典化的驱动力”，〔1〕加之法典编纂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拿破仑的推动下，法国民法典于1800年开始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一、本文概述《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商事法律体系中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的优劣，并提出一种超越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商事通则理念。
本文将从商事法律体系的演变、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议、商事通则的提出与内涵、以及商事通则的实践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
本文将回顾商事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其理论依据。
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深入探讨，本文将揭示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
本文将重点分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在现代商事法律体系中的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涉及到商事法律体系的统一性、灵活性、公正性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争议的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揭示传统商事法律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一种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商事通则理念。
商事通则旨在构建一个既具有统一性又具备灵活性的商事法律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本文将详细阐述商事通则的内涵、特点及其与传统商事法律体系的区别。
本文将探讨商事通则的实践意义。
商事通则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完善现代商事法律体系，提高商事法律的适用效率和公正性，还有助于促进商业活动的便利化和规范化。
通过实施商事通则，各国可以更好地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商业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商事法律体系的创新与发展，为完善现代商事法律体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二、商事通则的理论基础商事通则是商法体系中的基础性规范，旨在为商事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准则。
其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事活动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的特性，如营利性、连续性、高风险性和技术性。
这些特性使得商事活动在法律上需要特别的规范，以保障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活动的健康发展。
商事通则的制定正是基于商事活动的这些特殊性，为商事活动提供专门的法律保障。
商事主体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所谓的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和商法典自成法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
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民商分立体制的形成。
目前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有法、日、比、卢、西、葡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计四十多个。
在民商分立体制下，在法学理论方面，它强调民事和商事的差异性。
民法调整的内容极其广泛，涵盖了市民社会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继承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
而商法调整的内容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动态财产关系。
就法律属性而言，民法是纯粹的私法，而商法则具有某种公法化的趋向。
就法律规范形态而言，民法有通俗化的要求，而商法则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要求。
在立法体例上，将商事和民事分别立法，除制定民法典外还制定有专门的商法典。
所谓的民商合一，是指在立法观念上采取大民法主义，将商法视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立法上由民法统率商法，在民法典中吸收基本商事规范，于民法典外不制定商法典，只根据需要制定单行商事法规的立法体制。
在法典化国家（地区）中，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的主要有瑞士、意大利、苏联、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而根据民法典和商法典是否自成体系，分别立法这一特点可知，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基本上是属于民商合一的模式。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针对处理民法和商法关系的两种立法形式或编纂模式。
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基于我国的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认为我国在民商未来发展方面的趋势应走民商合一的模式。
具体因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
浅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法学界对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争论日益激烈。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两种选择,根据这两种模式的历史、根源及现状,我国商事立法在当前应确立民商分立的模式,即民法典和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关键词：民商分立民商合一商法一、民商分立形成的历史根源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1、民商分立的最直接根源。
商法是在中世纪形成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1]。
当时商法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商法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等发展。
可见商法的形成与发展,是民商分立的最直接根源。
2、是民商分立的自身根源。
近代民法与商法的重要区别在于民法规范是平等地保护一切民事主体,而不是保护某一特殊阶层的利益的法律[2]。
在传统上,直接源于罗马法的许多制度一向被认为属于民法规范,如物权、法律行为、债和合同、继承、婚姻等；而随着商事关系的发展,在商人团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如无限责任、有限责任、票据背书等,则构成新兴的商法规范的内容。
民商分立的另一根源在于在中世纪的商业关系中,各国对贸易倾向于采取严格的特许主义,这使得民商分立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
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民商分立的一个更深入的理由是,在中世纪,贸易倾向于严格的特许主义,而且通常只有那些被赋予特权的社团里成员,持许可执照从事这项活动”。
基于此,商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阶层,而不能普通适用于社会,这便为商法典与民法典分立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因此，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的差别,是民商分立的自身根源。
关于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探索作者：王碧梅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06期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法的发展受到了经济法发展的影响，动摇了商法的地位。
在民商合一的体制下，使得商法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法和经济法有着一定的区别。
