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关系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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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园”神话爱情的乌托邦乔治・桑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重要的文学作家,她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一生,在法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正如雨果所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特别是,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女性。
”《魔沼》是其重要的“田园小说”。
乔治・桑很早失去了母亲,是在祖母的庄园里浸润着大自然的灵秀和阅读启蒙思想家的作品长大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培养了她热爱“田园牧歌”式生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涵。
她嫁给迪番男爵后,不幸的婚姻生活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接触,使其憧憬、向往并强烈追求理想的爱情,这也是她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的精神支柱。
这种精神底蕴,在《魔沼》里具有极其鲜明的显现。
一文学起源于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历程中对自然之神祭拜的巫术、仪式、神话、宗教等。
宗教经典是文学的载体之一,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深入人的心灵和精神领域,体现于艺术家的创作中,成为艺术创作的丰富素材。
它必将影响着同是资产阶级人士、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乔治・桑。
《圣经》为后人构筑了包括“伊甸园”神话在内的诸多神话,这些神话给人们许多美丽的遐想,成为后人创作的直接素材和灵感源泉。
“伊甸园”神话的精神内涵,既是人类生活中梦寐以求的爱情理想,也是艺术家乐此不疲而表现的主题。
《魔沼》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伊甸园”神话模式,展现了乔治・桑对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美的追求和热望。
在文本中,它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呈现为“伊甸园”神话的原初意义即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风景秀美、安静祥和的“伊甸园”里共同生存、相互平等、相互关爱,指归为人类在爱情、婚姻历程中的美好愿望。
《魔沼》中无论是热尔曼对已逝妻子怀念不已的显现,还是对与玛丽的动人心弦的历程展示,无不表达了与《圣经》中“伊甸园”神话的契合。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说:“主人公在程度上高于他人和环境,便是传奇的主人公了,其行动卓绝超凡,但他本人是人而非神。
乌托邦是什么意思乌托邦思想发展历程乌托邦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乌托邦简介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
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
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本义介绍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
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
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
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
“男女都一样的乌托邦想象“男女都一样”是中国妇女在争取解放过程中出现的口号。
参加生产劳动是走向解放的重要一步,1950年代初小说对此进行了描述,其中裹挟着伪女性化书写方式。
伪女性化书写是指小说表面以描写女性为主,主张男女平等,事实上有悖男女平等要义,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而存在,是在主张女性权利话语之时实施的女性压迫。
其描写的女性在侵占男性生产劳动领域时,表现出趋于男性的特征,女性特征仅是生理表象,其内在以男性价值作为追求标杆。
这是压迫女性的隐蔽描写方式,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现象。
