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胡族政权封建化问题初探_王素香

十六国时期昌黎政权的“胡汉自治”，即慕容氏—汉士族政治联盟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是五胡政权最普遍、最重要的政治形态，以此来分别管理国内汉族及少数民族部众。

二赵政权即是典型的“胡汉分治”，以汉魏制度管理汉人国民，以“单于台”来管理少数民族部众，且多为“以胡统汉”。

前燕则较为特殊，实行了一套异与他国的统治系统。

前燕的前身为昌黎政权，这一时期的慕容鲜卑以完整的部落组织统帅着军事力量，而管理郡县的郡守县令多为汉人，这就形成了“胡汉自治”的局面——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胡汉分治”。

慕容鲜卑的昌黎政权是慕容氏—汉士族的政治联盟，与诸胡共治汉民有着巨大差异，是五胡十六国较为特殊的政治形态，对民族融合有着最大意义。

以下阿谷将简单从慕容鲜卑胡官系统、汉士族郡县系统及二赵“以胡统汉”三方面讲述自己对于昌黎政权“胡汉自治”的认知。

慕容鲜卑以部落组织统领军队慕容鲜卑与诸胡最大差异便是其汉化程度高，“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

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 且慕容氏弓马娴熟，人才辈出，五燕中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皆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国家。

昌黎政权的中央政府由三套职官系统构成：将军府官、州牧官、王国官，其中王国官乃慕容廆僭置。

其中，统帅军队的将军府官职权最为重要，这一系统自然为慕容鲜卑所把持。

慕容皝嗣立，“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任命佐官，“皝以带方太守王诞为左长史，诞以辽东太守阳骛为才而让之，皝从之，以诞为右长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官员底下多设长史，这是幕僚性质的官员，相当于丞相将军的秘书长或幕僚长。

可以看出，昌黎政权的军事掌握在慕容鲜卑手中，长史也由其选任，有着完全的军队管理权。

事实上，五胡政权的军事职官基本为本族贵族，且常备精锐也多为本族部众。

陈寅恪先生说：“耕、战之分工实为胡汉分工”慕容鲜卑也是如此，《资治通鉴》记载慕容垂复国“慕容凤及燕之故臣之子燕郡王腾、辽西段延等闻翟斌起兵，各帅部曲归之”。

部曲营户即军营封荫之户，是军队编制或私兵，《资治通鉴》注曰：“军营封荫之户，盖诸军庇占以为部曲者。

中国古代史课件12十六国北朝的胡化与汉化第十二讲十六国北朝的胡化与汉化一、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二、胡化汉化与北朝主流论一、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 304-439 北魏 386-534 西东魏魏北周北齐前秦的统一（376）淝水之战（383）北魏的统一（439）瓜步之战（450）北周的统一（577）平陈之战（589）隋 581-618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十六国匈奴羯鲜卑氐羌賨汉汉北夏后前后南南西前后后成前北西· 凉赵燕燕燕凉秦秦凉秦汉凉燕凉前赵南北政治大势汉族建立的冉魏和鲜卑族建立的西燕、代不在十六国之列。

南北政治大势前秦（351-394）之统一淝水之战后，姚苌回关陇，羌族反秦。

“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

——《晋书》卷一一五《符丕载记》（383年）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南北政治大势后赵石虎“又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

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必复相过从谈语”。

太子石宣田猎，“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命劲骑百馀驰射其中，宣与姬妾乘辇临观，兽尽而止。

或兽有迸逸，当围守者，有爵则夺马，步驱一日， 384-407 384 417 无爵则鞭之一百。

士卒饥冻死者万有余人”。

——《资治通鉴》卷九七《晋纪十九》“李闳、王嘏还自邺，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

〔成汉李〕寿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实成都，大修宫室，治器玩；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

——《资治通鉴》卷九六《晋纪十八》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北魏（386-534）的统一1980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之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武帝祭祖时镌刻的祝文。

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北魏（386-534）之统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3-452），先后灭匈奴族夏赫连氏（431年）、北燕冯氏（436年）、卢水胡北凉沮渠氏（439年），统一黄河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和君主的正统性深受天命思想影响,历代被视作正统者,在血统上具有共祖的神圣特征。

因而,对血统和民族起源的精心塑造,成为原本华夏世界之外的胡族君主,在力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有效政治手段。

关于十六国时期诸胡族政权对先祖的追述,以及这种追述基于的政治观念,王明珂、张军、彭丰文、刘东升等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探讨了胡族政权祖先追述过程中“攀附”现象,指出这一历史叙事旨在解决华夏正统观中华夷之别的问题①。

不过,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多限于特定的政权和民族,在“华夏化”“华夏认同”的大背景下,我们同样应当看到,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祖先追述,其程式化的叙事之中亦包含了基于现实的灵活变通。

