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与-人的文学-探析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之简要梳理杨帆 山东师范大学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想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切价值观念的建立都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人的文学”赋予了五四文学以新的内质，实现了文学在理论上的新突破，密切了文学与民众，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关键词：五四文学；思想解放；人的文学作者简介：杨帆（1992-），女，汉族，河北怀安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近现代欧洲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5-060-01一、人的文学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众多变革之中，文学观念的转变是最引人瞩目的，即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文学改良运动，例如作为变法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曾在其诗作《杂感》中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可以说，维新派推动了文学改良运动对人的初步解放，开始消除了封建文化对人的禁锢和奴役，也使得“人学”的观念开始建立并逐渐深入人心。

就此，中国文学在“人的文学”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使得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迪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

人的文学的观念是其在文学方面的核心表现，在“科学”、“民主”的大旗下，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否定传统的坚定态度，向禁锢思想、奴役人性的封建主义思想发起宣战。

李大钊曾指斥中国的旧人“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先贤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集到“人”上，向西方借鉴，以人为中心，尊重个体思想和性格的自由，坚持文学反映现实的创作原则，关心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命运，以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为视角，反映人在文学上的存在。

二、周作人“人的文学”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涌起，人们慢慢地认识到中国封建旧文学中的“非人性”本质，认识到中国仍处于一个“人”的资格严重缺席的时代。

第一章“五四”时期的文学（1917--1927）教学目的：使学生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了解其具体的过程，获得关于现代文学发生的较为丰富全面的背景知识。

教学重点：现代文学发生的三阶段：产生、建设、收获第一节古代文学的终结与现代文学的诞生1.社会背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2.思想背景：“立国”与“立人”3.文学背景：晚清“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与世界先进文学的差距1.产生期：（1）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载于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中提出了著名的“八事”：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

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

不嫌以白话作诗词/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2）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3）钱玄同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4）刘半农提出文章要分段，要打标点符号2.建设期：胡适对文学形式的探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周作人对思想革命的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李大钊对文学内容的要求——“宏深的思想，深刻的学理”3.收获期：（1）白话文取得了正宗地位——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2）早期白话文的创作实践——诗歌：1918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了包括胡适等人在内的白话诗八首，这意味着新诗的真正产生。

胡适的“放脚体”新诗的“尝试”——平易通俗又有古诗词的韵味，有反封建的内容又不乏自己的情绪——1920年出版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崛起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觉醒，同时也崛起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本文将从五四运动的背景、知识分子的觉醒以及他们的崛起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

1. 五四运动的背景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家危机和民族危机之中。

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会将青岛等原德国在华租界交由日本管理，这引发了中国学生愤慨和抗议。

同时，近代以来的多次失败和王朝的瓦解也使得中国社会充满了不安与困惑。

这些因素都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土壤。

2. 知识分子的觉醒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一次觉醒。

在这次运动中，大量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他们通过展开一系列抗议活动和思想交流，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国家命运的关切和愿望。

一方面，他们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殖民地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各种革新的主张。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问题的本质，并认识到革命变革的必要性。

他们对放弃旧有的体制和思维方式充满了信心，并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的事业中。

五四运动成为了一个催生新思潮、培养新力量、改造传统社会的重要契机。

3. 知识分子的崛起五四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首先，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其次，他们提出的种种理念和主张广泛传播，并得到了大部分人民的支持。

在政治上，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等政治组织的创建，成为了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

他们带领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和社会改革，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上，知识分子则以新思潮、新文学为主导，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总的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与崛起的重要标志。

在这次运动中，知识分子丢掉了封建思想的枷锁，开始站在民族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为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奋斗。

2017年第5期(总第42期）略糸滇师范太<f社会科考嗲根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 5, 2017Total No. 42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人”的所指的变化侯令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有了崭新的历史与逻辑基点，历史的基点是“人的发现”，逻辑的基点是 “人的意识”，这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1]。

我们可以看出“人”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十年中，“人”的所指各有不同，文章从理论和作家作品等方面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思 潮中“人”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思潮；“人”[中图分类号]E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 - 0292 (2017 )05 - 0113 - 03中国传统文学中强调的是“文以载道”，作文的主 要目的是“载道”，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封建统治者推行 教化的工具，内容主要是歌颂圣德、推行统治者政策、传达统治者思想等，其意图是通过文学的手段使百姓甘 愿诚服于封建统治者。

而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阶段的最 根本的区别特征就是对“人”的关注，强调对“人”的 发现，认为文学应该是“写人”的，而颠覆了传统文学 的“载道”思想。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文学中“人”的所指也不 断地变化，本文将针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人”的 定义的发展做简要的分析。

_、五四文学时期：“个人"五四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启蒙文学思潮”“现 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五四文学时 期的三大思想潮流，而“人的文学”既是五四文学的核 心观念，也是其文学思潮的共通点。

1918年12月，周 作人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文 学》，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 句，是‘人的文学”’[2]。

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觉醒”作者：谢毓洁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09期摘要：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由外而内的现代化进程也在艰难行进。

自1895年肇始，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人性的思考，人性解放的大幕缓缓拉开，“人的觉醒”一步步深入。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人性解放的高潮来临。

当然，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的局限也很明显。

戊戌变法只看到了“民权”，尚未重视“人权”。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在于没有继续探讨人权、理性、制度保障等深刻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人的觉醒；个人主义晚清以来，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导致了中国文明深刻的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科技层面逐步向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深化。

1895年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一个新境界：青年士子们作为一批具备近代知识和观念的文化主体，展开了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口号，要求将“民”从传统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人格的新国民。

