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局限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研究
摘要：《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两部著名的经典长篇小说，并且都以描写女性的命运为重要内容。通过这两部小说，研究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发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代表的女性，在爱情和生活中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对自己的爱情执着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虽然，她们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探索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对《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进行比较分析。两部书中的女性都走了一条反抗旧的、腐朽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争取理想、爱情和个性解放的道路。她们大胆的追求爱情与人格的独立，反对封建势力下对女性的禁锢同样执着、热烈。文章从黛玉的恋爱与奴婢的反抗中,我们看到了与传统女性迥异的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凸显,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追求,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点,她们争求着平等,渴望着自由。而安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安娜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正是要求平等的一种追求。平等意识的觉醒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从精神层面上展开,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识到自己与男性一样应该而且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女性解放才有可能。
关键词：女性意识；平等；自由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中外两部伟大的著作，书中的女性为争取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的女性同样在爱情的呼唤下，经历自我意识的复苏、要求平等和抵抗社会禁锢的过程。她们强烈女性意识的追求，试从以下几方面探究。
“人”的意识的复苏
千百年来,在男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物的生产与精神不断发展的同时,女性在事人的家务劳动与角色定位中不断弱化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按照男性中心文化的女性观塑造自己,成为被物化的人,同时封闭的生活与愚化的教育更使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泯灭。但是,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级正慢慢地生发出现代的性爱意识,慢慢地体会着朦胧的个性觉醒,这一切都召唤着女性“人”的意识的复苏。林黛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女性形象。在这个“眼空蓄泪泪空垂”的女性柔弱的外表下,蕴藏着别样的刚强。她努力摆脱着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她认真听从自己情感与心灵的呼唤,她大胆地触犯礼教的清规戒律。从林黛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识的浮动。
黛玉用自己的生命和眼泪深爱宝玉,她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经历过青梅竹马的了解之后产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恋情。她一次次的试探宝玉，她所要的是宝玉眼中只有一个她。在当时社会宦官之家的贾府，宝玉就是有个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作为恋人的她——黛玉要求作为一个平等的人，与宝玉站在一起。虽然，黛玉对宝玉的痴情无以复加，但是并不使她丧失作为女性的独立
与尊严。女性不应当是男人的花瓶与玩偶，也不是花几千两银子买来供玩乐的物品。她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是一个在爱情路上与男人平起平坐的人。对于爱情从不是谁对谁的施舍和盲从。书中写到宝玉挨打后托丫鬟给黛玉送去半旧的手帕，黛玉眼中浸满了眼泪，连夜在手帕上题诗。这种默契与相知是有牢固的思想基础的。所以，宝玉常常赞扬林妹妹从不说那些混帐话。林黛玉在叛逆封建主义的生活道路上与宝玉相知相恋,然而,当时的社会人情是不可能允许自由选择的,因此,当她的人生旅途在偏离常轨之后,她被迫面对社会安排给女性的严峻现实,那就是不许恋爱,听从家长的命运的安排,屈辱地生活下去。黛玉不愿意这样活着,她只有泪枯而亡。眼泪流尽的黛玉,为自己理想殉葬了,然而,她的死却是一个反抗者的死,一个觉醒者的死!
如果说黛玉的恋爱和反抗是在从行动上有了自我意识诠释的话，那么她的诗歌《五美吟》就是在思想上为女性意识做了更好注解。《五美吟》吟咏了历史上5 个著名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西施、昭君、绿珠、虞姬、红拂。在宗法制度下,这 5 个女性都命运多舛,结局凄惨。她们的故事被文人墨客吟咏了无数遍。不同的是,在黛玉眼中,西施、昭君、绿珠都是被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彻底物化、工具化的人物。林黛玉认为,西施与昭君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不光彩的筹码,一个以身伺虎,实施美人计;一个和亲匈奴,背景离乡。绿珠更是一个女性主体精神彻底消弥的形象,她临危以死报石崇,明珠暗投。黛玉以女性视觉直面这些女性的惨淡人生,对这3 个人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尽管黛玉还不可能直接批判男权政治以女性为工具的肮脏,但结合她对西施命
运的惋叹,我们可知她对此是有所触及的。从她吟咏西施和昭君的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黛玉心中那正在成长的女性生命意识,她不象历代轻浮文人那样,从男性的角度,无视西施心中痛苦与挣扎,对西施充满艳羡,如王维曾不无羡慕地谈起她“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郑獬充满赞扬地说“若论破吴第一功,黄金只合铸西施”。她对这些最终不得善终的女性的同情,表现了她对女性生命本身的尊重与关怀。这种正在觉醒的人道情怀在中国的伦理生活中已经被埋葬了几千年。反观虞姬与红拂,林黛玉认为,她们是能够冲决环境,积极寻求自身的解放,从而走向自由之路的女性形象。这两人出身底层,但却看到了自我的人格与人生价值,并主动积极地进行人生道路的选择。她们不再是以色事人,不再是无条件地充当贤内助、锁在闺门之内,而是要与她们的爱人并驾齐驱,共举大业。因此,她们对传统文化是有所反驳的。诗以言志,言为心声,安知这不是黛玉的理想? 可笑苏轼对项羽“艰难独与虞姬共”的指斥,把虞姬视为祸水红颜,更可笑何溥“八千弟子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腰”的赞歌,把虞姬视为节妇。虞姬是祸水吗? 是为报君恩而死吗? 在黛玉的诗思里,虞姬其实只为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而死,就象黛玉最终死于自己倾心相与的爱情一样。在专制主义权力与封建主义道德相互勾结,对女性全面而严酷地征服,占有,奴化的时代,黛玉的觉醒是非常可贵的。她通过对5 个女性的命运的叹息,表现了自己对不平等的两性伦理观的否定。她并没有象以往的文学家那样,站在男性政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的立场去轻轻松松地议论这些悲剧,而是直接关注女性命运与情感本身,不袭前人地批判了男权
政治这只污染了女人、污染了文学与历史的肮脏的手。尽管那些进步的文学家对这些女子的命运也抱有同情,对于男性也有批判,他们的立足点是站在宗法制上,因而他们的批判也只能是对某个人的某些品质的批判,所以,他们才在批判元帝的昏庸时,教昭君“莫怨东风当自嗟”,这样沉重的悲剧就让命运和偶然性一笔勾消了。
《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是在伏伦斯基的介入后实现的。安娜自从遇到了伏伦斯基后,便陷入了一见钟情的爱。她神经紧绷着,手指和脚趾都在紧张地颤抖。她发现周围的一切是如此陌生:“那在扶手椅上的是什么,是皮大衣还是野兽? 我怎么在这儿呀? 是我自己还是别的女人?”在镜子中,熟悉的一切变得如此陌生,她初次认识了她的女性自我。伏伦斯基对她的爱后来证明绝对不是逢场作戏:“我们要是没有这种爱情,就说不上什么幸福和不幸福,而是根本就不能活下去。??我和她都抛弃一切,两个人一起躲到什么地方去,除了我们的爱情,什么也不要。”安娜在他的感情中认识了自己的感情,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婚姻:“八年来他怎样摧残我的生命,摧残我身上一切像活人之处,他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活的女人,是需要爱情的。”她审视她的丈夫:“他什么也不懂,什么感情也没有。??他不是一个男子,不是人,是木偶! ??他不是人,是一架官场的机器。他不懂得, 我是他的妻子, 他是外人, 他是多余的人。”她的女性意识慢慢形成:“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安娜在爱情中展露了她的活力、智慧、情感、兴趣,在爱情中充实了自我。他们彼此在对方身上寻找自
我,他们学会体验高尚的情感,感受由两人共同创造的生活,体验爱情带给他们的幸福和甜蜜。他们共同付出“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这在弗罗姆看来,是成熟的爱必备的要素。他们“在互相认可中,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身上认出了自己,把另一个人当成另一个自己,另一个人也这样看待他。??两个人能够迷失在彼此中但又不丧失自我。”在他们的爱情中蕴涵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尽管当时没有人认识到这点。这些在安娜枯燥单调的婚姻生活中是不曾有过的,也是伏伦斯基在花天酒地的军旅生活中无从体验的。卡列宁对安娜来说是一堵墙,囚禁她的热情,缩小她的生命价值;伏伦斯基对她来说是一面镜子,从他那里,她感受了自我存在,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安娜之所以爱上伏伦斯基,是因为他了解自己,觉得和他在一起能扩大自己的人生经验,实现她人生的各种可能性。
反抗女性、追求平等
处于封建社会的女性，受到“三从四德”思想根深蒂固的压迫。“三从”就是培养女性更好的为男性服务，强大的社会法则约束女性，只有听话才可以生存。在当时反抗奴性,追求平等成了女性的呼唤。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生命有尊严的人的时候,哪怕这还只是她心中一种朦胧的幻想,也足以让她反思她所处的不平等的伦理关系,让她不可能再继续屈服于、匍匐于宗法等级制度之下了。反抗奴性、追求平等就必然成为这些女性生命中一道绚烂的风景。在大观园里,反抗的林黛玉并不是孤身奋战。从那一时代最受限制的社会最底层,已经依稀可闻被压迫者们觉醒的声音了。可以列举一大串这样的名字,
