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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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收稿日期:2011年3月31日發佈日期:2011年4月8日頁碼:1/7 “忓恡”释义复议赵家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从古代契约史及契约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古代买地券的特点和来源,揭示了“忓恡”一词的文化内涵。
“忓恡”应该是表“干犯”义的“忓”和表“恡护”义的“恡”在土地买卖契约这种特殊文体中两个实词重组而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二者语义只是相关,不能视为同义。
“忓恡”之“恡”乃是“恡护”义,其词义应为“恡”、“护”组合即为因吝贪而干护,其语义并不是由“耻”义辗转引申而来。
关键词:忓恡;复议;契约文书;买地券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YY054);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09B_080R );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语文》2008年第4期刊登了毛远明先生《释“忓恡”》一文,毛先生在文中纠正了一些出土的买地券材料中有关“忓恡”一词释读的错误,并独具慧眼地指出:“忓恡”应该是一个并列式复合词。
“忓”,俗作“”,通常作“干”,形讹则作“忏”。
“恡”,俗作“悋”、“”、“”、“”、“”,异体作“恠”,通常作“吝”,或作“”、“”、“”。
其论证材料之丰富,考辨字形之精到,后学读来获益良多。
然毛先生探讨“忓恡”词义来源的论说似可再商讨。
“忓”或作“干”,有干扰、触犯、冒犯之义乃故训有征,文献用例也不鲜见,毛文论说甚是。
对于“恡”,毛先生认为:“吝”由悔恨之义,引申为耻辱,感到羞耻。
《后汉书·杨震传》:“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与焉,盖吝之也。
”李贤注:“吝,耻也。
”由于“吝”作谓语,带了宾语,取得了动词的语法功能。
如果用作意动词,即为感到耻辱之义;如果用作使动词,便有使人受辱之义,这是词义变化的关键。
正因为语法功能的变化,于是引发意义改变,“吝”便获得了侵侮、冒犯之义[1]。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錫圭學術文集》補正表卷頁行誤正卷一910《合》13668《合》13668正卷一147吋時卷一149偁偶卷一25倒9詩、書、易《詩》、《書》、《易》卷一6012《合》23503《合》23502卷一681寧1·52寧2·52卷一105倒2人名“”从“匕”从“”人名“”實从“匕”从“鬯”卷一105倒2“”之異體“鬯”之異體卷一105倒1鬯卷一221544、49。
44、49)。
卷一222倒11“例如:”緊接上行末尾。
卷一224表格“異~翼”與“式~弋”之間的竪綫去掉卷一240倒9、倒10己巳卜己巳卜,卷一3632反復反覆卷一37012里裏卷一376倒4“待考”後加編按【重印本按:鄔可晶《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簡帛研究2012》,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26頁)、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中西書局,2013年10月,46頁)指出“犬”善逐,故即以“犬”表“逐”,似可從。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已疑兔善奔逸,故早期古文字或以“兔”爲“逸”;古文字資料(包括魏石經古文)中表“逸”之“”、“”等字所从的“兔”,“代表的讀音就是‘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24頁)。
】卷一38311卷一389倒10甲骨文“伐”的字甲骨文“伐”字卷一3945其實前一類中的跟後一類中的其實前一類中的跟後一類中的、卷一3945至8而黃組卜辭裏的……合併成一個字爲妥。
此句刪去卷一418首行末尾加編按【重印本按:此字不能釋“逐”,其用法實與“”同,爲从“兔”聲之字,參看葛亮《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78—81頁),葛文讀“”爲“當”。
】卷一4298據此據此,卷一4487行末加編按【重印本按:楚墓出土竹書中所見的少數例外,當是受了所據他系文字底本的影響而產生的,請參看拙文《〈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226頁)。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說“匋”(首發)南京大學文學院魏宜輝《說文·缶部》:“匋,瓦器也。
從缶,包省聲。
古者昆吾作匋。
案《史篇》讀與缶同。
