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书笔记一、反动与先驱明末学术主潮：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宋元明道学产生的原因：一是六朝隋唐文化，灿烂活泼。

晚唐五代纷乱，人心厌倦，回归严肃朴素。

二是儒佛接触，禅宗与道学接近。

道家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

补充《大学》《中庸》《易经》对抗佛学。

王阳明后，反对派约三，其一张居正等事功派，其二王世贞等文学派，其三依附魏忠贤等势利派。

事功派、文学派与道学派由相轻到相攻。

道学派之东林、复社形成政党。

明亡以后，学者批评道学先生。

如李刚主、朱舜水、顾亭林、王船山、费燕峰。

王学的反动：一是自身的反动，如刘宗周，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减少谈玄，是旧时代的结局。

二是自然界探索的反动。

徐霞客、宋应星。

但不代表整个时代。

三是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

为第二次中外智识相接触，晋唐间佛学输入为第一次。

四是藏书刻书风气渐盛。

如焦竑、范钦、毛晋等。

五是晚明净土宗三大师。

一反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佛学途径。

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时代思潮：文化昂进。

继续的群众运动。

明朝灭亡：学者痛定思痛，为政治而做学问，政治绝望，乃做纯粹学者。

清朝统治政策：顺治元年至十年利用；顺治十一二年只康熙十年高压，操纵贰臣，江南奏销案、文字狱等；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

举荐山林隐逸、举荐博学鸿儒、开明史馆。

清代学术变迁：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对王学实行革命。

经世致用。

代表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康熙二十年之后，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生长新朝，经世之学涉及时政，为文字狱禁锢。

趋于健实有条理，约有四支：阎若璩等之经学、梅文鼎等之历算学、陆世仪等之程朱学（介乎王、汉之间）、颜元等之实践学。

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科学发展戛然中止：科举制度、耶稣会内部分裂，早期教士抓住国人心里，教皇令禁拜祖宗，朝野震怒、耶稣会徒党胤礽，被雍正驱赶。

076《名家名作》·研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明末以来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为后人从宏观视角把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树立了典范。

探讨此书中的学术史观念和编写方法，有助于认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传统学术。

一、时代下的个体写作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承担着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任务。

社会的新陈代谢，要求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使其成为文化新陈代谢的养料，以实现整个文化传统的延续。

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 957之意即如此。

不同于以往由内生本土化力量实现社会转型，此次转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

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使当时的学者在评估传统的同时引入了某些西方的价值和标准，却又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

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既要评估传统文化，又要将西方思想本土化，不然其理论思想势不可久。

梁启超“力主‘理学反动’说而以欧洲‘文艺复兴’比附清学，将‘以复古求解放’视为清学的特质”，“视顾炎武为从事‘黎明运动第一人’，视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学人为‘启蒙期’代表人物”［2］，皆是出于这一目的。

五四以来，种种西方学说的传入与消寂，也无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就个体而言，梁启超社会身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特征。

少年科举登第，穷探帖括之学；继而师从康有为，意欲效法泰西变法以图强；后知改革之路不可行，又投身民主共和之事。

其身份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到改革者再到民主革命者的转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

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化，而梁启超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时代命运的缩影。

梁氏身份定位的转变更深层次地表现出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中西交融是其内在动力。

“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基本上完全根植于儒学传统，从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出发，回应着西方的冲击。

”［3］梁氏倡导中西结合，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散章静嘉张读书笔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

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

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

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

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

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

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

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

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此文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导读。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

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

2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

3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

4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

5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 。

6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7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

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中国人民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段不可缺少的历史。

这段历史，既有活跃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有挫折和失败的迹象。

本文就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为标题，简要阐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近三百年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史经历了从“中国学”到“新学”的转变，也面临了从外的考验。

从八世纪到清朝，中国各朝代的思想，科技，文化等都确立了多种元素，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文学和学术传统。

从明朝开始，受到欧洲技术、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学术流派。

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及其相应的思想形式，得到了大量的讨论和探讨，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流派不断繁荣。

这些发展都是以清朝文人雅士、书法家、诗人、学者和音乐家为中心。

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文艺创作，使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

其中，包括了清朝李渔、蔡邕、黄景仁等人的诗文，题材丰富多彩，风格多样，表达了不同的精神情感和思想意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此外，清代杨万里、窦晨光等学者们的经学著作，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学术文化。

至于新式学者和新学派，尤其是19世纪出现的洋务派，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西方科技和文化，并以此作为借鉴，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使中国从封闭的传统中出现了开放的观念。