她们和现实环境对立,充满反抗精神,要求个性解放。睛雯,司棋,龄官,芳官,尤三姐……等等。睛雯是平民丫头,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阶级地位赋予她一个极其光辉的品质,就是反奴性。她尽管身居奴才地位, 却认为“谁也不比谁高贵些”,她与宝玉在形式上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但实质上却是一种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可以被主子任意歧视、侮辱、践踏的奴才,也鄙薄袭人出卖自己诌媚主子的卑劣品性。她天真、坦率、身为奴隶却无奴相气、无奴性,因此,她不见容于礼教,不见容于王夫人便是必然的事了。曲折幽怨深情美丽的龄官和芳官一样是贾府买来的小优伶,她们实质上只是贾府的家庭娱乐品,是被人视为三四等奴才甚至倡妇粉头之流的形象。但是,她们俩人却富于情感而强于反抗。龄官划蔷的深情痴意曾令宝玉为之发呆,而更出人意外的是她的自尊,多少人对宝玉娇宠有加,趋迎奉承,而龄官却对之冷冷淡淡,宝玉央她唱一套“袅睛丝”,她可以正词拒绝。她不也是一个没有奴性的奴隶吗? 她尖锐的敏感,沉痛的呼声,强烈的抗议又可见其不可侮的自尊与她对情感自由的渴望。书中描绘这些女优的生活,她们深刻的恼恨,真挚的友情,哀哀无告的痛苦表明她们很多人已经不是在既定秩序中自我奴化的麻木者,而是痛苦的觉醒了的新女性形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丫头们也在为着自己的人格和基本权利在做斗争,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尤三姐、司棋、鸳鸯等人。她们都在暗暗反抗封建伦理道德这种命定的力量,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冲决传统的思想因素正在成长。鸳鸯自知象她这种“家生”奴隶,决计逃不出受人奴役供人淫乱
的命运,因此,为了抗拒贾赦的逼婚,贾母命终后,她以死来保持了自己纯洁刚正的灵魂,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女奴们的反抗显然不是因为衣食无着而铤而走险,因为贾府对奴隶的基本态度是奴役加保护的,一方面把奴隶看作猫儿狗儿,另一方而却也给她们衣食温饱,还按月发钱, “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因此,奴婢们之所以反抗显然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为了争取“人”的尊严。她们已朦胧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之权,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是供人观赏的花鸟虫鱼,她们渴望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渴望被平等相待。而这种崭新的意识与愿望却和封建宗法制度所维护的等级秩序与世态人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她们才遭到毁灭的命运。因此,她们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搏斗。”从黛玉的恋爱与奴婢的反抗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与传统女性迥异的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凸显,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追求,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点,她们争求着平等,渴望着自由。平等意识的觉醒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从精神层面上展开,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识到自己与男性一样应该而且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女性解放才有可能。
安娜起初以卡列宁的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她所属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但婚姻对安娜来说并不是出于自愿的,他们两人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晶,更谈不上平等的爱情,这样的婚姻就潜伏着不稳定因素。安娜那貌似平静安逸的心里像火山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激情,毕竟
安娜是一个年轻鲜活的女人。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安娜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她身上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发出了强烈的心声“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此后,她身上流露出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真正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在作品中把安娜和卡列宁婚姻的真正不幸归结为两人精神志趣的巨大差异。卡列宁把安娜仅仅当女人,而不是一个知心爱人,卡列宁从来也不知道安娜是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他们在婚姻当中应享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卡列宁是一个伪善、僵化、缺少生命活力的贵族官僚的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严厉批判了那个腐朽的沙皇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刻板、虚伪的道德规范。卡列宁平常严格地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他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却是一个僵化的、生命意识匮乏的人。他的这一本质特征与渴望自由、不肯循规蹈矩、富有生命活力的安娜正好相反,而与那个僵死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则恰恰一致。所以,卡列宁从内心深处难以接受安娜的生活准则,正如安娜难以接受卡列宁。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总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他每每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给她设置种种障碍;他既不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也不考虑安娜的情感需要。在他这个把个体行为都纳入社会规范的人身上,跳动着的是一颗既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的猥琐、卑怯的灵魂。而安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
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费尔巴哈论及爱情起源时也曾指出:“婚姻———自然是指自由的爱情结合，之所以神圣,乃是凭着它本身,凭着在今世所缔结的这种结合的本性。??如果婚姻的纽带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那就不是真正的婚姻,因而也就不是真正道德的婚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信仰与爱的矛盾》) 安娜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正是要求平等的一种追求。
社会禁锢、大胆追求
安娜的爱情悲剧之气韵因时代与社会用法律、法规、教义丝丝入扣编织的罗网而浓重。安娜生活在19 世纪60-70年代，是俄国农奴制改革不久,旧的生活习俗、规章制度仍留有残余,新的行为准则, 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建立,“一切都翻了个身, 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向往美好爱情生活的安娜的心路历程与情感轨迹被烙上清晰的时代印痕。一方面, 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思想使安娜看到了追求自由爱情幸福之路;另一方面,来自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势力处处设障碍,让这条道路怪石林立,瘴雨蛮烟。安娜在她还不懂“爱情是什么”的时候,由姑母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岁的卡列宁,对于天性纯洁善良的安娜来说,这桩婚姻的不幸就在于无情无爱的生活死水无澜,令人极度窒息。当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分到来时, 当社会一切旧有联系的松弛引起一切因袭观念动摇时,原本前卫的安娜女性的本
质,渴望自由的个性找到了张扬的机会。同渥伦斯基的邂逅,是安娜追求爱情的契入点,她感觉到“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然而,在新旧错综交织的时代,在多数人多资本主义制度处于朦胧与恐惧状态之时,安娜的行为,必然遭际贵族社会强烈的反对与诋毁。她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违反家庭道德和社会教义的叛逆行为。特别是安娜面对彼得堡上流社会,是当时俄国经济不发展所造成的旧贵族与新的资产阶级的混血畸形儿。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带来的社交公开,给冷酷自私、假仁假义、荒淫无耻的官僚、伪君子、贵族相互勾引与通奸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旧的礼法大防,又迫使他们蒙上薄薄的顾全礼义廉耻的面纱。这样,就形成他们的可耻社交原则: 夫妻双方可各有情人,但不得公开,夫妻表面卿卿我我,背地勾心斗角,撒谎、欺骗、虚伪、淫荡充斥着整个社交界。因而,当安娜把她的爱情公布于上流社会,表明自己有爱的权利而离开她的法定丈夫的立场时,整个上流社会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是不贞不节、违反常规与体统、是真正的荡妇等等的污蔑、攻击与诽谤。而实质却是安娜内心的真诚与纯洁剥开了维系上流社会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肮脏与龌龊的遮羞布,是与社会界格格不入的安娜的挑战激怒了上流社会,安娜被拒之社会界已成必然。另外,当时俄国教会法律法规规定,离了婚的女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可再婚,离婚后犯罪的一方也不可再婚。安娜要离婚已经很艰难,已被上层社会定了罪的安娜想要得到她所理想的爱情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没有社会支撑,单枪匹马的安娜在与强大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相对抗时,她追求爱情自由的理念渗透的是无穷尽的苦涩,她寻
找幸福的行为收获的只能是无奈与伤痛。安娜毫不掩饰、毫不自觉的把个人信仰、观念得释放和张扬，为她的爱情悲剧增添了更为浓重的悲戚的色彩。
林黛玉生活在女性“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强大的社会压力对于女性苛刻的要求，迫使女性意识觉醒。李纨自从丧夫后，正值青春的她本着“三从四德”的教义和社会得强大压力，“如同木头”一样过完了后半生，却深的当时封建势力代表贾母得赞扬；邢夫人厚着脸皮为自己的丈夫（贾赦）讨贾母的丫鬟做小老婆，真可谓把封建礼教做到了家。而林黛玉的女性观无疑与这种封建教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黛玉之诗《五美吟》提出来了一个重要的审美观念:“有才色”。黛玉对于红拂这个“有才色”、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才干,生命力旺盛的奇女子极为钦佩,而黛玉自己无疑也是才艺俱佳的典范,她与大观园其她女孩子一样成为作者女性美观念的体现者。这群“天真烂漫,相见以天”的少女与名缰利锁、庸俗浊奥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作者赞美、尊重的对象。无论是贵族少女还是丫头侍儿都同等地受到作者的尊重,并一起成为悲剧的承担者。尽管有阶级的分野,可作为一个女性整体,作为有才能有性情有品貌的人,她们都渗透着、表现着所谓“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理想的人性美,使作者“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并发出“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慨叹。这种观点既表明了作者对女性的尊重与赞美,表明了作者要求为女性争取权利与地位的尝试,也表现出一种与传统迥异的审美观。在他笔下,女孩不仅美在容貌,