”《說文》中表示“瓦器”的“匋”,傳世文獻中一般寫作“陶”:《禮記·郊特性》: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荀子·禮論篇》: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
“陶”又表示“制作陶器”:[1]《管子·版法解》: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
《孟子·告子下》:“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陶”还表示制作陶器的工人。
《周禮·考工記序》:“摶埴之工陶、旊。
”賈公彥疏:“摶埴之工二:陶人為瓦器甑甗之屬,旊人為瓦簋。
”《管子·任法》:“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壚,恣冶之所以鑄。
”對於“匋”字構形,《說文》以為“匋”字從缶、包省聲,大徐本所注反切為“徒刀切”。
考之古音,“匋”為定母幽部字。
然《說文》以為“匋”從包省聲,且引“《史篇》讀與缶同”,“包”、“缶”古音皆為幫母幽部字。
“匋”與“包”、“缶”雖然韻部相同,而定母和幫母兩聲紐遠隔,從音韻上看它們似乎不應該有互諧或通假的關係。
表明“匋”、“包”在讀音上關係很近的例子還見於《說文·言部》,其中“”字或作“”,其實這和上面所舉的情況是一樣的。
對《說文》關於“匋”字“從缶,包省聲”的說法,有些學者就曾表示過懷疑。
林義光《文源》就指出:“《說文》云:匋,瓦器也。
從缶,包省聲。
按匋、包不同音。
古作(盤),從人持缶。
”[2] 顯然他傾向“匋”為會意字。
朱芳圃也認為“匋”是會意字,只不過他以為“匋”字“從缶從勹”,“勹之言旋也,義為用輪以制瓦器。
”[3] 也有學者認為,“匋為‘陶’之本字,象人執午(杵)以造器,制瓦器須以杵搗坯,故以此象其事。
”[4] 應該說,這些看法都是對《說文》“匋”字“從缶,包省聲”的否定。
上博簡《容成氏》“九州”補說(首發)孟繁璞東南大學人文學院上博簡《容成氏》記載了一種不同於《尚書·禹貢》《爾雅》《周禮》和《呂氏春秋·有始》(下稱《呂覽》)的“九州”說。
筆者擬在各位專家、學者考釋基礎上1,談一下自己的研讀體會。
《容成氏》載(識字從原整理者李零先生釋,僅州名不作改動):禹親執朸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於是乎夾州、州始可處。
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於是乎競州、州始可處也。
禹乃通蔞與,東注之海,於是乎蓏州始可處也。
禹乃通三江、五湖,東注之海,於是乎州、州始可處也。
禹乃通伊、洛,并瀍、澗,東注之河,於是乎州始可處也。
禹乃通涇與渭,北注之河,於是乎州始可處也。
禹乃從漢以南爲名谷五百,從漢以北名谷五百。
2(簡24-28)對於簡文呈現的“九州”格局,研究者難免會陷入這樣一種“舉棋不定”:一方面,出於忠於原文的考慮,提醒自己傳世文獻的“九州”說對自己會造成誤導。
另一方面,《容成氏》“九州”並非與傳世文獻“格格不入”,故而在不知不覺中仍會“按圖索驥”。
本文認爲,一方面,《容成氏》“九州”同樣體現著《禹貢》等“九州”框架。
但另一方面,《容成氏》的特色在於州的名稱、來源和大致範圍,這一點其它的“九州”說無法提供直接幫助。
筆者推測的基本方向是,首先,各種“九州”說對於州的命名方式都可以追溯到山水之名,進一步探求,部分還可以追溯上古部族或邦國,以五行說比附顏色、方位來解釋州名的思路不可取。
試舉例,兗州、青州、營州分別以沇水、青丘和營丘名,并州以商周之并方(并伯)3名,幽州以子幽國(幽侯)4名,徐州以徐方、徐夷名,揚/楊州以揚越(不排除也可能是陽夷)名。
其次,《容成氏》“九州”對大禹的“時代性”也給予了足夠關注(《左傳·哀公七年》提到,禹時有“萬國”,考慮到文獻闕如的因素,可放寬至殷代),僅出現個別採用後起地名等稱呼的情況。
關於《容成氏》州名,本文分三類:第一類,識讀、州域基本達成共識的:、、、州當即莒、荊、揚、豫州。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苍颉篇》的认识与研究(首发)孙淑霞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据史料记载,《苍颉篇》最早是秦丞相李斯所著的一部字书。
汉初,闾里书师合李斯《苍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为一,合称《苍颉篇》。
又因《苍颉篇》多古字,汉代有扬雄对其训纂、杜林对其解诂。
但是,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
只在相关传世文献中保存了一些资料。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得以窥探历代学者对《苍颉篇》的认识和研究。
一、关于篇名关于《苍颉篇》一书名称的由来,孙星衍曾说:“名之《苍颉》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题篇”1。
王国维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推断《苍颉篇》篇名取自首句前二字。
他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
字书亦然。
《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者书之,其全句当作‘苍颉作书’。