在进行民商立法的过程中，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是我国以及国外一些国家所争议的地方，在对立法模式进行确定时，需要针对我国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本文对民商分立以及民商合一两种立法模式进行分析，并尝试寻找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民商分立；民商合一；民商立法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7-0266-01一、引言世界各国在进行民商立法的过程中，会因为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对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两种立法模式进行选择，我国在进行民商立法的时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本文对民商分立以及民商合一两种立法模式进行分析，并尝试寻找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民商分立是指对商人进行单独的立法，从而对其正常的运作和经营进行维持，需要将民法典和商法典进行单独的区分，不能作为整体来运行。
无论是在执行法则、价值设定还是立法手段等方面，商法典和民法典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另外，在民法典和商法典在执行部门上存在着法律部门上的不同，不能利用一个部门来进行调整。
民商合一是指在社会中不将商人作为单独独立的身份，所有人民都可以作为商人，消除了商人和普通百姓的却别，所以不需要单独的对商人的权利进行维护。
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因为现代社会商业主体的广泛化，如果对商人进行单独的立法会使得法律上存在着重复的区域，会造成不必要的法律问题的出现。
当前世界上采用民商分立的国家较多，其中主要是分布在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地区，而采用民商合一的国家和地区较少，主要有意大利、挪威以及我国台湾等等，在美洲和非洲几乎没有采取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
对此可以发现采用民商分立的国家多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采用民商合一的国家多为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探索与认可．特别是随着民法典起草制定工作的展开，在法学界出现了究竟是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还是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争论。
纵观世界各国制定的民法典，在处理民商关系上，大致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民商分立一是民商合一。
所谓的民商合一是将商法的内容纳入到民法典中，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而不是另立商法典。
这种立法体例是20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体例。
所谓的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将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进行分别立法。
19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如法、德、日等国，均有民法典和商法典其中商法典是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存在的。
民商合一这种观点因其合理性不但得到了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与支持，而且得到立法部门的赞同。
但是，从立法的现实角度来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体例却有其不足。
第一．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均无商法的规定。
所谓民商完全融合．实际上是有民无商。
第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来讲民法典讲求形式的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对商法起统率作用的一般性规定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等内容在民法典中无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无法从纲领上统率诸多商事单行法与特别法导致商事法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商法的立法模式：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一、民商分立模式（一）概念所谓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是指民事、商事分别立法，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订商法典，民法典和商法典分别独立存在。
在法典化国家中，目前采用此种立法体例的主要有欧洲的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还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埃及等，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
（二）民商分立的主要理由(1)商法以商人及其活动作为其调整内容，商事活动不同于民事活动，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注重行为的迅捷性，民商分立便于对商人利益进行倾斜保护。
浅谈我国民商合一民商合一是指民事和商事统一立法,将商事方面的内容编人民法典中,或以单行法规的形式出现。
采用民商合一的国家又可以分为民商完全合一和民商不完全合一两种体例。
民商完全合一是将商法的大部分内容都纳入民法典，如瑞士、意大利等；民商不完全合一是将商法一部分内容纳入民法典，而公司、票据、保险、海商等商法的主要内容则采用单行立法，典型代表是台湾地区民法。
在大陆法系主要的法典体系中，有民商合一、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
其中采用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占多数，即在民法典外还编有商法典，如德国、日本、法国、葡萄牙等；衡量各种因素，我国目前应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
其理由在于：第一、统一的民法典尚未形成由于我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各方法律工作者基本上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民法的方向，民商合一的呼声最为强烈。
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与普通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法典尚未形成，而一味的追求商法典的制定，有悖于我国的现实状况。
第二、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和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和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或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
当今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民法商事化、商法民事化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
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参与商业交易的主体的非特定性，商业交易的范围已扩展到工业、农业、不动产、有价证券、期货等领域，“泛商化”的发展，便促使商法向民法的“回归”和靠拢，促使民、商法之间的互相渗透，这已是当代私法的主流。
第三、世界和中国的立法实践，证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新中国的立法实践，亦体现了“民商合一”之立法体系。
尤其是《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总第90期)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法律思考张广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法学界对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争论日益激烈。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法律和德国形成了民商分立(即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的立法体例。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瑞士则形成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
至本世纪30年代,我国制定民法典时,这一问题便成了一个重大的立法理论课题。