更美在性灵、美在情感、美在才华、美在品质。作者对女性美的这种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女性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序列完全排除了女子的真性真情;而不管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消极防范,还是主张“德才兼备”,赞成女性通过读书识字实行积极的自我奴化,其实都是对女性才能的否定。但红楼诸艳却大多才艺双绝,男人难以望其项背。尽管大观园中的女性很难走出三从四德的桎梏,甚至可以说,红楼诸艳中,还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在自觉地反对封建伦理教条,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初社会现实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女性幽闭深闺,很难从社会上获得进步的思想养料与力量支持,但是,作者毕竟通过形象的故事抒发了对真情真性的赞美,对才智本身的肯定。因此,他所提倡的“才”便不会含有正统思想以“才”自封的含义。相反,这种“才”,这种真性情已蕴含了冲破三从四德的藩蓠的可能性,他甚至有可能不主张这一点,但他却忠实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伦理生活正在慢慢发生变化的某种消息。在作者笔下,这些女性都是可赞、可敬、可叹的与男性一样的人,甚至是比男性更优越的人,而不是满足男性欲望的性客体,更不是一个可供男性玩赏的物件。这是对男尊女卑的观念的反动,是一种萌芽中的平等观念。
这种观念正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的否定,正是对那种依附性的审美观念的反叛。而那种旧的审美观念作为传统女性观念的一部分,必然同样导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黛玉对红拂的赞美,对西施昭君的同情,对绿珠的惋惜,与她对才色的肯定和她的恋爱生活一起表明,黛玉正探索着构想
一种全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她幻想在充分尊重对方基础上,以人的身份相互交往的两性关系,这种两性关系一定是平等的,相知的,有着共同的感情基础与思想基础的。
此外，女性意识觉醒仍有局限性
安娜与林黛玉等女性，都是在爱情的呼唤下，萌发女性意识，并为之追求。一、爱情至上。安娜和林黛玉视爱情为生命,衍变的终端却又是用我者去占有他者的全部空间。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安娜爱起来象火一样热烈,恨起来也象火一样能够烧毁一切。近乎疯狂的盲目使得她根本不审视群体环境对她的行为可能作出的强烈抵拒就把一见钟情迅速地发展成维特式的疯狂。非理性的冲动往往缺乏斗争的韧性,如夏天的雷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到头来,安娜最大的恐惧反倒不是上流社会对她的摒弃,而是她不知道她所爱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渥伦斯基既然可以慷慨地施舍给她宠爱,当然也可以合情合理地收回———当安娜卧轨自尽的时候,作为一颗敏感的心灵所体验到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人千辛万苦历尽磨难潜入险海深处捞取救命仙丹,最后却发现捞取的原来是不名一文的劣石一样万念俱灰。林黛玉的感情虽不象安娜这样外倾,但在表面的自我克制背后是加倍的理性弥散。没完没了的自虐,“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的无常,最终将记录着生死恋情的诗绢抛入香炉,毫不犹豫地祈求死亡??唯情主义的执着无明较安娜有过之而无不及。屠格涅夫说:“存在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意识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一个人如果将个人幸福完全寄托在所爱的另一个人身上的话,
如果这种寄托注定要落空的话,就必然导致个人追求在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双重失落,因为现实的存在始终制约着自为的存在。
二、物质生活不独立。林黛玉在大家庭里，吃穿用度全有人提供，从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操心，在大观园那个狭小的范围内更多的试为生存现状得无奈与哭泣。安娜既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那种时代的最先进的、坚定地追求新生活的平民知识分子女性,也不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近似圣洁的追求着朦胧的理想的贵族少女,更不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那种没有接触过资产阶级文明的、精神世界备受压抑的保护国中产阶级妇女。”她貌似勇敢地将自我从贵族圈子里抽离出去,却完全不具左右现实命运的底气。在小说里,她孤立于她厌恶的群域外缘,毫无顾忌地嘲笑自己的丈夫是木偶,可就是这个在她眼里举棋不定、毫无人格尊严可言的“木偶”,只须一句“卑鄙!??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她的全部骄傲就土崩瓦解了。总之,由于安娜和林黛玉享受了太多的物质恩泽,她们便无从理解家庭和个人命运莫测的社会奥秘,她们的唯情更多地是昭示对旧生活的厌倦与脆弱。剥削阶级的寄生本性使得她们不可能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中坚力量。
纵观安娜和林黛玉追求个人幸福的全部历程,每一步心灵的演绎变化都可以说布满了唯情主义个人奋斗失败的身影———人类历史长河中为情而累、为情而死的女子何可胜数———安娜和黛玉的唯情主义虽然达到了个体反抗效能的峰值,但她们的结局却醍醐灌顶般告诫后人。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原著，作者曹雪芹，成书于1784年。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庭的兴衰。提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的婚姻.首先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展示了极其广泛的封建社会和典型生活环境.曲折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
[2]《红楼梦》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作者王彩玲，发表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9期。作品分析了《红楼梦》中以林黛玉为代表的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对于自由平等权利进行前所未有的
关注。书中以林黛玉的诗《五美吟》为分析对象，展现了她的女性观，具有进步意义。
[3]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作者翁礼明，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页码范围127-130页。作品阐释了《红楼梦》从女娲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的神话原型出发，对男性优越感、男性话语、男性权力结构实施颠覆，从而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男性叙事模式，实现了张扬女性至上、女性至尊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4]林黛玉性格浅析，作者吴敏[1] 赵谦[2] 等，发表于《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3月第4期。作品中的林黛玉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林黛玉美丽的心灵、高洁的气质、纤细的感情、才情气质无一不表现出她的性格特点。林黛玉以其一生的眼泪控诉着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对她不公平的待遇，并以死作出了最憾人心魄的反抗。林黛玉的美是典型的悲剧美。
[5] 满纸荒唐言,一曲女儿歌———《红楼梦》的女性主义解读，作者邓伟龙，发表于《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卷第6期，页码范围84-86页。文章运用女性主义的有关理论从《红楼梦》中对男性角色的处理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解读,认为男性是《红楼梦》中的退席者,贾母、凤姐是正位者,贾宝玉是个性别叛逆者,进而认为曹雪芹虽非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家,但却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一部《红楼梦》就是一曲女性的颂歌。
[6]《安娜·卡列尼娜》，作者列夫·托尔斯泰，本书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
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１５０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7]女性意识的萌芽与失落———再析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成因，作者张玉娟，发表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01期，页码范围78-84页。文中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安娜·卡列尼娜》，探讨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角色的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女性角色是社会习俗决定的,是附属于男性的,女性意识必须经由女性角色产生。安娜借助于伏伦斯基的爱情,重新认识了自我和周围的一切,她的女性意识开始
萌发。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安娜与伏伦斯基缺少真正的对话,使得安娜无法协调自己矛盾的双重身份被迫自杀,这造
成了女性意识的失落。托尔斯泰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女性地位,而是寻找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式,所以,他从“爱的宗教”出发安排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8] 《论托尔斯泰对安娜身上女性意识的复杂态度》，作者赵海霞，《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4卷第1期，页码范围71-74页。作品分析托尔斯泰笔下的悲剧女性安娜既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自由与婚
姻幸福的新女性,又是一个应受到谴责的有罪的抛夫弃子的坏女人,
这反映了托尔斯泰对觉醒了的女性意识既有认同的一面亦有拒斥的
一面,作者的创作心态是矛盾的、复杂的。从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塑造中也流露出他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