《爰历》、《博学》、《凡将》诸篇,亦有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
”2后来的居延汉简《苍颉篇》也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断。
“苍颉”又作“仓颉”。
《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
”段玉裁注曰:“仓或作苍。
按《广韵》云:‘仓,姓,仓颉之后。
’则作苍非也。
”秦末《吕氏春秋·君守》中有“苍颉作书,后稷作稼”。
《汉书》中存在两种写法并存的情况。
综上,苍、仓,历来没有统一的说法。
二、关于作者从文献记载可知,《苍颉篇》原书应该是秦丞相李斯所著。
《说文解字·叙》3:“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汉书·艺文志》4:“《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校讀一則于業禮(上海中醫藥大學)【摘要】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是一部探討房中養生的專著,最新整理本收在裘錫圭先生主編的《長沙馬王堆出土漢墓簡帛集成》第六冊中,其中一段頗不順暢,疑句讀不妥,本文特商榷之。
【關鍵詞】天下至道談;馬王堆;涉醫簡帛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是一部論述房中養生保健的著作,其中有關“用八益,去七損”的論述,曾解決了《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七損八益”的難題。
但是書文義古樸,理解不易,學者研究亦較多,雖已疏通了不少障礙,但難免仍有闕漏。
今在閱讀裘錫圭先生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6)的過程中,發現其中一段文字的斷句,或可再商。
該段原文作:“疾使內,不能道,產病出汗椯(喘)息,中煩氣亂;弗能治,產內熱;㱃(飲)藥約(灼)灸以致其氣,服司以輔17/28其外,強用之,不能道,產痤穜(腫)櫜(睾);氣血充贏,九譤(竅)不道,上下不用,產痤雎(疽),故善用八益、去七孫(損)18/29,五病者不作19/30 。
”乍看易解,細讀却又覺義頗難詳,如“疾使內”的“疾”字,“不能道”的“道”字,“上下不用”的“上下”等,確切所指的是什麼?似仍需一番考量。
幸而前人研究較豐,有多位學者將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今引宋書功先生所譯者如下:“如果性生活急速隨便,不守法度,精氣不能暢通就會生病,體虛汗水不止,呼吸氣喘急促,內心煩悶而神昏意亂,若不及時治療,就會產生內熱之症。
若只服食藥物或用艾灸熏約來使精氣導行,這只能輔助外力,強行用於性交,精氣還是不能通行的,會生痤癤或陰囊腫脹之類的疾病;若氣血充盈,但九竅不通,上下四肢就會麻木不仁,也會產生痤癤子和癰疽之類的疾病。
所以,善於運用八益,除去七損,上述五種虛弱的疾病就不會發生。
”如此,可知宋先生是將“疾”釋為“急速”,“不能道”釋為“不能暢通”,“上下不用”釋為“上下四肢就會麻木不仁”。
其實這是宋先生參考了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的意見(如帛書整理小組注:“道,通導。
《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首发)王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抄古文,是指历代展转摹写移录流传至今的战国古文资料,其中虽不免讹别诡更之类,而与出土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
”传抄古文的资料比较庞杂,大致包括“《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经音义》、《篆隶万象名义》、《龙龛手监》、《类篇》、《集韵》等字书所录古文”。
[1]而本文仅对郭忠恕《汗简》和夏竦《古文四声韵》这两部古文字书的研究概况加以讨论,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一、二书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二、古文字学家们对二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一、《汗简》《古文四声韵》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汗简》《古文四声韵》“以《说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经》做基础,进一步扩大搜集当时存世的其它一些字书、写本和石刻,汇辑其中的古文字体编写而成。
”[2]但自宋代成书后,流传并不算太广,宋以后的古文字学家也往往不太重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两书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后人大多见不到,无从核对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体与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谓‘真古文’)也有很大区别。
