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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作者：郝如璟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8年第05期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作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讲述了女主人公一英国中产阶级出身的贵族少女露西在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勇于打破男权社会束缚追求自由与真爱的故事。
通过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她的女性意识在一步步地觉醒。
英国作家福斯特是20世纪英国文坛上的一位名家，他充满诗意和内涵深刻的语言，文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让他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被奉为经典。
他在1908年创作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被认为是他作品中最为欢快和充满生命力的一部。
这部小说描述了英国中产阶级出身的贵族小姐露西从处处受到男权社会束缚到女性意识觉醒的历程，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对女性意识的呼唤和对传统男权社会的挑战。
本文将从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变化角度出发，分析本部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看》中英国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束缚正是由于当时男权社会文化氛围及思想禁锢过于强大，才导致包括女主人公露西在内的一众女性角色丧失了女性的自我意识。
以至于发展道这种禁锢不仅仅来自于男性的“强制”，女性自动就将自己束缚在其中的地步。
这种现象往往是在社会等级越高时，便越加严重和苛刻。
比如小说中一开始与女主人公一同旅行的表姐巴特利特小姐就认为，乔治父子贸然搭话并提出交换房间的行为是及其缺乏教养的行为。
“巴特利特小姐吃了一惊。
通常在一家供应膳宿的公寓里，人们对她们先要观察一、二天，然后开口攀谈，而且往往要等到她们走了才会发觉她们是‘合适的’对象。
她还没朝这插话的人看一眼，就知道此人缺乏教养。
”[]本来乔治父子只是好意将能看到风景的房间让给她们，结果被巴特利特认为了是没教养。
而且巴特利特“还没朝这插话的人看一眼”，说明她已然将这种认识刻入了潜意识中。
这充分体现出了当时英国男权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已将女性牢牢地圈在了一个圈里，并且她们还毫不自知此种地步，是对女性意识残忍的无视和压制。
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及其影响作者：韩玉羚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20期摘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我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此涌现出了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促进了多元文化间的交融与互鉴，利于开放思想和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素质;另一方面，这也不断推动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妇女的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加深了对女性教育的重视。
因此在整体把握女性社会现状的前提下，深入探究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影响及其启示尤为重要。
关键词女性自主意识教育作者简介：韩玉羚，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3.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7.18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开篇“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中强调，“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 ，要继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
我国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保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
当今我国思想政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不断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开放。
一、女性的社会现状人类社会的早期是母系社会，女性是社会的中心力量，但由于男性与生俱来的力量与权威，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发展为父权制社会，这样的结局动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价值理念的融合，社会大众的思想更加开放，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女性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对我国的女性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今我国女性的发展现状可以从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探究。
2008.01(上旬刊)文化研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思—透析安娜悲剧及对现代女性启示——□郭和英(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116622)摘要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本文从女性意识角度深度透析安娜婚姻爱情的悲剧意蕴,使婚姻中困惑的现代女性得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女性意识安娜觉醒启示中图分类号:I14文献标识码:A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问世于1877年。
俄国正出于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道德观念急剧变化、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成为了青年人向往的新风尚。
作品中的主人公安娜为争取个性解放、爱情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她的思想正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潮流,反映着社会所赋予她的新思想、新意识。
托尔斯泰超越了传统文化对两性特征的僵化表述,叙述了女性的压抑、呐喊和追求,以现实主义的敏锐眼光,写出了被男性社会传统所埋没的女性的声音,写出了从“第二性”的屈辱地位中挣扎而出的脆弱的女性意识,以及这种女性意识的最终毁灭。
它是一部多方位展示女性生活、思考女性身份、生命价值及男女之间关系问题的家庭伦理小说。
