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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友谊的小船是怎样说翻就翻的？有思想、有态度、有品位，更有情怀鲁迅一生论敌无数，朋友也不少，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都是他的老朋友。
但可惜的是，最终鲁迅和这几个老朋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鲁迅与林语堂1929年8月28日，上海南云楼，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吃饭。
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版税，鲁迅忍无可忍准备将其告上公堂。
李小峰闻讯，请郁达夫向鲁迅求情。
在郁达夫、川岛等人调节下，双方达成协议，北新书局将徐徐归还鲁迅版税。
因此，8月28日南云楼这顿饭本是“合好”之局，李小峰与鲁迅重归于好，顺便感谢郁达夫、川岛等人。
饭局本来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不料席间，有人忽然提到张友松这个名字，暗示有“奸人”造谣。
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没有多想，便跟着别人点头附和。
张友松是鲁迅学生，也想办个书店，为此多次请鲁迅等人吃饭。
为拉拢鲁迅，张友松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
此话传到外人耳朵里，包括李小峰在内的不少人便以为，鲁迅之所以起诉李小峰便是由于张友松在挑拨离间。
鲁迅本来就对张友松的事情非常敏感，一看林语堂点头附和，以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互相瞪了足足两分钟。
后来，还是“和事佬”郁达夫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手拉着林语堂和他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就此不欢而散。
南云楼风波事情虽小，却标志着鲁迅和林语堂这两位老朋友关系恶化。
而此前，他们还曾互相扶持并肩战斗过，一度是亲密交往的老友。
1923年，林语堂戴着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高帽回国，经胡适推荐被聘为北大教授。
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经开始分裂，北大文科教授分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为领袖，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比较研究鲁迅和林语堂都是中国20世纪初的翻译大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
他们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翻译标准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差异。
对比研究两者的翻译思想之后可以发现，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思想。
标签：鲁迅；林语堂；文化态度；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忠实；“宁信而不顺”引言20世纪初，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众多的文学大师们纷纷著书立说，译介外国作品，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翻译高潮。
鲁迅和林语堂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译坛上不可忽视的两位人物。
他们虽然同处在20世纪初期，彼此之间也很熟知，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在译学领域的观点相同之处少，不同之处多，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去甚远。
鲁迅的翻译生涯以外译中作品为主，而林语堂则以中译外为主；两人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选用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不同；两人都注重“忠实”，却又对它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通过比较这种不同就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两人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不同看法。
一、不同之处（一）翻译文本一般来说，不同的翻译家在选择翻译文本时都有自己的偏好。
例如，许渊冲先生一生致力于古诗词的翻译，而杨宪益夫妇则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情有独钟。
林语堂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倾向性。
林语堂的翻译中汉译英作品多于英译汉作品，汉译英作品有《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浮生六记》、《中国传奇》、《及其他》等。
他的英译汉作品有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等。
他的译作大部分都是闲适、抒情或哲学类的，这些作品通常都体现出了原作者对生活和人生的感悟，有着极强的“个性”和文学性。
（二）翻译策略受中国传统翻译的影响，鲁迅在翻译初期采取的翻译倾向于“归化”，后期则带有强烈的异化倾向。
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对翻译是应该“归化”还是“存洋气”作出了论述。
鲁迅是山,林语堂是水,我认为。
过去看鲁迅,是平面的山,嶙峋而陡峭;过去看林语堂,是静止的水,闲适而
中庸。
走进山去,掬一捧水,恍然有悟:山有山的高度,有它的傲骨;水有水的蜿蜒,有它的柔肠。
在阴云密布的年代,山立场坚定,水一日九回。
同怀失意,山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化作匕首,铸成投枪,刺向黑暗中的魑魅魍魉;水选择回避曲折,幽幽汇入性灵惬意的桃花源。
在迷雾笼罩了大地,掩盖了一条条前进的路时,你,大山,大喊一声:“路在这!请跟我来!拨开这吃人的黑云!”但四周一片静悄悄,水从你脚下淙淙流过,在你看来,这淙淙是世界上最刺耳的声调。
雀,你还要为暂得的一粒粮食而酣眠?鸟,你还要在枝头唱那婉转的曲儿?你愤怒了,怒目圆睁,一声声呐喊在山谷中回响,你的喊声里充满了血泪!