特别是清代以来,《古文尚书》辨伪的大案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加之考据学家们尊崇许学,他们不大相信《说文》外还会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传下来。
”[3]最早对《汗简》一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清代著名小学家郑珍,但在那个学者们尊崇《说文》而对其中所载古文深信不疑的时代,他著《汗简笺正》的动机也是通过批判《汗简》来维护《说文》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
其他如钱大昕、潘祖荫、吴大澂等晚清学者都对《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古文持否定态度。
[4]但晚清也有很多学者利用二书中的古文字形与甲、金文进行过考释的工作,如吴式芬、陈介祺、刘心源、方濬智、孙诒让等,虽然其中正误并现,但他们的工作肯定了《汗简》《古文四声韵》的价值。
晚清学者研究二书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在研究古文字时仍值得借鉴。
公孙朝子钟铭及年代问题(首发)张俊成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1970年山东诸城臧家庄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乐器钟九件,镈七件,《文物》1987年12期49页图二、三、四、《新收》1139—1147著录,现藏诸城市博物馆。
该器作器者是“公孙朝子”,应属莒国公族,作器时间为“(陈)立事岁”时,“陈”字从土说明时间已进入战国田齐时代。
但是莒国在前431年已为楚所灭,所以公孙朝子有可能是莒国末世国君后裔,莒亡后归服于齐1。
尽管该器铭文署名为莒,但莒国已灭,器主已经为齐国高级官吏,因此此钟当归为齐器。
该器是齐国罕见的乐器铭文。
编钟基本形制为扁桶合瓦形。
扁桶口部呈平、凹弧两型,平口为镈,凹弧口为钟。
因柄的形状而分为甬钟、钮钟。
编钟各部位名称,《周礼·考工记》载“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
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
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
”即其一为扁桶平顶为“舞’,扁桶正、背面中上部的直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钉称“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篆”。
下部称“鼓”,弯凹的下口称“于”,尖锐的两侧称“铣”。
悬钟之柄按甬钟或钮钟之别而分称为“甬”或“钮”。
其中“甬”的顶端称“衡”,“甬”中段一圈突凸的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千”。
甬钟的悬挂方式是倾斜的,钮钟是直悬的。
一般认为,直悬的钮钟晚于斜悬的甬钟。
陈,字金文所无,亦不见于字书。
有学者考证陈即陈举2。
,孙诒让《古籀余论》最早考证为即《尚书·牧誓》之“卢”3,王国维根据《三体石经》春秋“筥”之古文为“籚”字之伪略,指出侯敦之侯即筥侯,释该字为筥4,杨伯峻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引徐中舒说亦说为山东之莒,郭沫若从徐说5。
裘锡圭先生详加考释也释此字为“莒”6。
1975年山东莒南大店二号墓出土的叔仲子平九件编钟,报告者推断,此墓主人就是后来做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7,孙敬明先生则释此为莒国贵族即莒公子季佗8,使为“莒”字之说成定论。
出版物刊名: 汉字汉语研究
页码: F0004-F0004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3期
主题词: 古文字研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985工程”;重点研究基地;哲学社会科学;博士论文;研究员
摘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月20日,是复旦大学直属的实体性研究机构,被学校认定等同于重点研究基地,列入“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系列。
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7名,其中教授6名,青年研究员1名,副教授2名,副研究员6名,助理研究员2名。
中心创始人裘锡圭教授为复旦大学享受院士级待遇的杰出教授。
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领军人才”。
