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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文化：从魏晋南北朝入手，分析“庐山隐士潮”的出现原因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隐士虽然远离庙堂身在江湖，但却依旧能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甚至是留名青史。
历朝历代的史书中，大多都有关于隐士的记录，可见隐士文化影响力不俗。
历史中记载的庐山隐士数量众多，使得庐山隐士这一群体颇具研究意义。
庐山是一座千古名山，历史上有诸多文人学者曾游历庐山，在这里留下千古传唱的名片。
其中不乏陶渊明、陆修静、周敦颐这样的文学大师。
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在庐山形成了一股隐士的热潮。
庐山到底有何魅力，吸引了大量文人前来隐居？魏晋南北朝又有何特定历史条件，使得大批有志之士甘心去山中隐居？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
何为隐士并不是身居山林之中的人都可以称为隐士，想要成为隐士需要具备许多因素。
第一，隐士需要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第二，隐士是具备出世为官或是治境安民能力的人，但因种种现实原因，自愿放弃仕途来到山中隐居。
第三，隐士也可以是身兼公职的人，但因心中厌恶官场之黑暗，无心追逐功名利率，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条件不得已不隐居。
由此，我们可知能被称上隐士的人并非等闲之辈。
因为隐士是一个能够对社会和历史都造成深刻影响的群体，所以，在历朝的史书中都会对当代的隐士立传。
首先，历史上有记载的隐士都是具备极高文化造诣的人，这类隐士凭借广为流传的作品为人们熟知，虽然身在山林，却能够名垂千古。
其次，隐士通常是因为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名利场的黑暗，才选择躲避于山中。
他们这种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也广受人民喜爱，隐逸反而成了一种高尚情操的表达方式。
纵观历史，每个朝代都有著名的隐士出现，但魏晋南北朝却集中出现了大批的隐士，甚至形成了归隐热潮，这其中又有哪些因素？魏晋南北朝庐山隐士潮的成因魏晋南北朝是隐士文化蔚为壮观的年代，尤其以庐山隐士数量为最。
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隐居于庐山的大家数量有十多人，该数量在各个朝代都可以名列前茅。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
宁稼雨：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封建帝王专制和等级制度为中心，以儒、道、释三教为思想基础，以官僚和文人的言行为主要载体的封建式文化。
但是，这并非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唯一视点。
如果那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便会如同一个画面上只是均匀涂遍了一种颜色一样呆板、无味，那么缺少真实感。
对中国文化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方法，应当是看到其正面的同时，也从它和负面的对应关系中去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
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到帝王文化的主导意义，也要看到与之相互对立、又相互吸引的隐士文化。
这样得到的整合印象，也许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面貌。
作为社会群体，隐士应当是士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学术界关于士的起源的看法还不尽一致[1]，但古代（尤其是战国以后）的士，主要是指文人士大夫，人们的看法却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把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些在朝廷里混上一官半职，以吃皇粮为生的，已被称为“仕”；相反，那些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粪土的文人，则被称为“隐士”。
除了隐士外，人们还把如此人等称为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2]。
在西方文化史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洁身自好的隐者，但其完整性和连续性都无法和中国相比。
那么隐士现象何以在中国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简单地说，它是由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
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包括士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要绝对服从这个制度的制约。
另一方面，皇权也需要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协调和平衡，这就需要一种社会阶层来执行这种协调。
而士人自身的素质和他们与皇权及社会各界联系的广泛性，决定了他们是执行这种协调的当然角色。
这是士人取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独立性及其所起到的协调作用又不能超出皇权的容忍与接受程度，所以士人就必须寻找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而又消极的方式，以保证自己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协调作用的实现。
这就是隐逸文化产生的原因。
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隐士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源于人们对烦嚣世俗生活的厌倦与追求内心宁静的渴望。
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道家、佛家，以及近代的泰戈尔、狄更斯等人。
下面就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阐述。
隐士文化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道家和佛家。
道家强调个体内在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主张追求道的境界。
许多道家学者选择隐居山林，远离尘世的纷扰，通过修炼来达到身心的平静。
同时，佛家也强调修行者要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超脱，摒弃物欲的扰乱。
隐士文化的核心理念可以在这些古代学派中找到共通之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感受到压力和矛盾的增加。
对此，一些现代的思想家开始呼吁回归自然、追求内心宁静。
20世纪初，印度的泰戈尔提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超越物质的生活观念，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了对隐士生活的向往。
随后，法国哲学家贝纳尔多·索雷尔倡导一种“简约至上”的生活哲学，主张舍弃功利主义的观念，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这些思想家的影响，使得隐士文化在现代社会重新受到关注。
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娱乐、物质享受的追求越来越高，但同时也导致了精神追求的缺失。
在这个背景下，隐士文化开始迎来了一波高潮。
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标志着对权威的质疑和对自由心灵的追求。
一些人选择隐居山林或乡村，摆脱都市的喧嚣，追求简单、自由的生活方式。
同时，东方哲学、禅宗思想等在西方也逐渐受到关注，这进一步推动了隐士文化的发展。
21世纪以来，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现代人的压力和疲劳。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精神追求的需求日益增加。
这使得隐士文化再次焕发出了新的绿芽。
隐居山林、打坐冥想、禅修静养等方式成为一些人追求内心宁静的手段。
同时，受到社交网络泛滥的困扰，一些人开始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虚拟隐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宁。
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几乎贯穿了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中国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发展轨迹。
