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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当代大众文化消费在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超女粉丝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超女粉丝对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超女粉丝群体是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一股重要力量。
超女（女超人）是DC漫画中的一位超级英雄，她以强大的力量和女性主义形象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这些粉丝通过观看超女电视剧、购买相关周边产品以及参与讨论和分享超女内容的社区，以此展现他们对超女的喜爱和支持。
其次，超女粉丝的活动为当代大众文化消费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这些粉丝经常购买与超女有关的商品，比如T恤、玩具、漫画书等等。
他们将超女的形象和标志物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超女的热爱。
他们也经常参加超女的相关活动，比如漫展、粉丝见面会等等，从而创造了一种超女文化的氛围。
这些活动不仅给粉丝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为商家提供了商机，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发展。
此外，超女粉丝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对超女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他们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了超女相关的账号，发布关于超女的图片、视频和文章等内容。
这些内容被无数的粉丝和其他人分享和评论，从而扩大了超女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
超女粉丝还通过网络技术与其他粉丝进行交流和互动，共同构建了一个超女粉丝的社区。
这个社区的存在让粉丝们感到彼此的团结和归属，更加坚定了他们对超女的热爱和支持。
最后，超女粉丝的存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反思。
一些人认为超女粉丝过度追捧了超女形象，对其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实际上让超女成为了一个虚构的偶像。
另一方面，超女粉丝也被质疑是否过度消费了超女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让自己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怪圈。
这些批评和反思提醒我们，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不能盲目地追求热门的偶像和产品，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消费观念。
综上所述，超女粉丝在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从由超女肇始的选秀节目看大众文化趣味【摘要】近年来我国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超级女声可谓开此先河，后继者不断变换形式，却万变不离其宗。
本文通过鲍德里亚的理论视野，对超级女声节目展开分析，用后现代消费理论来评析选秀节目背后的大众文化趣味，进而揭示出选秀节目中大众文化趣味的走向。
【关键词】超女；选秀节目；大众文化鲍德里亚的随笔中有着这样一段：很多女性毁坏了自己的形象，她们认为自己的脸庞过于完美，所以不能体现个性。
在这个已经被女性悄悄统治着的世界里，非常靓丽只能是一种严重的残疾。
超女袭来之后，我们看到靓丽的少女确实被短评为残疾，然而此残疾并非因为完美的脸庞不能体现个性，而是姿色平平的大众（超女的受众以年轻的女性居多）并不能接受貌美者的胜利，于是那些过于中性以至于可以说是个性凸显的选手们陆续挺进选秀节目最后的舞台。
生活本身并不似地狱，它只是无趣的令人厌烦。
人类试图将无序的世界驯化为拥有可见的线性足迹的机器，人们幻想着通过生产及消费来一步步趋于完美。
消费者意欲尽可能地占有符号的意义，各类符号的各种意义，无论是符号的现实意义还是历史意义。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
”现实并非必然产生眩晕，大众交流需要眩晕于是就产生了眩晕。
人们可以这样来给消费生产力下定义：“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好奇心的关系”。
鲍德里亚给“消费地点”下的定义是“日常生活”，即只有日常生活才是人们的消费处所。
日常生活不仅指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举止，它还意味着重复和平庸，它没有幻想也没有超越，因此令人难受。
只有在平庸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好奇心才是某种积极的有推动意义的行为。
说到底，超女之类的选秀节目不外乎是给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趣味的众看客制造出一种消费的可能，日常生活才是人们的消费处所，电视选秀节目中的邻家女孩为消费者敷上一剂填不满的好奇。
李宇春式的中性化偶像被制造出来，平庸的女孩们（中学生及大学生）作为超女的消费者主体并不喜欢那些长相甜美讨人喜爱的选手，而中性化选手能够给这些平庸的女孩带来安全感以及共鸣，于是，传统美学在消费过程中被击溃，种种并非意料之中的结果成为了可能。
《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篇一一、引言超女作为我国一档广受欢迎的歌唱类综艺节目，引领了一波电视真人秀的热潮，并形成了庞大的粉丝群体。
这些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新趋势。
本文将探讨超女粉丝群体在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中的角色，以及这种消费现象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和趋势。
二、超女粉丝群体的特点超女粉丝群体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
这些粉丝群体中，有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因共同的爱好和兴趣聚集在一起。
他们关注超女的节目动态，积极参与投票、打榜等互动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粉丝文化。
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偶像魅力、节目影响力、社交媒体传播等。