一、女性意识与女性角色的断裂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女性意识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
女性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
在男权制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事是只有男人才能做的,而女人,被禁锢在家庭中,除了做一个“贤妻良母”,她无处施展自己的才能。
我们把女性的这种定位称之为“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先于女性意识存在,在女性未建立起女性意识之前,就习惯性地以社会赋予她的女性社会角色出现了。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起因与特征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中国妇女几千年来遭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迫害和摧残。
妇女斗争仅局限于分散且力量薄弱的范围内，始终无法摆脱失败、悲惨的命运。
但是，五四时期特别是爆发于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妇女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
五四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民主进步潮流的发展。
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无产阶级开始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一、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概况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于 19 世纪末的戊戌维新时期，先后在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三次高潮。
戊戌变法中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妇女解放事业作为维新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以不缠足运动和兴办女学运动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切入点，谋求妇女形体和精神上的解放，以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但戊戌维新毕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本身具有阶级局限性，它只把妇女解放运动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不可能获得成功。
戊戌政变后，妇女解放进程受到阻碍，直到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系统地传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才有了新的起色。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妇女理论大量传人中国，国内理论界也出版了《女界钟》等资产阶级解放理论专着。
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推动下，这一时期妇女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部分妇女表现出较大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辛亥革命后，知识女性掀起了参政的热潮，但是这种要求却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
五四运动时期是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这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意识到离开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妇女问题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人们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这与戊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主要关注妇女应尽的义务和应享有的权利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学作品中⼥性意识的觉醒2019-06-22《语⽂建设杂志》2014年第⼆⼗⼆期⼀、中国⽂学作品中⼥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传统的⽂学叙事中，男性⽂化⼀直居主导地位，是主流、是中⼼，⽽⼥性⽂化则是附属品，是边缘、是背景。
王安忆曾将这两种不同⽂化称之为“⼤世界”和“⼩世界”。
但随着中国⽂学的发展、⼥性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两者的位置也在随之发⽣变化。
从中国⽂学中⼥性意识觉醒的轨迹不难发现，在诸多作家笔下，“⼤世界”正在慢慢地退到背景之中去，⽽“⼩世界”却在不断地寻找⾃⼰的⽣存空间，不断地凸显出⾃⼰的风采。
故，在这种动态的变化之中，⼥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与清晰。
以严歌苓的⼩说《少⼥⼩渔》为例：24岁的林⼩渔和男友江伟两年前来到了美国。
⾃到美国之后，江伟便开始⽩天攻读硕⼠学位，晚上去⽔产市场打⼯挣钱，⽽林⼩渔则在⼀家缝纫机车间做苦⼯，两⼈过着⼗分拮据的⽣活。
更让⼈烦恼的是，林⼩渔还没有取得美国绿卡，所以只能提⼼吊胆地过⽇⼦，⽣怕移民局官员查到⽽遣送回国。
⽽为了使⼩渔获得绿卡，其男友江伟便出了⼀个主意，让⼩渔跟年过花甲的马⾥奥结婚。
马⾥奥是⼀个意⼤利移民，他在美国漂泊了多年，整⽇以赌钱来消磨⾃⼰的时光。
马⾥奥提出只要江伟负责帮他偿还九千美元的赌债，他便愿意和⼩渔结婚，帮⼩渔取得美国绿卡。
最终，江伟出于⽆奈答应了马⾥奥的要求。
当⼩渔从婚姻登记所出来之后便按原计划搬进了马⾥奥的住所。
⼩渔⼀⾛进马⾥奥的居所便发现⾥⾯凌乱不堪，内⼼也⼗分忐忑。
尤其是，不久马⾥奥的妻⼦演出回来之后对其产⽣了种种误会更让⼩渔不堪其忧。
但随着⼩渔和马⾥奥相处时间的增多，⼩渔逐渐改变了原先对马⾥奥的看法。
尤其是当移民局官员突击检查时，马⾥奥沉着应对，帮⼩渔化解了危机，⼩渔更是深刻体会到了马⾥奥的善良。
在接下来的⽇⼦⾥，⼩渔越来越体会到了马⾥奥⽗亲般的关爱，倒是这时⾃⼰的男友江伟对⾃⼰百般猜疑和误会。
后来，⼩渔在马⾥奥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绿卡，⽽在⼩渔拿到绿卡的当天，江伟便急不可耐地催促⼩渔搬回⾃⼰的居所。
《荷花淀》：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生命昂扬的赞歌作者：任鹏来源：《文存阅刊》2020年第23期摘要：《荷花淀》是孙犁的代表作。
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而又非战争化表现，它掩盖和消除了战争的特性，在这篇小说中，战争只使用以体现时代的大背景，作者有意淡化传统小说感人的故事，生动的情节，转而着力表现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生命蓬勃昂扬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主体意识;女性;《荷花淀》一、礼赞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的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
《荷花淀》的女人们，未必经历过“五四”那种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但她们却人格健全，精神饱满，生命力蓬勃昂扬，是一种近乎天然的本能。
