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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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一篇:论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论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中心论点:妇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古代父权制牢不可催的统治,封建礼数的摧残,使得女性地位下降到了一个令人骇然的地步,这一点在宋明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明代,皇帝和皇后甚至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随着封建社会步入晚期,礼教日益严酷细密,对妇女的压迫日甚一日.直到19世纪末,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洋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随之而入,这种异质东西的传入与经几千年沉淀于中国人头脑中的意识发生了最为激烈的碰撞,人们被约束的思想也随之被打开,人们对女性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贤妻良母,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趋向民主,人们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女子学校制度、课程等不断变革,因此,一批知识女性不断觉醒,在教育、婚姻、职业、参政等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并在这些领域有了一些作为。
由此看来女性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并不亚于男性,甚至于在某些方面女性之作用比男者更胜一筹。
主要事例:一、从古代到近代,女性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群体。
父权统治将女性降低为附庸于男性的第二性,《系辞》曰“天尊地牢,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又曰“乾道男,坤道成女”。
女性所能受到的教育,也只有《女儿经》、《女戒》、《女训》等等。
(古代女性被迫害的事例)二、甲午战争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少数率先觉醒的女性也开始将自己的命运与推翻清政府统治,实现民族振兴相联系,林宗素在《女界钟》中指出:“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有责焉”.薛素贞认为:“夫一国兴亡,匹妇亦有责任;同仇敌忾,吾咸具感情”.随着妇女问题的提出,女性意识也开始觉醒,开始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中国女性意识的开始觉醒事例)1、兴女学.要争取权利,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女子自己开始创办学校.如1904年杭州的惠兴女士创办了贞文女学堂。
论才女朱淑真的女性觉醒意识摘要:朱淑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度否定后被发掘的女性词人,她是宋代写就女性诗词最多的代表人之一,她以自己的真情实感描绘了她的一生,也向当时的封建势力发出了有力的抗击,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部《断肠集》融入了她的血与泪,也是她一生唱出的向往爱情、婚姻自由与自主的女性悲歌。
朱淑真以其独特女性视角和大胆的言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自由并不惜以死抗争的女性形象,她的觉醒是她向当时男权社会发出的不满。
关键词:朱淑真;女性意识;根源朱淑真与李清照同是宋代的女词人,一部《漱玉词》奠定了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朱淑真的《断肠集》与李清照的《漱玉词》并称宋代女性文学的双璧,而李清照一度被后来的学者效仿与称赞,但具有同样实力与才情的朱淑真却被人否定。
她的作品被父母付之一炬,就连她的生平资料甚至生卒年代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可见朱淑真在当时的地位。
现一般认为: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祖籍歙州(今安徽歙县),南宋浙江钱塘人,生于仕宦人家,留有《断肠集》。
虽然她的生平史上记载甚少,但从她的诗词里也可看出她的一生并不顺意。
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幼警慧,善读书,工诗,风流蕴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而聪慧的她却由于社会的约束而嫁与一庸吏,使她一下从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少女跌落为一个孤独、无望的少妇。
她争取无望,只得心灰意冷般回娘家以示不满与反抗。
但愈挫愈勇的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新欢约会!她在那样一个束缚人性的社会里,当然也得到了“惩罚”:新欢弃之,父母亦嫌之。
抑郁的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虽然饱尝人生的苦涩,也执着坚守在“自己的田地”,但在那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中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年轻的她“愤然离世”,留下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
香消玉殒的她也因行为的过激而给自己带来了“有失妇德”、“淫娃佚女”的骂名。
这也是她不为世人所知的原因。
现存最早的关于朱淑真记载的是宛陵魏仲于淳熙九年(1182年)所作的序。
《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小说中的女性经历了痛苦和挣扎,但最终她们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本文将探讨《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较低,她们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附庸。
在小说中,宝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虽然是大族出身,但仍然被限制在家庭和婚姻中。
然而,随着小说的发展,女性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意识,她们不再像过去一样被动地接受家庭和社会的规则,而是开始探索自我意识。
林黛玉是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她是一个智慧、有思想、有灵气和有自我意识的女子。
她不仅独立思考,而且对家庭和社会的限制产生了质疑。
在小说中,林黛玉始终对自己的身世感到沮丧,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没有人关心她的生死。