陈剑教授和张小艳教授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施谢捷教授和周波副教授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获得者。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新解(首發)董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是一篇著名的先秦書信体散文,見存於《戰國策·燕策二》“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章、《史記·樂毅列傳第二十》以及《新序卷三·雜事第三》。
1其中有一段說到燕伐齊的戰功,《史記》的版本作: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在上述三種版本中,這段的文句小有出入。
其中的“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句,歷代學者的解釋有很多分歧,莫衷一是。
爲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把這些註解分爲:A“燕植物移入齊地”派和B“齊植物移入燕地”派,列兩派學者的代表和觀點在下面。
A“燕植物移入齊地”派1、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竹田曰篁。
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2、北宋龔鼎臣《東原錄》:《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釋者謂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然則齊魯閒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為天下第一。
”《經》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齎來,因種於此,故以姓得名。
”23、南宋鮑彪《戰國策注·燕策二》:薊,幽州國。
植,旗幟之屬。
汶水出泰山萊蕪原。
竹田曰篁。
言燕以齊爲塞。
34、清程恩澤纂、狄子奇箋《國策地名考·卷四·齊上》“汶篁”條引姚宏本作“汶皇”,並說:《博雅》“皇”與“堭”通。
《易》“城復於隍”,子夏《傳》作“堭”,云“城下池”也。
《說文》:“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策》蓋言薊丘之植,植於汶上之城池耳。
《從征記》:“汶水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
”殆即所云“汶皇”也。
因上句“植”字,遂訛“皇”爲“篁”。
黃帝帛書校讀九則(首發)孟繁璞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最近筆者在閱讀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過程中略有心得。
試作小文,求備一說。
先行研究參考了:魏啟鵬著《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書>箋證》(中華書局2004)、沢田多喜男譯注《黄帝四经: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知泉書館2006)、陳鼓應注譯《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2016重印)、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四)》所收《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注釋(中華書局2014)、余明光著《黃帝四經新注新譯》(嶽麓書社2016)。
引文從《集成》,認可度較高通假字直接標出。
“[ ]”內爲帛書殘去字推測字,“【】”內爲額外補出字。
與《集成》識讀不同者,本文於注中稍作說明。
爲便於表述,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本文稱作“黃帝帛書”。
1.虛无㓝(刑-形),亓(其)裻(寂)冥=(冥冥),萬物之所從生。
(《經法·道法》,127頁)注:“裻”,魏先生識“督”,取“視”義。
沢田、陳、《集成》三家識“寂”,余先生認爲“亓(其)裻”猶言“其中”,并引《老子》“其中有精……其中有信”爲據。
案:“裻(寂)”字識讀有資於《老子》中一處文字的理解。
對應王弼本《老子》第十六章,各本表述爲:郭店本:至虛亙也,獸(守)中䈞也。
帛甲本:至虛極也,守情(靜)表也。
帛乙本:至虛極也,守靜督也。
漢簡本:至虛極,積正督。
王弼本:至虛極,守靜篤。
河上公:致虛極,守靜篤。
傅奕本:致虛極,守靖篤。
景龍碑:致虛極,守靜篤。
范應元:致虛極,守靜篤。
“篤”字,王弼云:“言致虛,物之極篤”1,河上公云:“守清静,行笃厚。
”2高明先生認爲帛甲“表”爲“篤”誤字,認爲“‘極’和‘篤’是指心靈修煉之最高狀態”3,陳鼓應先生看法基本相同,認爲二者同指“極度、頂點”。
4本文認爲,除帛甲與漢簡本用字、取義或另有來源外,所餘“䈞”“督”“篤”皆爲“裻”通假字。
證諸古音,“䈞”“督”“篤”與“裻”同屬端、紐覺部,四字互爲雙聲、疊韻關係。