无论伪女性化书写的具体表现方法,还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它们对于今天的女性创作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研究界对此一直缺少细部研究,研究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妇女解放的想象路径——生产劳动二、“男女都一样”的书写悖论在伪女性书写中,女性的成功以男性退场为前提,此时,男性成了女性的潜在对手,女性成功标志在于侵占男性专有的生产劳动领域,而且只有占有这一领域才能形象地显示女性解放。
这是在平等旗帜掩盖下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双向的。
为了给女性提供表现机会,她们身边的男性只能处于失语状态,比如云芝的父亲已经死亡,张玉洁的丈夫在镇上合作社工作,她们只能独立支撑家庭,这才能给她们超强劳动的机会。
在争取超强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女性貌似成功者,但是,这种成功背后可怜的一面很令人无奈,她们拼命侵占男性领域,不外乎表明男性获得价值的空间,女性也可以在这里成功,读者可以看到这些女性都以男性的价值标准在寻求自己的价值。
正是在小说家秉持的“男女都一样”的视野中,男性却成了女性的对立面。
男女之间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斗争。
在小说世界里,女性都能成功地颠覆男性——公公、父亲、丈夫、恋人等——话语。
生产中、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为了显示女性的强势,小说家常常用男性来对她们加以衬托,肆意雕琢男性自私、落后等恶劣品质,从精神上贬低男性的存在价值。
陈常德不求上进,一心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断催徐淑芳结婚,徐淑芳以分手威吓他,小说结尾处暗示陈常德有上进的表现o,这是对男性还算客气的描写,有的小说为了丑化男性,人物的外貌言行具有漫画色彩。
《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的幸福观《乌托邦》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品。
这部作品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即乌托邦,它是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战争和犯罪的理想国家。
托马斯·莫尔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对幸福的独特见解,他的幸福观影响着乌托邦的人民和社会的发展。
本文将深入探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的幸福观。
托马斯·莫尔的幸福观体现在他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
在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中,人们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男女,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整个社会都是按照公平和正义来安排的,没有人因为贫穷而受到歧视,也没有人因为富有而得到特权。
这种公平正义的幸福观不仅体现在乌托邦这个虚构的国家中,也是托马斯·莫尔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希望通过描绘乌托邦,来反映当时英国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呼吁人们追求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
托马斯·莫尔的幸福观还体现在他对劳动和快乐的认识上。
在乌托邦这个社会中,人们不仅有权利获得平等的资源和机会,还有义务去劳动。
劳动被视为一种快乐的源泉,而不是一种负担。
人们在乌托邦社会中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他们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
这种对劳动的积极态度影响了整个社会,使得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了快乐和幸福。
托马斯·莫尔通过乌托邦的设想告诉人们,真正的幸福是可以通过劳动来获得的,而不是依靠奢侈和享乐。
托马斯·莫尔的幸福观还体现在他对知识的重视上。
在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中,知识是被高度尊重的,人们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乌托邦的人民不仅是懂得劳动和生活技能,同时也深谙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等各种知识。
这种对知识的追求和重视,使得乌托邦成为一个高度文明和发达的社会,人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获得无尽的快乐和幸福。
托马斯·莫尔通过塑造乌托邦中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也向人们传达了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
1、乌托邦:源出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乌有之乡”。