但她并没有在这种压力下被压垮,而是开始反抗,她不再想要顺从,而是要选择自己的命运。
在林黛玉的努力下,她最终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和尊重。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薛宝钗。
薛宝钗是小说中的一个美丽、聪明、睿智和热爱自由的女孩。
她不仅有思想,而且拥有超凡的智慧和灵气。
在整个小说中,薛宝钗始终在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所疑惑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她不再追求权力和财富,而是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
在她的努力下,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在小说中,还有一个代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例子是贾元春。
贾元春是小说中的一个聪明、优雅和高贵的女性。
在整个小说中,她始终被兄长所爱护,然而在夫妻恩爱的同时也面临着婚姻危机。
在面对现实时,她不再逃避,而是努力思考如何摆脱婚姻的束缚,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她的努力下,她最终得到了自由,离开了不幸的婚姻。
总之,《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表明了女性拥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虽然小说中女性受到社会制约,但她们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中逐渐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说中的女性在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同时体现了她们的独立意志和追求自由的倾向,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中所具有的潜能和能力。
2011年第7期安徽文学从《西厢记》和《牡丹亭》看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曾效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成都610081)摘要《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中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中一个勇于反叛、敢于向封建势力宣战的经典形象,她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
《牡丹亭》中杜丽娘要求女人应当得到自己的权力,即对男性的需求,认为女人天生应有性爱的权力,是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真正甦醒。
关键词《西厢记》崔莺莺《牡丹亭》杜丽娘中国古代女性意识觉醒文章编号1671-0703(2011)07-0139-02《西厢记》是元代著名作家王实甫的作品,其中的女主角崔莺莺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画廊里一个勇于反叛,敢于向封建势力宣战的经典形象,同时她也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
这个形象的诞生有其社会根源,元代实行较为极端的民族政策,使得汉人极其重视“门第观念”,原来已有的婚姻等级制度更加森严。
而元代的统治阶级由于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对汉人的文化不太重视,儒家的思想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就使得思想界和文化界也出现了松动。
元代更是长期废除了科举制度,即便恢复以后汉人也很难考上,并且还有“十儒九丐”的说法,汉族文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不得不时常出没于教坊勾栏,创作出大量关于婚姻爱情的杂剧,这些都为崔莺莺形象地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建有大量的寺庙,这就为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相遇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崔母想把崔莺莺培养成遵循封建礼教的典范,为此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夫子进行教育。
可事与愿违,当春暖花开时,当崔莺莺读到《诗经·关雎》时,她对爱情产生了最初的萌动,开始有了人性的自然觉醒。
这让她从心底发现了青春被禁锢的痛苦,发出了“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感慨!这些为后来崔莺莺和张生的相爱打下了基础,为崔莺莺的反叛提供了内心根源。
崔莺莺对张生一见钟情,首先是对张生外表的倾慕,但更多的是对他才情的认可。
《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之一,被誉为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小说以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为代表,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和陈腐,同时在其中也展现了一些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和觉醒,这种觉醒的情感,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内心的复杂状态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和追求自由的意识。
我们可以从黛玉的角度来谈谈《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典型的优秀女性形象。
黛玉在小说中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独立女性。
她拒绝与封建礼教的婚姻安排,坚持自己的爱情选择,并且表现出了对封建家族的不满和反叛。
她对爱情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不愿意去迎合封建礼教的束缚,更愿意追求真爱和内心的自由。
在她的身上,展现了女性对感情和封建礼教的不满,以及对自我价值和尊严的追求和坚守。
宝钗是另外一个在《红楼梦》中展现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人物。
宝钗是一个精明能干又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
她在小说中体现了女性对世俗事务的处理和家族内部权力斗争的观察和思考。
宝钗在她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对封建礼教的内在不满和对自身独立地位的追求。
她对家族和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着敏锐的认识和觉察,同时也对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坚持。