三、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关系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是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通过购买专辑、周边产品、参加演唱会等方式支持偶像，同时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此外，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还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新趋势，如个性化、多元化、互动性等。
这些趋势在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超女粉丝消费现象的文化解读超女粉丝的消费现象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的追求，体现了粉丝对偶像的热爱和支持。
同时，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社会文化环境、媒体传播、网络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使得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更加多元化和互动化。
五、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趋势与挑战超女粉丝的消费现象是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一个缩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当代大众文化消费呈现出新的趋势和挑战。
一方面，个性化、多元化、互动性成为文化消费的新特点；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品质提升也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此外，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文化价值，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也成为了当代大众文化消费面临的挑战。
六、结论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新趋势和特点，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大众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超女作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重要代表之一，其粉丝群体庞大且具有代表性。
本文旨在探讨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关系，分析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和消费心理，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超女粉丝的文化特征超女粉丝群体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他们热衷于参与和分享超女节目的相关内容，如投票、评论、分享等。
其次，他们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将超女选手视为自己的偶像和榜样。
此外，超女粉丝还具有消费能力强的特点，他们愿意为偶像的周边产品、演唱会等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
三、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关系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关系密切。
首先，超女节目的热播带动了相关衍生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如偶像的专辑、周边产品等。
这些产品满足了粉丝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偶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次，超女粉丝的消费行为也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消费过程中，他们不仅关注产品的功能和品质，还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品牌形象。
这种消费心理推动了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发展。
四、超女粉丝的消费心理分析超女粉丝的消费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追求个性化和差异化。
他们希望通过消费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品味，选择与自己价值观相符合的产品。
其次，追求情感共鸣和认同感。
他们将偶像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寄托，通过消费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此外，追求时尚和潮流也是超女粉丝的重要消费心理。
他们关注时尚动态和潮流趋势，愿意为追求时尚和潮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
五、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启示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启示。
首先，企业应关注粉丝文化和消费心理的变化，以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其次，应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文化价值。
此外，还应关注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差异化特点，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特别关注：关于“超级女声”的媒体报道分析从芙蓉姐姐到超级女声——分析报告（六）“超级女声”入选2005年中国流行文化十大关键词，已成定局；同时，它也必然成为本年度最炫目的青年文化景观之一。
如果说，李宇春等“超女”从海选到赛区三强再到总决赛，一步步登上风头浪尖，那么在她们背后兴风作浪的，就是媒介。
在这里谈及媒介，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南卫视。
“超级女声”因湖南卫视而生，这家声名显赫的电视台及其合作伙伴上海天娱传媒公司自然成为业内外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业界还是社会舆论，无论是对其营销模式的剖析还是对其所制造的“超级女声”文化现象的褒扬或者贬抑，其矛头都毫不留情地指向这家标榜“娱乐中国”的电视台。