通假方面,“䈞”與“督”“篤”,《說文·目部》“督”字,朱駿聲云“叚借爲䈞。
”《說文》:“䈞,讀若篤”,段注:“䈞、篤亦古今字。
”“督”“篤”通假亦數見諸文獻,例如,《墨子·經說上》“使人督之”孫詒讓按:“篤之借字。
”5《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有“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
”6“裻”與“䈞”“督”“篤”的通假即本條之論證。
“裻”又通“寧寂”之“寂”。
相較各家以“極”“篤”互訓、“篤厚”爲說,“䈞(督、篤)”讀爲“裻(寂)”,其與“獸(守)中(沖?)”又或“守靜”的搭配顯得更直接。
最後,若郭店本可讀爲“至虛亙(恆)也,獸(守)中(沖?)䈞(督-裻-寂)也”的話,那麼其與上博簡《亙(恆)先》篇首“亙(恆)先無又(有),(樸)、寈(靜)、虛”似乎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2.三名:一曰“正名一曰(後“一曰”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廢)而乳(亂)”,三曰“強主烕(滅)而无名”。
(《論》,141頁)注:“立”字,《集成》識“位”,本文不作改動。
“倚名”,沢田、《集成》等據《管子》的《樞言》“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白心》“正名自治,奇名自廢”(據王念孫校改),《申子·大體》“其名正則天下治……其名倚而天下亂”,《韓非子·揚權》“名正物定,名倚物徙”爲說,認爲指的是“名實不符”之名。
例如,“倚名法(廢)而乳(亂)”陳先生釋作:“謂形名不正,名實不符”。
案:《管子·白心》等文獻中的“奇名”、“名倚”之名所指確是“名實不符”之名,但用來釋此“倚名”並不合適。
序讀可知,“三名”指的都是“既定事物”一旦有所偏斜,就會導致某種負面的狀況。
如此一來,既然“正名”和“強主”若分別出現“立而偃”和“烕(滅)而无名”的情況是在期許之外,那麼原本“名實不副”的“倚名”,其“法(廢)而乳(亂)”則無從說起。
本文認爲,此“倚名”從名實關係角度論之,實同屬“名實相副”。
只是此處“倚名”是與“正名”在分工意義上的用例,指的是帛書中提到的“不宵(肖)”“五邪”等。
也就是《道法》“賢、不宵(肖)不相放(倣?/妨?)”、《君正》“賢、不宵(肖)有別殹”“賢、不宵(肖)衰也”之義。
這就可以解釋爲何“倚名”若“法(廢)”則謂之“乳(亂)”了。
3.是故爲人主者,時三樂,毋(亂)民功,毋逆天時。
然則五穀溜孰(熟),民[乃]番(蕃)兹(滋)。
(《十六經·觀》,152頁)注:其中出現的“然則”,魏、陳等各家未作討論。
沢田先生釋爲“然らば則ち”,即“若那樣的話就……”。
另外,《國語·越語下》對應的“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表述中無“然則”字樣。
案:前後句爲因果關係,“然則”之前的內容是其後“五穀溜孰(熟),民[乃]番(蕃)兹(滋)”原因。
《馬氏文通》釋“然則”爲:“則”是承“轉捩連字”“然”而“另推事理”7,未提到“然則”有“承接連字”用法。
依文義而論,此處的“然則”可能是“然後”之誤。
4.怒者血氣也,爭者外脂(肌)膚也。
怒若不發浸廪,是爲癕疽。
后(苟)能去四者,枯骨何能爭矣。
(《五正》,155頁)注:“后”依文義讀作“苟”8。
“枯骨何能爭矣”句,魏、《集成》二家未有申說。
沢田先生無注,譯文則寫作“何ぞ”,取義“任何的”“無論怎樣的”9。
陳先生釋“如何”,全句譯爲:“如果能夠去掉血、氣、脂、膚這四個東西,就會形如枯骨,又如何能夠再發怒和鬥爭呢?”案:“枯骨何能爭矣”句末既爲“矣”,則句子表感歎、確認。
若視爲疑問句於義稍感不安。
此判“何”通“蓋”,表推量。
“何”“蓋”旁紐雙聲,對轉疊韻,存在通假條件。
如此一來,引文中阉冄並不是說黃帝若爲枯骨(之貌)“又如何能夠再發怒和鬥爭呢?”而是認爲黃帝只有首先“深伏於淵,以求內㓝(刑-型?)”,直至達到“枯骨”狀態,此時“何(蓋)能爭矣”(不過“四者”所指尚不明確)。
這也呼應了隨後“黃帝於是辤(辞)亓(其)國、夫=(大夫),上於博望之山,談(恬?/淡?)卧三年以自求也”的內容。
5.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
爭(靜)作得時,天地與之,爭不衰,時(靜)不(靜),國家不定。
可作不作,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
靜作得時,天地與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
(《姓爭》,162頁)注:首句“周”字據高亨說補出10;引文標點從《集成》。
陳鼓應先生注意到段落有疑:“爭(靜)作得時,天地與之”,此二句疑爲衍文,當刪。
其證有三。
下文“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即是緊承此處的“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而說的,中間不當橫插此二句。
其證一。
再下句“靜作得時,天地與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四句整齊相對,意思完整。
此處贅出此二句,顯系抄誤。
其證二。
下文有“爭不衰",此處的“爭作得時”顯系涉之而衍。
