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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翻译的忠实问题摘要：本文以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为个案来分析林氏用英语写作的真实性质，得出林氏既是在创作也是在作一种特殊性质的翻译活动——“文化变译”，并通过林氏的“文化变译”活动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
关键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文化变译；忠实问题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61-02作为20世纪学贯中西的大文豪，林语堂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个颇具个性的智者、幽默大师、传递中西文化的使者。
按照林语堂自撰的对联来说，他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作为大翻译家，他重视实践，翻译了不少经典作品；同时，也不忘做理论研究，留有译论名篇《论翻译》。
（罗新璋，1984，417-432）作为作家，他在美国文化界颇受欢迎，其英文作品也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
然而，其英文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看作是集创作与翻译为一体化的作品，有许多是包含着节译或编译的汉译英作品。
用卞建华的话，林氏用英文创作相当于“文化变译”（卞建华：2005）。
现以林语堂的英文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该作品是创作还是翻译，从而重新认识翻译的忠实问题。
讨论所谓的忠实，是忠于原作者、原作品，还是忠于读者，或是从翻译的目的论出发，忠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使命？一、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就此点来看，无庸质疑，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属于创作作品。
换个角度，从对翻译的定义来看，结论似乎同样如此。
按照林氏自己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部作品的自序中说的话：“in this book i have tried only to communicate my opinions，which i have arrived at after some long and painful thought and reading and introspection.”（在这一本书里，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preface，2000；中文引自林语堂：2004，1）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不允许译者任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由此，我们同样也可以判定，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创作作品，这一身份似乎不容置疑。
介绍林语堂的英语作文Lin Yutang, a prominent Chinese writer and scholar, is renowned for his profound impact on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His fluency in English and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llowed him to bridge cultural gaps.Born in 1895, Lin Yutang was a pioneer in his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His works, such as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captivated Western readers with their insightful portrayal of Chinese life and thought.Lin's maste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as exceptional, and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writers to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His writing style was both engaging and educational, making complex ideas accessible to a broad audience.Despite the challenges of his time, Lin Yutang's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xchange have left a lasting legacy. His works continue to be celebrated for their clarity, wit, and the unique perspective they offer on Chinese society and values.In essence, Lin Yutang was more than just a writer; he w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whose work has enriched the globalliterary landscape and fostered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文化回译探析作者：唐莹莹贾欣岚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4年第05期【摘要】林语堂的成名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以英语创作的，旨在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生活。
通过运用文化回译的方法对译本中文言文、文化词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综合论述。
认为从文化传播角度，黄嘉德的译本更符合原文创作背景并更能体现中国文化。
【关键词】林语堂；文化回译；《吾国与吾民》一、引言林语堂是世界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作家。
1935年林语堂的文化随笔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国与吾民》) 在美国出版，引起巨大反响。
赛珍珠特别为本书作序，称其为“关于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1]这部作品的两个汉译本分别是黄嘉德译《吾国与吾民》(1936年)，与郝志东、沈溢洪合译《中国人》(1988年)。
通过运用文化回译的方法从文言文和文化词角度分析两本译作。
二、文化回译回译，《中国译学大辞典》的定义为：“是指把被翻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过程和表述”。
[2]回译除用作检验译文的手段外，还经常被用于翻译教学及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辅助工具。
目的不同，回译的概念和方法也不同。
