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的背景伊朗的核计划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核技术大部分从与当时关系密切的美国及西方国家引进。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其核能项目陷于停滞状态。
90年代初，伊朗开始与俄罗斯商谈恢复修建有关核电站问题，并与俄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
1980年与伊朗断交的美国对伊俄核合作十分不满，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一直对其采取“遏制”政策。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伊朗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之一。
2003年2月，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铀后，其核计划立即遭到美国的“严重质疑”，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同年9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在10月底前公开核计划，以澄清其全部核活动，尽快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突击检查，终止提炼浓缩铀试验。
在法德英三国的斡旋下，伊朗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造成伊朗核问题今日今时危局的主要原因远远超越了伊朗自身，而是深深扎根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伊朗同西方、伊朗同以色列、伊朗同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之间、美国同欧洲围绕核计划，以及伊朗什叶派神权政权间种种相互交织的利益与冲突。
从历史事件上看，以上种种关系的由来又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几乎持续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因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及巴以冲突而加剧的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歧，甚至“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势力发展对西方体系的冲击。
国际社会之所以为伊朗核计划忧心忡忡，并不在于伊朗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是否具有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而是在于伊朗始终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其核能开发是完全出于和平目的。
国际社会进而担心，伊朗在接受国际核监督之外，还可能另有一套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计划。
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心腹大患之时，一个拥有核武器、并且在西方眼里同恐怖组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朗，对西方而言是完全不可容忍的。
这也就解释了美国的底线：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在伊朗的强硬与西方的恫吓背后，伊朗距离美国的底线究竟有多远？根据制造核武器的基本知识，天然条件下出产的铀矿需要加工成所谓的铀浓缩体(俗称“黄色蛋糕”)，然后转变成铀四氟化物(UF4)，后者再进一步转换成为气态的铀六氟化物(UF6)，然后通过离心机将铀六氟化物加工成低浓缩铀(就是目前伊朗宣布已取得的技术突破)，低浓缩铀进一步浓缩成高浓缩铀，后者既可产生民用核能，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
如果伊朗的声明属实，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它距离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缩铀还有十三年零七个月。
但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伊朗不会满足于其目前拥有的164台离心机机组——伊朗已经声称到今年底修建由3000台离心机组成的机组。
据估算，这样规模的机组将可以在271天内造出一枚原子弹所需的高浓缩铀。
而伊朗的内坦兹核工厂的装机设计容量是5万台离心机，假设在美国的炸弹降落下来之前建成并全力运行，只需16天就可以造出一枚核弹所需量的高浓缩铀。
去年俄罗斯为解决僵局提出的在其领土上建立合作核燃料工厂的提案，主要是避免让伊朗完成浓缩铀的全过程，即将“黄色蛋糕”之后的阶段转移到俄境内进行加工。
而伊朗宣称的低浓缩铀的制成，标志着伊朗掌握了浓缩铀的全过程技术。
因此，内贾德在4月11日骄傲地宣称，伊朗从此加入核俱乐部的行列。
伊朗核问题的现状为充分利用核能资源，伊朗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其核能发展计划，并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一个核电站、6个核研究中心和5个铀处理设施。
目前，伊朗核计划已经发展到关键阶段，即核燃料循环系统建设阶段。
这个系统建成后，便可为伊朗的核电站和研究机构提供燃料，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浓缩铀的丰度，使伊朗能够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
有资料表明，伊朗已在其中部发现铀矿资源，并正在建设基于高速离心机技术的浓缩铀设施，为建成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做准备；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已经建成；伊朗还在建设重水反应堆，这将使伊朗能够更有效地从核废料中获取金属钚。
根据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报，伊朗目前已经迈进了核门槛，但还未能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武器级浓缩铀或钚。
伊朗前总统哈塔米2003年2月9日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伊朗已在雅兹德地区发现铀矿并已成功提炼出铀，伊朗将开采铀矿并将建设铀转换和铀浓缩设施，以便建立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
伊朗方面2003年10月透露，德黑兰核研究中心曾进行钚回收试验。
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伊朗已经分离出100克的钚。
2004年9月21日，伊朗副总统兼原子能组织主席拉扎•阿加扎德说，伊朗已开始将37吨“铀黄饼”（即铀矿料）的一部分用于铀转化试验。
今年1月1日，伊朗宣布已经开发出用“混合澄分”法从铀矿石中提取铀浓缩所需要的“铀黄饼”的技术。
该技术使伊朗朝自主建设核燃料循环系统迈进了一步。
铀浓缩是生产核燃料的关键环节。
伊朗2003年10月中止了铀浓缩活动，2004年11月中止了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外围活动。
但2005年8月，伊朗又重新启动作为铀浓缩准备阶段的铀转化活动。
伊朗的表态今年2月，伊朗核问题被报告给安理会后，国际社会并未放弃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外交框架下解决该问题。
但以内贾德为代表、主张发展核计划的强硬势力，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伊朗外交的主要声音。
这种执意独立发展伊朗核工业的心态，主要来自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伊朗领导人，既对西方核不扩散承诺的质疑，更对核武器禁忌不屑一顾。
