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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李财富院长访谈作者：张翠平来源：《档案管理》2010年第05期写在前面：当论坛发出公告说要采访李财富老师时，桑毓域老师一句话说得好：“等着财富来论坛创造财富。
”蔡总编也说：“很期望再次听到这位江南才子的妙语。
”在线访谈前，我专程去了一趟合肥与李财富老师面谈。
他很和蔼，作为院长，没有一点儿架子。
正值管理学院MPA复试的关头，他抽出了宝贵的两小时来接受采访。
其间，不时有一些进入复试的学生来询问事宜，李老师均给出相应的建议与指导，极其耐心细致。
他的知识储备相当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很健谈，谈话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语言极具感染力。
他热爱档案学，常说：“当你接触档案学并慢慢了解时，会发现它很有意思。
”“我现在想做的，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档案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
”他研究档案学史，探究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而对于当前社会上不少学术造假现象则深恶痛绝……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一颗深爱档案的赤子之心。
他想踏踏实实做学问，无奈身为院长琐事缠身，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做学术研究，亦为此苦恼不已。
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据说他最爱的书籍便是通史了。
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他还喜欢读金庸的书。
碰见李老师的一位学生，我问她关于李老师的印象。
她说的并不多，但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李老师常说，要将档案进行到底!”张翠平(以下简称“张”)：前段时间，正值研究生招生的重要时期，对这些选择在档案学研究道路上继续奋斗的学子，您有什么话想说呢?李财富(以下简称“李”)：非常感谢考生们对安徽大学档案学专业的热爱、信任和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专业就不可能永葆青春和活力。
希望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热爱档案事业的学子们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一条‘黑道’走到底”。
张：“一条‘黑道’走到底”!您的学生说，您经常把“将档案进行到底”这句话挂在嘴边。
能否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李：这句话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精神、一种志向、一种追求。
档案学推荐书目王金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1958年殷钟麟：《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1958年刘国能：《体系论——中国档案事业体系》，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档案思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李财富：《中国档案学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辑哲：《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傅荣校：《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管理中技术革命进程中的动态审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健：《创新与拓展——档案管理e化之路》，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吴品才：《文件纵横运动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刘耿生：《档案真伪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王英玮：《档案文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晓英：《档案信息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李培清：《档案馆学》，档案出版社，1988年何振：《档案馆学新探》，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潘连根：《数字档案馆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宫晓东：《“维系之道”的道之维系——档案法治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张世林：《档案信息利用法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傅荣校：《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透视——基于效益和效率思路的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刘越男：《建立新秩序——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冯惠玲等：《电子文件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公之：《档案信息化建设导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马长林、宗培岭：《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探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薛四新：《档案馆信息化与档案管理变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黄霄羽：《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戴维?比尔曼：《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工作组编：《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2年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编：《<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梁建洲等编：《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国家档案局编：《曾三档案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1990年中央档案馆编：《裴桐档案工作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吴宝康：《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王金玉：《王金玉档案学论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吴宝康：《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出版社，1988年陈兆祦：《文件论与档案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玉媛：《档案学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毛福民：《永恒的事业——中国与世纪之交的国际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严永官：《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张斌：《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档案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周耀林：《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子丹：《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丁春梅：《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档案学理论前沿与学科发展作者简介：李财富，管理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
先后承担科研课题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含合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全文转载、复印20余篇。
曾荣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作者简介：丁华东，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硕士，教授，安徽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学。
先后主持、参与档案学科研与教改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二次)、安徽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1、学科前景与民燕尾服趋势李财富：关于档案学的发展前景，目前国内档案学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其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值得关注。
一些人认为随着学科间、知识间的进一步交叉与融合，特别是随着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档案学将逐步边缘化，其学科特色将逐步丧失，最终将被其他学科所吞并，此所谓悲观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档案学的发展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其学科地位将日益显赫，此所谓乐观论。
本人以为，对档案学发展前景的预期过于悲观、消极固然不对，盲目乐观、自信也不可取。
档案学所依托的对象——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决定了档案学既不会灰头灰脸、走向灭亡，也不会大红大紫、成为显学。
档案学是人类社会和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实践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是档案学理论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源泉和动力。
中外档案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档案：工作实践越复杂多样，档案学理论就发展得越快。
P4 处于西亚的古代两河流域的人发明了楔形文字。
这是一种用木棒在未干的泥板上书写出来的文字，因其形似箭头，亦称箭头文字。
P10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王朝统治者将文书档案工作紧紧纳入巩固和发展专制皇权的轨道，开创了2000多年来封建档案工作的先河。
臣僚上呈文书的抬头制度、文书避讳制度、文书的用印制度均产生于秦朝。
P11 两汉王朝在宫廷内外修造了诸如石渠阁、麒麟阁、东观、兰台、石室、宣明等多处殿阁，用来收贮各种档案典籍，这些建筑都各有专司。
P12 公元404年，东晋丞相桓玄下令以纸代简。
自此，纸张成为国家文书的正式载体。
P12-13 唐代的文书种类和行文制度已非常成熟和完善。
一文一事制度即一份公文只叙述一个问题或一件事情，不同的事件要分写于不同的公文，以确保公文的专指性及准确性。
P13 架阁库是宋代各级国家机关设置的保管现行档案的专职机构。