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局限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研究 摘要：《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两部著名的经典长篇小说，并且都以描写女性的命运为重要内容。通过这两部小说，研究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发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代表的女性，在爱情和生活中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对自己的爱情执着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虽然，她们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探索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对《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进行比较分析。两部书中的女性都走了一条反抗旧的、腐朽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争取理想、爱情和个性解放的道路。她们大胆的追求爱情与人格的独立，反对封建势力下对女性的禁锢同样执着、热烈。文章从黛玉的恋爱与奴婢的反抗中,我们看到了与传统女性迥异的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凸显,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追求,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点,她们争求着平等,渴望着自由。而安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安娜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正是要求平等的一种追求。平等意识的觉醒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从精神层面上展开,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识到自己与男性一样应该而且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女性解放才有可能。 关键词：女性意识；平等；自由
女性的觉醒与成长—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 一、女性的生存环境 1.1.女性社会意识的缺失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甚至可以说，女性在我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生存价值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来制定的，而女性的价值没有得到该有的体现，出现了男尊女卑的负面状态，这种现状的根源是当时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及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所致。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男性就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他们要负责在外劳作，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要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在古代社会中通过对子女教育不同而区分男女的社会地位，比如不支持和鼓励女性读书，以女性操持家务为价值导向等，进而维持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体系。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许多经文予以记载，例如《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描述了不同的待遇状况：如果生了男孩，就可以赐给玉佩和衣裳，并且睡于床榻，百般喜爱，期待其成为君王。而生了女儿就感到颜面全无，将其放在地上，“载衣之锡，载弄之瓦”，不教授礼仪，仅仅提供饮食，父母不加以管教。男子的教育是忠孝仁义，为的是培养他们的阳刚气概，为国家做贡献；对女子的教育是希望她们温柔贤淑，能相夫教子做一个好媳妇。在秦汉时期儒家将阴阳的观点与政治统治的理念相结合，提出的“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夫妻必须以夫为尊、君臣必须以君王为尊，父子必须以父亲为尊，并将这种意志以上天意志的意志，结合政治统治的加以推广和实施。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推行和实施，妇女逐步成为男性附属，缺乏独立的生活和政治地位，由于政治的强硬性和思想上的禁锢，女性女权意识逐步被淡化和绝对化了，社会地位荡然无存。这一点在前秦的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诏书中规定，妇女未经批准不得在都城五百里范围内乘坐马车，不得穿戴金银和锦绣，不得经商、奴隶买卖等活动，如果触犯，将被丢弃于集市，甚至处死。由此可见，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地，与奴隶相近、受人鄙视的商人列为一类，违反者处以死刑，国家对妇女的歧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我国古代对于女性的要求就是“卑弱”，她们必须依附于男性，东汉的《女诫》就系统的规范了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行为，这是班昭系统总结历史中已有的关于女性角色和行为书籍和典范的结果，侧面反映了当时女性卑弱的现状。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女性需要做到恭谦（恭敬而谦让）、忍让（优先满足男性食物等物质需求，委曲求全）、本分善良（安于现状，遵纪守法，不争取名利，不能搬弄是非）等，实现“常若畏惧”，以卑弱姿态立身处世。女性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应该有的权利，女性由于先天生理条件的限制，许多需要力量的工作无法执行。这就导致女性的社会作用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来，因体力、力量等因素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就决定了她们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政治统治由男性主导，政策也是维护男性的男权社会，比如家庭财产继承必须由血缘关系的男性后代，妻子、女儿等女性均没有继承权的权利。加上言传身教的影像，营造了出一种女性作用小、须谦卑处世，只能扮演着操持家务、照顾家人、传宗接代的社会环境。由于女性地位的原因，女性的优势、贡献都没能很好的承认和发挥。当时社会中的宗教、法律、民风传统等都剥夺了女性的自由、生存和个人发展的权利，禁锢了意识，受到阶级和性别压迫。 1.2.男权社会的产生发展 从小就听着女蜗补天的故事长大，而在当时我国其实是母系社会，只不过在后来男权逐渐把女权主义取代，从黄帝开始到秦王嬴政建立秦朝统一了中国，在这个阶段中经历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女权慢慢地向男权过渡的阶段，有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就是古人在群居生活的时候都是以母系社会为基础，此时的后代无论男女均以母亲的姓氏作为他们的共同姓氏，但无法区分不同的子女，为了更好的区分，这才将父亲的姓氏加在姓氏之中。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男性的作用逐步加强，母系社会
1.3.介绍前人的研究 A literature review of 作品 The Awakening is labeled a feminism masterpiece and its women writer Kate Chopin is considered as a pioneer in feminism writing. However, this novel has suffered dispute at the time of it’s published in that it breaks the social role a traditional woman should play-women’s lust for sex, the heroine’s disobedience and ignor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e public reacted just like they did to A Doll's House(1879) from Henric Johan Ibsen which was poured with resistance and criticism. Labelded call it poisonous wine in ethics. In 1932, Daniel Rakine published Kate Chopin’s biography Kate Chopin and Her .As the first to publish her biography, Rakin defined her localism writer whose The Awakening Is a Psyence Fiction in latter19th century in Europe. New Orleans’also criticized her lack of motherhood because Edna put the transient passion above her due responsibility for her children. Some critique carried so far to express in Public Opinions that they felt gratified when Edna swam to her death. The National Magazine also thought Kate Chopin made her cleverness overreach itself. She was disappointed for all these misunderstanding. In her eyes, people didn’t give a serious attitude towards this book, and she said these bad comments hamper her procession with lots of grief. She stopped writing novels after this book, and her other books also suffered difficulties for The Awakening. Kennedy Rebel claimed that The Awakening should never get into mind ,and if, people better forget it. However, this book isn’t forgotten just because its prohibition. In 1899, said this book is a miniature of Carole Madam Bovary. In 1969, stated that Chopin’s attitudes towards sex are much more convincing than other writers of that time. At the meantime, pointed out her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breaking off a new ground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his words, Chopin is the first to defy authority and to speak out her sex as a serious literature topic…She described women’s internal mind without any disguise. 《觉醒》被视为美国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权主义文学经典。，而凯特·肖邦则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2然而自1899年小说出版后就受到争议。因为小说直观地描述了女性对性的渴望，书中的女主角离经叛道，对家庭责任的忽视，破坏了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公众对小说的反响与对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1879)反响一样，充满了抗议与批评。《圣路易斯共和报》为小说贴标签，称它为“有毒的”，“给道德婴儿灌烈酒”@3丹尼尔.兰金于1932年出版了凯特·肖邦的传记—《凯特·肖邦和她的克里奥尔故事》。