在孙犁的笔下，水生嫂们既具有传统劳动妇女的勤劳贤惠，又不乏健全的人格，天然质朴的性情，毫不遮掩地袒露那种明净，纯真的自然形态。
在丈夫面前，看不到男性强权威压下的猥琐卑下，体现的是不加宣示的男女平等。
下面选取几个场景略加分析。
（一）夫妻话别一节水生女人等丈夫回来，丈夫很晚才回来了。
小说写道：“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女人举止，既有传统女性贤惠的一面，又异于传统女性，主动大方，“抬头”而非“低头”或“红着脸”，显见女人在丈夫面前，心里毫无卑怯之感，举止没有失措之态，落落大方，自然得体。
接下来，夫妻对话在一种平等，和谐的家庭气氛里进行。
当女人的问话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小说写道：“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
她问：‘他们几个呢？’”仍没得到明确的答案，女人紧接着追问：“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从丈夫表情的观察到不停的追问，表现出女人的细心和对丈夫的关心，采取的是主动攻势，“步步紧逼”虽然询问的是“他们几个”，但何尝不是迂回战术，“他们几个”行踪明确了，作为游击组长的水生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论《简·爱》中的女性解放意识作者：李芬芬刘文元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08期摘要：《简·爱》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解放意识，揭示了女性所受压迫之根源及其现实原因、女性解放的方式，等等；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此意识，简爱地位的确立以罗彻斯特的被残疾为前提、简爱在精神和物质上不能独立、对人物阶级属性和亲属关系的回避，等等。
之所以如此，源自作者的视野、身处环境和世界观的影响。
关键词：简爱女性解放意识小视野学界从女权主义角度入手对《简·爱》的分析不少，但很少谈及作者在女性解放意识方面的局限性，若从此方面谈，或许对简爱的认识会更全面。
一、女性解放意识的体现《简·爱》是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孤儿简爱自爱、自强直至长大觅得真爱的过程。
从女权主义角度看，简爱那句名言——“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可作为女权主义的宣言；此外，简爱表现出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爱情上的两性平等、通过自我奋斗来争取独立自主和维护人格尊严等，均可视为女性解放的最强音。
除此以外，《简·爱》的女性解放意识还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夏洛蒂首先将矛头指向女性所受压迫之根源——家庭。
这是因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1]。
换言之，家庭是国家、社会的细胞，自然也是政权、族权、父权的渊薮，故小说开门见山地描述了简爱的非位置性自由。
作者首先揭示婚前简爱在家庭中的遭遇：简爱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舅母家并受着家长制的压制。
舅母是失母后的替代者，“坏母亲”形象的设立似乎暗示作者赞同此观点：“实际上，所有对妇女的虐待都来自同一性别的压迫者。
”[1]简爱在婚后过着“无母”（无公婆）的自主性生活，且与“母亲”及所代表的血缘关系割断了联系，为此说法提供了反证。
夏洛蒂将第二个矛头指向了夫权。
由于在简爱时代女性的社会权利较少，家庭便成为其主要活动场所，而婚姻还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2]，妻子成为家庭的女仆，于是夏洛蒂在摒除家长的压制后还需要消解夫权的压迫。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妇女解放路径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解放的宏大视野来审视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妇女解放分别从经济上参加工作经济独立，家务劳动社会化；政治上消灭私有制，参与政治建设；社会文化上强化妇女主体意识，优化妇女发展环境三条路径实现，最终在人类类本质领域、家庭领域、社会领域三个领域实现解放目标。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妇女解放的基本路径（1）经济路径：参加工作经济独立，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关于妇女解放的经济路径有两个：一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1]]”。
妇女重新回到社会生产中获得经济的独立，妇女能够从家庭中走出来而进入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私有制度使妻子依附于丈夫，妇女名为妻子，实际却是家庭中的仆人与奴隶，从事着无法计算价值、没有公共性质的家务劳动，只有当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依靠自己经济独立，消除对丈夫的依赖、获得解放才有可能。
二是“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2]]。
家务劳动因现代化大生产而社会化是趋势和必然，是社会变革的自然产物。
改变妇女劳动性质的重要方式是对家务劳动的性质进行改造，使私人的家务劳动成为公共行业，当然这只能依靠“现代化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
[[3]]”（2）政治路径：消灭私有制，参与政治建设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从现实情况出发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解放路径，即依靠无产阶级，将妇女解放寓于人类解放。
妇女受到压迫始于私有制，男女不平等开始漫长的合理化，妇女要从根本上摆脱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必须要根除其产生的根源——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解放的预言并非只是空想，而是引导妇女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之前在现实中缓解困境。
马恩对妇女的关注与关切可以从著作中看到，可以从往来书信中看到，可以从恩格斯为妇女投票中看到，可以从马克思对妇女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关心可以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投身到妇女工会的建立可以知道。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女性主体意识发展进程解析社会性别文化，是制约男女两性平等化进程的动力系统。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主体意识是能动性、自主性的基础，也是创造性的来源，只有确立了主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激发主体的内在潜能。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女性承担着繁衍人类、传承文明的历史重任，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社会地位，中国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话语之外。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女人永远在最底层。