在她身上,展现了女性对家族和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批判和思考,以及对自身独立地位的坚守和追求。
在《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不同程度的,但都有着对封建礼教和家族社会结构的批判和思考,同时也对自身的独立地位和自我意识有着独到的认识和追求。
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体现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追求自由的渴望,也展现了女性对自我认识和内心情感的深刻体验和感悟。
爱情婚姻是文学领域古往今来永恒的主题之一,代表着人类的最大幸福和美好未来。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写爱情婚姻的可谓汗牛充栋。
《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写爱情的文学杰作,作为爱情缔造者的一方——女性都是重点刻画的对象,描写了她们爱情的幸福甜美,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及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
一《西厢记》在爱情的追求上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这“花落水流红”引起的“闲愁”是什么呢?是红娘所说的“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不是。
因为在第一折的楔子中,老夫人交代过:“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
既然终身有主,为何“心中无限伤心事”?原来自己要嫁的丈夫郑恒是个人品卑劣的人。
从第五本第三折郑恒争婚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纯粹是一个无赖:既会造谣,凭空捏造张生中举后做了王尚书家女婿,以骗娶莺莺;又会使野,要将莺莺“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
”莺莺是为自己将来嫁非其人而伤心发愁,她想追求两情相悦的真正爱情。
这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蔑视门第和权势的。
她在佛殿与张生邂逅相遇时,对这个陌生男子的注视,并没有感到害羞或者躲避,而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临走还“回顾”、“觑末”。
这与崔莺莺以前“往常但见了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退;但见了那人(指张生),兜的便亲”的表现很不一样,她已经感觉到对方磁石般的吸引力,对张生萌生了爱慕之情。
她这一“回顾”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封建礼教箴规是相违背的。
而且事情发生在佛寺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场所和自己的父亲棺材尚未入土之时,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
如果说佛殿相逢是出于对张生外表的中意,那么后来的墙角吟诗、隔墙酬韵已是爱慕张生的文才了。
此后莺莺坠入了爱河,毅然把自己“千金之躯”托给了不知底细的寒酸的白衣秀才。
《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它不仅在描绘男性角色的形象上有着深刻的刻画,对女性角色的描写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小说中,女性的意识逐渐觉醒,她们在传统的束缚下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主张。
本文将就《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深入分析。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多种多样,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探春、黛玉、宝玉、香菱、袭人、林黛玉等一众女性角色在小说中塑造出深刻的形象,她们或刚强、或娇柔、或冷艳,都具有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意识觉醒的过程。
以林黛玉和探春的意识觉醒为例,她们在家族的压迫和社会的局限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并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人生的价值。
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觉醒受到了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对较低,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着各种束缚和压力。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在面对这些束缚和压力时,并没有沦为无意识的受害者,而是在传统观念和社会压迫的困扰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正是这种意识的觉醒使她们在小说中具有了更加鲜活的形象和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启示。
在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女性束缚和压迫逐渐被打破,女性已经成为了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女性的意识觉醒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红楼梦》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和觉醒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她们不仅具有勇气和毅力,更重要的是她们有着独立自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的精神。
这种精神对当代女性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可以帮助她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进而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唐代女文学家蔡琰的才华与女性意识觉醒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其盛世文化而闻名于世。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众多才女涌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其中,蔡琰是唐代女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才华与女性意识觉醒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琰生于唐代初期,她具有非凡的才情和深邃的思想,以出色的文学作品闻名一时。