作为肖邦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兰金首先将其定义为地方主义作家，但她认为《觉醒》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目：论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专业：汉语言文学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 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谱系中，翟永明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其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出版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翟永明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散文随笔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纽约，纽约以西》等。她成名于早期作品组诗《女人》，并在二十余年来的写作中坚定地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且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诗人欧阳江河称其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诗人伊沙则曾戏谑地称赞“第三代诗人都有翟永明情结”，也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女性身份设定以及她作品中所主动涉及到的女性意识元素，让她的作品和相关的言论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及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曾将女性称为“第二性”，即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是一个非主导性阶级。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与男性不平等，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但女性的这种历史性的失败不单决定于其生理因素，更多地是由社会和人类文化人为地建构起来的。1也正因为如此，不管有多少女性作家或诗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被人贴上性别标签，而且在这种拒绝背后隐藏着的也是对这种潜在歧视的不满，但她们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性别烙印。不过也恰恰是这种烙印鲜明的作品，反过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资讨论的样本，并透露了她们更深反叛和独立的可能。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本文首先试图从时间上理清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及其变化的整体脉络，主要以诗人成名之初的组诗《女人》、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作品《更衣室》《女子澡堂》、新世纪以来的《她的视点》以及新作《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等作品为探讨对象；然后试图在空间上将翟永明的诗及其女性意识与不同时期的女性诗人作家作纵向、横向和同时期的比较，在这副作品及思想的坐标系中最终确定翟永明诗歌所处的坐标点；最后，本文将在比较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最终以抛砖引玉的形式试图给当代诗歌研究和诗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女性诗歌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何为“女性文学”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女性文学”被泛指为女性写作的文学，即使在国外，“women’s literature”也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熟语”。大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涵盖范畴被自觉地约小，特指由女作家、女诗人创作的，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的作品。 评论家陈超对翟永明的研究最为系统，他曾有一种对翟写作的分期归纳：
爱情婚姻是文学领域古往今来永恒的主题之一，代表着人类的最大幸福和美好未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写爱情婚姻的可谓汗牛充栋。《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写爱情的文学杰作，作为爱情缔造者的一方——女性都是重点刻画的对象，描写了她们爱情的幸福甜美，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及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 一 《西厢记》在爱情的追求上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花落水流红”引起的“闲愁”是什么呢？是红娘所说的“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不是。因为在第一折的楔子中，老夫人交代过：“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既然终身有主，为何“心中无限伤心事”?原来自己要嫁的丈夫郑恒是个人品卑劣的人。从第五本第三折郑恒争婚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纯粹是一个无赖：既会造谣，凭空捏造张生中举后做了王尚书家女婿，以骗娶莺莺；又会使野，要将莺莺“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莺莺是为自己将来嫁非其人而伤心发愁，她想追求两情相悦的真正爱情。这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蔑视门第和权势的。她在佛殿与张生邂逅相遇时，对这个陌生男子的注视，并没有感到害羞或者躲避，而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临走还“回顾”、“觑末”。这与崔莺莺以前“往常但见了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退；但见了那人（指张生），兜的便亲”的表现很不一样，她已经感觉到对方磁石般的吸引力，对张生萌生了爱慕之情。她这一“回顾”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封建礼教箴规是相违背的。而且事情发生在佛寺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场所和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发现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女性意识的作家作品的不断引介，使得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觉醒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外的影响下日趋成熟。本文旨在通过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展露研究女性文学在中国发展历程。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85-01 一、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萌芽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极大的唤醒了人的性别意识，一些女性作家陈衡哲、冰心、冯沅君、石平梅、凌叔华、庐隐、萧红、张爱玲等逐渐登上文学的舞台。在1918年，陈衡哲《新青年》发表对话体小说《老夫妻》真正揭开了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历史帷幕。突破男性作家的藩篱，作品中细致地表现出女性内心世界，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对人性的压抑，寻求女性自身解放的自由意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树立起女性文学的旗帜。 对社会、人生、婚姻、家庭等人生的诸多问题的思考是她们最为关贴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冰心用“爱的哲学”提出改变旧家庭、解放妇女、建立一个新的生活的出路，开出建立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药方。妇女的生活现状，妇女地位进行全面的审问与思考都体现出这些女作家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从自身经历女性出发以独特的视角抒写社会、表现自我仍然是是驾轻就熟。庐隐的《海滨故人》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最终毁灭的娜拉形象在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们的创作极力表现妇女的人格尊严与抗争精神，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追求人的自身的解放，对吃人、愚昧的封建制度进行抨击，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旗帜。 伍尔夫在她的专著《一件自己的屋子》中曾说，女人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一间房间，有一定的独立物质基础才可以达到文学作品的写作的条件，一间屋子是做为女性主体一个想像的空间，精神解放和话语创造的空间。而在五四时期，不管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未达到根本性的改变，而女性的经济独立远远物质独立到支撑自身独立的程度，在“五四”大浪的逐渐退潮中第一代女性作家也由兴盛走向沉寂。 二、战争形势下，女性意识的逐步弱化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女作家开始抛弃以自身经历出发以独特女性的视角抒写社会表现自我抒写转向更为广阔描写满身热血的革命女性和女性的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特色鲜明的女性特征。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开始淡忘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特质，性别意识逐渐弱化，女性作家跳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不再为个体的情感所左右，女性由小我迈向工农大众的革命之路的大我。丁玲的《韦护》中的丽佳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思想。庐瘾的《情妇日记》中的美娟抛弃爱情至上的生活牢笼，毅然决然的前线做一名救护队员等，以粗犷的笔触描写了革命女性和劳动妇女的豪放品格。 战争成为主流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背景下，抗战以后到建国前期，以丁玲、张爱玲、苏青、梅娘吴瑛陈敬容吴敏等为首的女性作家，构成了四十年代令人惊叹的女性创作的独特景观。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在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双向发展着。“革命”“救亡”时代中解放区大部分女性作家关注民族命运，作品中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同男性作家一样担负起社会历史使命进一步拓展女性创作的精神内蕴。萧红、丁玲等关注女性个体转向关注女性群体的命运，拓展了女性自我的视野，由成为解放区的女性文学的代表。 在沦陷区，张爱玲从女性视角自觉审视女人与男人，对禁锢女性的封建制度及传统思想导致畸形婚姻与变态性心理发出的强烈冲击，显示了女性对“女人本性”的自觉思考，呈现出女性少有的自醒的危机意识。与张爱玲同时期的苏青、潘柳黛和梅娘，她们作品表面看来似乎写得是乱世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独特的女性自省审美视角描写社会事态和人性，但主旨上仍是对女性本体人生遭遇的刻画，这是五四时期现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延伸和发展。