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不少女性卑躬屈膝、妄自菲薄，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自我萎缩的性格，以致无法形成主体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
“惟女子和小人难养”，并非只是中国的“古训”。
翻开西方古典思想史，男性始终笼罩着理性的光环，而女性只不过是“感性的尤物”。
《圣经》里夏娃就是被欲望驱使偷吃禁果使人类背上“原罪”的象征。
而众多著名的男性思想大师们，在女性问题上也都存在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偏见，即便是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尼采和弗洛伊德，其观点也没有跳出积淀已久的成见，在女性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是卑微的，男性是让女性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处于从属的和客体的地位，唤醒妇女作为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历史上解放女性的运动，首先由女性作为主体拉开了序幕并掀起了波澜，西方女权主义首当其冲地扛起了解放运动的大旗。
纵观其发展史，西方女权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理论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以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第三阶段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力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
从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进程来看，女性每一次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与突破，都和人性解放的思潮联系在一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激荡，我国妇女开始追求自主和独立，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和觉醒，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物化的附属品，而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
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与觉醒，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社会女性发展的特征。
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的发现是伴随着封建王权秩序的松动逐渐冒出来，从而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一样，20世纪初的女性意识的萌芽也恰好发生在中国的男权统治被动摇和被置疑的特定的历史时期。
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真正觉醒于辛亥革命时期，其显著标志是以秋瑾、何香凝、张竹君、林守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先进知识女性群体，她们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价值、意义己有了相当的自觉意识。
她们己经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并且在社会实践上，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契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在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掀起了高潮，随着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多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了一个新知识女性群体，伴随西方女性解放思潮的大量涌入，女性主体意识开始在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增强，已接受现代教育的她们开始对女性的现实地位和文化处境进行审视，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明确认识到女性不应该是男权文化的附庸，而是有着自我意识和精神需求的独立个体。
五四启蒙思潮不仅为女性接受现代教育拓展视野开辟了道路，而且为她们自由地表达自我需求提供了历史机遇，至此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发展追随着西方女性解放出现了第一个高峰。
一、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突破点---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浪潮的逐步推动下，女性在政治、经济及家庭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在第二次浪潮期间，提出的“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更是成为女权运动得以立足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旨在消除社会性别压迫的社会运动，运动的宗旨是从社会的各个层面(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的、社会/文化的)改善女性的地位。
女权主义运动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
1791年9月，法国知识妇女奥林拍·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在献给法国王后的题名为《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的文件中，以著名的《人权宣言》为蓝本，系统阐述了妇女权益，共十七款，被称为《女权宣言》。
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辩护》一书，为争取妇女的教育权与社会地位平等呼吁，被称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
不过，当代的妇女运动主要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三次大的运动浪潮。
“第一次浪潮”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运动。
这一时期的妇女把“男女生来平等”当作自己的口号，从要求改善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位置和机会出发，逐渐过渡到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盛行起一种新的妇女观，认为贤妻良母是女性的理想追求，家庭是妇女最好的归宿，妇女是家庭中快乐的“天使”这种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占据上峰，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也就渐渐地消退。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创造的政治气候，又酝酿了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诞生。
