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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一)一、民商分立的缘起民商分立的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商法。
中世纪商法出现以后，由于它形成了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它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这样，商法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体系发展起来。
从这一时期商法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如汇票规则、海上保险契约、商业契约等，其中以海商方面的规则更为突出，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
从中世纪商法的形成来看，可以说它与罗马法、教会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它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
中世纪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行发展。
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
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
另一方面，法国的民事关系属于民法规范调整，南部成文法地区施行的是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北部的习惯法地区施行的是由法律传统形成的并经官方文件予以记录的习惯，主要是1580年修正的1510年的巴黎习惯，1509年和1583年的奥雷昂习惯。
因此，在这一时期，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经开始出现。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革命成功和国家统一后，在全法国统一法律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面对法国民事法律的混乱状况，法国1791年《宪法》明文规定：“应制定一部共同于整个王国的民法典”。
由于“在西方发达的法律体系里，一直存在着一股促进法典化的驱动力”，〔1〕加之法典编纂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拿破仑的推动下，法国民法典于1800年开始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一、本文概述《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商事法律体系中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的优劣，并提出一种超越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商事通则理念。
本文将从商事法律体系的演变、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议、商事通则的提出与内涵、以及商事通则的实践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
本文将回顾商事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其理论依据。
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深入探讨，本文将揭示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
本文将重点分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在现代商事法律体系中的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涉及到商事法律体系的统一性、灵活性、公正性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争议的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揭示传统商事法律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一种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商事通则理念。
商事通则旨在构建一个既具有统一性又具备灵活性的商事法律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本文将详细阐述商事通则的内涵、特点及其与传统商事法律体系的区别。
本文将探讨商事通则的实践意义。
商事通则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完善现代商事法律体系，提高商事法律的适用效率和公正性，还有助于促进商业活动的便利化和规范化。
通过实施商事通则，各国可以更好地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商业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商事法律体系的创新与发展，为完善现代商事法律体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二、商事通则的理论基础商事通则是商法体系中的基础性规范，旨在为商事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准则。
其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事活动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的特性，如营利性、连续性、高风险性和技术性。
这些特性使得商事活动在法律上需要特别的规范，以保障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活动的健康发展。
商事通则的制定正是基于商事活动的这些特殊性，为商事活动提供专门的法律保障。
商事主体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浅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法学界对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争论日益激烈。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两种选择,根据这两种模式的历史、根源及现状,我国商事立法在当前应确立民商分立的模式,即民法典和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关键词：民商分立民商合一商法一、民商分立形成的历史根源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1、民商分立的最直接根源。
商法是在中世纪形成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1]。
当时商法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商法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等发展。
可见商法的形成与发展,是民商分立的最直接根源。
2、是民商分立的自身根源。
近代民法与商法的重要区别在于民法规范是平等地保护一切民事主体,而不是保护某一特殊阶层的利益的法律[2]。
在传统上,直接源于罗马法的许多制度一向被认为属于民法规范,如物权、法律行为、债和合同、继承、婚姻等；而随着商事关系的发展,在商人团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如无限责任、有限责任、票据背书等,则构成新兴的商法规范的内容。
民商分立的另一根源在于在中世纪的商业关系中,各国对贸易倾向于采取严格的特许主义,这使得民商分立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
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民商分立的一个更深入的理由是,在中世纪,贸易倾向于严格的特许主义,而且通常只有那些被赋予特权的社团里成员,持许可执照从事这项活动”。
基于此,商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阶层,而不能普通适用于社会,这便为商法典与民法典分立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因此，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的差别,是民商分立的自身根源。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探索与认可．特别是随着民法典起草制定工作的展开，在法学界出现了究竟是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还是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争论。
纵观世界各国制定的民法典，在处理民商关系上，大致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民商分立一是民商合一。
所谓的民商合一是将商法的内容纳入到民法典中，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而不是另立商法典。
这种立法体例是20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体例。
所谓的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将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进行分别立法。
19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如法、德、日等国，均有民法典和商法典其中商法典是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存在的。
民商合一这种观点因其合理性不但得到了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与支持，而且得到立法部门的赞同。
但是，从立法的现实角度来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体例却有其不足。
第一．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均无商法的规定。
所谓民商完全融合．实际上是有民无商。
第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来讲民法典讲求形式的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对商法起统率作用的一般性规定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等内容在民法典中无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无法从纲领上统率诸多商事单行法与特别法导致商事法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商法的立法模式：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一、民商分立模式（一）概念所谓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是指民事、商事分别立法，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订商法典，民法典和商法典分别独立存在。
在法典化国家中，目前采用此种立法体例的主要有欧洲的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还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埃及等，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