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即乌托邦。
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均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则按需分配;人人都从事生产劳动,并有充足的时间供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
故此词喻指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2. 柏拉图式恋爱: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他在对话体著作《会饮篇》中,阐述了自己对爱情的看法:爱神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他用神秘的激情控制着世界,使人以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去追求永恒的美。
这个追求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认识过程。
爱的最低级的形式是热恋中的情人“专注于对方美的形体”,渴望与对方肉体的结合,爱的较高形式则是从沉湎于美的形体升华到爱恋形体所表现出来的美,爱的最高形式是沉思的美,即不带感性形体的美。
他由此提出了将真、善、美合为最高理想的看法。
后来,人们把男女之间那种与性无涉的、理想化的相互爱慕情谊,称为柏拉图式恋爱,现代语也叫精神恋爱。
3.犹大的亲吻:犹大是《圣经》中耶稣基督的亲信子弟12门徒之一。
耶稣传布新道虽然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引起犹太教长老司祭们的仇恨。
他们用30个银币收买了犹大,要他帮助辨认出耶稣。
他们到客马尼园抓耶稣时,犹大假装请安,拥抱和亲吻耶稣。
耶稣随即被捕,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人们用犹大的亲吻比喻可耻的叛卖行为4.海妖之歌:出自希腊神话。
传说在一个岛上住着一些以美妙歌声迷人害人的海妖,名叫塞壬。
后奥德赛路经该岛,事先得到瑟西女仙的警告,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又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同伴们奋力划桨,终于战胜了迷人的歌声。
比喻那种骗人的甜言蜜语。
5.苹果之争:出自希腊神话。
密尔弥多涅斯人的国王珀琉斯和女神西蒂斯邀请众神参加婚礼,惟独忘了争吵之神厄里斯。
厄里斯寻衅将一个金苹果扔在宴席中,说是要送给最美丽的女神。
《乌托邦》的读书笔记(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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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最美好的关系女人爱男人,又恨男人;男人会哄女人,又伤害女人。
女人离不开男人,她的美丽需要男人来欣赏,她的风情要在男人的面前来绽放;男人需要女人,他在功成名就时需要女人的仰望与崇拜,他在失意困苦时需要女人的支撑与抚慰。
男人与女人注定一生通过三种关系来依附和纠缠。
一、夫妻关系。
这是男女之间最圆满却又最残酷的关系。
男人与女人因缘分而相识,因相爱而结合,以为可以天长地久,幸福终老。
但天长地久,却不一定有爱情,不一定幸福甜蜜。
爱情的距离越近,爱情就消失得越快。
夫妻关系是男女关系中最为亲密、最为熟悉的关系,正因为过于亲密,过于熟悉,言语上便会肆无忌惮,忘记了基本的礼貌和尊重,甚至放肆的践踏对方的自尊,不满和怨恨因此产生。
如果两个人懂得维系和修护,夫妻关系还可维系,如果两人都没了心劲,这种关系迟早会发霉变质,最终千疮百孔,无法修护。
夫妻关系一旦成了陌路,比任何陌生人都更加陌生,比天涯海角的距离更加遥远。
二、情人关系。
这种关系尤指婚姻中出现的婚外情,更多的反映和集中在男人的身上。
男人从本能上永远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这是一个从古至今的社会现象,它违反的只是道德问题,并不触犯法律。
从古至今,男人就以拥有很多女人作为成功的象征,而有情人的男人通常都是那些有权有钱的男人,权利是男人最锋利的武器,金钱是男人最坚固的盔甲,男人挥舞着权利的武器,穿上了金钱的盔甲,从此让多少红颜尽折腰。
女人甘愿做成功男人的情人,对女人而言,以为那是一种体面,一种风光;对男人而言,那是一种成就感和人生价值感的体现。
这种关系开头灿烂,结局黯淡。
时间越长,女人的索求和欲望会如蒸熟的馒头一样膨胀,而男人的好感和柔情会如火盆一样熄灭。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做不了他的妻,就远离,否则会失望,更会绝望。
三、知己关系。
这是男女之间最美好的一种关系,红颜知己是男人心头浪漫而璀璨的梦,符合男人所有的想象。
男人这个性别注定要背负太多,承受太多,总期待人生中出现一个红颜知己,她善解人意,她冰雪聪明,她能排解他内心的烦忧,能抚慰他精神的苦闷。
“拉那尼姆”: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摘要:劳伦斯一生执著地追求着他的乌托邦——拉那尼姆。
拉那尼姆是劳伦斯对一方净土的追寻,对一种理想社会的追寻,更是一种对完美道德的追寻。
但这一道德观是人类对自己未来社会从精神方面的设想,也许它并不实际,但更能引起我们的反思。
关键词:拉那尼姆乌托邦·劳伦斯道德理想利维斯在《小说家d·h·劳伦斯》中指出:劳伦斯像简·奥斯汀、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一样都是伟大传统的杰出的创业者,把劳伦斯归入英国的“伟大传统”之列,而利维斯往往是以道德作为臧否作品的标准。