经过反复争论,最后走出了民商立法的第三条道路,即将商法的一般性问题分别规定在民法典的各编之中,另颁布公司、票据、破产、保险、海商等单行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商法的相应完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吸取了国民党时期和各国经验,初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纲领,与已有的民事立法商事法规为补充、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商体系。
一、民商分立的历史形成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只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民法(civil code)之词,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都由普通法和衡平法加以调整。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商法是在中世纪形成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当时商法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可见商法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等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早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就并行适用《商事条例》、《海事条例》和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民事习惯。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议持续不断。
在这一背景下，商事通则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将探讨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和价值，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
商事通则是指适用于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总称，其特点在于中立性、概括性和开放性。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在于，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都难以完全解决商业实践中的问题。
而商事通则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依据。
商事通则的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简洁性使得法律适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相较于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商事通则更加精简，能够满足商业纠纷解决的时间和效率需求。
商事通则的实用性使其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
在商业实践中，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商业纠纷具有各自的特点，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而商事通则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总结，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商事通则的前瞻性使其能够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变化。
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商业纠纷和法律问题也不断涌现。
一些成功的商事通则实践案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例如，某市的商事主体法规通过概括性规定商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各类商业主体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法律保护。
在一些涉及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商业纠纷中，商事通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公正、合理的法律救济。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显著的。
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商事通则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全面、实用和前瞻性的法律依据。
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商事通则的相关规定，提高其法律地位；应加强商事通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推广；应加强对商事通则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商事通则的认识和认可度。
随着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完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实质探究（参考）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编今天为大家带来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实质探究，希望大家喜欢! 当前，我国正在制订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法工委提交的民法典草案进行过了一次讨论。
为制订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种意见、主张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交锋。
其中，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个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期和21世纪初期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现代意义上民法典的编篡，人们开始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展开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
到了20世纪下半期，人们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论。
有趣的是，现在人们提出的理由与20世纪上半期学者提出的理由几乎一致。
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停滞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确实说明在我国有些问题的讨论似乎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
在我国民法典出台之前，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民商的合一与分立这一老话题予以重新探索，作出民商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对于我国民法的繁荣与商法的勃兴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实质 对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争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中华民国时期，为了编纂民法典，人们自然而然地需要考虑西方传统上属于商法的内容是否需要容纳到民法典中。
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
讨论的结果是，制订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这个民法典性质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以及海商法等内容。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争论的起因是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争论中，人们自然提出并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异同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了民法典的起草，并打算在2010年以前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于是，围绕民法典的制订，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立法体制的大讨论。
对我国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性思考作者：徐浩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6期【摘要】放眼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规范。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方面，商业不断发展，使得民和商相互交融，也随之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民商合一，还有一种是民商分立。