（二）民商分立的主要理由(1)商法以商人及其活动作为其调整内容，商事活动不同于民事活动，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注重行为的迅捷性，民商分立便于对商人利益进行倾斜保护。
商事通则_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一、引言商事法是指管理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解决的法律制度。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事法的发展方向存在两个不同的趋势：一种是民商合一，即将商法和民法合并为一个体系；另一种是民商分立，即将商法与民法分开独立制定。
但实践和学界都表明，仅仅沿着这两个趋势发展是不够的，商事法还需要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离的思维桎梏，更加灵活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
二、商事通则的内涵及意义商事通则是指一部全面规定商事法律制度的法律规范。
它既包括对商事行为的规制，又涵盖了商事纠纷的处理方式。
商事通则的制定要旨是在综合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统一的法律体系，使商事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和协调，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事通则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集中性的法律制度确立了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使商事法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商事通则还有助于解决商事法律制度碎片化、立法滞后等问题，提高商事法律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三、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思维1. 商事法的综合性商事法作为管理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解决的法律制度，不能只局限于民法的范畴，还需要综合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如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等。
商事法要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思维，将各个相关法律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完整、协调的商事法律制度。
2. 法律定位的灵活性商事法的法律定位应该更加灵活，既不能将商事法定位为纯粹的私法领域，也不能将商事法定位为纯粹的公法领域，而应该根据具体商事行为的特点给予不同的法律定位。
例如，对于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商事行为，可以适当引入公法的原则和机制，以保护公共利益。
3. 专门性与通用性的平衡商事法既应该具备专门性，以适应不同商事活动的特点和需求，又应该具备通用性，以便于商事法的理解和应用。
对于特定领域的商事活动，可以制定专门的规定，但同时应保持与其他领域商事法规的衔接和协调。
四、商事通则的基本原则1. 保护市场秩序商事通则应该坚持保护市场秩序的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击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总第90期)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法律思考张广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法学界对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争论日益激烈。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法律和德国形成了民商分立(即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的立法体例。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瑞士则形成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
至本世纪30年代,我国制定民法典时,这一问题便成了一个重大的立法理论课题。
经过反复争论,最后走出了民商立法的第三条道路,即将商法的一般性问题分别规定在民法典的各编之中,另颁布公司、票据、破产、保险、海商等单行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商法的相应完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吸取了国民党时期和各国经验,初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纲领,与已有的民事立法商事法规为补充、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商体系。
一、民商分立的历史形成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只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民法(civil code)之词,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都由普通法和衡平法加以调整。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商法是在中世纪形成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当时商法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可见商法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等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早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就并行适用《商事条例》、《海事条例》和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民事习惯。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议持续不断。
在这一背景下，商事通则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将探讨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和价值，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
商事通则是指适用于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总称，其特点在于中立性、概括性和开放性。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在于，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都难以完全解决商业实践中的问题。
而商事通则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依据。
商事通则的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简洁性使得法律适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相较于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商事通则更加精简，能够满足商业纠纷解决的时间和效率需求。
商事通则的实用性使其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
在商业实践中，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商业纠纷具有各自的特点，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而商事通则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总结，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商事通则的前瞻性使其能够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变化。
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商业纠纷和法律问题也不断涌现。
一些成功的商事通则实践案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例如，某市的商事主体法规通过概括性规定商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各类商业主体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法律保护。
在一些涉及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商业纠纷中，商事通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公正、合理的法律救济。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显著的。
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商事通则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全面、实用和前瞻性的法律依据。
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商事通则的相关规定，提高其法律地位；应加强商事通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推广；应加强对商事通则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商事通则的认识和认可度。
随着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完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实质探究（参考）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编今天为大家带来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实质探究，希望大家喜欢! 当前，我国正在制订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法工委提交的民法典草案进行过了一次讨论。
为制订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种意见、主张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交锋。
其中，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个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期和21世纪初期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现代意义上民法典的编篡，人们开始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展开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
到了20世纪下半期，人们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论。
有趣的是，现在人们提出的理由与20世纪上半期学者提出的理由几乎一致。