劳伦斯在小说创作时格外注重小说的道德作用,并在散论《道德与小说》中阐述了他小说的道德观。
劳伦斯也一再强调“不要相信艺术家,要相信他的作品”。
他的道德观正是通过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来的。
劳伦斯一生执著地追求着他的乌托邦——拉那尼姆。
“拉那尼姆”(rananim),意思是“翠绿,新鲜、茂盛、欣欣向荣和生机勃勃”。
这个词源于一首希伯来歌曲“拉纳尼·萨德金·巴达诺伊”,意即“欢乐吧,啊,以上帝的正义”。
劳伦斯在1915年1月18日给霍普金的信中谈到他“最珍视的计划”,“我想集合大约20个人,乘船离开这个战火纷飞的悲惨世界,找一小块移民区,那里不使用货币,在生活必需品方面施行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那里存在着正派之风”。
这是劳伦斯第一次正式提出他的乌托邦梦想。
拉那尼姆是劳伦斯对一方净土的追寻,对一种理想社会的追寻,更是一种对完美道德的追寻。
但这一道德观是人类对自己未来社会从精神方面的设想,也许它并不实际,但更能引起我们的反思。
一、追求个体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在劳伦斯所处时代的英国社会,人们在文明的束缚下,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中产阶级学校所培育的人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狂热地追求金钱与荣誉。
而下层阶级则在工业文明的压榨下苟延残喘,变得麻木不仁,除了工作外已没有任何追求。
莫尔《乌托邦》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人文主义思想家。
莫尔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2岁时,被父亲送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摩顿的府邸当侍从。
给名人当侍从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摩顿学识渊博,既是学者、律师、建筑师,又是阅历丰富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莫尔耳濡目染,学识大为长进,摩顿曾向他的朋友介绍说,“在我们桌子旁服侍的这个孩子将本会对每一位能看到他成长的人表明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莫尔14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坎特伯雷学院学习古典文学。
曾向格罗辛学习希腊文,而学习希腊文有崇拜异教的嫌疑,校当局和他的父亲大为不满,他于是被牛津大学革除。
追于父命,他于1494年回到伦敦,入法律学校学习,1496年以优异成绩获准进入伦敦的林肯法律大学,这是一所十分有名的法科大学,莫尔在该校受到严格的训练,1502年毕业后,他被委派到一所法律学校任教,后来,被邀请回林肯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律师的工作,他处理案件廉洁正直,因而声望日起。
公元1504年,年仅26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下议院议员,开始了政治生涯,他勇敢地履行职责,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课新税的要求,亨利七世激怒得发狂,把莫尔的父亲投入伦敦塔监狱,不过,交纳一百镑保释金后被释放。
面对暴政,莫尔毫不畏惧,他愤然离开国会,重操律师旧业,并从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潜心研读教父的著作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著作。
他一度致力于宗教的研究,并迷上了卡尔图斯教团,亲身实践极端的苦行生活,并寻思加入这个教团,正在这时,初遇伊拉斯谟,从而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为了巩固王权,设法笼络莫尔,屡召莫尔入宫,均遭拒绝,后来不得不亲自到莫尔家中与莫尔一起进餐,从此莫尔重回政界,但莫尔对亨利八世不存幻想,有一次,人家祝贺他受国王的爱顾时,他回答道:“假使我莫尔的人头真会让他得到一座法国城池,这颗头准得落地。
男女关系的乌托邦王安忆编者絮语: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的一种委婉表达。
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运动,诉诸男女平权的整体目标;其次是一种文化理论,强调女性经验,借以展开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的批判。
女性主义理论旨在让人们(尤其是女性)了解性别不平等的本质,侧重点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探究的主题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探讨的深度甚至直指根深蒂固、不易觉察的语言现象(如man/woman中性别歧视)。
参考书:《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这里说的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长篇小说《女客》。