下面本文对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理性思考作相关探讨。
【关键词】民商合一；民商分立长时间以来民商立法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之一。
早在十九世纪末欧陆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和争论，现在全世界都参与到其中。
因为这关系到商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商法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及商法和民法之间的联系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民商立法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就中国而言，民商立法对中国具有现实性的意义。
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首先我们从民商合一的概念入手，其概念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立法规定，融入民法典之中的体例。
”梁慧星教授在《民法总论》中说过：“从前经营商业是商人的特权，而现在人人都可以从商，商主体已经被极大的广泛化。
”因此在主张民商合一的人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以前的那种特殊的地位已经渐渐的消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从商，所以就不需要有单独的制定一套商法来保护。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民商已经相互融合和渗透，彼此之间都有牵连，难以明确的区分开来。
但是民商合一就可以解决重复立法的问题，减少在法律运用上的困惑。
[1]再者我们来看下什么是民商分立，它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
”民商分立的学者与前面民商合一的学者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商法和民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它们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价值取向、基本原则、立法技术、具体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都有差异，属于各自相互独立的法律部门。
而且，现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私法一元化”和私法二元结构（民商分立），前者以民法代商法，不仅对商法学理论造成影响，还阻碍了商事制度的供给；而后者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所产生的，是符合时代了要求。
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浅谈中国的商事立法摘要：在法学界，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由来已久，世界各国在立法过程中也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本文从法律的起源、法律的发展史、以及世界立法发展的总趋势入手，结合当今中国的立法现实，论证了中国应当遵循民商分立的原则。
关键词：商事立法/民商分立一，民商关系之争与各国商事立法现状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对商事立法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于是，关于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应运而生。
在中国，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可追溯到民国时期，尽管当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民商分立，但学界的主流意见仍是民商合一。
如张国建先生在《商事法论》一书中提到：“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 , 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
”i因此，无论是沿袭了民国旧制的台湾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民商合一论一直被官方和学界主流所偏爱。
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民商合一论一直以来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很难被付诸实践，两岸实质上都采用了民商分立的权宜办法。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莫衷一是，不同的国家结合各自的国情与立法现实，选择了不同的商事立法模式。
这些模式各具特色，但概括起来无外乎以下四类：一是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即分别制定独立的民法典和商法典，商法自成体系，独立于民法典之外，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二是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即将商法内容包含在民法典之内，商法完全民法化，走这种道路的国家有意大利和瑞典；三是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分立，即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各商事特别法予以补充，中国大陆和台湾采用的便是这种模式；第四种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民商分立模式，即只有商法典而无民法典，这种模式一般只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并不以成文法为主要裁判依据，它们大多都没有制定成文的民法或民法典。
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在不断的建设与完善中。
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已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
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究竟采取民商合一主义，还是民商分立主义，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
若要讨论我国应该采取何种观点，首先要了解各自的含义。
所谓民商分立是指一个成文法国家在私法制度的建构方面，出了拥有民法典外还拥有商法典，因此能够使民商两法并驾齐驱，相互照应的立法格局。
民商合一是指一个成文法国家仅通过民法典的制定而总揽其全部的民商事生活，因此便既无商法典，亦无名为“特别民事单行法”的法源结构与立法模式。
我认为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
不容否认，民法的完善与民法典的制订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的基础，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法律的要求已为传统的民法典所不能包容。
a.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企业已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并呈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各种企业不论财产归谁所有、组织形式如何，都实行自主经营、平等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企业按照一定的计划，从事连续性营利行为的特殊经济单位，它与其他社会生活主体有显著的不同点。
因此，除了在民法典中就企业作为民事主体进行原则规定外，还应通过商法典中的商人制度，对商人的各项制度如商业登记、商号、商业帐簿、经理人的代理权、公司等加以规定从而保证企业商品交易具备基础条件和手段。
此外，企业的组织形式、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创设及不同企业的各种权利等，都必须通过商人法律制度加以明确化，才能防止行政权力的过渡干预，确保公平竞争的实现。
ｂ．市场经济的又一特征是根据市场的信息来配置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由一整套完善的交易规则来保证。
如果市场的运行缺乏应有的秩序，交易各方在市场上无规则可寻或规则不明确，就必然造成市场缺乏公正性，扭曲资源配置状况，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益。
民法典通常只规定交易行为的一般规则，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纷繁复杂的交易行为中应遵循的具体规则与程序，不可能予以具体化，这就需要通过商法典中的商行为法律制度予以实现。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探讨