他们的研究和实践，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的中古文学史，也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一部分，此时正以更快的步伐发展着。

一方面，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鲁迅、陈独秀等，建立了以新文学为代表，以语言、思想、文体、情感和艺术形式为主题的文学流派，使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改革家，也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探索新的学术思想，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把中国告诉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代表作
钱穆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留下来的英雄人物，他的代表作“清史稿”更是深受学术界人士和一般民众的赞赏与喜爱。

“清史稿”就如其名，记载了从明末到清末的中国历史，共有五卷书，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等等。

这部书与后世的相关研究书籍相比，叙事风格更加细腻，通俗易懂，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和历史价值。

钱穆把历史叙述和事实分析结合起来，给人以历史全貌、客观真实的洞见，深深激发了读者的学识胆略，令他们在思索历史的过程中，从容地面对新世界，欣赏新时代。

钱穆以其“清史稿”被学者们誉为博大精深的旧史书，因此传至今也是学术界人士，以及文化界的必读之作，而可以说没有一部作品比“清史稿”的影响力更大了。

但不仅如此，钱穆还是一位崇尚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他反复强调，只有将知识用于实践，将经验归结于知识，才能有效地传播学术思想，促进社会发展。

钱穆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杰出人物，他完整地记述了中国古未见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著作，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还是一位崇尚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他提醒我们，知识真正发挥作用时，就是融入到做实际行动中去，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壮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赏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全书分为十六个章节，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分缕析。

全书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提出并贯彻了“学术史”的四条规范，即：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这是继其以前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后，又提出的学术史的撰写原则。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生前未刊，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曾连载发表于1924年的《东方杂志》。

主要版本有1929年的上海民智书局本，1932年的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本，1936年的中华书局单行本。

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维铮校注本，以《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和注释，与《清代学术概论》合编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各家学术的主旨以及清代学术的成绩。

首先第一部分，大致为书本内容的一至四章节，梁任公叙述了清代的学术源流及所受政治影响。

梁任公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想源头是汉学，和宋明的学术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理学的延续，而是反动。

在清初，中国的学术思想选择了一个与宋明完全相反的道路，发展成为经学考据学。

梁任公列举了明末清初反理学的五个方面：一是王学自身，刘宗周一派的“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反王学中的玄学；二是自然界，徐霞客、宋应星等对自然界的探索，表现出学者厌空喜踏实的精神；三是明末欧洲文化的传入，经世致用之学盛行；四是藏书刻书风气盛行，也是当时讲学的反动；最后一点是不仅在儒学，佛学方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郭璐霞来源：《卷宗》2019年第06期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晚年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十分重视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他从清学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角度全面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正是他与钱穆同名作的最大差异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学者们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方面，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成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清代学术下启近代学术，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遭受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日渐衰落。

由此，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引发了一批学者研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

其中，梁启超是研究清代学术最有影响、成就最多的学者之一。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的著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此书并不完整，并且只有第八章论及清代。

第二个是《清代学术概论》，此书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研究的精要概括，作为一步纲要式的著作，侧重于“论”。

而第三个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做了比较完善的研究和总结。

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加侧重于“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充实，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此外，与钱穆的同名作著述宗旨也不相同。

1 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十分注重整个社会政治背景对学术走向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第一到第四章，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为题，主要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政治对其的影响，从政治角度指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曲折的原因。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0901081017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

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2，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考述作者：梁旭雯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5年第9期梁旭雯（郑州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08）关键词：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崔述摘要：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

该书在体例上，沿袭了传统学案的形式；在学术宗旨上，倡导了宋代理学。

该书遗漏了清代辨伪大家崔述，这里面既有钱穆的主观原因，也有崔述其人的客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9-0138-03收稿日期：2015-08-17作者简介：梁旭雯（1988—），郑州图书馆助理馆员。

清代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它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近代社会的开始。

毋庸置疑，清代学术思想也处于关键位置，是近现代学术建立的基础。

因此，如何评价清代三百年学术史，关系重大。

钱穆因不满梁启超以“清代汉学为宋学之反动为基础来疏理学术史”这一观点，写了一本与梁启超同名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

钱氏《学术史》以清学导源于宋学，肯定和弘扬宋学精神为宗旨，以人为中心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评价，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很强的论证过程。

笔者就此书的体例渊源、学术宗旨进行分析总结，同时也就钱氏不列崔述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1《学术史》的体例渊源《学术史》全书共十四章，以人为中心，每一章都以人名之，并附与之相关的思想人物。