其證三。
又按:也可能下面的“靜作得時,天地與之”爲衍文。
此處“靜作得時,天地與之"是說“於人反之客”的。
下面的“靜作失時,天地奪之”是說明“人反爲之客”的。
11案:引文標點有誤;“可作不作”後有奪文。
“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與“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之後文段皆自洽。
目前問題在於,“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完整表達了“靜作得時”與“靜作失時”兩種情況,而“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之後的內容則沒有構成完整的對應關係。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作者視“靜”與“作”爲百姓生活的兩種基本行爲(《姓爭》又稱“居”“動作”),不存在優劣之別。
如此一來,在“爭(靜)作得時”之後出現的“(靜)”與“作”的內容當爲對應出現。
然而,引文在表述了“時(靜)不(靜),國家不定”之後,隨後僅出現“可作不作”四字便接上了“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
對此,陳先生的分析中提出了兩種可能,一爲“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中的“爭(靜)作得時,天地與之”衍,二爲“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中的“靜作得時,天地與之”衍。
不過在其提出的證據中,前一種無法說明“可作不作”與“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突兀的接續關係。
后一種則在前一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又將後者“靜作得時”與“靜作失時”原本合理對應句式刪減爲只剩“靜作失時”一種情況。
本文提出,實際上只要將“可作不作”之後補出類似“國家不定”近似的文字(該補爲何字待考),并對標點稍作改動,就可以實現“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與“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之後文段的自洽。
即:天道環【周】,於人反爲之客。
爭(靜)、作得時,天地與之,爭不衰。
時(靜)不(靜),國家不定。
可作不作,【囗囗囗囗。
】天稽環周,人反爲之[客]。
靜、作得時,天地與之。
靜、作失時,天地奪之。
6.黃帝問力黑(《[成]法》,165頁)注:各家無說。
案:黃帝帛書問答體僅見於《十六經》,計有:《五正》“黃帝問閹冄曰”,《果童》“黃帝[問四]輔曰”,《正亂》“力黑問”後殘去約十一字,《姓爭》“高陽問力黑曰”,《順道》“黃帝問力黑曰”。
句式皆爲“某甲問某乙曰”。
此亦當從補爲:黃帝問力黑【曰】。
7.上捦之天,下施之四海。
(《[成]法》,165頁)注:“捦”字,魏先生識“拴”,讀爲“銓”,并引《廣韻》:“度也,量也。
”《集成》識“”,訓“陳也”。
陳先生讀爲“淦”,認爲與“淫”同義,即《名理》的“溢於天”。
余先生訓“持”,認爲是“上持之與天相合”。
案:“捦”疑通“干”。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有“餘汗”縣,《後漢書·郡國志》同之,即今江西餘干縣。
周振鶴先生在考證西漢初年餘汗縣在廬江郡界內時,涉及上干溪與上淦水關係的辨析,實已涉及“干/汗”與“淦”的通假關係:《漢書·嚴助傳》述淮南王安上書曰:“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
”《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漢書·貨殖傳》曰:“譬猶戎與干越不相入矣。
韋昭注曰:‘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
’”干越實是百越的一支,因居於“干”地而得名。
“餘”字是越語發語詞,無實意,“餘干”就是“干”。
會稽郡之餘姚、餘暨、餘杭,其意亦與之相類,原名只是姚、暨、杭而已。
淮南王書又云:“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劉長)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上淦,後復反。
”《史記.淮南王傳》:“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兩傳相補,知“上淦”即在“廬江邊界中”。
“淦”即“干”,上淦即“干”地(餘干)之一部分。
上淦既與餘汗有關,則餘汗亦應在廬江界中,清人沈欽韓以爲上淦即上干溪。
《漢志》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鄔陽入湖漢。
”漢至清餘水之名不變,上干溪(即上淦)乃餘水上游,餘水於漢在餘干縣,是上淦地在餘干縣明矣。
(12)是知“余汗”之“汗”,系由於干水(《漢書·地理志》稱“餘水”)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