她的诗歌构思巧妙,表达细腻,对唐代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了她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她的作品中,女性被赋予了主动的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声音不再被压抑,而得以自由呈现。
蔡琰的代表作之一是《春夜喜雨》。
这首诗通过描绘春夜的美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喜雨,抒发了蔡琰对自然的赞美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然而,与普通的春夜颂歌不同的是,蔡琰在诗中表达了她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思考。
她用春雨洗涤压抑,以喻春雨润泽女性,呼吁女性能够像春雨一样,自信而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这种女性自觉的意识觉醒,使蔡琰的诗歌在唐代女性的文化历史中独树一帜。
除了诗歌创作外,蔡琰还以其散文作品为人称道。
《自祝门神》是她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
在这篇文章中,蔡琰借用了祝贺新婚的门神图案,以自身的经历来表达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吁。
她通过自己经历的嫁娶之事,表达出对女性身份束缚的厌倦和对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
蔡琰认为女性在家庭之中不应被局限于端茶倒水,而应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蔡琰的才华与女性意识觉醒不仅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她的生活实践中。
作为一位女性,蔡琰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与热爱,不畏艰辛和压力,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地展现了女性的智慧和力量,为当时的女性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唐代社会,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压抑。
然而,蔡琰以其优秀的文学才华和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为当时的女性树立了榜样,鼓励她们敢于追求自我、实现自我。
她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代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西厢记中的女性意识觉醒《西厢记》是中国元曲四大名剧之一,由明代文学家王实甫创作。
该剧通过描绘主人公杜丽娘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勇敢追求爱情、争取自主权利的故事,展现了女性的坚强和意识觉醒。
封建社会下的女性地位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缺乏独立自主的权利。
她们被视为嫁出去的财产,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
然而,《西厢记》中的女性形象突破了这一桎梏,具有了更多的行动力和思考能力。
杜丽娘:勇敢追求爱情与争取自主权利杜丽娘是《西厢记》中的女主角,她初次登场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和机智。
面对传统礼教束缚下无法得到心上人张生青睐的困境,她不畏艰险,采用各种手段来引起张生注意并表达她对爱情的渴望。
杜丽娘的勇敢和坚持为其他女性树立了榜样,使她们重新认识到自己应当拥有追求爱情和自主权利的权益。
她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并寻找突破束缚的方法。
其他女性意识觉醒的例子除了杜丽娘,剧中还有一些次要角色也呈现出意识觉醒的特点。
比如李娘子,在被丈夫质疑忠诚时,她积极辩驳并表达了对于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平等的看法;还有王贵人,她在与文官交往过程中展现了相当高尚的性格和才华,不愿随意牺牲自己。
这些女性角色在《西厢记》中有着自身独立思考、追求真爱和争取自主权利的共同特点。
她们通过各种努力,试图改变传统社会对于女性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束缚。
总结《西厢记》中的女性意识觉醒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部分。
通过塑造勇敢、坚持和独立的女性角色,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权益的剥夺和限制。
杜丽娘及其他女性角色在剧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思考能力、行动力和求知欲望,它们激励着观众去思考和反思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并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主权利。
这种意识觉醒无疑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并为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唐代女诗人的自我解放与女性意识觉醒引言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相对提升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时期,许多杰出的女性诗人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思想,并展现了她们对自我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追求。
本文将探讨唐代女诗人在自我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自我解放在唐代,封建社会仍然存在,男权至上是社会规范,而这种社会环境更加凸显了唐代女诗人所做出的自我解放。
她们通过挑战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内心真实的世界。
唐代女诗人王昌龄以其深情雅致的作品闻名于世。
她在其作品中表达了爱情、家庭、友谊等各种情感,展示了她个体化和独立思考的特点。
例如,在《登程送别》中,王昌龄以她独具一格的视角描述了自己和宋之问的离别,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切感受。
同时,唐代女诗人们不仅在情感上自我解放,还在思想上寻求独立。
例如,杜牧的妹妹杜秋娘(号蜀山人)通过自己的诗作表达了对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的看法,并提出了个人主义和女性平等的观点。
她的作品以其直白而有力的文字风格打动了许多读者。
女性意识觉醒唐代女诗人在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也逐渐觉醒并表达了对女性权益和地位的关注。
她们通过呼吁平等、赞扬勇敢和坚韧不拔的女性形象来反映自己对女性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例如,女诗人刘采春在《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中写道:“但愿此心常如此,芙蓉不老属青苔。
