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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环球242023年10月05日·第19期新加坡：在多元底色上实施国家认同教育文_ 应碧徽 施雨丹新加坡是一个汇集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移民国家。
就种族组成而言，华人占总人口的74.1％，马来人占13.4％，印度人占9.2％，其他族裔占3.3％。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培养被视作“建设好国家的关键”。
因此，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培育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一个新加坡，认同作为“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为新加坡的发展建设投入自己的力量。
目前来说，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已取得良好成效，形成了以“多民族混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为特征的局面。
以政府力量为保证，指向共同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念是实施国家认同教育的基石。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构建“各种族和各宗教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从而强化新加坡人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感。
为了凝聚共识，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的口号。
1991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为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民众所共同接受的国家意识观念，发布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在教育领域，新加坡教育部于2014年颁布《新加坡21世纪能力和学生成果框架》，该框架以“尊重、负责、正直、关爱、坚毅不屈、和谐”六大价值观为主，而这些价值观也被认为是构建社会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
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观念还需实践层面的深入。
其中，教育方式最为集中的莫过于新加坡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国庆集会演讲、国庆主题曲及国庆庆祝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为了庆祝新加坡的成立、展示国家的军事实力、展现政府卓越的执政能力，还旨在给公民灌输强大的国家认同感。
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作家身份认同和眼界-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了多方位的审视, 他们放眼世界, 接受国内外创作, 已逐渐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势, 既表现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主题、题材内容、情感思想和艺术形式, 又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价值、审美向度和人文情怀。
关键词：民族文学; 身份认同; 世界视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 更多的少数民族创作者加入汉语写作的行列, 他们的民族, 或者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或者有语言也有文字, 但在文学表达上, 更多的是运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写作。
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作品与评论, 开辟了民族文学的新园地。
与民间文学的兴起类似, 民族文学有一个漫长的学理论证过程。
民间文学起初不是以作家文学为参照提出的基于人类学学科的概念, 在我们熟知的文学理论概念层面, 甚至无法用它来分析说理。
1但既然冠以作家的称号, 在民族学和文学的学科概念中, 到底重民族性, 还是更着重文学性, 抑或两者兼有?钟进文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中, 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类, 和汉族文学有不同的性质, 该书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进行了介绍。
2民族文学创作者如何既坚守民族身份, 坚守作家的艺术追求, 又具有世界视野, 他们在身份认同、存在价值、学理论证和艺术创造等方面究竟应该如何完善和提高,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一、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土壤民族文学的繁荣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持, 作为这一创作主体, 少数民族作家在国家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享受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政策, 逐渐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一些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民族, 面对国内外各种新的文化冲突, 开始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创作题材、思想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探析及启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却拥有着多元的文化、宗教和种族。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构建一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而这种多元背景也给国家认同的塑造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本文将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构建进行探析，并从中汲取一些启示。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是国家认同的基石。
在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都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每个种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习俗，因此如何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中塑造国家认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新加坡，政府通过推行“四大种族，一体化”的国策，倡导种族和谐，促进不同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多元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这种多元共和国的国家认同也渗透到了新加坡的教育、宗教政策和社会风气中。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也是通过历史和文化建构的。
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新加坡曾被殖民统治过，先后被荷兰、葡萄牙、英国等国家统治。
这些历史事件对新加坡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加坡努力弘扬本土文化，并将之作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
通过官方的历史教育和文化政策，新加坡试图构建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还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在新加坡，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不同宗教都和谐共处，而且新加坡拥有着多种宗教节日和传统，这些宗教和传统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在宗教政策中提倡宗教和谐，严禁宗教冲突和歧视，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多元宗教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是通过多元文化、历史和宗教构建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的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制定了相关政策和法律以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和谐共处，还通过教育和文化等手段来传达国家认同的理念。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共同努力塑造国家认同。
那么，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对其他国家又有什么启示呢？多元文化是国家认同的基石。
从文学创作到文化建构：新华文学的文化属性与认同许福吉一、从身份认同、本土认同到多重认同意识新加坡华文文学，是继承中华文学而衍生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一支，它不但融合了中华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精华，还形成了具有本土框架与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学特质。
回顾新加坡历史，独立以来，移民、国家认同与文化属性，一直是新加坡华人急于探索的瞩目课题，从移民、乡社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到阶级身份认同等课题，一直不断被讨论，也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看法。