这种解放人性、造就新民的努力，实质即“人的觉醒”。

于是，人性解放的大幕自戊戌变法时期缓缓拉开。

而人性解放，或者说“人的觉醒”的高潮则在五四时期。

五四知识分子高扬个体价值的个人主义，尤其是陈独秀以个人主义代替家庭主义的启蒙命题，揭示了中西文化比较和中国伦理变革的核心主题。

在陈独秀看来，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厚重的基石，个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是西方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和法律保障的目标。

而东方的家庭制度损害了个人的尊严，扼杀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助长了个人的依赖性，剥夺了人们享有的平等权利。

可以说，五四时代个人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表征着中国“人的觉醒”已跃入新的时代高度。

本文拟就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的阶段、意义和局限做一些探讨。

一、“人的觉醒”的阶段从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戊戌变法时期。

五四人的文学思潮“五四”“人的文学”观的主体意蕴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写“真人”。

作家主体性的自觉以及作品中人物主体地位的确立,都使得“五四”文学能够突破封建思想的禁锢真实地描写社会人生,自主地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性的“真人”。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 ,认为新文学家的使命就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严肃认真地对待“人生诸问题” ,真实地描写底层人们“非人的生活”。

鲁迅坚持要凋破“瞒和骗”的文艺,他的作品处处表现出最为真诚和严肃的写“真人”的创作倾向。

文学研究会则忠实地描绘社会真相和人生百态,热切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命运。

二是写“真性灵”。

获得思想解放的“五四”作家,自由地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内在真实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追求,这种“真性灵”的存在不仅体现在作品中人物生命现象的真实、鲜明和生动,更体现在作家主体对生命现象及其意蕴自主性地把握和审美创造。

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将深挚的主观感悟与严肃的理性批判相融合,描绘了意蕴深邃的人生现象和具有鲜明灵性的人物,作品中显现着作家主体丰富而真切的心灵跃动、精神张扬以及审美价值的取向。

“五四”文坛最为真切而充分地写“真性灵”的是创造社作家,他们宣称要本着“内心的要求” ,凭借“直觉”与“灵感” ,尽兴抒发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畅快淋漓地表达内心的矛盾,充分展示对艺术美的追求,他们是以自觉意识的情感倾诉,率真而深切地暴露着主体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特性三是充分发挥主体创造性的文体大解放。

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是“五四”的时代精神,在文学方面,便有了主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以及各种文体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五四”文学实现了语体化或散文化,这是迈向文体大解放的关键一步。

“五四”文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大视野,全面拓展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表现领域,一切旧有的模式、框框、格局统统被排除,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艺术追求,风格独特的作家和作品相继出现,新思潮、新流派、新的文体样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竟相破土生长。

从《人的文学》看“五四”启蒙与西方启蒙运动之关系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作家，也是对思想启蒙最为执著的思想家之一。

周作人的启蒙思想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精神为核心，以解构传统的家国意识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光环，确立个人主义的国家观，坚持爱国应从兴民权起，伦理革命与政治革命同等重要，紧紧咬住思想革命不放松为特色。

在他的《人的文学》中，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灵肉一致的。

个人是人类中的一员，二者具有统一性。

他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

文学应该表现这种人性，成为“人的文学”。

最终使“五四”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接轨。

标签：周作人;人的文学;启蒙一、启蒙土壤中生长的萌芽——《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发表在1918年1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它决不是周作人个人思想一时的突发之作，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是“ 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期以后理论建设上的重要发展。

周作人认为，文学革命应该把思想革命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这种认识成为他的“人的文学””主张的根本出发点。

周作人认识到要进行文学革命，必须进行思想革命，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

因为既然是“人的文学”，那么人的思想和借以表现人的思想的文学就分离不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也就当然分离不开。

思想革命是文学革命的精神，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

”如果说胡适和陈独秀的功绩在于首先举起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大旗，那么，周作人则在大旗上写上了“ 人的生活” “ 人的文学”，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开拓了文学革命的灿烂前景。

二、启蒙运动和其对“人”的发现的重要性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

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

它不仅仅是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更是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人之父”的觉醒与“人之子”的发现——论“五四”时期父子伦理观念的新变王一竹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其范围波及到了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文化、道德与伦理等众多领域。

父子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五四”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人之父”的觉醒，“人之子”的发现以及现代启蒙观念的树立。

这种新变象征着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结构走向崩溃，具有现代性的新亲子关系与家庭伦理逐渐形成。

关键词：人之父；人之子；“五四”启蒙；现代性[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47-01引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它的发生与之后的裂变左右了之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思想走向，至今也依然是影响当下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维传统。

辛亥革命之后，封建皇权的崩溃标志着中国从政治上走进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在思想上却未能有多少真实的进步，旧的封建道德伦理与“尊孔读经”的思想体系虽然早已腐朽不堪，但仍然根深蒂固。

要启蒙国民、改变思想界的面貌，则亟须一次“多数国民之运动”[1]来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的儒家传统纲常伦理彻底决裂。

父子间的伦理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自然是最先需要进行变革的地方。

一、“人之父”的觉醒：父辈责任的确认父亲是父与子关系的起始点，也往往在父子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父亲一般都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是家中的最高权威，掌控着家中的一切，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

如《五猖会》中的父亲、《斯人独憔悴》中的父亲化卿、《家》中的高老太爷、《雷雨》中的周朴园等。

在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子女面对父亲的权威只能选择无条件的臣服，或者脱离整个家族体系，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挤压和破坏了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要改变这种状况，“人之父”的意识觉醒是先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