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一)一、民商分立的缘起民商分立的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商法。

中世纪商法出现以后，由于它形成了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它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这样，商法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体系发展起来。

从这一时期商法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如汇票规则、海上保险契约、商业契约等，其中以海商方面的规则更为突出，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

从中世纪商法的形成来看，可以说它与罗马法、教会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它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

中世纪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行发展。

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

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

另一方面，法国的民事关系属于民法规范调整，南部成文法地区施行的是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北部的习惯法地区施行的是由法律传统形成的并经官方文件予以记录的习惯，主要是1580年修正的1510年的巴黎习惯，1509年和1583年的奥雷昂习惯。

因此，在这一时期，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经开始出现。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革命成功和国家统一后，在全法国统一法律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面对法国民事法律的混乱状况，法国1791年《宪法》明文规定：“应制定一部共同于整个王国的民法典”。

由于“在西方发达的法律体系里，一直存在着一股促进法典化的驱动力”，〔1〕加之法典编纂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拿破仑的推动下，法国民法典于1800年开始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一、本文概述《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商事法律体系中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的优劣，并提出一种超越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商事通则理念。

本文将从商事法律体系的演变、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议、商事通则的提出与内涵、以及商事通则的实践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

本文将回顾商事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其理论依据。

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深入探讨，本文将揭示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

本文将重点分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在现代商事法律体系中的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涉及到商事法律体系的统一性、灵活性、公正性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争议的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揭示传统商事法律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一种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商事通则理念。

商事通则旨在构建一个既具有统一性又具备灵活性的商事法律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本文将详细阐述商事通则的内涵、特点及其与传统商事法律体系的区别。

本文将探讨商事通则的实践意义。

商事通则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完善现代商事法律体系，提高商事法律的适用效率和公正性，还有助于促进商业活动的便利化和规范化。

通过实施商事通则，各国可以更好地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商业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商事法律体系的创新与发展，为完善现代商事法律体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二、商事通则的理论基础商事通则是商法体系中的基础性规范，旨在为商事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准则。

其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事活动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的特性，如营利性、连续性、高风险性和技术性。

这些特性使得商事活动在法律上需要特别的规范，以保障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活动的健康发展。

商事通则的制定正是基于商事活动的这些特殊性，为商事活动提供专门的法律保障。

商事主体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浅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法学界对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争论日益激烈。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两种选择,根据这两种模式的历史、根源及现状,我国商事立法在当前应确立民商分立的模式,即民法典和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关键词：民商分立民商合一商法一、民商分立形成的历史根源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1、民商分立的最直接根源。

商法是在中世纪形成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1]。

当时商法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商法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等发展。

可见商法的形成与发展,是民商分立的最直接根源。

2、是民商分立的自身根源。

近代民法与商法的重要区别在于民法规范是平等地保护一切民事主体,而不是保护某一特殊阶层的利益的法律[2]。

在传统上,直接源于罗马法的许多制度一向被认为属于民法规范,如物权、法律行为、债和合同、继承、婚姻等；而随着商事关系的发展,在商人团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如无限责任、有限责任、票据背书等,则构成新兴的商法规范的内容。

民商分立的另一根源在于在中世纪的商业关系中,各国对贸易倾向于采取严格的特许主义,这使得民商分立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

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民商分立的一个更深入的理由是,在中世纪,贸易倾向于严格的特许主义,而且通常只有那些被赋予特权的社团里成员,持许可执照从事这项活动”。

基于此,商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阶层,而不能普通适用于社会,这便为商法典与民法典分立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因此，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的差别,是民商分立的自身根源。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探索与认可．特别是随着民法典起草制定工作的展开，在法学界出现了究竟是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还是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争论。

纵观世界各国制定的民法典，在处理民商关系上，大致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民商分立一是民商合一。

所谓的民商合一是将商法的内容纳入到民法典中，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而不是另立商法典。

这种立法体例是20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体例。

所谓的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将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进行分别立法。

19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如法、德、日等国，均有民法典和商法典其中商法典是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存在的。

民商合一这种观点因其合理性不但得到了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与支持，而且得到立法部门的赞同。