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哲学思想的演进以及文人士人的追求密切相关。
一、隐士文化的成立隐士文化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
道家强调返璞归真、追求自然之道，提倡超脱尘世、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选择隐居山林、追求心灵的平静与自由。
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通过隐居修炼来实现自己的追求。
隐士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多次动荡和战乱，这些动荡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因此选择隐居山林，追求自己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同时，隐士文化的发展也与社会的相对稳定时期有关，当社会相对稳定时，人们更容易追求精神层面的追求，进而催生了隐士文化的发展。
二、隐士文化的发展隐士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代隐士文化和现代隐士文化。
1. 古代隐士文化古代隐士文化主要出现在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文化中。
道家注重追求自然之道，提倡超脱尘世，因此道家学派中的一些学者选择隐居山林，修炼心性，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儒家文化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些儒者也选择隐居山林，通过隐居修炼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古代隐士文化中，隐士们注重修身养性，强调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他们通过修炼道德、研习经典、与自然相处等方式，追求个体的完善和心灵的升华。
同时，他们也注重与社会的联系，通过写诗作文、与他人交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2. 现代隐士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隐士文化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现代隐士文化更多地体现在人们内心的追求和生活方式上。
现代隐士文化强调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摒弃功利主义和物质追求，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和自我实现。
现代隐士文化的发展得益于社会的相对稳定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内心追求和精神层面的满足，因此一些人选择隐居山林、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成为现代隐士文化的代表。
中国隐士文化范文首先，什么是隐士？隐士是指主动远离尘嚣，追求自我修养和内心宁静的人。
隐士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国风·邶风·矣矣》中，“矣矣匪车，维矣是怀。
载矣修远，至矣婚媾。
”这里的“修远”被认为是指追求高尚清修的生活，也就是隐士的意境。
隐士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中国古代，齐、楚、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文化逐渐兴盛起来。
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化名流陶渊明便是一位代表性的隐士。
他追求的是宁静自在的生活，远离世俗的纷扰，倡导田园诗与隐逸思想，提出了“闲情逸致”的理论观点，对后世隐士文化影响深远。
另外，南朝梁代的文人陶渊明与谢灵运以及唐代的杜牧都被后人称为“三大隐士”，他们在政治官场中失意之后，选择了隐居田园，过起了隐居生活。
他们以田园为背景，以自然、朴素、超然的态度对世俗生活进行批判和反思，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他们的诗作被后人奉为经典，对后世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隐士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过隐士追求宁静自在的生活，传达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虚静无为”、“超然致远”的价值观，强调个体内心的修养和自我发展。
其次，隐士文化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隐士将自然作为自己的归宿，注重与自然的融洽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思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呼吁保护环境，追求生态文明。
最后，隐士文化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隐士倡导简朴、淡泊的生活方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互助精神。
他们主张人们追求内心的安宁与满足，以自己的修养影响他人，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中国隐士文化源远流长，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隐士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提供了一个理想生活的样板。
在当今社会，面对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现实生活，我们有必要向隐士文化学习，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和谐，塑造全面发展的个体。
隐士和隐士文化中国古代文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
其中隐士文化自成一格，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一笔。
而隐士阶层凭借高贵的品质独具魅力立于青史。
此等高士，或携友同游，纵情山水；或吟诗作赋，陋室高卧；或把酒言欢，高谈阔论；得意处，击缶高歌，仰天长啸，何等自在逍遥。
一、何谓隐士、古今隐士知多少？在这里隐士有三层含义：1.旧指隐居的人。
2.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
3.指有条件·有机会出仕而不仕，或已经为仕而自动引退的在某一方面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中华文明几千年高士辈出，隐士阶层阵容庞大，不胜枚举，各个时期皆有代表人物。
最远古就有了一位真正的隐士——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云:“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
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
”商周时的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春秋时宁死不受君禄的介子推、骑青牛出关的老子、战国的庄周、汉代的东方朔；魏晋时期隐逸之风最胜，号称天下第一隐的陶渊明、竹林七贤等。
隋唐时，半隐半仕的王维、孟浩然。
宋朝的希夷先生陈抟（后世尊为陈抟老祖）佛印。
明清时期的唐寅、八大山人朱耷、黄宗羲等。
二、真假隐士隐士也有真伪吗？有，有两种人常被误认为隐士。
其一，韬光养晦徐图进取寻求机遇的名士。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
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
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
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
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
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
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
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
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
按照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
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
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
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
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
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