[3]学术界用“无根回译”和“文化回译”两个术语来描述对用非本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品的回译以及对其的文化还原。
“无根回译”即由英语回译到并不存在的汉语“原本”上来。
[4]“文化回译”是指将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翻译成B国语言，让它们回归B国文化。
[5]文化回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回译，其原文本所描述的不是原语文化，而恰恰是目标文化。
文化回译强调的是文化上的回归，就是要把这种文学作品译成目标语，让它回归到目标文化之中。
采用“文化回译”这种说法，原因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以英文创作的，从理论上来讲并不能算作回译。
《吾国与吾民》《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为外国人或甚至是我们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更多地了解中国。
这本书用了地道的英语单词和闪光的句子，并且树立榜样的怎样介绍中国给世界。
有许多的成语、诗词、优雅和优雅地翻译的故事。
除了语言，书本身是值得仔细阅读和研究的。
清楚地划分成二份，九个章节，书击穿入中国的所有方面，从思想体系到日常生活，从文学到艺术。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不仅对外国人很有用，而且有助于现代汉语。
其实，这本书看到林博士的照顾和关心他的祖国在战时，他写道："我可以躺裸她的烦恼，因为我还没有失去希望。
"此外，字里行间看到他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为傲。
然而，在书中的几点也许右在写作的时候似乎过时。
现在，事情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些只是作者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意见，因此，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主见来阅读。
例如，中国对妇女的态度改变了，消失了以及过去对小说、戏剧的偏见，和中国人明显已接受西方的食品。
但总的来说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是一本每一个外国人和当代中国人都可以更多地从中了解中国的值得一读的书。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one of the four most distinguished work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foreignersorevenusChinesetoknowbetteraboutChina.Thebookiswrittenidi omaticEnglishwithshingwordsandpolishedsentences,andsetsanexampleofhowtointro duceChina to the world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idioms, poems, storiesthat are elegantly and gracefully translated.Actually, the book sees Dr Lin’s care and concern for his motherland inwartime, as he wrote, “andI can lay bare her troubles because I haven’t lost hope.” Also between the lines we see he pridedhimself on being a Chinese.However, some points in the book maybe right at the writing time seem old-fashion。
Vol.20No.8引言“乡土语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练，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周领顺2016a）。
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始于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的成功立项和周领顺（2016a）《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一文。
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发展，学者们也感受到了乡土语言英译的难度。
乡土语言中包含的文化底蕴难以在目的语中达到相应的表达效果。
业界对其翻译也未确定统一标准，相关学术研究多集中在翻译策略研究这一角度。
葛浩文作为一名汉学家，在中国文学作品外籍译者群中享有盛誉，翻译了大量中国乡土文学作品，包括以莫言小说为代表的《红高粱家族》《蛙》等十多部。
针对葛浩文译作的相关学术研究众多，但从译者对比这一角度入手的数量较少。
中国译者邓世午、于大波于20世纪80年代曾译过《红高粱家族》（节选）、《亚细亚瀑布》等作品，相比较于葛浩文译本，中国译者的译本并未引起较多注意。
下面将对比分析《红高粱家族》的外国译者葛浩文和中国译者邓世午、于大波两个英译本（以下简称葛译本、邓于译本），探寻其中译者行为与翻译态度的差异，从而为对比翻译研究提供借鉴，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进步。
一、《红高粱家族》译介情况《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描述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在抗日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英雄故事。
《红高粱家族》（葛译本）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广受赞誉，被视为《红高粱家族》官方译本。
但实际上，《红高粱家族》首译本为中国译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中国译者翻译并收录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一书中，并由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于1989年出版，这也是莫言作品首次被译为英语。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Vol.19No.2【摘要】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华典籍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体现了语言之于文化的载体作用。
因此，典籍英译关注的不仅仅是译文本身也包括其文化内涵。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以动态的视角探究译者在“求真”及“务实”行为取舍间的考量对译文效果的影响。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译者行为评价与译文效果评价相互制约。
本文通过译外效果与译内效果的二元评价，论证正法翻译与非正法翻译策略在典籍英译实践中的适用性，构建了以评促译的新范式。