女主角弗郎索瓦兹具有挑战性地将她与情人皮埃尔的两人关系扩展到三人关系,这中途加盟的第三人名叫格扎维埃尔,一位初闯巴黎的年轻姑娘。
这就是全部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前的法国巴黎,活跃的艺术圈内。
弗郎索瓦兹是一位作家,同时从事着令人瞩目的戏剧活动,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两者在她都有着鲜明的令人鼓舞的目标。
最使她感觉幸运的,是她和皮埃尔彼此深爱。
拉勃鲁斯·皮埃尔是一位成功的演员,极具天赋,并且头脑健全,思想深刻。
他们两人的爱情除了一般所具有的激情以外,还很难得的富于理性,也正是这种理性保证了他们的爱情,绝对不需要担心激情枯竭,忠诚和信任的观念也是不必要的。
有的只是日新一日的理解。
就是在这片坚实的爱情土壤上,弗郎索瓦兹才毫无警惕性地将格扎维埃尔引进了。
有一个人心怀恶意地注视着他们这个三人行组,等待着破产的终局,那就是皮埃尔的妹妹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也是一名艺术青年,一个奋斗中的画家,所以特别关注哥哥的三人行命运,是因为她正沉溺于对有妇之夫克洛德的爱情之中,饱受折磨,并且前途无望。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她断定这异想天开的三人关系逃不脱你死我活的下场。
伊丽莎白也对也不对,对的是由于她不像弗郎索瓦兹志得意满,而是爱情中的弱者,深受其害,能够了解男女关系中的残酷性质、阴暗的一面;不对的是她没有区分弗郎索瓦兹、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的三人组与她和克洛德夫妇的三角关系的差别。
她经历的是世间最常见的男女纠葛,一不留心就会失足的感情陷阱,苦乐爱怨都在一般性的意义上发生和感受,是现实的生活。
而弗郎索瓦兹他们却不然。
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有着男女关系乌托邦的意义,是不可用通常的经验的尺度去衡量判断,他们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一种人类的后天性关系,是艺术的关系,是反自然的,具有着知识分子锐不可挡的探索与实验的理性精神。
但无论伊丽莎白对还是不对,她的关注的眼睛是有必要存在的,她的经验对于照射弗郎索瓦兹在三人关系中的感受也是必要的。
她与克洛德痛苦关系的事实非但没有把弗郎索瓦兹的三人组拉入现实的窠臼,反而将其鲜明地区别开来,突出了它的乌托邦面目。
伊丽莎白对此面目的认识是:虚假和做戏。
不幸的是她的看法又一次对错参半。
弗郎索瓦兹为其耗干心血与感情,精疲力竭,终于崩溃的,确实是一场“虚假”和“做戏”。
不过这是从伊丽莎白的人间立场出发所看见的情景,而在弗郎索瓦兹,则是一项理性和感情的艰巨的营造工程。
事情的开始是有些不得已的,但弗郎索瓦兹的决定却反被动为主动,她将其窘迫的处境一改而为创作奇迹的良机。
当她发现她所监护的姑娘格扎维埃尔与皮埃尔互相吸引,而她却一反以往面对皮埃尔的艳遇的常态,遭受到内心的嫉妒的磨折,在经历了恐惧和痛苦的挣扎之后,做出了这一个重大的抉择,那就是发生在小说第一部的结束之处,她和格扎维埃尔间的情节:“相反,一切都可能很美好。
”她说。
“一对和睦结合的夫妇已经很美好,而三个竭尽全力彼此相爱的人更加多彩多姿。
”她停顿了一会儿。
现在是她自己介入、接受冒险的时刻到了。
“因为您和我之间归根结底不也正是一种爱情关系吗?”然后,弗郎索瓦兹再进一步设想:您看,如果在拉勃鲁斯和您之间也有爱情,这就构成了一个多么美好的三人组合,完全平衡均等。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三人关系是建立在三个人平等地彼此相爱的基础之上,它首先摒除了嫉妒的情感,这是弗郎索瓦兹所认为最有害的情感,它是有毒的东西,没有理性,是原始的冲动,它是以占有他人为前提的情感,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她所以要建设这三人组合,就是为了抵抗她心中初露苗头的嫉妒心,而三人关系中,是绝无嫉妒的立足之地,是消除嫉妒的有力保证。
因此,三人关系便是充分给予个人以自由的。
自由则与嫉妒相反,是最为弗郎索瓦兹珍视的东西,她认为,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体验到存在的真实感,一旦没有了自由,存在的自觉性便取消了。
她和皮埃尔的爱情使她满意的就是,他们完全是自由地相爱,不受任何制约,是自由的选择。
因此,在他们的关系之中,她最恐惧的不是皮埃尔爱别人,而是皮埃尔因为她不能爱别人,那样,破产的就不仅是爱情,更是她弗郎索瓦兹的信仰,恰恰是这信仰,将她与皮埃尔紧密地联合起来,合二为一。
事情是这样矛盾,为要解决这困境,三人关系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现在好了,在弗郎索瓦兹作出选择的一刻,所有的矛盾都摆平了,崇高的自由压制了卑贱的嫉妒,理想被护卫了。
最重要的,弗郎索瓦兹不会变成一个她所不认识的弗郎索瓦兹,就像伊丽莎白那样的,充当着一个不是伊丽莎白的伊丽莎白。
在她的眼睛里,伊丽莎白是一个不认识自我的人,她一心一意地设计自我,然后沉湎在这假想的自我里面。
她努力成为一名画家,事实上,“她的画就是把颜料涂抹在画布上,以使其像幅画”;她疯狂地爱克洛德,其实呢?“她倾心于他只是因为她也需要伟大的爱情。
”这是一种错误的自觉性。
而弗郎索瓦兹却正相反,她的自觉总是对的。
她时时刻刻都能真实地体会到自我的存在,她对此深信不疑。
她的存在是如此的稳定可靠,甚至是具有着一种濡染的能力,就是说空间和时间,都因她的所在而明确了存在的事实。
在小说开头的时候,她走在空洞的剧场里,有一段直露的描写:要不是她来到这儿,这里的尘埃气味、半明半暗的光线,透着忧伤的寂静,这一切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全然不存在。