但是，从立法的现实角度来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体例却有其不足。

第一．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均无商法的规定。

所谓民商完全融合．实际上是有民无商。

第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来讲民法典讲求形式的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对商法起统率作用的一般性规定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等内容在民法典中无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无法从纲领上统率诸多商事单行法与特别法导致商事法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商法的立法模式：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一、民商分立模式（一）概念所谓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是指民事、商事分别立法，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订商法典，民法典和商法典分别独立存在。

在法典化国家中，目前采用此种立法体例的主要有欧洲的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还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埃及等，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

（二）民商分立的主要理由(1)商法以商人及其活动作为其调整内容，商事活动不同于民事活动，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注重行为的迅捷性，民商分立便于对商人利益进行倾斜保护。

商事通则_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一、引言商事法是指管理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解决的法律制度。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事法的发展方向存在两个不同的趋势：一种是民商合一，即将商法和民法合并为一个体系；另一种是民商分立，即将商法与民法分开独立制定。

但实践和学界都表明，仅仅沿着这两个趋势发展是不够的，商事法还需要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离的思维桎梏，更加灵活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

二、商事通则的内涵及意义商事通则是指一部全面规定商事法律制度的法律规范。

它既包括对商事行为的规制，又涵盖了商事纠纷的处理方式。

商事通则的制定要旨是在综合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统一的法律体系，使商事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和协调，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事通则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集中性的法律制度确立了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使商事法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商事通则还有助于解决商事法律制度碎片化、立法滞后等问题，提高商事法律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三、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思维1. 商事法的综合性商事法作为管理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解决的法律制度，不能只局限于民法的范畴，还需要综合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如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等。

商事法要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思维，将各个相关法律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完整、协调的商事法律制度。

2. 法律定位的灵活性商事法的法律定位应该更加灵活，既不能将商事法定位为纯粹的私法领域，也不能将商事法定位为纯粹的公法领域，而应该根据具体商事行为的特点给予不同的法律定位。

例如，对于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商事行为，可以适当引入公法的原则和机制，以保护公共利益。

3. 专门性与通用性的平衡商事法既应该具备专门性，以适应不同商事活动的特点和需求，又应该具备通用性，以便于商事法的理解和应用。

对于特定领域的商事活动，可以制定专门的规定，但同时应保持与其他领域商事法规的衔接和协调。

四、商事通则的基本原则1. 保护市场秩序商事通则应该坚持保护市场秩序的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击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总第90期)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法律思考张广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法学界对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争论日益激烈。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法律和德国形成了民商分立(即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的立法体例。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瑞士则形成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

至本世纪30年代,我国制定民法典时,这一问题便成了一个重大的立法理论课题。

经过反复争论,最后走出了民商立法的第三条道路,即将商法的一般性问题分别规定在民法典的各编之中,另颁布公司、票据、破产、保险、海商等单行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商法的相应完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吸取了国民党时期和各国经验,初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纲领,与已有的民事立法商事法规为补充、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商体系。

一、民商分立的历史形成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只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民法(civil code)之词,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都由普通法和衡平法加以调整。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商法是在中世纪形成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

当时商法主要是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此外商人还自己组织法庭来处理商事纠纷案件。

因此商法是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之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可见商法不是从普通私法中分离出来的,商法一经产生,它就自治自立,与普通私法平等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

早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就并行适用《商事条例》、《海事条例》和罗马的《优士丁尼法典》、民事习惯。

民商分立的真正标志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先后颁布施行。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议持续不断。

在这一背景下，商事通则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将探讨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和价值，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

商事通则是指适用于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总称，其特点在于中立性、概括性和开放性。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在于，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都难以完全解决商业实践中的问题。

而商事通则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依据。

商事通则的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简洁性使得法律适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相较于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商事通则更加精简，能够满足商业纠纷解决的时间和效率需求。

商事通则的实用性使其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

在商业实践中，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商业纠纷具有各自的特点，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而商事通则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总结，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商事通则的前瞻性使其能够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变化。

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商业纠纷和法律问题也不断涌现。

一些成功的商事通则实践案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例如，某市的商事主体法规通过概括性规定商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各类商业主体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法律保护。

在一些涉及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商业纠纷中，商事通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公正、合理的法律救济。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显著的。

通过对商业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商事通则为商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全面、实用和前瞻性的法律依据。

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商事通则的相关规定，提高其法律地位；应加强商事通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推广；应加强对商事通则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商事通则的认识和认可度。

随着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完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