【关键词】“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典籍英译；《论语》【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068（2021）02-0109-04“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论典籍英译———以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为例钱阳（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滁州239000）【收稿日期】2020-10-26【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口译人才“三个实践育人课堂”融合培养机制探索》（编号：2019jyxm0542）、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方言翻译研究-以安徽省为例”（编号：HX2019134）和滁州学院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口译人才“三个实践育人课堂”融合培养机制探索》（编号：2018jyz00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钱阳，女，1989年生，安徽滁州人，讲师，硕士。
中华典籍的翻译不仅关乎典籍内容的传译，也关乎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传译。
近年来，关乎典籍英译的研究也逐渐从理论范式研究过渡到实践策略研究，从内容关照过渡到文化关照。
对于典籍英译的评价焦点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因此，探求全面、客观的典籍译评视角，以评促译，进而优化典籍英译策略成为当下研究热点。
本文依据“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评介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探讨译者行为在连续统区间变化对译文效果的影响，通过译内效果与译外效果二元评价视角，探索正法翻译与非正法翻译策略在典籍英译实践中的适用性。
论林语堂的白话文语言观与文学观陈欣欣内容提要：作为文化“中间物”的林语堂在白话文及白话文学方面持较开放的态度。
在语言方面，他既反对国粹派的仿古，也反对激进派的汉语欧化。
在文学方面，林语堂尽管支持白话文学并对胡适所持的观点有所维护，但也与后者的看法有相异之处。
他认为语言是科学的，建立一套严谨的白话体系的养分则来自于老百姓的俗话与经典古文。
通过林语堂早期对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30年代林语堂对于小品文写作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执著。
关键词：林语堂 白话文 白话文学鲁迅曾提出“中间物” 1这一概念来说明在中西文明交汇的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这类智识群“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这种‘留恋’使得他们必须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 2。
对传统文化的爱恨之情则具体表现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语言的改革上。
鲁迅认为“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是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
至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许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3。
由此可见，对于古为今用，即使用古于现代语言改革方面，鲁迅依然持强烈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与“从旧垒中来” 4的“历史中间物” 5不同，林语堂作为殖民及洋教教育下的文化“中间物”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常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及浓厚的兴趣。
从未受困于“古老的鬼魂” 6，亦未中过“庄周、韩非的毒” 7的林语堂反而以要追溯中华文明的魂来完成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和维护之情显而易见。
但他的思想也有别于吴宓等国粹派。
作为・19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从小即接触到西方文明的林语堂，他也相信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重要途径。
2021年第4期（总第886期）丈敖冬‘科《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本与笔者自译的对比翻译报告l轩（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0）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本与笔者自译，3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指导，提出在翻译实践中应注意使用多种翻译手法结合,提升文学功底和增加对作］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研究等方法提升译者翻译水平的观点。
关键词：《吾国与吾民》翻译对比―、《吾国与吾民》与黄嘉德《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的一部散文集，也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语堂先生在这本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生动描绘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人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用犀利睿智的视角剖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向西方社会展示了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形象。
黄嘉德（1908—1993）,福建晋江潘湖田洋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大学教授，笔、默然&1908年10月15日生于&1931年于上海圣约大学英文系毕业,先后担圣约翰大、、、文、文&译作有《》、萧伯纳的#》等& 1936年至1949年,黄嘉德与弟弟黄嘉音在上海创办西社，人，林语堂，《西月》《西风副刊》《西书精华》等刊物，积极介绍西方文&通黄嘉德本用语达、成语及四字词组和文化负载词以展现译文词语的丰富性；在用的以文的，反了向的；在、平衡对称，凸显了汉语的形式之美，达到了结构紧凑、对称的审美效果+4,（35句&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描绘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叫在本书第二章，他用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剖析了中国人，分析了中国人的几种性格，把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社会环境紧紧相连，认为在社会同下的部分事物有些看起来是美德，也可能是中国人顽固在根底的恶习&二、黄嘉德译本和笔者自译的对比分析下本文将选取《吾国与吾民》第二章部分内容，将黄嘉德译本与笔自译进分析，借此找笔中存在的不足，提程中的注意点&例1：原文："CHARACTER"is a typically English word.Apart from the English，few nations have laid such stress on character in their ideal of education and manhood as the Chinese.