无论攀附华夏血统与否,诸政权追述祖源的目的和逻辑,均受现实因素、政治目标和自我期许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拥有不同政治目标的胡族君主,围绕“血统—天命”这一华夏政治观念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考察十六国时期,由胡族君主建立的政权对自身起源和祖先的追述,分析其现实背景和内在逻辑,尝试解读胡族出身的统治者们,如何通过这一叙事来为自身政权确立合适的历史定位。

一、华夏帝王共祖神话中的“血统—天命”观华夏帝王的起源神话,即以传说时代的圣王黄帝作为历代正统王朝帝王共祖的历史叙事,形成、定型于两汉时期,首先便服务于论证汉王朝［作者简介］尚永琪(1969-),男,汉族,甘肃张掖人,博士,研究员。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古佛教传播与文明交流。

洪寅欣(1998-),男,汉族,浙江宁波人,硕士。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血统中的天命：十六国政权的祖先追述尚永琪1洪寅欣2（1.宁波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宁波315211；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十六国时期进入华夏世界的诸胡族，面对华夏传统观念中的天命观和华夷之别，在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努力中存在两种祖先追述的模式：其一是自称为华夏圣王之后，力图将本民族历史置入华夏历史中；其二是追述祖源至传说或历史记忆中的英雄人物。

信奉草原法则的胡族，令⼈咋⾆的权⼒篡夺五胡⼗六国这⼀百多年的历史中⼏乎每⼀年都有很多战事发⽣，前两期我们讲了匈奴⼈刘渊建⽴前赵以及⽯勒如何建⽴后赵，关于羯族我们还没有讲完，本期我们来讲羯族中另⼀个论凶残还要胜过⽯勒⼏分的⼈，⽯勒的侄⼦⽯虎。

少年时的⽯虎便显现了其残忍好杀的⼀⾯，⽯勒饮马长江之后，成为了中原地区让⼈闻之丧胆的杀神，⽯虎便在此时到了⽯勒的⾝边，⽽在⽯勒⾝边，⽯虎常以杀⼈取乐，其性情之残忍让有凶神之名的⽯勒也为之⼼惊，甚⾄⼀度想杀掉这个侄⼦。

其其骁勇，在当时堪称⽆敌，被⽯勒置于军中，⼀代暴君的杀戮之路就此开始。

与勇猛且智计亦是出众的⽯勒不同，⽯虎只能称之为⼀介莽夫，312年算是⽯虎第⼀次真正意义上的带兵，⽯虎率骑兵两千攻寿春，结果遇到了晋朝辎重队，全军⽴刻冲上去抢夺，结果被晋军趁机杀败，可见其治兵能⼒。

虽是莽撞，但凭借着⽆敌的悍勇，⽯虎也在乱世之中⾛出了⼀条⾃⼰的道路，因当时的北⽅地区陷⼊混战之中，⽽且⽯勒的凶名在前，中原⼤地的各⽅割据对羯族军队都会忌惮⼏分，或是有⼼，或是⽆意，⽯虎便在这威名之上⼜添上了凶名。

羯⼈茹⽑饮⾎，中原地区陷⼊战⽕之中，百姓流离失所⾃然⽆⼈耕种，饥荒便是常有之事，⽽⽯勒、⽯虎的军队⾃⼰不事⽣产，其军中也⼏乎不带粮草，每每都是破城之后抢掠，⽽若是短时间⽆法破城，那么其军中的粮草便换作了⼈。

如果说⽯勒⾷⼈⾁还只是为了以凶恶来震慑各⽅，但⽯虎不同，从⼀些史料中的描述来看，其是真的是个喜⾷⼈⾁的恶魔。

⼀些野史中记载羯⼈军队⾏军不带粮草，⽽是带数千⼥⼦，便是出⾃⽯虎军中，在⽯虎的带领下，这些本就茹⽑饮⾎的羯⼈⾃⾏下效，也开始将⼈⾁视作军粮，晚上淫辱，⽩天宰杀，是以在当时，提及⽯虎之名⾜以⽌⼩⼉夜啼，可见其⼈之凶残。

⽽⽯虎本⼜是当时⽆⼈能敌的猛将，与敌作战时常⾝先⼠卒，上官都是如此，下⾯的⼠卒⼜岂会不⽤命，就这样，凭着恶魔之名⼜加上⾃⾝的悍勇，在⾯对早⼰破坏的中原各⽅城池，⾃然⽆往不利，这也是其虽然莽撞⽆谋，却依然战功赫赫的原因。

略述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文化的深层变化摘要：慕容鲜卑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根据地上发展起来，而成为大国，入关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少数族部落。

他们也是第一个愿意自觉汉化改革的胡族王朝。

他们的改革先从经济转型开始，然后扩大到政治制度，管理制度。

改革的本身目的在于强国，但他们的改革却引起了慕容鲜卑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汉化，以至于完全的融入了汉族的文化中去。