如《黄梨洲》一章，附讲陈乾初、潘用徽、吕晚村；讲康长素附论宋子襄、廖季平、谭复生。

每一章都是先记生平传略，再论及学术要旨、师友渊源等。

钱穆从宋学角度谈清学史，关注的是宋学在清代的传承嬗变，与朱熹《伊洛渊源记》、黄宗羲《明儒学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等著作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因此，我们说钱书吸收了学案体的写法，把它叫作“清儒学案”也不为过。

同时，钱穆把《学术史》以学案体的形式来写，与梁启超也有脱不开的关系。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自序民国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国立北京大学，为诸生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撮记要指备诵览。

迄今五载，粗成首尾。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

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

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

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干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抑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

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

」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

梨洲晚节多可讥。

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

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

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乃为游幕。

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

继之以潜邱、西河，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

复继之以穆堂、谢山，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

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剳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

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

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干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

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

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

」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

171SONG OF YELLOW RIVER 2023/ 20可获得准确结果。

他视司马迁、班固之后的京房、郑玄等关于铸钟和算术的研究为欺骗之学，不值得一提。

史料显示，梁启超因此认为毛奇龄人格有缺陷，对全祖望的评判表示赞同。

“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

”虽然毛奇龄的人格不足以让人信服，但他却荒诞、支离、破碎。

旧的音乐理论有着扫荡、肃清的功绩，固然不可泯灭了他做出的贡献。

毛奇龄《竟山乐录》这样写道，“先臣尝曰，乐未尝亡也。

乐者，人声也，天下几有人声而亡之之理？……人各为说，而乐遂以亡。

”⑧“乐者人声也”，毛奇龄用此观点反驳“乐亡”的错误看法。

他坚信，音乐是由人声产生，只要人还能发声，音乐就永存。

他指出，研究音乐应以声音为核心。

当众人纠结于音乐的消亡时，毛奇龄直白地批驳这观念，问道：难道有人声存且音乐消亡之说吗？他追溯“乐己亡”的观点至汉朝，批评后世对音乐的复杂论述，认为多数偏离音乐本质，充斥错误。

因此，梁启超称赞毛奇龄在纠正音乐误区中的巨大贡献。

“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

”毛奇龄极力排斥以前的人用五行来解释音乐的理论。

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写道“推原元本……，名之所创。

”将乐律之数强行与阴阳五行、周天行数等相关联。

分配五行与之对应，……造就了一种音乐的缥缈玄妙。

⑨毛奇龄反驳那些将音乐与阴阳五行结合的观点，认为他们对音乐基础概念如“宫”与“商”都不清楚。

实际上，音乐与阴阳五行的关联并不深刻。

这种误导是音乐风气混乱的主因。

梁启超赞同毛奇龄的反驳，并高度评价其对音乐的贡献。

（二）对江永的评价书中乐论部分写到“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

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

”⑩“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

”江永善于计算所以他以算数来解释乐律。

对于这个评价，在江永的《律吕阐微》中确有体现，原文写到，“法曰：求得袭宾倍律之率……即夹钟正律之率。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引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学术也开始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一变革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介绍从清朝晚期到现代中国三百年的学术史。

通过对中国学术从近代以来的变迁，揭示其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第一章清朝晚期学术清朝晚期学术是中国学术进入现代化之前最后的一个阶段。

在积累了几千年的学术遗产之后，清朝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清朝晚期学术思想主要包括“科举”、“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

科举考试是清朝晚期学术的核心，也是政治和社会体制中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考生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和最高级别的文官地位，成为官方的官员。

从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系统来看，这个考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整个清朝晚期，科举考试成为固定不变的制度，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晚期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随着儒家思想的完全发展和改进，清朝晚期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高峰。

儒家哲学思想，尤其是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和谐和安定的最重要因素是道德和知识，而不是个人的力量。

这一思想意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

除此之外，道教思想也在清朝晚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与儒家思想不同，道教思想在伦理、心理等方面有完整的章节和体系。

在道教信仰中，人们寻求的是自我实现、精神升华、修道成仙等。

道教思想也可以帮助个人找到更高的生命价值。

第二章近代中国学术19世纪下半叶，近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和变化，这种变化和变革也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和思想。

近代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面貌。

近代文化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朝臣文化，提倡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思想。

基于近代文化运动，一批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胡适、严复等开始崭露头角，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