”这句诗凸显了她对女性永远保持美丽和年轻态度的期许,并以此表达了对女性权益和地位的思考。
在唐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些女诗人以揭露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不公平对待而闻名。
例如杨玉环就通过她的作品提倡反对男权社会,赞美自由和独立的女性形象。
结论唐代女诗人在自我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她们通过挑战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束缚,勇敢地追求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并通过诗歌为女性发声,呼吁平等与自由。
她们的努力开拓了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提高的一条道路,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爱情婚姻是文学领域古往今来永恒的主题之一,代表着人类的最大幸福和美好未来。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写爱情婚姻的可谓汗牛充栋。
《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写爱情的文学杰作,作为爱情缔造者的一方——女性都是重点刻画的对象,描写了她们爱情的幸福甜美,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及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
一《西厢记》在爱情的追求上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这“花落水流红”引起的“闲愁”是什么呢?是红娘所说的“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不是。
因为在第一折的楔子中,老夫人交代过:“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
既然终身有主,为何“心中无限伤心事”?原来自己要嫁的丈夫郑恒是个人品卑劣的人。
从第五本第三折郑恒争婚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纯粹是一个无赖:既会造谣,凭空捏造张生中举后做了王尚书家女婿,以骗娶莺莺;又会使野,要将莺莺“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
”莺莺是为自己将来嫁非其人而伤心发愁,她想追求两情相悦的真正爱情。
这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蔑视门第和权势的。
她在佛殿与张生邂逅相遇时,对这个陌生男子的注视,并没有感到害羞或者躲避,而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临走还“回顾”、“觑末”。
这与崔莺莺以前“往常但见了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退;但见了那人(指张生),兜的便亲”的表现很不一样,她已经感觉到对方磁石般的吸引力,对张生萌生了爱慕之情。
她这一“回顾”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封建礼教箴规是相违背的。
而且事情发生在佛寺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场所和自己的父亲棺材尚未入土之时,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
如果说佛殿相逢是出于对张生外表的中意,那么后来的墙角吟诗、隔墙酬韵已是爱慕张生的文才了。
此后莺莺坠入了爱河,毅然把自己“千金之躯”托给了不知底细的寒酸的白衣秀才。
莺莺这么做,不在乎功名利禄,只在乎张生能忠贞不二,“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顶住母亲的责难、亲朋的鄙弃和社会舆论的无形压力,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就是崔莺莺身上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正是这一艺术形象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比崔莺莺更为严酷。
已到了少女怀春花季年龄的杜丽娘被锁在闺房,与外界隔绝,并受《四书》思想的禁锢。
但是在这样一位千金小姐身上,却有对美与爱的潜在意识。
她在衣裙上绣上成双结对的花鸟,认为《关雎》并不是歌咏后妃之德,而是对自由相爱的鸟儿、浪漫相亲的君子淑女的礼赞。
这种潜意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迸发出来。
一次偶然,小丫头春香把发现后花园的事告诉杜丽娘。
杜丽娘听说之后欣然游园,为了游园赏春,事先经过精心准备,仔细梳妆,悉心打扮,俨然新娘出嫁时的盛妆场面。
见到美好春光,发出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和“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
光阴如过隙耳。
(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的叹息。
杜丽娘大胆表露了自己的心声,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面对“花落水流红”,还只是“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一切想法埋在心底。
不仅如此,杜丽娘在诱人春光的感召下,得到了梦中情人的及时抚爱。
这梦境寄托着她全身心的憧憬和追求,说明她追求的是现实中的理想人物。
此后,杜丽娘能够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说明这不是她的一时心理冲动,而是凝聚着生命中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
这与崔莺莺见到张生就一见倾心是不同的。
所以说,杜丽娘追求爱情的大胆表现出了较强的女性意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早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寄居于贾府门下。
这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不由地林黛玉不处处留心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林黛玉任情率性和孤高自许,用尖刻的话语揭露虚伪和庸俗,自然知心人就很少。
唯一能够成为知音的就只有贾宝玉。
贾宝玉本被认为是贾府兴旺的希望所在,应该走一条仕途经济的道路,娶一个“德言工貌”的妻子,然而他“最不肯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道路。
对于贾府来说,是一个完全的叛逆者。
黛玉在他面前从未提过“仕途经济”的大道理,因而博得他的好感。
在大观园这个特殊环境里,林黛玉与贾宝玉每天“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于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经过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拌嘴吵架、互诉肺腑,终于达成心灵上的默契、思想上的共识,爱情萌发了。
他们的相爱正是源于两颗纯洁高尚的“心”的相互碰撞、沟通和彼此认同。