而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光如同一盏羞怯的长明灯穿透黑暗。
她拥有这种权力:她的存在能使事物摆脱无意识状态,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
伊丽莎白的存在却是那样软弱,她甚至要由外部的事物来决定自己的存在。
比如晚上外出时,她总是热衷于更换裙子,“穿上另一条裙子,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
”她总是扮演着与弗郎索瓦兹对照的不幸的角色。
令人惋惜的是,当弗郎索瓦兹感觉到她与皮埃尔坚不可摧的两人世界出现危机的时候,她竟也堕入伊丽莎白的不知所在的深渊。
皮埃尔在她赋予的自由下和格扎维埃尔散步去了。
将会发生什么?她知道也不知道,事情变得前景可怕,最有效的安慰是不去想它,假设没有未来。
而一旦不要了未来,现时也变得可疑了,存在动摇了:时光一瞬间一瞬间散散落落地流逝过去,一个一个不连贯的动作和形象密密麻麻、杂沓纷乱地堆积在一起。
关于时间的连贯性对存在的意义,在此之前,弗郎索瓦兹曾经和皮埃尔的被监护人,年轻的热尔贝讨论过。
他们俩到旧货摊去觅东西作道具,在一个大咖啡馆里取暖,谈到对生活的期望,热尔贝承认他的生活时而美好时而则不美好,但他以为这是正常的,甚至他更进一步地认为这种烦恼以及穿插其间的快乐瞬间才是生活的实体,来龙去脉都是无意义的,仅是“一些嘴里发出的声音”。
他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存在主义者,对于弗郎索瓦兹来说,他的观念过于虚无,又过于现实,显然是没有抵抗力的。
这些孤立的生活瞬间尽管可以使痛苦变得容易忍受一些,可是,她却对自我的存在失去了自觉,所以她必须面对未来。
未来是什么呢?退回一个人的世界是屈服和认输,放弃皮埃尔等于是放弃立场,她的存在是与皮埃尔共同建设的,皮埃尔和她其实是一个人,过去和未来都是从此出发。
那么,便只有前进,进到三人世界中去,建立一个三角鼎立的爱的关系。
这便是弗郎索瓦兹富有创造性和冒险精神的选择。
她要以创造来实现存在,同时体验存在。
这是一个爱情关系的乌托邦,除了保持自由的观念和摒弃嫉妒,还取消了性别。
它否认爱情发生在两性之间的必然性,但它又与同性恋绝无关系。
小说中有一个同性恋的小小的角色,吉米奥,一个龙套演员,委琐而可鄙,但我不以为作者会是出于对同性恋的狭隘的偏见,我宁可认为这角色的匆匆一笔是为了区别三人组里同性爱与同性恋的差异,这不是一回事。
这种爱又和博爱无关,它是发生在三个人的范围之内,是我们通常说的爱的涵意,只是处境复杂。
于是,它就必须是极度纯洁无私的。
当然,性是一个不好处置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忽视它。
伊丽莎白早就断定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上过床了,可是三人组里谁都不为此事交换意见。
事情只是在散步、谈话、社交、跳舞的活动中进行,组合的形式是有规律的交换,原则是每两个人之间都要保证一定时间的单独相处,单独相处的情形不是作为秘密,但也决不作必须公开的制度,而令人感动的就在于他们都非常乐意地选择了互不隐瞒。
性的问题依然没有提出。
可是就像是火山口里的岩浆,不知哪一天就会喷薄而出,在这一天的到来之前,不可避免的,空气中散布着紧张不安的情绪,只有以顽强的沉默去掩盖它。
快乐和坦荡只是表面的,内里却是焦虑。
弗郎索瓦兹始终在与这种情绪斗争,克制自己,并且认为这种克制是有意义的,是三人组建设过程中不可少的心理活动,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经过艰苦的心理抵抗而获得成果的。
她对皮埃尔也基本满意,因为他爱自己也爱格扎维埃尔,在这三角之爱中是尽了他的责任的,并且他与格扎维埃尔单独相处之后,总是详细地向她描述过程,这也符合自由地爱的原则。
至于她听到这一切的心情,她自己能对付得了,对此她有足够的准备和认识。
问题出在格扎维埃尔身上,被接收加入弗郎索瓦兹和皮埃尔之中,她是真心感激和高兴的,可好心情很快就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别扭,捣乱,闹情绪,发脾气,心怀恶意。
她总是把事情搞糟,叫大家扫兴,人人心里不舒服。
她完全不顾弗郎索瓦兹的苦心经营,肆意地对这三人组作着破坏。
这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来自小地方卢昂的姑娘,被匆忙拉入这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实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她的本能很强大,说话行事往往受着本能的驱使,这使她表现得任性和无常。
她其实是很不适合于作为弗郎索瓦兹的实验伙伴,她根本不具备参加这实验的素质和训练。
弗郎索瓦兹对她寄予的希望是不公平的。
就是她打破了沉默,提出三人关系中的那个最为尖锐的问题,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三人组的生死存亡,它要是不解决,三人组的存在就时刻面临危险。
现在好了,这个最具有哲学意义的人文课题,被最无教养的粗鲁姑娘揭开了。
所罗门的瓶子拔掉了瓶塞。
格扎维埃尔是以一种既是迂回又是直接的方式打破沉默的,那就是和热尔贝做爱。
后来,弗郎索瓦兹也同热尔贝做爱,并做了情人。
这全都是为了维持三人组的平衡,而三人组一旦需要外人来帮助平衡,事实上已经灭亡了。
热尔贝的只求现时,不问过去和未来的朴素哲学,特别适合承担这样的任务,就是不求动机和结果,短期地、随时地爱和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