《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觉醒田佳宁 摘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绘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女性人物世界，其中就包括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和具有女性意识觉醒的人物形象。所谓女性意识觉醒就是女性在客观的世界中，对自身的价值、地位的主观意识觉醒。就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邢夫人和鸳鸯、袭人与晴雯、尤二姐和尤三姐这四组经典形象能够非常鲜明的突出女性意识的对立，更能体现在当时封建礼教的背景下，女性意识与时代对抗的伟大。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意识;人物对比 引言：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在残忍的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女性的生活简直是苦不堪言，比如缠小脚、一夫多妻、借妻生育等陋习，不仅对于女性的身体，对于女性的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折磨。即使到了相对比较开明的明朝和清朝也有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这就像一把枷锁，牢牢地把女性的精
神囚禁在监牢中。而女性意识作为时代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历史中就一步步的瓦解了男权至上的封建礼教社会。下面就结合《红楼梦》的几个经典形象浅谈女性意识的觉醒。 1.林黛玉和薛宝钗 《红楼梦》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林黛玉作为文学史上一个崭新的额形象，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她有如天上仙子一般的美貌、有湘娥啼竹素女愁的感伤，有李清照般的才华，最重要的是有敢于蔑视权贵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总的来讲，林黛玉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象。然而薛宝钗则是一个经典的传统主义形象，对封建礼教的态度选择无条件遵循和绝不质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选择明哲保身。 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好像都信奉一种“中庸”之道，此处并不是完全否认中庸之道，而是如果过分的强调中庸之道，则会造成人们先天创造力的流失，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下尤为重要。 《红楼梦》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元春省亲之时，黛玉宝钗二人各作诗一首，林黛玉的诗中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语言简洁大方，诗中既礼貌的表达了对于元妃到来的欢迎也将景色描绘的生动形象，寓情于景。而薛宝钗所作的诗则华而无实，用典颇多，刻意的去赞美皇恩浩荡和元妃归省，总之目的性极强。 黛玉就是一个敢于追寻自我的形象，在大观园也是独树一帜。宝钗则是小心谨慎，生怕哪里做得不对触犯了封建礼教。《红楼梦》通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113813019.html, 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作者：罗诗怡 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第11期 【摘要】《理智与情感》是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简·奥斯汀的著名小说之一。本文将立足小说，探讨女性主义意识中理智层面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研究发现《理智与情感》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是与简·奥斯汀时代的女性意识觉醒是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女性意识;觉醒;《理智与情感》;理智;情感 一、引言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小说正在经历着一个后无继人，难以为继的时期，假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淹没了英国小说。由诸如菲尔丁等伟大作家创造的英国现实主义艺术几乎消失了。而简·奥斯汀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她主张写作和写作的真实性，关于她观察到的英国社会。《理智与情感》的出版，再次为英国小说带来了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与情感》以女性细致特别的视角描述了姐妹两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姐姐埃莉诺对爱情一向是理性的，而妹妹玛丽安则是由一开始的盲目感性转变为理性面对新情感。最后姐妹两收获爱情，得到圆满的婚姻。简·奥斯汀的小说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关注并讲述了当时女性所遇到及关注的社会问题，如爱情，婚姻，家庭等，揭露这些问题给女性带来的不公和痛苦。小说中不乏对当时男权社会的批判暗讽，也揭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之星，同时也促进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进一步觉醒和发展。 二、小说人物所彰显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1、贯彻理智，结局圆满——埃丽诺 埃丽诺是一个有着敏锐的头脑，强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的女孩。虽然她只有19岁，但她可以为她的母亲出谋划策。在选择对象时，埃莉诺注重人的品质和个性，而不重外表，钟情于待人热情率直的爱德华。埃莉诺面对感情十分理智和节制，尽管也有对爱德华赞扬过分热烈的时候，但埃丽诺迅速冷静下来，理智地去思考她与爱德华之间的情感，正如小说所说，她觉得，她对爱德华尊崇备至。她认为这种尊崇是双方互有的。不过，对这种尊崇，他需要更大的把握，才能让玛丽安确信他们是相互钟情的，她自己也好感到踏实些（孙致礼，1979：18）。老庄园主的去世导致自己与爱德华身份地位悬殊以及费拉斯太太的决定——让儿子们娶门好的亲事，让埃丽诺认识到自己必须理智对待自己的情感，而不能直接向爱德华坦白自己的情感。而小说中最精彩也是最能体现埃丽诺理智的一幕之一就是露西以知己之态告诉埃丽诺自己已经与爱德华订婚四年时，埃丽诺对自己的克制和冷静。尽管听到心爱之人已经订婚四年，无论内心有多么的悲怆和困窘，但埃丽诺说“很奇怪，我竟然从未听见过他提起过你的名字”（孙致
女性意识的觉醒 i=r 女性”一词，是相对于“男性”而产生的，但在浩瀚的人 类艺术海洋中，却很难发现清晰的女性足印，因为现有的艺术史只是“男性的艺术史”。女性在艺术史中的集体失语已成为中西艺术史的一个共同“文化特征”。20 世纪“女权主义”的兴起，使女性重新开始认识自我，开始寻回那曾经在艺术史中迷失的自我。随着改革开放与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活跃于九十年代画坛 上的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家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命意识，重新阐释了女性”这个主题。她们用女性的眼光去看世界，用女性的心去感应世界，用女性的方式去表现世界，将女性细腻的感觉，感性 的情绪转换成富有生命的语言符号。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激烈 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和泛滥，她们的创作往来于东西艺术之间, 往来于现实与记忆之间，往来于可视的形式表现与不可视而可感的精神意蕴之间，并试图在这复杂的经纬线上找到属于个人感受但却具有永恒意义的一种理想之美。使“女性艺术”这一概念的提出成为可能，也使“女性艺术”这一话题具有了全新的内容和 后现代”色彩。 、女性艺术内涵的界定 女性艺术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说法也很多。有的是从性别角度，认为出自女艺术家之手的艺术作品均为女性艺术；
有的是从题材角度，认为不管艺术家性别，只要是表现女性题材，都可看成是女性艺术。如果给女性艺术作个确切的学术定义，可 以这样认为：“凡出女艺术家之手，以女性的视觉描绘女性生活及展现女性精神情感，并采用女性独特的表现形式的艺术，女性艺术。” 称为 二、中国现代女性艺术的现状 在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禁锢了中国女性的生存。二十世纪初，女性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风开始了 寻求自我独立人格的新追求。但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品大多虽然具 有一定的女性自我意识，总体来说还是含蓄隐晦的。到新中国成 立，虽然女性在新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可以说是“翻身做主人”，但是特定的历史语境使她们似乎忘记了女性作为“女性”的人类生存身份，以此为代价来实现对“平等”的追求。因此，在艺术文化领域，女性自身文化符号特色依然存在创作自觉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禁锢被打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势力的强大，我国的女性艺术力量也在其影响下逐渐壮大。女性艺术家逐步开始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进行艺术创作，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存境和情感抒发。受西方女性 主义运动影响，中国女性艺术家作品中呈现出女性自我追问和试 图自我确认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心理。这些矛盾来自传统、家庭、性别等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大语境。 1990年中国第一个女性绘画专题展——“女画家的世界”， 标志着“新生代”的女性画家登上画坛。这个时期，不管是女艺术家的数量还是作品的质量，都使中国女性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九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逐渐自觉地从男性话语中分离出来，并把关注的重点转变到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上，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感性思维表现出女性艺术的独立价值。 由于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女性艺术的观念和样式，这个时代的女性画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艺术习惯和审美标准。各种艺术形式都被女性艺术家广泛的使用，女性艺术在多个领域都成为独特的风景。这些女艺术家有在绘画领域里的申玲、喻红、夏俊娜、刘虹、王彦萍、蔡锦、等；有使用装置或雕塑手段的姜杰、陈妍音、张温帙、向京等，她们展示着属于女性的视野和艺术
