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的十大糟粕》由于中国式管理对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缺乏深刻的洞悉，因而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当前的历史形势。
中国当前现代化的本质是“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而中国式管理却以“第一次现代化”的眼光来看问题。
尽管中国式管理也谈全球化，但由于缺少正确的视角，因此，它对全球化的理解是片面和不深入的。
这决定了不论何种形式的中国式管理，都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指点中国的未来。
从全球化和后现代管理的角度，我们认为，目前出现的中国式管理理论，至少存在以下十大糟粕：中国式管理糟粕之一：“中国中心论”不论何种形式的中国式管理理论，都是“中国中心论”的体现。
所谓“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不过是“洋为中用”思想的翻版。
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在面临“第一次现代化”时不成熟的思想。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摆脱不了这种误区，实在是一个大国的悲哀。
“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本质，将是以“大我”观念代替“小我”观念，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
也就是，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而且中国与世界已不可区分。
因此，刻意强调“中国式”是一种新形式的“闭关锁国”。
它的危险是，将再一次把中国隔离于世界之外。
尽管一些相对理性的中国式管理言论认为，中国式管理需要具备与国际管理学对话的能力，但全球化背景下，实际上已经无法区分国内与国际。
所谓国际或跨国，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跨国文化交流是不需要走出国门的。
也就是说，跨国管理学也是不需要走出国门的。
任何一门学术，特别是管理学，不出国门就已经是国际的了。
在此种状况之下，所谓“以我为主，自成一家”，已经是落伍的思想。
因为，所谓的“我”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我”了。
强调“自成一家”的结果，是自决于“大我”的非理性行为。
可以说，隐藏在“地方特色”背后的“中国中心论”，是中国式管理最能蛊惑人心的思想。
它甚至会以理性的名义，将民族主义包装起来，从而使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走入歧途。
中国式管理糟粕之二：包装的权谋中国式管理声称，凡谈权谋乃是没有领会中国式管理的真谛。
然而，中国式管理反对的只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却推崇真正的权谋。
因为真正的权谋，正是马基雅弗利所说的“伟大的假好人”式的狡黠。
请看中国式管理的“经典”言论：“表面上看来，中国人喜欢争权夺利，实际上我们真正开心的，是塑造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形势。
大势所趋，权和利都成为囊中物，高明的中国人，口口声声不为权不谋利，却善于‘造势’，因为形势比人强，可以决定一切”。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97页。
）以上所谓的“造势”是什么？一种真正的权谋术，却非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造势”！这无非是一种包装，甚至是强词夺理。
这种文字游戏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其它诸如以下的言论：“希望在圆满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则：第一，平时要以广结善缘的态度，结识各种关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时商请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随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转水转，有一天发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场面；第三，要慎重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加入某种党派或势力圈？”（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49页）以上则是赤裸裸地教唆中国人玩弄古代权谋。
尽管它所说的是一种中国人生活中的现实，但体现的是一种市侩哲学，而不是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正直的学术。
也许你会说，改造国民性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但近代以来，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改造国民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性格也已经变化了许多。
事实上，明目张胆地教唆人权谋之术，即使在古代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而这种“旁门左道”却能在国际化时代的中国，成为一种打着“中国”旗号的“显学”，这本质上还是反映了当今中国人思想上的迷茫。
放眼西方，也许只有马基雅弗利曾经公然鼓吹过权谋之术。
其他无论西方哲学还是基督教信仰，都教导人正直、坦诚、纯洁的高尚品格。
西方并没有嘲笑这些高尚的品格是“幼稚”。
中国的圣人孔子、孟子等，也无不教导人树立高尚的品格。
从中国企业目前的状况来看，“办公室政治”的泛滥堪称是一大难题。
身在职场的中国人大多都对“办公室政治”深有体会。
可以肯定是，没有人真正喜欢“办公室”政治，有的话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而中国式管理公然教唆权谋之术的做法，无疑会助长“办公室政治”之风，让中国人活得更累。
中国式管理糟粕之三：伪装的仁爱中国式管理在鼓吹“人性化管理”是自身核心特色的同时，在具体的管理手段上却又完全违背人性。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式管理的“手段”：“中国人当然深知‘向上管理’的奥妙，在于‘能做不能说’……向下管理尚属不可明言，何况是向上管理？上级觉得好笑：‘我都不想管你，想不到你还想来管我！’不免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整整你，看你敢不敢来管我？心想，‘老子不发威，被部属当成病猫’，干脆发发威风，看谁来向上管理？’（曾仕强《中国式管理》91页）“‘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规定中国人鞠躬，还不如把屋檐压低，让他自然非鞠躬不可。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97页。