摘要:纵观世界各国民商事立法，存在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本文通过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的探讨，分析我国应采用何种立法模式
关键词: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商法典
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立法规定，融入民法典之中的体例。
”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商人特殊地位已经丧失，已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人人皆可从商，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商法予以保护。
梁慧星教授在《民法总论》一书中就曾提到:“他认为从前经营商业是商人的特权，现在人人可得而为之，商主体已经被极大泛化。
”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民事商事相互渗透，相互牵制，实难区分，民商合一可以有效的避免立法的重复，减少法律适用上的困惑。
所谓民商分立体例，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
”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认为，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是两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实难用一部民法典调整。
同时，私法二元结构(即民商分立)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的需要。
“私法一元化”即以民法取代商法，严重制约商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碍商事制度的供给。
从总体上讲，世界民商事立法模式的主流是民商分立，目前大约有110多个国家采用民商分立模式，这些国家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非洲。
而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仅有意大利、丹麦、芬兰、挪威、瑞士、我国台湾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美洲、非洲几乎无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
推行民商分立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木主义大国，而推行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大多领上面积较小，市场经济不太发达。
可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民商分立都处于主导地位。
此外，实行民商合一的国家，其商事立法也难以摆脱“名合实分”、“貌合神离”的嫌疑。
二、我国现阶段的民商事立法模式
我国目前推行以《民法通则》为主导，辅之以单行商事法律、法规的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即在整体上制定一部《民法通则》调整我国民商事关系，在商事领域制定《合同法》、《票据法》
等单行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特别法优先适用，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通则》。
这
一立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一立法模式的弊端也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法基本理论的缺失。
《民法通则》作为我国民商事领域的基本法，不仅应涵盖民法总则的内容，还应涉及商法的基本理论。
而我国《民法通则》却欠缺传统商法的一些基本准则如商人、商行为，难以起到统辖商法的作用。
而且，《民法通则》统辖的各个单行商事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整个商法体系如一盘散沙。
(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法通则》己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
《民法通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制定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在经济高度发达，科技口新月异的今天，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司关系、证券交易关系、票据关系以及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海商关系，它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三、我国应采用何种民商事立法模式
当前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民商合一，制定一部大而全的《民法典》，以民法的理念指导商法，将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如江平、梁慧星、王利明等。
江平学者认为:商法是中世纪维护商人利益的法律，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中世纪那样的商人阶层，因此也就不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维护商人利益的法律。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商法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商人特定阶层的存在，而是当时商业发展和城市复兴的产物，它是因商事关系的存在而存在的。
在现代社会，商事关系不仅存在，而且比先前社会更加多了，怎么少的了商法呢?法国17世纪颁布的《陆上商事条例》、《海事条例》开辟了国家商事立法的先河，成为近代成文商法形成的标志。
江平学者认为:一些原来采取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后来改采民商合一体制，说明民商合一己成为私法发展的世界趋势。
本文认为不能将个别情况作为事物发展的主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复辟，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能据此说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吗?意大利、荷兰等国改采民商合一是与本国现实国情有关的，国内领土面积较小，社会关系不太复杂，适宜采民商合一模式，并非民商合一己成为私法发展的世界趋势。
梁慧星学者认为:从前经营商业是商人的特权，现在人人可得而为之，商主体己经被极大
泛化。
而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的“民法的商法化”。
本文认为商主体被极大泛化，导致商人特殊身份消失，商业泛化。
这不是不存在商人和商事活动，而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扩充了商事主体及商事活动的范围，诚如大多数人所言，现代社会几乎”无业不商”。
那么，我们应强化商法的作用，扩大商法适用的领域，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仍有界限。
王利明学者认为:民法和商法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区分标准。
因为它们都是调整交易关系的，在本质上和职能上不可能存在着重大区别，而且严格区分民法和商法，并使商法形成一个法律部门也不必要。
本文认为虽然民商法相互渗透与同化，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法、商法完全等同，可以用一部法典调整，两者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此外，正如我妻荣学者所言“事物之间界限不明的，比比皆是，不能仅以此点而否认商法范围的存在，只能对此界限努力进行确定。
”
我国民商立法大多借鉴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与我国人文风情极为相似的日木，这些国家在安排其民商法关系时都无一例外的采用了民商分立模式，这无疑为我国民商事立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其次，我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那种适合小国寡民的民商合一模式不适宜我国。
再次，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主体缺乏商人意识和市场观念，若再继续推行民商合一模式，将不利于商人意识的培育和商人素质的提升。
最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商事法律现象层出不穷，商事交易空前发展，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要用商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加强商事立法，对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商法应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民商分立模式是适应我国当前国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