浅谈萧红女性意识觉醒原因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被人们称作“20时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除社会因素外，萧红的女性意识来自于她人生的种种苦难经历，她将这些经历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来展现了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她们艰难的生存环境。她的作品，鲜明的以女性意识来关怀女性的生存、爱情、命运。本文就简单的探索萧红女性意识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社会因素：中古自古以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处在弱势的地位，“男女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科学”的大旗直指封建礼教，封建父权意识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女性意识逐渐得到觉醒和重视。五四运动给萧红的文学之路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她的作品在关照“人”的解放下展现出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突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以她亲身的经历来表达女性的心声。她描写劳苦的被侮辱的女性人群，她将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社会之中，普遍的呈现她们的生存状况。 2、良师益友鲁迅的影响：鲁迅是萧红的良师益友，萧红受鲁迅的影响很大。萧红在文学创作上吸收了鲁迅的技巧，秉承了鲁迅风骨，但她又以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文学创造力，具有鲜明的创作特性。她对麻木愚昧的封建妇女做了深刻的揭露。 二、内部因素 1、童年的影响：萧红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在《呼兰河传》中可见，在她的童年中就只有外祖父给她疼爱，而她的父母亲人却没有给她任何的温暖和关爱，甚至还有外祖母对她的虐待。虽然这些都是童年模糊的记忆，但是却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叛逆性格，使她成为一个敏感多愁又孤傲叛逆的人。 2、爱情婚姻的带来的意识觉醒。萧红在童年时就是一个孤傲叛逆的人。在她上初中得知包办婚姻后，她毅然的离家到北京求学。但是后来讽刺的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和逃离的未婚夫同居并被当作人质留在旅馆的经历让她认清一个现实：她战胜父权离开家庭，但却终究被男权社会所束缚，只恨她不是一个男人。之后她以为她和萧军是真爱，她为萧军全身心的付出，真心的爱着这个男人，愿意为这个男人柴米油盐，苦守清贫与饥饿。而她真心的付出却换来了萧军无尽的背叛与折磨，最终也只得离开。感情的经历让萧红明白一个道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繁重的。所以她的女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并且通过其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是悲惨的，但是也因为这些坎坷和悲惨使她的女性意识得到觉醒并成长。
"天下兴亡 文件类型：DOC/Microsoft Word 文件大小：字节 更多搜索：quot天下兴亡 "天下兴亡,匹妇有责"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思考 吴春梅 妇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到近 代妇女解放问题的提出,乃至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妇女回家论"或"阶段就业论",它 实际上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女性话题的改变,以及隐藏在其后面的女性 地位的变化.回顾百余年来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分析其演变轨迹,无疑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当今妇女问题的有关论点. 一,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 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早在1928年,陈东原在其《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三千年的妇女生活,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宋代尤其是急转 直下的时代."其实,中国中古时期社会观念较为开放,妇女生活相对自由.而"唐宋时 期的政治环境与思想环境比较宽松,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禁锢也不严.即以妇女改嫁为例,不仅不加禁止,反而是鼓励提倡的,皇室,名门妇女夫死改嫁或离异改嫁者史不绝书,野史载之者尤多".也正因这样的环境,唐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礼教成为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与明朝时程朱理学被推到官方之学的地位密切相关. 明代对女子的压抑,是比较严厉的,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 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随着封建社会步入晚期,礼教日益严酷细密,对妇女的压迫日甚一日. 当然,关于古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演变,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如美国学者高彦颐 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即持这种观点.在这本书中,她指出:"五四"以来,"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过去最突出之处.这一公式渗透到了各个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权主义的伸张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在一个个狐仙鬼怪的女性王国里给我 她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体现出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与思考，作品表现出较强的女性主义色彩。 、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长期形成的以男权统治为中心以及由此形成的“男尊女 卑”的集体意识下， 女性往往是站在爱情的边缘， 被动地承受着 一切。传统的爱情故事也大多建立在男性主动追求女性的基础之 上，这在今天也常常被视为是合理的。 女性在爱情方面从古至今 基本上都处于被动的位置。 西蒙 ?波伏娃在 《第二性》 人所受到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令她们雪上加 霜。” [1] 《聊斋志异》写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则大多表现为主 动示爱，有意为之。从完全被动地接受到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 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红玉、莲香、惠芳、白秋练等众 多的女性形象颠覆以往男女间的“君子好逑”模式， 把求偶的主 动性转为女性一方， 表明了女性独立的爱情意识的觉醒和作者进 步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郎谁个 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 [2] 红玉主动爬上冯家的 们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 她们或是人或是鬼魅狐仙， 她们敢爱敢恨， 敢于冲破封建樊篱， 大胆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 她们在家庭中有着无与伦比的贡献， 她们是男性的精神依归。 在 中说：“女
墙头，对冯生示爱；莲香主动敲开桑郎之斋求爱；翩翩是一个丰 衣足食的仙女，可是却主动嫁给了一个浑身臭疮、脓血淋漓、无 家可归的垂死乞丐； 阿宝是可与“王侯埒富”的大富人家的掌上 明珠，美艳而多才多艺，可是却看上了穷书生孙子楚，并被其行 为深深感动而嫁给了他。在《聊斋志异》中女性对男性的情感付 出大多不求任何回报， 一旦倾慕， 即定终身。一种看法认为： “我 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 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 位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 [3] ，这种对女性主体性价值 的否定在《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是非常不适用的。 正因为重视自我意识的觉醒， 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勇于追求幸 福的爱情和婚姻，才使得这些女性形象尤其可爱。 眉，反而男主角多是软弱忠厚之人。 她们摒弃了“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观念和经济上完全依附于男性的旧传统， 真正做到了女性 独立与解放依靠自己的聪明才能自强自立、 奋发向上、开拓创新。 细柳》中的细柳“于女工略疏，常不留意，而于亩之南东，税 之多寡，接籍而问，使家无废事”。细柳的性格特征更像一个男 子，两个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家计能够富足丰厚，无不是细柳的 功劳。《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人， 嫁给了贫穷的张介受， 门，孝翁姑，曲 折承顺，尤过于生；而操作更勤， 餍糠秕不为苦。 由是家中无不爱重梅， 梅又以刺绣作业， 售且速，贾人候门以购， 细读《聊斋志异》 中关于女性经营者的篇什， 我们可以发现， 在作品中的女主角多有娇好的容颜、 精明的头脑， 可谓是不让须 她“入
女性意识的觉醒 —论铁凝的《玫瑰门》《玫瑰门》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之作，而且，是一部真正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以女性觉醒意识而言，《玫瑰门》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玫瑰门》所具备的最重要的文学意义。 《玫瑰门》的创作背景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距离文革结束也已有十年之久，而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推介，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一层的自觉。不再是一种空喊“男女平等”的假象，而是从深层次上发掘女性的思想和价值，这一点在《玫瑰门》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铁凝把小说的主要故事背景设置在文革时期，但书中表达作者对文革的看法显然是次要的。作者是要通过文革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来拷问女性的灵魂，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女性的意识，而这一过程又是从无性别或者说是超越性别的角度来进行的。正如铁凝在其卷首语所说的那样“我设想这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的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 对女性意识的揭示当然要以描写女性为主，同样也会写出女性的矛盾冲突。小说主要描写了四个女性人物：外婆司猗纹、儿媳竹西、外孙女苏眉和姑爸。通过这四个人之间和她们个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来揭示女性意识。