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停滞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确实说明在我国有些问题的讨论似乎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
在我国民法典出台之前，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民商的合一与分立这一老话题予以重新探索，作出民商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对于我国民法的繁荣与商法的勃兴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实质 对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争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中华民国时期，为了编纂民法典，人们自然而然地需要考虑西方传统上属于商法的内容是否需要容纳到民法典中。
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
讨论的结果是，制订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这个民法典性质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以及海商法等内容。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争论的起因是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争论中，人们自然提出并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异同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了民法典的起草，并打算在2010年以前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于是，围绕民法典的制订，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立法体制的大讨论。
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浅谈中国的商事立法摘要：在法学界，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由来已久，世界各国在立法过程中也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本文从法律的起源、法律的发展史、以及世界立法发展的总趋势入手，结合当今中国的立法现实，论证了中国应当遵循民商分立的原则。
关键词：商事立法/民商分立一，民商关系之争与各国商事立法现状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对商事立法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于是，关于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应运而生。
在中国，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可追溯到民国时期，尽管当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民商分立，但学界的主流意见仍是民商合一。
如张国建先生在《商事法论》一书中提到：“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 , 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
”i因此，无论是沿袭了民国旧制的台湾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民商合一论一直被官方和学界主流所偏爱。
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民商合一论一直以来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很难被付诸实践，两岸实质上都采用了民商分立的权宜办法。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莫衷一是，不同的国家结合各自的国情与立法现实，选择了不同的商事立法模式。
这些模式各具特色，但概括起来无外乎以下四类：一是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即分别制定独立的民法典和商法典，商法自成体系，独立于民法典之外，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二是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即将商法内容包含在民法典之内，商法完全民法化，走这种道路的国家有意大利和瑞典；三是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分立，即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各商事特别法予以补充，中国大陆和台湾采用的便是这种模式；第四种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民商分立模式，即只有商法典而无民法典，这种模式一般只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并不以成文法为主要裁判依据，它们大多都没有制定成文的民法或民法典。
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在不断的建设与完善中。
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已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
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究竟采取民商合一主义，还是民商分立主义，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
若要讨论我国应该采取何种观点，首先要了解各自的含义。
所谓民商分立是指一个成文法国家在私法制度的建构方面，出了拥有民法典外还拥有商法典，因此能够使民商两法并驾齐驱，相互照应的立法格局。
民商合一是指一个成文法国家仅通过民法典的制定而总揽其全部的民商事生活，因此便既无商法典，亦无名为“特别民事单行法”的法源结构与立法模式。
我认为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
不容否认，民法的完善与民法典的制订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的基础，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法律的要求已为传统的民法典所不能包容。
a.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企业已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并呈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各种企业不论财产归谁所有、组织形式如何，都实行自主经营、平等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企业按照一定的计划，从事连续性营利行为的特殊经济单位，它与其他社会生活主体有显著的不同点。
因此，除了在民法典中就企业作为民事主体进行原则规定外，还应通过商法典中的商人制度，对商人的各项制度如商业登记、商号、商业帐簿、经理人的代理权、公司等加以规定从而保证企业商品交易具备基础条件和手段。
此外，企业的组织形式、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创设及不同企业的各种权利等，都必须通过商人法律制度加以明确化，才能防止行政权力的过渡干预，确保公平竞争的实现。
ｂ．市场经济的又一特征是根据市场的信息来配置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由一整套完善的交易规则来保证。
如果市场的运行缺乏应有的秩序，交易各方在市场上无规则可寻或规则不明确，就必然造成市场缺乏公正性，扭曲资源配置状况，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益。
民法典通常只规定交易行为的一般规则，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纷繁复杂的交易行为中应遵循的具体规则与程序，不可能予以具体化，这就需要通过商法典中的商行为法律制度予以实现。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探讨摘要:纵观世界各国民商事立法，存在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本文通过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的探讨，分析我国应采用何种立法模式关键词: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商法典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立法规定，融入民法典之中的体例。
”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商人特殊地位已经丧失，已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人人皆可从商，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商法予以保护。
梁慧星教授在《民法总论》一书中就曾提到:“他认为从前经营商业是商人的特权，现在人人可得而为之，商主体已经被极大泛化。
”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民事商事相互渗透，相互牵制，实难区分，民商合一可以有效的避免立法的重复，减少法律适用上的困惑。
所谓民商分立体例，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
”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认为，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是两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实难用一部民法典调整。
同时，私法二元结构(即民商分立)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的需要。
“私法一元化”即以民法取代商法，严重制约商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碍商事制度的供给。
从总体上讲，世界民商事立法模式的主流是民商分立，目前大约有110多个国家采用民商分立模式，这些国家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非洲。
而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仅有意大利、丹麦、芬兰、挪威、瑞士、我国台湾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美洲、非洲几乎无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
推行民商分立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木主义大国，而推行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大多领上面积较小，市场经济不太发达。
可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民商分立都处于主导地位。
此外，实行民商合一的国家，其商事立法也难以摆脱“名合实分”、“貌合神离”的嫌疑。
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立足于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对我国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处理及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略抒浅见。