P16 明代档案库房的建设特别值得一提。
洪武初年在南京兴建了黄册库，以集中保存黄册和鱼鳞图册，因其建在玄武湖后湖的小岛上，又称后湖黄册库，是我国古代建筑规模最大、收贮籍帐档案最多、管理制度严格的专门档案库。
黄册是记录土地、人丁和赋役的文书；鱼鳞图册是登记所有权的文书，这两种文书是明代最普遍、数量最多的文书，是明王朝维持赋役的基本工具。
P16 明嘉靖13年，建造了皇史宬，用以保存皇帝的实录、圣训和玉牍。
皇史宬达到了我国古代档案库房建设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代石室金匮之典范建筑，其建设布局的各个方面都充分考虑到了档案文件的保护。
选料上全部用砖石垒砌，整个殿身为无梁建筑，屋顶为拱顶。
这样确保了它坚固耐久，既可防火，又能防震，历经几百年至今巍然不动。
殿内筑有高台，以便排水防潮。
墙壁有特殊的厚度，南北墙厚6米，东西墙厚3米。
这样可以避免外界温度变化对库房的影响，便于控制室温，冬天不低于15度，夏季不高于25度。
殿内两侧对开窗户，便于通风。
皇史宬是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库建筑的一个杰出代表，也是我国古代档案事业的一份珍贵遗产。
档案学开设课程
档案学是一门涉及档案和档案工作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学科。
其开设的课程包括：
1. 档案学概论：这是档案学的基础入门课程，主要介绍档案学的定义、发展历程、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等。
2. 档案管理学：这门课程主要研究档案管理的规律、原则和方法，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3. 档案保护技术：主要涉及档案的修复、加固、防灾等方面的技术，以及档案存储环境的管理和控制等。
4. 档案信息化管理：这门课程主要介绍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档案管理，包括数字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应用。
5. 档案编纂学：主要涉及档案文献的编纂、出版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以及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评价等方面的技能。
6. 中国档案史：主要介绍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管理制度、法规、技术等方面的内容。
7. 外国档案史：主要介绍外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包括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管理制度、法规、技术等方面的内容。
8. 图书馆学概论：主要介绍图书馆学的定义、发展历程、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等，以及图书馆的职能、类型、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知识。
9. 信息组织与检索：主要涉及信息组织、信息检索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包括信息分类、信息标引、信息检索等方面的技能。
10. 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主要介绍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包括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数字图书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此外，根据不同学校的特色和研究方向，可能还会开设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如企业档案管理、电子政务与档案管理等。
这些课程将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特定领域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术。
档案学概论第一节档案的起源一、档案的起源诸说1.档案的定义：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产物，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它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文字发明为基础，产生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文字是档案产生的前提）。
关于档案起源观点的归纳：2.中国档案：①.《尚书》——“上古之书”：迄今我国最古的历史文件汇编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文集。
②.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迄今我国大量发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文字和古代档案3.外国档案：①.巴勒摩石碑：现存的埃及最古老的年代纪。
②.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
第二节档案形态的演变1.古代中古档案：金文是铸刻在金属鼎彝器上的一种铭文，也称钟鼎文。
有铭文的青铜器始于商代。
彝铭的四个阶段：①.铸器之意本在使用②.文化递进，器铭加详③书史之性质变而文饰④.铭辞之书与文饰性质俱失，复返粗略之自名。
中国近代史五大发现：长沙吴简、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清朝大内档案。
2.外国档案：汉谟拉比法典是第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典，亦称《石柱法》。
纸草是古代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发明的一种书写材料。
3.纤维纸出现在东汉时代。
自东晋安帝时起，太尉桓玄下令改用纸张撰写文书和保存档案，一直沿用至今。
4.音像档案也称声像档案或视听档案，包括照片、唱片、录像带、光盘等。
直观性是其突出特点。
5.档案的词源：档案在明末清初已被使用，在《清太宗皇帝实录》即顺治年间。
第三章档案定义及其剖析1.档案定义的剖析。
①.直观描述型：从档案的形成转化过程和档案的实存形态等较为直观的角度来描述，即认为档案是某种文书、文件或文书材料。
优势：直观、易于理解劣势：没有从档案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作用、价值等角度去揭示档案的本质属性②抽象揭示型：主要从档案对人类社会的根本性作用、价值等相对性角度来定义档案，且试图揭示档案的本质特性（用信息、历史记录、原始记录等抽象度较高的概念，根本目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特性）。
中国档案学史论【原文出处】档案学通讯【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xx06【原刊页号】45～49【分类号】G7【分类名】档案学【复印期号】xx01【标题】【标题注释】本文为李财富博士论文文摘，论文全文17万字。
【作者】李财富【作者简介】李财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2002届博士生【摘要题】理论探讨【正文】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
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
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
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
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
思想资料的分散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
思想内容的继承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
思想范围的狭窄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
思维层次的经验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
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
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
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
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
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
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
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
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
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主体的多元性。
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研究内容的系统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研究对象的模糊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
研究方式的移植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
研究范围的局限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
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
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学科体系不健全。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
研究范围过于狭窄。
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
研究水平不高。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
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
研究内容的系统性。
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
研究范围的广泛性。
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
研究成果的概括性。
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研究主体的群众性。
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史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
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
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
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
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
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
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
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
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
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