）“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有意见很可能被当作叛逆。
……现在不能杀人，却也有一大套整人的办法，令人比死还要难过，何苦以身相试！不如明哲保身，牢牢记住这一条准则。
就算老板叫我去死，我也要答应‘好’，反正不去死他也没有办法，何必嘴硬，跟老板逞强！”（曾仕强《中国式管理》77页）以上这些做法，岂止是远离人性化的管理？完全是压制人性的宫廷之术！那么，中国式管理所鼓吹的爱心又如何体现呢？看来，无论是“人性化”还是“爱心”，对于中国式管理来说，都是言不由衷的。
中国式管理在客观上只能把中国人个个塑造成奴才，让中国回归专制的古代社会。
中国式管理糟粕之四：疲劳的人际技巧中国式管理自称通过一套“圆通”的沟通艺术，可以使管理轻松愉快。
而实际上，按照中国式管理的沟通技巧，只会使人更加沉重痛苦。
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沟通艺术核心是“不明言”，即深藏不露。
这种古代官场文化，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商业社会，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对话中，如果成为一种规则，其巨大的破坏力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来看中国式管理的“三大沟通特色”：“中国人沟通有三大特色，一是有话不一定说出来；二是说出来可能含含糊糊；三是就算说得相当肯定，也不一定是真的。
”（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83页）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中国老板是这样的。
但这并非大家喜欢的风格，而是为经理人所深恶痛绝。
很多经理人就是因为无法承受老板的这种风格而离开公司。
如果说是正当的沟通艺术，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成年人必备的技能。
但中国式管理显然扭曲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沟通艺术，而使之变成一种搀杂着权谋和不轨之心的厚黑学。
即使中国式管理的动机是好的，客观上也会造成此种后果。
这种不透明的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糟粕。
它只能助长中国人的虚伪之风和争斗之风，实在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因为，它把所有人都视为敌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挖空心思。
中国式管理批评西方个人主义，它自己却是真正的个人主义鼓动者。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话：“不明言有什么好处？分析起来真的是好处多多：第一，不明言才不致使自己站在亮处，暴光太多，让人家一目了然，很容易加以掌握，甚至抓住弱点；第二，不明言才有回旋的余地，不至于逼死自己。
反正话还没有说出嘴，怎么改都可以，才够灵活；第三，不明言才能够引出对方的本意，因为他搞不清楚底细，才肯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啊，原来如此！”（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72页。
）看来，中国式管理所说的“不明言”，目的是让别人“明言”。
而如果人人不明言，大家都互相猜测，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竞争激烈、变动迅速的商场，允许此种风气存在吗？大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互相猜测和斗法上，企业绩效如何保证？中国式管理还主张“会而不议”，就是开会时不进行实质性讨论。
请看下面阐述：“支持人希望大家‘会而议’，大家会前就心怀鬼胎，秘而不宣，彼此互不沟通，以期会议中各显神通，让主持人刮目相看而视为杰出人才。
‘会而议’演变成为大家互相攀比、各争功劳的局面，就会引起恶性竞争，造成同归与尽的凄惨结果。
……历史上大鸣大放的结局，在主持人下不了台阶或者恼羞成怒的紧束政策下，不知道增添多少冤魂！‘会而议’产生许多‘一开口便成烈士’的教训”。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76页）原来“会而不议”的目的是明哲保身。
中国企业原本就大多缺乏优秀的企业文化，缺乏强大的凝聚力。
如果按照中国式管理的做法，只会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更加复杂。
因为中国式管理的做法，根本上是一种斗争哲学。
“先说为什么会先死呢？道理几乎都是相对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先说的人说出这一方面的道理，后说的人很容易站在相反的立场，说出另一方面的道理。
虽然双方面都说得头头是道，毕竟后说的人，可以针对先说的人，做一番整理和修补，甚至大挖其漏洞，弄得先说的人，好象相当没有学问。
”（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61页。
）上面这段话，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中国式管理缺乏仁厚之心。
开会不先发言，其目的原来就是为了整别人。
这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式管理糟粕之五：助长趋炎附势之风中国式管理还助长趋炎附势之风。
请看下面这段话：“我们受到指责和批评的时候，首先要先认清对象，搞清楚‘指责我的人究竟是谁’。
指责的人职位比我高，形势比我强，或者声望比我隆，最好的因应方式，便是‘做错了，赶快向他道歉，并且设法获得谅解；没有错，则保持沉默，不说话。
’指责的人职位和我一般高，形势和我差不多，声望也隆不到哪里去，常见的反应是：‘好，我承认我有错，你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吗？’于是毫不保留地把对方的错误，也宣扬开来，弄得对方下不了台。
指责的人职位比我低，形势比我差，声望不如我，这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人在后面撑腰？不然怎么会如此这般？如果是，要特别小心，不理会指责的人，却直探后面那位撑腰的高手，以便适时化解，他自然会制止指责的人，甚至叫他道歉了事。
若是背后并无高人，那么本着‘不教训你不行，否则别人可能学样’的精神，一定要把脚伸出去，踩得他永远不能超生。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74-175页。
）打着复兴中国的堂皇旗号，中国式管理给国人开出的却是如此“药方”。
这种瘪三式的行为难道也是管理学的创新吗？大街上随便找一个没文化的流浪汉也会啊？若中国式管理就是这种面目的话，那真是国人的耻辱！再看看下面这段话：“总经理从外面回来，嘴角上粘着一颗米饭，职员们看到了，敢不敢说：‘总经理，你怎么带便当？’答案是有人敢，有人不敢。
敢说的人并不是勇敢、坦诚、率真，而是料定总经理不会把他怎么样。
不敢说的人也不是胆小、阴沉、世故，而是没有把握，究竟会有什么后果。
”（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170页）这是典型的太监文化。
可总经理并不是皇上。
如果按照中国式管理的金科玉律，我们却可以把任何一个总经理培养成“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