在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对伊朗军队使用了化学武器，但在当时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西方都支持伊拉克的情况下，世界舆论对萨达姆的行为指责寥寥。
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成为决策核心时，世界默许乃至纵容了萨达姆的行为。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雷•塔基亚(Ray Takeyh)在今年春季号的《国家利益》杂志中指出，对内贾德这样两伊战争老兵出身的新一代领导人而言，战争教给他们这样的信条：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只能靠自身的发展来保证，寄望国际公约和西方的善意是行不通的。
而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以色列实际拥有核武器的支持，以及最近美印之间关于核合作的条约，都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民主国家”和盟友，完全可以罔顾以色列和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签字国的事实，对其发展核工业乃至核武器开绿灯，不惜一再破例；但对伊朗这样身为条约签字国的国家，仅因为其同美国不和，就可以被剥夺利用核能的权利。
在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下，自主开发核能乃至最终造出核武器成为伊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安全的虚实双重保证。
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常规力量所显示出来的压倒优势，以及最近对伊朗核设施使用战术核武器论调的抬头，更使伊朗强硬派领导人确信，只有核威慑才能避免伊朗沦为下一个萨达姆或塔利班。
这种看法伴随着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美国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的威胁，增强了伊朗建立核威慑的迫切性。
内贾德认为，核问题仅是美国挑战伊朗神权政权的第一步，即使伊朗按照美国要求停止核计划，美国依然会以伊国内的人权、民主问题为借口步步进逼，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政权被推翻。
美国国务卿赖斯要求的用于“推进伊朗国内民主力量发展”8500万美元拨款，也被认为是美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步骤之一。
战争的可能性一个核武装的伊朗将打破中近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会影响到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阿拉伯国家对权力的控制，同时可能产生所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引发类似伊拉克目前的逊尼和什叶教派之争。
但西方也有投鼠忌器的一面：战端一开，目前刚刚迎来新总理的伊拉克，可能因为伊朗公开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力量，再次将伊拉克动荡不安的国内安全局势送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此外，西方指责的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联系，同叙利亚的密切关系，连同伊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的支持，都会因此得到加强，从而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反恐事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此外，在萨达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动对科威特的侵略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呈现“中东政治美国化”的局面，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下降，各国忙于自保。
而另一场海湾地区战争的后果，很可能再次强化美国的在该地区本已十分强大的存在，加强阿拉伯国家互相孤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阿拉伯世界在所谓的文明冲突中再次败下阵来。
因此，阿拉伯世界如果不是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至少也不希望造成支持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印象。
对美国而言，如果不能聚合尽可能多的盟友，特别是阿拉伯盟友，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将令其摆脱霸权形象的努力付之东流。
更为严重的是，鉴于美国正在世界推行的“民主化”浪潮，伊拉克战争似乎昭示着，至少在中东地区，战争已成为推进民主的主要手段。
而一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会导致这种印象实质化。
这无疑对美国“民主化”的推进不利，使其民主成本呈指数级加大。
西方内部的分歧也几乎排除了近期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
尽管欧洲三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过去三年多的谈判中无功而返，目前站在美国一边要求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但美欧在处理方式上仍有本质区别：对欧洲国家而言，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是他们的原则，并不是一时之计。
而美国则不同，主张用外交手段更多是考虑到眼下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不够充分，是一种权益之计。
欧洲主张必须在穷尽外交手段之后，才可以另寻它途，美国的布什政府显然没有这种信条与耐心。
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种种错综复杂关系使得该问题的解决分外棘手。
但外交斡旋不会因为巴拉迪报告的出台而就此停止。
相关各方将会各尽其力，寻求一个尽可能令各方保住面子，同时又不至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的解决方案。
安理会成为各方角力的主战场的事实，并不理所当然地意味外交——制裁——战争这一路径的不可逆转。
伊朗核问题的反复，也意味着其解决进程的一波三折。
世界仍旧需要更多的耐附录1：德黑兰权力架构根据伊朗宪法，国家最高领导人，即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是武装力量统帅，同时也控制国家宣传机器和国家司法权。
伊朗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是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SNSC)，该委员会目前为拉里贾尼(Ali Larijani)领导，他也是此次核危机中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但哈梅内伊对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拥有最终决定权。
在4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讨论会上，国立伊朗大学的国家关系教授马哈穆德•沙里奥哈兰(Mahmood Sariolghalam)表示，从哈梅内伊掌权的17年历史来看，他既不希望同西方实现和解，同时也不希望发生同西方的对抗。
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以及由前总统拉夫桑贾尼(Ali Rafsanjani)领导的权宜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都有大批持温和立场的改革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