水,不是没看到山的怒视,不是没听到山的呐喊,但你已经进了桃源,入了竹林。
你听到了竹林七贤的开怀大笑,你已经消镜对月,梦影烟消。
你的支流已经融进酒香,你的浪花可做释放世人精神困顿的良方。
但你辜负了山的期望,没有背负起战斗的使命。
山与水因为不同的选择,产生了撞击和离合。
山怒视,水无语。
水是理解山的。
请听林语堂在鲁迅逝去后的告白:“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
是啊!任凭密林野花编写山水的故事,山依然是山,水依然是水。
山需要仰视,水需要敬佩。
生活中既需要山,也需要水,山水相依,生生不息。
———读《鲁迅与林语堂为何不欢而散》有感人若是一心一意做某一件事,总是会碰到偶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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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林语堂为何不欢而散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
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
突然有人提起子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
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
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
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当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是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
鲁迅和林语堂都在场。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
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
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
”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鲁迅与林语堂视觉下的中国人──综论《阿Q 正传》、《祝福》、《吾国与吾民》何洵怡内容提要以鲁迅和林语堂的博识，他们对中国人及其社会的见解必然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从鲁迅《阿Q 正传》、《祝福》和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整理出两方面相近的观点：一、中国人的缺失，尤其是他们怯懦、消极、老猾性恪；二、社会的特权阶级欺压下层百姓；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
然而，由于鲁迅和林语堂性格和写作目的不同，他们在上述共通点以外各有偏重。
鲁迅在悲观中要国民警醒，并在反抗中带出一丝希望。
林语堂生性较乐观，他把中国文化全面介绍给西方，因此亦说出中国人的优点，譬如宽容、知足、幽默；他自己也以这样的心境欣赏中国文化的美善。
总括而言，无论现实与人性如何黑暗，鲁迅和林语堂都提醒我们另有不屈和平衡的力量。
鲁迅与林语堂视觉下的中国人20 世纪初的中国是大变动的年代。
政治上，这个古老民族一直遵行的帝制慢慢瓦解；社会上，旧的思想和生活要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辛亥革命形式上推翻了清朝，但整个中国似还没准备面对新的年代。
毕竟，这个民族有三千年根深蒂固的过去。
在新旧交替时刻，中国人的心态面貌一定是多层次的：有紧抱传统、有激烈求进、也有兼容新旧。
金耀基指出，转型期社会亦出现“过渡人”（Transitional man），摇摆于新旧中西之间。
这系列中国人在文学的形象是怎样呢？传统有什么优劣？优者，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气质？劣者，又如何求变以改善困局？本文试从两个作家的作品细致探索这些问题。
鲁迅（1881—1936）和林语堂（1895—1976）是公认的文学大家，对中国人观察入微，又能够透过作品把他们精辟的见解表达出来。
背景方面，他们都是经历由帝制到民国的中国人，活在同一个年代，甚至有交往。
更重要，他们都是思想深刻的大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鲁迅的小说《阿Q 正传》（1921）和《祝福》（1924）所呈现的乡镇有低下阶层的人物，亦有上层的新旧知识分子，作品触及民族本质与生存问题。
鲁迅与林语堂失和的直接导火索是“南云楼风波”。
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
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两人达成一致。
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个青年作家。
张友松自己也想办一个书店，为此他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
为了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
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的名字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
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在替鲁迅说话，可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
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
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已有几分酒意。
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涨红脸的公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足足有两分钟。
郁达夫见势不好，赶紧站出来。
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对于这场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八日……晚霁。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
同赴南云楼晚餐。
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
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一句无心的话让一对朋友失和，这看似偶然。
其实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这个必然就是思想观念的分歧。
1933年8月25日，鲁迅写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文中直接说道，林语堂与萧伯纳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以下是⽆忧考整理的《林语堂与鲁迅》，希望⼤家喜欢！1981年，由北京⼈民⽂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不少。
对林语堂的官⽅论断是这样的：“三⼗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
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化活动。
”这短短的⼀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共产党对林语堂的定评。
其实林语堂⼀⽣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政府的⼯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
究竟是什么原因共产党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段交往谈起。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的⼏年，他所主编的《论语》《⼈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时，“幽默”，“闲适”成了⼀时风尚。
由于林语堂、周作⼈等⼈以晚明⼩品作为⽂章典范，许多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集⼦，重新受到三⼗年代中国知识分⼦的注意。
林语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这些重刊的书籍，都是明末清初“专抒性灵”的作品。
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的左翼作家的兴起，⼤⼒提倡⽆产阶级⽂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
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学并⽆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精致典雅悠闲的⽣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产阶级⽂学是不同调的。
这⼀点在他的名著《⽣活的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晚明⽂⼈袁宏道、张岱的⼭⽔⼩品，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都受到林语堂⾼度的欣赏和评价，其中许多⽚断收⼊《⽣活的艺术》⼀书中。
从五四到三⼗年代，那⼀代的作家中，⽆论是⼩说还是散⽂，⼤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侵凌，礼教的束缚，继⽽要同胞们奋发，努⼒，改⾰不合理的制度。
鲁迅与林语堂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
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
对此我亦甚为欣慰。
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
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