一、正本清源：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
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
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
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
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
应当指出的是，此种商事立法模式通常亦被学者们视为民商合一，并被归纳概括到民商合一的体例之中，而实际上立法机关从未做出这样的划分和确认，这种归纳概括也并无任何法源依据。
所以此种合一只是学者们在观念意义上的合一，并非法典意义上的合一，更非法定合一。
无视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立法模式的现实，将单行商事法律一概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实质上是“商法民法化”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商法，必然导致对商法的虚化和抹煞。
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所谓的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和商法典自成法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
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民商分立体制的形成。
目前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有法、日、比、卢、西、葡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计四十多个。
在民商分立体制下，在法学理论方面，它强调民事和商事的差异性。
民法调整的内容极其广泛，涵盖了市民社会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继承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
而商法调整的内容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动态财产关系。
就法律属性而言，民法是纯粹的私法，而商法则具有某种公法化的趋向。
就法律规范形态而言，民法有通俗化的要求，而商法则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要求。
在立法体例上，将商事和民事分别立法，除制定民法典外还制定有专门的商法典。
所谓的民商合一，是指在立法观念上采取大民法主义，将商法视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立法上由民法统率商法，在民法典中吸收基本商事规范，于民法典外不制定商法典，只根据需要制定单行商事法规的立法体制。
在法典化国家（地区）中，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的主要有瑞士、意大利、苏联、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而根据民法典和商法典是否自成体系，分别立法这一特点可知，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基本上是属于民商合一的模式。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针对处理民法和商法关系的两种立法形式或编纂模式。
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基于我国的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认为我国在民商未来发展方面的趋势应走民商合一的模式。
具体因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
所谓的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和商法典自成法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
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民商分立体制的形成。
目前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有法、日、比、卢、西、葡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计四十多个。
在民商分立体制下，在法学理论方面，它强调民事和商事的差异性。
民法调整的内容极其广泛，涵盖了市民社会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继承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
而商法调整的内容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动态财产关系。
就法律属性而言，民法是纯粹的私法，而商法则具有某种公法化的趋向。
就法律规范形态而言，民法有通俗化的要求，而商法则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要求。
在立法体例上，将商事和民事分别立法，除制定民法典外还制定有专门的商法典。
所谓的民商合一，是指在立法观念上采取大民法主义，将商法视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立法上由民法统率商法，在民法典中吸收基本商事规范，于民法典外不制定商法典，只根据需要制定单行商事法规的立法体制。
在法典化国家（地区）中，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的主要有瑞士、意大利、苏联、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而根据民法典和商法典是否自成体系，分别立法这一特点可知，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基本上是属于民商合一的模式。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针对处理民法和商法关系的两种立法形式或编纂模式。
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基于我国的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认为我国在民商未来发展方面的趋势应走民商合一的模式。
具体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
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确定有限合伙、无限公司、法人独资公司、连锁店等企业新形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的权限问题非常重要，对各类企业组织形式中作为全权代理人的经理的权限的确定；对经理的越权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以及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在我国，商业信用的价值认定及其保护机制、商业秘密的界定与保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
诸多这方面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制定商法典，确实是有心无力。
第二：商法理论研究不够。
中国法学界对私法的研究，尤其是对民商法的研究仍然处于一种半成熟的状态，这也加大了对统一商法典制定可行性认识的难度。
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学界对私法的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民法领域，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这是学者的共识。
而商法是什么，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更少。
这种状况在理论上加大了制定中国商法典的难度。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市场经济法制的认识还处于不成熟时期。
对制定统一的商法典的认识还不能统一起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一部法律都必须是现实经济关系的产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还不长，这种体制本身还需要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唯有经济体制成熟、定型了，人们对商法典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然后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否则，将会适得其反。
第四：世界和中国的立法实践，证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
尽管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代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采民商分立，但并没有因其广泛传播
而使民商合一模式各国立法所借鉴。
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瑞士、苏俄、泰国等国纷纷采民商合一模式，旧中国的民法也从民商分立走向民商合一。
并且，在我国民商合一模式下，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市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影响。
这在一定事实程度上就证明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第五：民商法之间的联系密切，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一方面，随着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和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
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无论如何，民法的商事化不会影响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根本的主导地位；而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规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纳的趋势。
因此，在实质上，民法和商法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另一方面，民法和商法在性质上都属于私法范畴，在规范内容上都属于权利法，因此，他们的法律性质和属性具有相同性。
民法和商法的区别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别，无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采用民商分立，在法律适用上都是采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因此，采用民商合一模式具有优势。
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认为我国在民商未来发展方面的趋势应采用民商合一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