将近两百年的塞内生活，不仅改变了慕容鲜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意识形态。

关键字：慕容鲜卑汉族文化意识形态习俗汉化经济一、原始的鲜卑文化在《三国志》卷30《乌恒传》注引《魏书》里，详细描述了乌恒习俗。

而鲜理认为为在魏书作者的眼里，乌恒和鲜卑的习俗大同小异，甚至是一样的。

根据史料，我们可将鲜卑文化分作八个方面来重构。

1、生活方式鲜卑人最初居住在鲜卑山上。

鲜卑山应在近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旗西古勒河附近。

中国东北平原始亚欧大平原的东端。

辽河平原是非常富饶的草原，既宜农，亦宜牧。

其次，辽河平原虽然在内蒙古草原和北部中国之间，但他的海拔较高，自然条件更接近蒙古草原。

就地理位置而言，鲜卑山所在的地区属于辽河平原。

因而，在慕容鲜卑引进农业以前，这个地区的居民一直与蒙古草原的居民一样，习惯以游牧经济为主，兼营射猎。

即所谓“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

除了牧猎以外，鲜卑人也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刺苇作文绣，织缕”。

说明锻冶、制革以及纺织业已经进入鲜卑社会。

不过，这几种产业都是作为牧猎经济的附属而存在，不具备独立性，因此对整个社会生活并无根本的影响。

总的来说，鲜卑人的经济生活还是及其单一的。

2、社会组织逐水草放牧的流动生活造成了游牧民族永恒不变的组织形式——部落，那是放牧。

迁徙以及战斗的基本单位。

鲜卑人也是如此。

在鲜卑的单一部落之上，一直都有规模不同的部落联盟。

其中三五个部落可以组成联盟，如乞伏鲜卑。

我们知道，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八部一词指一种行政区划或者组织结构。

另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是，满族人以八旗统众，因此慕容鲜卑的八部也是一种社会和组织结构。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2014届本科毕业论文浅析十六国时期“中原遗民思晋”现象出现的原因院（系）名称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名称历史学学生姓名冯维学号100214087指导教师王国强副教授完成时间2014年4月26日浅析十六国时期“中原遗民思晋”现象出现的原因冯维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学号：100214087指导教师：王国强副教授摘要：永嘉之乱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虽然胡族建立了众多政权，但未曾南渡的中原遗民却怀思故晋及偏安南方的东晋。

出现这一现象的因素大致有：华夷之辨的深刻影响、胡汉分治及其它政策引起的民族压迫、自然灾害与战乱、东晋政权长期存在等。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遗民思晋现象持续了几代之久。

关键词：十六国；东晋；华夷之辨；胡族从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太武帝统一北方，中国北方进入政权割据纷争的混乱时代——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大分裂和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

一直以来对于十六国时期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探讨政权演变、民族融合、胡族汉化、社会整合等方面，对于北方汉人的研究也集中在出仕胡族政权的士人，研究的主要文章有张秀平的《试论十六国时期汉族士族的历史作用》(《浙江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刘幼生的《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许永涛的《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和汉族士人》（青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江中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刘东升的《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对于那些抵抗胡族政权的、不与其合作的“中原遗民”①几乎没有涉及。

说到遗民，很多人都会将它与传统士大夫对君王忠诚和反对新政权联系到一起，现在学术界一直研究的宋明清遗民就是这一类。

西晋统一之后，君臣大部分就沉迷安乐，不久“八王之乱”，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然而“中原遗民”在北方胡族统治区域依然表现出了对晋室君王的忠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由服饰\饮食看北朝“胡化”问题作者：陈竹来源：《魅力中国》2010年第23期摘要：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汉化”、“胡化”的融合过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融合最为激烈和突出的时代，融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化”固然是发展的主流，但胡族对汉族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服饰、饮食上，汉族就有明显“胡化”趋势。

关键词：北朝；胡化；融合；服饰；饮食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14-“胡化”问题，在众多历史朝代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北朝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汉文化这一主流文化所起的同化作用，但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已入主中原，杂居于汉人之间，在空前的民族融合下，他们的文化习俗与汉族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相互渗透，这使得来自非汉族文化的巨大反馈作用，即所谓的“胡化”现象日益显现。

它体现在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以服饰、饮食最为引人注目。

先从时人的衣着装束说起。

服饰，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就象当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不论其汉化的多么严重，即使移居之后一些生活习俗、礼仪风俗都被其遗忘，但大多都保留有其鲜明民族特色的服饰。

魏晋以前，人们或著上襦下裳，或著袍、衫等长衣服，著裤也仅为腿部保暖之用。

北朝时可以说是因“胡化”影响，衣着向上衣下裤发展的转折期。

北魏时，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十年（486）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飧万国”，甚至也曾明令禁穿胡服，用强制的手段要求人们改着汉人服饰。

当然其目的很明显是想加速民族融合，巩固其统治基础，弥合“夷夏之别”。

但事实的发展是否符合他的预想呢？屡禁不止暂且不说，直到东魏时期，史载这样一段对话：侯景曾问：“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议，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