宝玉挨打送帕子给黛玉,黛玉在帕上题诗后,他们再也未发生争吵,在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正的爱情。
然而,这种爱情不符合封建家长的观点。
贾母在清虚观打醮时曾公开为宝玉择偶的两条标准:一是模样儿,二是性格。
对于黛玉来说,模样超群;而性格,贾母有评价“提起姊妹,……(黛玉)全不如宝丫头。
”除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林家家道中落。
因为在封建社会,婚姻是服从政治需要的,首先考虑的是家世利益而不是婚姻双方有没有感情。
恩格斯指出过:“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可见宝黛爱情是注定要夭折的。
最终贾家在确定宝二奶奶人选的重要时刻,撕去温情的面纱,用薛宝钗代替了黛玉。
不知情的林黛玉以为是贾宝玉辜负了爱情,为了维护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爱情,毅然与之同归于尽。
二三部经典,皆以女性为主角,写她们的爱情,写她们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正反映了我国古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三个阶段。
这三位女性的女性意识觉醒一位高似一位,而林黛玉则是她们在女性意识觉醒上的高峰。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女性意识只是一种初步的觉醒。
她的爱情更多的是根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由对外表的中意到对文才的爱慕,是一种典型的“才子佳人”式一见钟情的爱情。
这与林黛玉相比较,只是基于男女原本的性爱,不是生命之爱,即不会为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为崔莺莺与张生缺乏长时间的相处和沟通,缺乏心灵上的共鸣,一旦出现过大的阻力,爱情就注定会毁灭。
这一点在《西厢记》中是很明显的。
张生计退贼兵后,由于应允他们婚姻的老妇人突然赖婚,崔莺莺无法可施,只是“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未能在母亲面前有反抗的表示。
倘若她母亲再坚持一些,不让他们结合,又会怎样?莺莺会为爱情而死?不会。
从她与张生“非法”同居后对张生说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
”所以说,《西厢记》中莺莺的女性意识还只是一种初步的觉醒。
《牡丹亭》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上较《西厢记》明显。
她大胆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不似崔莺莺将一切想法埋在心底。
能够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说明这不是她的一时心理冲动,而是凝聚着生命中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
固然,《牡丹亭》在以情反理,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等方面功莫大焉,不过,仍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路。
杜丽娘生还后,柳梦梅迫不及待地要与她交欢,她说:“前夕鬼也,今日人也。
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这分明是亮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黄牌,说明杜丽娘身上受封建礼教束缚而挥之不去的阴影的存在。
其他如科考及第、皇上恩准等也都说明后半部戏在总体上回归到遵理复礼的常套。
这与《红楼梦》否定封建婚姻制度和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红楼梦》在这方面继承了《西厢记》和《牡丹亭》,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它们。
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林黛玉具有比崔莺莺、杜丽娘更强烈的女性意识。
林黛玉的爱情观与崔莺莺、杜丽娘有实质上的区别。
崔莺莺、杜丽娘的爱情是一种“男才女貌”式的一见钟情或者追求肌肤交欢的爱情,都含有一种性的冲动。
林黛玉追求的是一种以敢于违背传统伦理观念为共同思想基础的爱情,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摒弃了崔、杜二人一见钟情或者追求肌肤交欢的爱情,把爱情的追求引向注重精神共鸣的全新境界,从而把对女性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重视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宝、黛爱情不是闪电式的,而是诸多条件下经过长期酝酿而成的。
并且林黛玉为了维护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爱情,毅然而死。
“为情而死”是《红楼梦》对《牡丹亭》的继承。
但《牡丹亭》是为寻找爱情而死,《红楼梦》是为捍卫爱情而死。
这是继承中的发展。
《红楼梦》女性意识还表现在女性的地位、才干、个性、人格等各个方面。
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但她时时处处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从不向世俗和理法低下高贵的头。
即使对真心爱她的贾宝玉,她也从不会贬低自己来牵就、顺从、博取对方的欢心。
如若冒犯她的人格尊严,那更是不行的。
这在崔莺莺、杜丽娘身上,则并无明显体现。
所以说,《红楼梦》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高峰。
参考文献[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5.[2]汤显祖.汤显祖全集[ M ] .徐朔方笺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1290.[3]汤显祖.牡丹亭[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作[4]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50.[5] 金圣叹.金圣叹评《西厢记》[M].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82.[7]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5.总的来说, 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在婚姻爱情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反抗性格, 体现着女性意觉醒的三阶段。
崔莺莺是由爱生欲, 杜丽娘是由欲生爱, 而林黛玉则是根本脱离了欲望, 是一种至真至纯的感情。
这三个女性在婚姻爱情的背后, 也有所不同。
崔莺莺体现出来的是对“门当户对”的反抗, 强调“有情” ;杜丽娘体现出来的是对“人性复归”的追求, 表现人性的不可扼杀, 强调“人欲” ;林黛玉体现出来的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勇猛冲击, 表现出一种十分可贵的“制天命”的斗争精神。
但是她们三人却奏响了一曲反叛的最强音, 她们的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