《玫瑰门》的叙事是以司猗纹的一生为主线，写了这一家庭三代女性的不同遭遇和复杂心态。小说的确写到了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较量，但构成《玫瑰门》的独特性应该不在于此，因为写女人与女人之间的较量也好，写女人与男人之间的较量也好，我们在前面的小说中已经读到过了，而重要的是铁凝在这里更写了女人自我的内心较量，一个社会化自我与本真的自我的较量。人们既然称《玫瑰门》写的是一场“玫瑰战争”，自然就会关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像外婆司猗纹、儿媳竹西、外孙女苏眉以及姑爸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女性形象。 司猗纹无疑是铁凝用力最多的一个形象，也是这部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有评论家认为，这个人物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是铁凝的一份贡献。这个人物的内涵是复杂的，因为复杂才提供了广阔的言说空间。最初，评论家们仅仅注意到司猗纹的“恶”。显然，在小说中，司猗纹的确有很多的“恶”行。如裸露着身体闯入公公庄老太爷的卧房，以乱伦的方式来压住公公的气焰。如她处心积虑地设置“捉奸”的场面，让儿媳竹西与邻居大旗的私情暴露无遗。所以司猗纹被认为是一个“被扭曲的人物”，或者把司猗纹的一生概括为“追逐着虚幻的荣誉”的一生，而“最后获得的仅仅是廉价的自我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家们从司猗纹身上看到的东西就更为丰富。比如荒林的观点就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司猗纹的经历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从身体到身体的经历，而且是女性与社会、身体的纠织关系，在其中如何确认自己。她的故事可以说
提起"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等名词,人们自然会想起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化和女权运动影响、推动下的我国两次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潮: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诚然,这两次文化思潮的勃兴是基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男性权力为中心这样一种事实，是女性寻求自身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表现。尤其是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更是把目光对准了探讨女性自身价值、命运、感觉方式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把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思潮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我国元明清时期的代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这些女性自身具有很高的典型性，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反观出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女子的心路历程。同时，她们也促使更多的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呼唤着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元朝是异族统治时期，统治者本身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淡薄，但是随着封建统治的进一步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了用封建教义统治、约束人们的重要性，于是重新提倡宋代所形成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束缚人性，巩固其封建统治。明清时期朝代的更迭并未能改变这种专制的统治，相反，以理学压制人欲的态势有增无减。虽然封建社会已是强弩之末，但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男权统治却成为女性身上更重的枷锁。"女性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愿望几乎被男权主义抹煞和替代。"[1]"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也就越猛烈。因此，元明清时期表现女性受压抑、受迫害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女性在压迫中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争取个性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学作品-----《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时代缩影的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和深化。一《西厢记》是元代描述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的名篇。作品塑造的崔莺莺可谓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追求自主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在她身上显露出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崔莺莺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她敢于冲破传统婚姻的束缚、争取自主婚姻上。封建时代的女性始终处于儒家礼教的严格管束中，恪守"三从四德"。在婚嫁上,年青女子毫无自主权，根本不存在与男子从相互倾慕到结为连理这样一条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乎"理法"的正常途径。相国小姐莺莺从小就处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教约束下，她的命运同众多女子一样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父亲生前为她定下的嫁与郑尚书之子郑恒的婚约是她"理"应遵循的人生轨迹，受过多年封建教育的莺莺深深懂得这一点。然而，以礼教压制人欲是违背人性的，封建家长的严格管制又怎能禁锢少女渴望爱情的心灵？自从在佛殿上与张生一见钟情后，爱情的种子就在她心中萌芽，青春的觉醒唤起了她心中郁积已久的热。,感情的驱使，追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使她鼓起勇气接二连三的向封建礼教、传统婚姻发起了挑战。然而，反抗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莺莺个人而言，礼教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是其无法轻易逾越的鸿沟。孙飞虎围寺，母亲的承诺曾给过她一线生机，但之后母亲凭借权威公然违约终于使她领悟到：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是无望的，幸福要靠自己争取。经过"传简-叛简-赴约"这一系列夹杂着深刻自我斗争的波折后，莺莺毅然抛弃了传统婚约，选择了自主婚姻，并且做出了在封建社会看来是大伤风化的婚前以身相许的举动，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挑战。这在当时看来是很让人警醒的，是其反抗礼法的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其次，以个人情感为婚姻基点，藐视家世利益，蔑视功名富贵，追求专一爱情，是其女性意识觉醒的又一突出表现。恩格斯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我国以来,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就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对我国当代女性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方法的改进,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和理论视角。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时代精神的接轨,表征着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对人性的深层探索,表明了女性意识的发展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本文尝试从女性意识的内涵与理论出发,梳理了中国女性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并结合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来解读作品,深入研究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表现特征,从而挖掘出女性意识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以求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建构女性文学。一、引言。归纳总结学术界关于“女性意识”这一重要命题及与之相关命题的研究成果,引发出所要研究的问题,说明对“女性意识”进行研究阐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正文。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第一部分：从女性意识的内涵阐释及理论渊源出发,辨析在女性文学批评里歧义很多经常引起争论的几个文学概念,借鉴当今学者对这些概念的种种理解,本文以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参照物,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具体分析了女性意识的内涵：即对女性经验的强调；女性要求平等自由的政治诉求。通过对异域化女性主义的阐释,分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轨迹。第二部分：梳理中国女性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衍变过程。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状况、思想文化背
景以及历史的各种因素形成了传统的女性意识；具有现代性质的女权启蒙思潮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内在探寻导致了女性意识的消融；当代女性作家在对男性中心文化霸权的解构中建构女性空间和女性意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为下文对当代女性意识的进一步分析做好铺垫。第三部分：阐释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表现特征,这一部分是论文论述的重点。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解读,深入挖掘出当代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即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与无情消解的围城意识；用批判的眼光对女性自身的弱点进行剖析的自审意识；凸显女性生命本体的性别意识；触及女性生存和精神文化处境的孤独意识；女性挣脱父权文化和男权文化束缚的逃离意识；拯救女性于孤独荒诞的生存困境之中的黑夜意识。第四部分：为了突破以往的文化观念对女性文学的批评方式,更好地建构女性文学,提出迈向“双性和谐”的文学理想境界；与超越自身性别局限的“超性别意识”。女性意识的发展对保持文化生态群落的多样性和活力,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深刻揭示了处在男权文化下的两性关系,对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文学形态进行了性别意识的启蒙；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涵与审美经验,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但随着文学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女性写作的文化消费倾向日益明显,女 性文本中的私欲放纵、情感消费成为一种时尚,“女性身体”沦为欲望的代码,远远超出了理性伦理的界线,从而跌入男权意识和商业主 义合流设置的陷阱,成为满足庸俗大众趣味的低级读物。女性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