“第二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它规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妇女协会，美国、加拿大也有许多妇女组织。
受大量的女性问题如性别歧视、就业机会的相对缺失、生育自由的约束、家庭暴力、性骚扰以及女性的无薪劳动等的驱动，第二次浪潮的基调就是要消除性别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
1949年，法国女作家西蒙那·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io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 波伏瓦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及文学等角度出发详细考察了女性心理的成长历程，认为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不是在于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指出了男性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self)，而将女性定义为他者(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
她犀利地指出，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男性把持的世界。
波伏瓦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提出质疑，阐明了妇女树立独立人格、改变“他者”地位、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波伏瓦的《第二性》极具煽动性，刺激了大量的关于“女性观”及“两性关系”的讨论，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而1963年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snine Mystique)一书，通过对弗洛伊德“生理即命运”观点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进一步思考，贝蒂·弗里丹认为在“女性的奥秘”的包围中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的责任是实现女人的本性，她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这种观点对女性身心的迫害，她认为“女性的奥秘”就是一条无形的精神锁链，她号召女性“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
《女性的奥秘》极大了唤醒了麻木和困惑中的美国妇女，贝蒂·弗里丹也由此被称为“美国妇女的马丁·路德·金”。
1966年成立的“全美妇女组织”(NOW)以妇女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和职责为宗旨，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在妇女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领导角色。
她们提出“个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不仅力图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认识妇女的处境，也看到妇女作为被压迫群体所伴随的心理压迫，并且懂得从社会中而不是男女两性生来的心理差异中寻求被压迫的根源。
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妇女运动不仅要求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参与，而且要求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和支配权，并将这种权利诉诸法律。
1973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堕胎是孕妇的私事，怀孕三个月内的妇女可以不受政府和医生的控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堕胎，同年春天，“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通过。
这两项成果代表着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
当代女性主义从男女同工同酬到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全方位努力，不仅导致妇女参与机会的增多、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直接触及了父权制文化的根本。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进程而在后现代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妇女运动。
在后现代思潮与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幅度更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福柯论权力》一书中就认为，女权运动应扩大社会性别的内涵，把社会性别与种族、国家、阶级等问题结合起来。
可见，“第一次浪潮”所追求的主要是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这时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女性在天性、生理、德性、知识能力方面与男性并无二致，因此没有理由不在社会中给她们以同男性一样的地位与权利。
“第二次浪潮”则对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试图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重构西方文化，因此，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改造传统的学术道路，消除在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等思想观念。
而在第三次浪潮中产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对女性、女性经验等等概念进行解构与颠覆，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在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父权制(patriarchy)文化始终是其面临的最大障碍。
父权制通常是指“父权的统治”，而父权制文化则是一种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性别化(gendering)的文化。
男性中心主义是父权制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指贬低女性经验与地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
它将男性当作模式，而把女性视为异端和社会规范的边缘。
男性是主要的，而女人是次要的，一切都以男人为中心，女人虽然对生育来说是必要的，但仅仅是延续人类的工具，在其他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文化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阳性中心主义都是一回事，意指将对于男性权威的关注、意义统一性以及确凿性的本源三者都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解释、有关这个世界的意义，最终都是男性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