”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
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
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
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
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
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
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
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
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
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
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
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
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
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
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
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
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
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
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
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
从个人的角度讲，当某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
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隐士的自身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
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
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被杀。
面对受辱与被杀的两难抉择，嵇康、阮籍等聪明的士人自己创造了第三条路，即逃避之路，通过隐居以躲避司马氏的迫害。
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惯地坚持。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只是他们用来逃避司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们的隐居是不彻底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选择了隐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且，当他们走上隐居之路的同时，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沦，处处以怪异之举以明志，被杀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关。
魏晋时期，玄风大阐，《老子》、《庄子》、《周易》（被称之为“三玄”）盛行，老庄思想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隐士文化的理论基础即是老庄道家思想。
众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结果都视为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庄子崇尚逍遥之游，把一切执着与依赖都视为对人性的戗害。
信仰老庄哲学的魏晋玄学家们，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对“名教”与“束缚”。
但是，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其崇尚的“自然”与“自由”难以得到伸展，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其三，与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
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要保持节操，极为困难。
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极有可能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生活于当时的士人们，从身边不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的困境。
许多隐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为洒脱的道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名节极为看重，视名节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
在这种状况下，在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名节与身躯都得以保存。
其四，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
任何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气质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随和，有的人执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刚烈，有的人绵软等等，而且气质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有时候会产生重要作用。
比如，“竹林七贤”当时所处环境相同，处境一致，但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能用道德品质的高低去简单地衡量和评判，恐怕生命气质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场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结庐，悠然南山，以清贫的代价换来心灵的自适。
真隐与假隐以上提到，古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节操，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隐居是一种“存身之道”。
但魏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其实严格说起来，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隐士并不是为了“存身”而隐居。
正如《庄子·缮性》中所说，古之隐士选择隐居这种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们想这样，是外在环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他们是被动地选择了隐居，魏晋早期情况也是如此。
从魏晋中期开始，隐居、隐士慢慢变味了，这时兴起了一种隐士文化的自觉意识，即隐居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觉的。
隐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获取名利、官位等等。
这种风气发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的说法。
“终南捷径”的主人公卢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隐居，也不是不得不隐居，他之所以自觉地隐居终南山，目的是想借隐居这一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
假若说古人为了“存身”而隐居是“真隐”，那么，卢藏用的隐居则是“假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秀”。
因此，“真隐”与“假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隐”的目的不同。
“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假隐”则是“以隐为饵”，隐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获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诱饵。
对于“真隐”来说，“隐”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环境的影响为求存身而隐，还是因为对自身生命气质的顺应，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