（王赓武2002）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与重建、南洋景观与都会图像，一直是新华作家书写的主题。
不少作家借文学的象征意义，表现华社在语言和文化上所面临的危机意识，他们希望通过多元方式的阐释，建立一个结合本土、放眼环球的历史与文化认同的想象共同体。
这种认同，是一种多重的身分认同，借此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
相对于英文作家，当他们在创作时，往往不自觉地深感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认同于西方与殖民主义的文化属性。
1在认同概念与文化属性还不大为人们使用之前，南洋华人的认同意识基本上有两种：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与历史认同，可是到了后来，移民才渐渐地倾向于接受多重认同。
（王润华 2002：239）以新加坡为例，不少华人发现，需要在同化与融合之间作出选择，这就需要对文化采取更为灵活与更高瞻远瞩的态度，亦需要一种新的华人文化认同。
（王润华 2002：244）研究文化认同回归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体系认同，是通过历史与文化的统一要求，在社会中建构而成。
2文学是文化和历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市的建构与形成，与她走过的历史、展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潜藏在语言、文字与意象之间的文学作品，是汇聚成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元素，一如脉搏在手腕律动，血液在体内循环不息。
本文尝试从本土的理论框架，进一步说明新华文学的文化属性。
框架(Framing)原是建筑学上所谓的构筑名称，或称框架构造（belfry），应用到文学作品的理论上，与中国传统的义法说不谋而合。
新加坡英语文学身份认证疑惑世界上每一个现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形成主体文化传统的关键因素,是构成民族历史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有多种语言与文化。
华语、马来语、英语都是新加坡的通用语言。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尊马来语为国语。
但是因为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随着英语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应用的日渐广泛,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日益高涨,“所以,马来语终于有国语之名,而英语则有国语之实”123。
随着英语在新加坡地位的提升,新加坡英语文学的创作繁荣起来,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学创作。
按照丹纳所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
”29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现实的文化心态。
新加坡英语文学作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学创作,反映的是当代新加坡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折射出新加坡人在身份认同过程中产生的困惑。
身份认同(Identity),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但是“在当代汉语文化研究领域里,因为受到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使用和界定上,存有着某种水准的混乱,不同的人们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汉语词汇,却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在不同文本中造成了这些重要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
362就其内涵而言,身份认同可以说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这个词追问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以及“我要去哪里?”等问题。
按照陶家俊的看法,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新加坡：多元社会条件下的国家认同构建李文1,徐理群2(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007;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102488)摘要：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的多元社会，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时存在深刻复杂的种族、宗教矛盾，社会成员的族群认同远远超过国家认同。
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致力于政治社会长期稳定与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并落实对促进种族宗教和谐具有直接作用的政策措施，使新加坡国民的国家认同程度不断获得提升与增强，在种族与宗教融合方面创造了一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的新加坡模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赞誉。
关键词：新加坡；多元社会；国家认同；人民行动党中图分类号：D7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19(2020)04-0158-09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小国，却在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的条件下成功地“找到了处理这种多样性并且维持社会和谐的特有方式”®=-、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成绩斐然社会学意义上的多元社会是指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沿着民族、宗教、意识形态、语言、地域、文化等因素而分裂。
②国家认同是一国国民对自己所在国家的认知、评价和情感。
作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多元文化。
19世纪初，英国将新加坡设为自由港，这样的经济红利吸引了大量的华人、印度人以收稿日期：2020-05-06作者简介：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徐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新加坡］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门洪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79-380页。
②Arend Lijphart,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i A Comparative Explorative,New Haven："Y^le University Press,1977,p.4.2020年第4期新加坡：多下的国諏同艇及马来人移民至此，1827年华人移民成了最主要的移民群体。
薛力：新加坡华族的身份与认同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公民绝大多数是汉族人：中国与新加坡。
这使得中国人对新加坡有天生的亲近感，甚至将之看作“自己人”。
这是一种错误认知。
新加坡华族（人）的身份与认同迥然不同于中国人。
新加坡华族的身份与认同可从“政治身份与认同”、“文化身份与认同”、“情感认同”三方面分析。
“身份”是客观的，而“认同”则是主观的。
新加坡常住人口（居民）约550万，其中新加坡公民约340万，永久居民约50万，外籍人士约160万。
公民中华族约75%，马来族约13%、印度裔约9%，欧亚混血人口约3%。
这种构成一个世纪前已经基本形成。
一般认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族群构成与公民相似。
外籍人士的族群构成不详。
本文的分析对象主要是新加坡公民。
政治身份与认同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公民的政治身份与政治认同以国籍为主要标志。
双重国籍意味着双重的政治身份与政治认同。
新加坡不承认双重国籍，移民须先注销原国籍才能获得新加坡国籍。
因此，华族公民的政治身份是新加坡人，政治认同是新加坡这个国家，两方面均跟中国没有关系。
华族永久居民的绝大部分均有资格申请入籍新加坡，有资格购买二手组屋与二手执行公寓（80-85%的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居住在政府修建的组屋与执行公寓中。
二者通常都有2-4个卧室，主要区别是：组屋没有围墙、游泳池、烧烤屋，物业费也比较便宜）。
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中国人，政治认同理论上是中国，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新加坡，在利益与情感的双重驱动下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呈弱化趋势。
文化身份与认同新加坡官方与媒体通常用“华族”指称来自中国的新老移民及其后代，包括海峡华人（即峇峇娘惹）与尚未入籍的永久定居者。
1965年建国前来到新加坡的华族一般来自福建、广东、海南等省份，其中福建占一半以上。
1990年以后的中国移民其来源地则扩大到中国的大多数省份（与新加坡“吸引高质量中国人”的移民政策有关），这些新移民强化了新加坡原有公民的“我们感”，进而把自己称作真正新加坡人（true blue Singaporean），而用“中国人”乃至“阿中”（Ah Tiong）称呼新来的中国移民与中国访客。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选择
靳义增
【期刊名称】《南都学坛》
【年(卷),期】2002(022)003
【摘要】随着全球文化共识的达成,世界通用语言符号的形成和电子传媒在文学上的广泛应用,文学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加快.文学全球化对中国文学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学应理性地审视把握,通过与外民族文学自觉的交流和借鉴,坚持文学个性,创造文学精品,增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竞争能力,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使中国文学及早走向世界.