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
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
对此我亦甚为欣慰。
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论语》合订本的。
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
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
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
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
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
”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
名士心中不悦。
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
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
”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
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鲁迅全集》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
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
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
以鲁迅自由主义的信仰、文化批判者的原则立场，对语堂先生和他的《论语》保持沉默，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那么，鲁迅对曾经是朋友的林先生，还做了哪些从批评文章看不出来的、却又能体现鲁迅为人之道的事情呢？查鲁迅书信，先生在1934年8月13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
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
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林语堂的英文好，故鲁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
文人也要吃饭的，鲁迅何尝不懂？鲁迅先生并没有要求林先生像他那样去孤军作战，“革命，拼死”。
由此看来，鲁迅的哲学倒是与法国作家加缪一致而大不同于“法国革命哲学”的。
只提醒林先生，混饭吃的办法还可以有别样选择。
先生“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先生“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鲁迅对朋友的林语堂先生，可谓体谅深切，一片至诚，至今读来，仍是感人肺腑。
古人有“诤友”之说，鲁迅是身体力行的。
1936年2月21日，另有致曹聚仁书信一通：“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
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鲁迅先生之“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正是他的原则与宽容兼而有之的处世为人之道。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是大时代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思想关系，全然不是“贬鲁派”韩石山们理解的妇姑勃谿的庸俗关系。
而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口水战”，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那么“严重”、那样“你死我活”，论战双方，没有谁来裁决政治是非，或者某一方因此而遇到什么政治麻烦。
顺便提到，鲁迅当年的“论敌”对他所加的罪名，每每是“红帽子”，政治意味强烈，几欲置之死地；而鲁迅给“论敌”所安的“头衔”，西崽，叭儿狗，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等等，不过是文学化的形象，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不至于在法律上给他们带来被治罪危险的。
鲁迅独特的文学话语系统，已经引起有关鲁迅研究学者的注意。
林语堂偕夫人1923年夏天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
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情谊不错而又思想相近，令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当次年《语丝》创刊，林语堂选择了做周氏兄弟的盟友。
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和以周氏兄弟为领袖的《语丝》，在女师大学潮中，分歧明朗化了。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的论战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甚至比鲁迅表现得更为激烈。
他走上街头，直接参加与学生同军警的搏斗。
他和鲁迅，遂为陈源等主张“费厄泼赖”的现代评论派诬为“学匪”。
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他亲手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鲁迅，着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痛击落水狗。
同年3月10日，林语堂又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前此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呼应，两人思想上相知相通。
一个星期后，“三·一八”惨案发生了。
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杀害了总编辑邵飘萍。
知识分子开始纷纷向南方逃亡。
林语堂和鲁迅先后到了厦门。
在此期间，鲁迅与林语堂曾表现出思想成熟程度的明显不同。
鲁迅看似没有林语堂那么的激进，对暴力和强权的认识却异常清醒，反抗的态度始终如一。
林语堂的思想则有摇摆，有反复，比如，他和周作人曾一唱一和，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受到鲁迅的批评。
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在上一年的12月29日；其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鲁迅回避了点周作人的名，便只点了林语堂。
但这种朋友间的思想交锋，与针对陈源的批评，是应当区别开来的。
类似这样的思想交锋，在语丝派内部是有先例的，正常的。
厦大的气氛“比北大还坏”。
鲁迅决计要辞去教职。
他却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即林语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鲁迅《两地书》）。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
所以有些彷徨。
”由此可见鲁迅对朋友的感情之深厚。
果如鲁迅的预料，林语堂在厦大遭到排挤，呆不下去了，不久也流落上海，靠自由写作维持生计。
同在上海滩栖身的林语堂和鲁迅，同样是精神罹难者，同样都只剩下了手中的一支笔。
然而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活法。
鲁迅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担当起社会批判的角色。
林语堂则创办《论语》，倡导幽默小品文，重祭明末性灵派的旌幡（回避严峻现实，恰恰是性灵派主张的重大缺陷，也因此为后世所诟病），皈依于儒教的“修身”，委婉表达自己的无奈与幽怨。
这乃是鲁林二人思想的分野，人生道路的分歧。
1934年，林语堂离开《论语》，自创《人间世》。
据当时人回忆，鲁迅还出席了语堂的庆祝宴会。
但这个刊物走的还是《论语》的老路，终因文学主张与之相去甚远，二人再次“疏离”。
林语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在《人间世》上写了悼鲁迅的文章，多有持平之论。
下面这段话，再清楚不过表明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分歧：“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
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
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
是足以语鲁迅。
”谈到与鲁迅的关系，他说：“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姑不论其鲁迅“党见愈深”之说，是否公允；文中既有比照，也有自愧弗如的感慨。
文章又云：“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林语堂《鲁迅之死》）这就将他与鲁迅的疏离，出于思想的歧见，说得很透彻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
他们对鲁迅的无端指责，倒是有林先生说的捕风捉影挑拨离间的“小人”之嫌，而与林先生的“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相距又何以道里计。
至于在做人、做学问上为何倒退若此，那已经属于另行讨论之事了。
这些年，“倒鲁”之风甚炽，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学者中，误读鲁迅者亦甚伙，似乎不“倒鲁”不足以“立胡”，这其实是非黑即白思维模式之遗风。
鲁迅与胡适，窃以为，乃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之两座高峰，两山并峙，不可或缺。
前者破译中国历史文化的密码，后者宣扬现代思想，而在反抗专制强权上殊途同归。
因想到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颇有意味，故作此短文，略作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