然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其他众多的大众消费类媒体。
它们共同参与了这场狂欢，共同为“超女”风潮推波助澜。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级女声”这一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媒介文化现象”）得以形成，正是得益于整个社会系统内众多媒介的“共谋”。
对湖南卫视之外的媒体的态度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这一媒介文化现象产生、发展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机制。
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众多媒体都有关于“超级女声”的报道、评论。
根据对2005年8月5日至8月29日全国主要媒体的初步考察，并兼顾3月份“超级女声”海选以来的主要媒体，可以看出媒体报道中的以下一些端倪。
报道数量悬殊：火力密集或视若不见尽管媒体定位的差异往往是造成不同报道量的主要因素，但是同为娱乐版面、娱乐频道、栏目或者娱乐时段，处理方式也有较大差异。
有的媒体火力密集，有的媒体则视若不见。
应该说，这客观地反映出媒体对待“超级女声”现象的态度差异。
1．主流权威媒体的非常少例如《解放日报》、《湖南日报》的文化娱乐版面在决赛当天都没有任何动作。
这并非因为定位的不同。
从一些地方党报设置了“娱乐版”但没有对“超级女声”直接报道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样的选择是基于文化观念上的排斥。
有些媒体为数很少的，更多的是将“超女”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或者经济现象做深度探究。
透过“超女”浅析大众传媒中的文化现象娱乐是一种文化，但不是任何娱乐都可以称之为文化。
能把一档娱乐节目做成一种文化（无论有意或无意），这背后必然包含很多值得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探寻的因子。
2005年的“超级女声”旋风，吹皱一池春水，引发了从娱乐界到文化界的连番议论，有褒有贬，但褒贬的背后，也正恰恰验证凸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超女”已经超越了单纯娱乐的范畴而上升成为一个文化层面上的现象。
“超女”的始作俑者是电视，网络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动中，电视和报纸又起到了把网络上的民意凸显、放大的作用，一件件的所谓“超女事件”1增强了媒体之间的这种联系与合力，而“超女”的气势则在媒体的互相碰撞之中、在从媒体到媒体的循环往复之间螺旋上升，最终达到顶峰。
深入窥视“超女”现象，我们发现它同样具有大众传媒中的文化现象通常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而如果没有这些特征，“超女”最多不过只是一档娱乐节目，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种现象。
所以，这些特征既是“超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表现，也是其成其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原因。
这些特征就是：流行，符号化，偶像崇拜。
而这些特征的塑造者正是大众传媒。
一．流行流行，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事物、行为或观念等在短时期内、在较为广大的人群中传播开来，并为人们接受、认同和仿效”2。
流行是大众文化的标志，任何能成为一种“现象”的大众文化都经历了一个流行的过程。
大众传播时代流行的“魔力”足以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相媲美。
万千追随者们如同宗教信徒一样为流行狂热痴迷、向流行顶礼膜拜。
从以上对流行的理解可以看出，“超女”无疑算得上是2005年最流行的事件：15万人参赛，至少54万人参与短信投票，湖南卫视白天时段的收视份额突破10%，冠军胜出的短信票数达到了3528308，百度网站关于“超女”前三甲的发贴量目前（2006年3月27日）已达3400多万条，“超女”前十名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大群“粉丝”（Fans的音译），甚至由此衍生出诸如“玉米”（李宇春）、“凉粉”（张靓颖）、“盒饭”（何洁）等等“超女词汇”。
从“超女”看媒介传播视域下的大众文化生产
【摘要】：文章从二〇〇五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产生出发，讨论媒结传播对我们生存环节和样态的改变与媒介在消费社会中作为生活方式和内容对人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于如何在创新大众文化的体制，满足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方面进行新的思考。
【关键词】：超级女声；媒介传播；磇消费语境; 大众文化
一、引言
纵观近几年的电视娱乐节目，二〇〇五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无疑最为引人注目。
”超级女声”的火爆与流行，表面上看是湖南卫视及其相关产业整合营运的结果，但为什么”超级女声”是在〇五年成功地举行，而不是另外一个年份？李宇春张靓颖等从海选到被鲜花和荣誉包围；凉粉玉米们的疯狂及至于有些竭斯底里的热烈吹捧和趋之若鹜；这二者之间看似一对因果关系的现象，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毫不相关。
走在成都街头的李宇春与其它地方的青年、老人、小孩不存在任何的联系，甚至与成都的诸如我等也毫不相干。
究竟有什么使得作为超级女声的李宇春们与作为他者的观众之间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并且由此在当今中国上演令人眩晕的神话呢？
二、媒介传播作为下的”超女”
我们首先从媒介的发展来考察这一问题。
早期社会（这里特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传媒手段落后阶段）以口耳相传，书写极为不发达为特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以时空的位阶为限，显然无法想象会有”超级女声”这样的社会反响。
大众传播时代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大众报刊出现为标志。
其后，随着电话、电报等的出现，人和人的时空位阶的限制在逐渐缩小，媒介传播成为人和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同时也构成了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
然而，媒介传播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是在电视普及之后，电视使得人对媒介的依赖大为增强。
现今互联网的出现，让更多的人沉溺于网络，分不清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
手机的普及，则使人能随时随地了解和参与不在场时空的生活场景。