笔者译:“性格”是一个典型的英语单词&除了英国人以外，很少国像中国人这样重视格中想的育和男子气概&黄译: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之着重的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在本段中，黄德嘉先生将“CHARACTER”译作德性&首先,黄先对这一单做了解释，而不是直接替代，以让英语基础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单词的意思，也避免了翻译时解释不充分的问题&德性这一代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很少使用，指人的道德品性，相比“性格”略义&如果用代就以考虑做、品格&例2：原文:The Great Learning，the Confucian primer:with which Chinese schoolboys used to begin their first lesson at school，defines the"great learning"as consisting of the attainment of a"dear character"，which is almost an impossible English expression，but by which is meant the illumination of understanding，developed and cultivated through knowledge.笔：《大》是儒家的初本：中国学生在校的第一节课就是这本书开始的&他把“大学"定义为“亲爱的格"这几不能用英语达，是是通识和育而产生的理解&黄译:《大》是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不用英语来解释，是智识的育展而达于智的&在本段中，黄德嘉先生先是把schoolboy翻译作学童，从文化学研究时代背景来看要比学生这个词更加贴合实际也更加准确！紧接着黄将第二个great learning翻译作"大学之道"，把dear character翻译作“在明明德”意思准确、表达清晰，也印证了全文将character翻译为德性的准确性，体现了黄嘉德先生的文学功底。
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中文译本比较研究作者：周沫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36期摘要：本文运用“求真—务实”的连续统评价模式，对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中文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在具体翻译时，总体表现为“求真”向“务实”的滑动，并努力在“求真”和“务实”间保持自己理想中的平衡。
对“求真”和“务实”两者之间平衡度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两种版本的差异。
关键词：“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黄嘉德译本；郝志东与沈益洪合译本；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6-0127-03一、引言20世纪中后期，翻译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单纯对文本的考察评析，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考察其他非文本因素。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这一大背景下，周领顺教授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他的译者行为研究将翻译理论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一次具体而新颖的尝试。
对于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中文译本对比研究屡见不鲜，但大多局限于文本对比研究或是描述性对比研究，均未能合理客观地描述和评价译者行为。
与以上研究方法不同，“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将译本放回到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动态语境中去，客观全面地描写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中文译本实际发生着的翻译现象，并对比分析两个中文译本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
二、“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一务实”的连续评价模式是一个用来描写和借以解释译者行为和翻译社会化的系统。
“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于读者杜会的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周领顺，2010：95）。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的“求真”和“务实”互为条件，“求真”是“务实”的基础，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发生转换。
“求真”和“务实”分布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的两端。
对于译者的实践而言，“求真—务实”是一个动态的自律过程，译者总是努力在“求真”和“务实”间保持自己理想中的平衡，既要保持翻译作为翻译的根本（原文语言及其意义的转换），也不失翻译的社会功能（包括译者在内的社会人借翻译意欲达到的社会目标）（周领顺，2010：96）。
连续统评价模式实际上从两个视域看待译者行为，首先，从语言性看待译者的翻译行为：有多大程度的“求真”、“求了多少的真”；其次，从社会因素，考察译者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程度：有多大程度的“务实”、“务了什么实”，同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性动因。
两个视域的分离和融合，更全面地描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轨迹。
三、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及两个中文译本简介（一）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简介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34年写成，1935年出版。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
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
林语堂在这本书里深刻地描述了中国人，以非凡的洞察力阐释了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并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与西方人的诸方面作了相应的、广泛的、深入的比较。
（二）两个中文译本简介第一个中译版本由黄嘉德翻译，1936年西风出版社出版，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再版。
黄嘉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与外国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
黄嘉德英文功底深厚，中文造诣高深，博览群书，涉猎广泛。
同时，作为林语堂的同事和朋友，黄嘉德翻译了林语堂在旅美期间写的多部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如《生活的艺术》、《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
黄嘉德翻译的《吾国与吾民》颇具30年代的风格，文白夹杂、用词文雅，但有些句子以现代读者的语言习惯来看却是艰涩生僻、拗口难懂。
第二个中译版本由郝志东与沈益洪合译，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更新为全译本。
1988年他们翻译该书时，郝志东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沈益洪是河北师范大学的讲师。
前6章由郝志东翻译，后4章由沈益洪翻译。
52年后的郝志东与沈益洪合译本在语言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行文流畅，通顺易懂，但缺乏一定的美感，略显平白无味。
四、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中文译本，由于译者和翻译该作品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等的不同，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笔者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描写两位译者翻译的社会化过程，其中包括对译者在使翻译进行社会化过程背后的心理及其他一切社会因素的考察，以此分析两个中译本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
我们从以下例子可以窥见一斑。
例1：书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黄嘉德译：吾国与吾民；郝志东与沈益洪译：中国人。
黄嘉德译本对原文的题目直译为“吾国与吾民”，属于“一一对应”，这一翻法很好地反映了林语堂所想表达的立场及态度。
标题的翻译看出黄嘉德偏向译者行为连续统上“求真”一端或者说译文连续统上的“作者|原文”一端。
郝志东与沈益洪和合译本译为“中国人”，作者的立场全然不见，全书的基调也有所改变。
关于原因，沈益洪在译本的后记中说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吾国‟与…吾民‟，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我译《中国人》固然希望人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全面客观历史的评价，但意不在林语堂，而在于中国，在于中国人。
我们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郝志东与沈益洪，2000：429）。
由这段话可知，郝志东与沈益洪翻译该书是希望人们反思传统，审视现今，以便更好地铸造未来，以满足当今社会的需要。
由此可见，社会需要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当社会需要变化时，译者行为也需做出相应的改变，即务实，以适应当前社会需要。
在书名的翻译上，郝志东与沈益洪合译本偏向译文连续统上“读者|社会”一端，或者说向译者行为连续统上“务实”一端偏向得比较明显。
这说明译者的社会性较强，翻译的社会化程度较高。
例2：原文：Idols were not made of Confucius，nor of the ancestors in the halls of ancestral worship. Iconoclasts have really nothing to do when they enter a Confucian temple（Lin Yutang，2000：104）.黄嘉德译：孔子不被人奉为神像，祖庙宗祠里的列祖列宗亦不奉为神像。
那班捣毁偶像的急进党倘欲冲进孔庙，乃未免太无聊了（2006：94）。
郝志东与沈益洪译：孔子以及平常人祖先宗祠里的列祖列宗都未被制成偶像。
反对崇拜圣像的人到孔庙后便无所作为（2000：114）。
原文中“Iconoclasts”意为反对崇拜偶像者，黄嘉德译为“捣毁偶像的急进党”。
“捣毁”一词表达出那一部分人强烈疯狂的不满与不顾一切的激进。
“急进党”一词也是30年代专门用来形容为了改革而盲目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毁灭破坏的激进分子。
原文中的“enter”是个中性词，黄嘉德译为“冲进”，该词凸显了猛烈撞击、横冲直撞的意思。
黄嘉德译本中一连用到了“捣毁”、“急进党”、“冲进”这些含有斗争意味的词，让读者嗅到了十足的火药味。
这些词都是对30年代社会现状的反映，高涨的革命热情令人们无法理性思考问题，全盘否定一切的旧事物。
郝志东与沈益洪的合译本基本采用直译，语气平和，毫无黄嘉德版本所渲染的血脉贲张的紧张感。
这里影响译者的是社会因素，具体来说，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
社会因素的是务实的，黄嘉德翻译的这一句话明显受到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黄嘉德在这一句的处理上偏向译者行为连续统上“务实”一端或者说译文连续统上的“读者|社会”一端。
社会因素同时也是隐性的，社会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行为，译者也是无意识的。
郝志东与沈益洪翻译的这一句基本按照原文意思翻译，偏向译者行为连续统上“求真”一端或者说译文连续统上的“作者|原文”一端。
例3：原文：which invariably sang of the sad lady in her boudoir，and her tearful red candles at night and sweet-flavored rouge and eyebrow pencils，and silk curtains and beaded window screens and painted rails and departed springs，and pining lovers and emaciated sweethearts（Lin Yutang，2000：21）.黄嘉德译：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阔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帷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
“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桥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2006：7）。
郝志东与沈益洪译：其内容不外是妇女的深闺幽怨，红烛泪干，中意的胭脂、眉笔、丝绸、帷帐、珠帘玉栏，无可挽回的春人、清瘦的恋人、羸弱的心上人儿等（2000：35）。
黄嘉德的版本用诗词般的语言来翻译，最后还引用唐诗宋词来渲染氛围，增加感染力，希望给读者更多的美，激发读者心中的情感。
在该句的处理上，黄嘉德黄为了服务读者、照顾读者需要，进行了一定的自我创作，从“求真”向“务实”的滑动较大，故难免有些“失真”。
郝志东与沈益洪翻译该句时基本是直译，通俗易懂，更偏向于“求真”，但同时又缺乏了一些语言美。
从两位译者的学习经历来看，就语言功底而言，黄嘉德胜于郝志东与沈益洪。
所以对于这一类文学作品语句的翻译，郝志东与沈益洪语言不如黄嘉德文雅华美也是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看出，读者需要和译者自身水平对对译者行为的影响。
借鉴并结合两种译本的优点，笔者试译为：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红烛泪干；或则吟咏青娥红粉，丝帷珠帘；或则哀叹春伤别离，伊人憔悴。
例4：原文：Once Hanshang asked Shihteh：“If one slanders me，insults me，sneers at me，despises me，injures me，hates me，and deceives me. What should I do？” Shihteh replied：“Only bear with him，yield to him，let him，avoid him，endure him，respect him，and ignore him. And after a few years，you just look at him（Lin Yutang，2000：21）.黄嘉德译：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