毋庸置疑，是媒介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节和样态。
人类以前所依存的自然界已被媒介新环境所取代（媒介将自然界转变成它的背景，成为人类依存的新环境）。
超女们在摄像头前表演，或许要面对现场观众，但更多的要通过电视等现代媒介的传播把其形象、声音传送到电视机或显示屏前的陌生人的视界之中。
他们经过评判、选择后，通过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将其兴趣爱好、审美习惯等反馈到现场。
我们姑且不论这中间是否存在”暗箱操作”的现象或可能，而是关注这一传媒模式引起人们的于其中得到兴奋、愉悦、焦虑、失落以及这一现象对中国传媒习惯的反叛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层面和政治文化层面的震惊和反思。
媒介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与以往的播放式传统媒介相比，今日的双向或多向的去中心交流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更加深入，其资源的丰富性和便利性也大为增强。
人的日常生活就自然少不了媒介助手。
信息传播全球化，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人受自身时空的限制从真实生活获取的信息远远比不上从虚拟媒介世界获取的信息那样丰富和全面。
因此，虚拟媒介世界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真实生活世界。
李普曼曾指出：现代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世界的趋势。
信息环境则主要由大众媒介构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都是媒介化的人。
三、媒介的内容及其消费方式
诚然，媒介及其传播系统是中性的，无涉意义，但媒介的内容及其消费方式则关涉意义和价值。
中国自大众媒介飞速发展以来，人们的思想就一直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
在这个过程中，消费主义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主义的前提是物的极大丰盛，媒介化的前提是科技的高速进步。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盛行离不开媒介的推波助澜。
”超级女声”正是如此背景下的一个传媒事件。
“媒介即信息”，在一切媒介中，使用者是其内容。
无论是时空向度，还是内容，媒介的时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迥然相异。
”电视广播提供的、被无意识地深深解码了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以传媒的技术实质本身联系着的，是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波德里亚《消费社会》）。
的确，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意义的存在当然不是指电视画面里的”李宇春”或”张靓颖”突然鲜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随着其表演或兴奋或失落，而是指提供给我们声音和图像的媒介本身对于我们的意义。
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
媒介只不过是奇妙的工具，使现实与真实以及所有的历史和政治之真实都失去稳定性…我们沉迷于媒介失去它难以为继…这一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渴求文化、交流和信息，而是媒介的操作颠倒真伪、摧毁意义。
人们渴望作秀、表演。
媒介将是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
与利奥塔从现代媒介文化中看到的解放的欲望、消解理性、促进多元文化的可能性不相同，波德里亚从中看到的是危险。
诚然，我们看到的”超级女声”，甚至是她们真实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可我们感受到的仍然是”现实符号中的现实”，跟我们看到相片或图片的感受相同，但我们渴望的是真实。
这就有了”粉丝”从千里之外到现场观看表演的事实上演；这当然也说明了我们于”符号”中的真实里丧失了自我主体性，成为”超级女声”这一现象的附庸。
超女同图片上的姿态一样对我们微笑与招手，虽然我们在一步之遥处凝神她们，但她们仍然距离我们很远很远。
也就是说，”李宇春”等超女作为符号观照取代她们自身成为观众的兴奋中心。
“断裂”是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又一特征的概括。
首先是仿像和现实的断裂，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大众文化或大众媒介中，各种影像的生
产与复制，早就越过了现实的边界使得想象的东西跟现实的东西难以区分；信息与娱乐的界限、政治与娱乐的界限也模糊不清；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也消失；最后媒介与现实的界限也出现断裂。
“超级女声”的横空出世，及时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这首先是人类在与自然的争夺中，采用的中介手段越来越先进的必然悖论。
”超级女声”很显然是消费社会中传播主体根据商业运作的需要制作的精彩绝伦的戏剧，或许应该说是美丽的诱饵。
”超级女声”的出现是消费社会中创造的各种欲望中的一种。
显然，传统语境中，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语境中，大众文化给予文化精英的映像并不上佳，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超级女声”为何会如此神话般地上演：除了媒介的作用外，是不是另有原因。
四、大众的作者化与大众主权
由”超级女声”这一事件的发生我们便高呼”大众文化”的狂欢节日
的到来这显然是略显单薄的，毫无疑问，”超级女声”乃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大众文化”作一个较为详尽的阐释。
詹明信在《后现代与消费社会》一文中对后现代艺术作如下描述：1，”对占据大学、博物馆、基金会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
2，”一些主要分界和边界消失”，尤其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或曰大众文化之间区别的消弥”，以致”高雅文化与商业形式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难以划清。
”詹明信把主体的”死亡”和”拼贴”与”戏仿”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加以描述。
同样的看法在罗兰.巴特对”作者死了”的解释中也能看到。
传统意义上的”经典”、”高雅”的文化被在消费社会兴起的”新起的杂志”和”机械复制的艺术品”取代。
更为重要的或更为惊心动魄的改变是来自于传统社会不被视为”语言”的大众的身体、行为方式、生活形态、技艺及其作品的”语言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