【总页数】4页(P84-87)
【作者】靳义增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南阳,473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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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朱崇科（中国）［关键词］鱼尾狮；新华文学；本土强化；文化认同［内容提要］鱼尾狮作为新加坡的形象标志，充满了丰富的少为人知的吊诡。
即使是梳理现有的文学书写，它们对鱼尾狮的本土意象叠加、冲突等也令人兴趣盎然。
从见证、记载历史，到对自我、族群文化困境与危机的忧心，再到想当然的对自然生态的捍卫，再到国家、政治、文化认同的变迁，鱼尾狮显然从它诞生时的文化意义上的瘦弱到如今变得羽翼渐丰；但同时，其中的吊诡却也如影相随，“纪恶”的同时却也加强了“恶”，反思其缺憾和内在认同的同时，却也强化了它的文化意涵。
本文力图剖析新华文学中这个独特的本土意象。
鱼尾狮(Merlion)，作为新加坡旅游业，乃至是国家的标志性意象，似乎越来越被视为/认可为一种象征（尤其是外来人）：无论是文化种族多元的杂交，还是荟萃二元的如鱼得水；无论是旅游产业，还是国/族的精神品格。
但实际上，鱼尾狮的丰富内涵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下自有其更耐人寻味之处。
作为人工形塑的一种商用产品，鱼尾狮对其神话的想象和再现其实有着吊诡的强化和破坏意味，尤其是随着现实的推进和新旧文化的遽变导致被美满想象的鱼尾狮和现实的巨大差异时，内在的讽刺意味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如果回到新华文学上来，有关鱼尾狮的吊诡想象、对话和思考则更是因了和现实、文化、认同等的纠缠而发人深省。
但无论如何，鱼尾狮已经的确成为了一种文学中的复杂本土意象，其多彩的本土意义凝结及其相关意义亦有其引人入胜和探勘研读之处。
毋庸讳言，文学与现实的复杂互动关系往往因其波诡云谲、变化多端（而绝非传统现实主义所言的文学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老调重弹）而备受瞩目。
实际上，鱼尾狮也有其五彩缤纷的魔幻张力：从神话传说到现实打造，从文学虚构到反思现实，再从现实仿制到精神/文化认同的强化等。
鱼尾狮意象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又兴味盎然。
当然值得关注的问题意识在于：新华文学中作为本土意象的鱼尾狮如何呈现现实的吊诡或者“纪恶”性反思？同时反过来，这个本土意象又如何吊诡地强化了本土认同？为此，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为三个层面：1从神话想象到现实虚构；2“纪恶”：文化/现实批判；3政治/文化认同：本土强化。
一从神话想象到现实虚构被称作“狮城”的新加坡显然对于狮子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比如在2005年1月23日晚，新加坡舞狮家族新成员——“新加坡狮”就在裕廊东体育场内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中诞生。
自然，其代表意义也非凡，“代表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及刚强勇猛、积极奋进精神”。
主持点睛仪式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于新加坡狮的特征作了很生动的形容，“这头具新加坡特征的狮子，样貌和传统舞狮不同，胡子可能比较长，牙齿比较尖，但是表情还是相当温驯。
”[1]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对于狮子在新加坡的流传和演变显然有其独特的谱系学。
当然这一切可能必须从神话想象开始。
(一)鱼尾狮谱系学：作为源头的神话想象。
据《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原名淡马锡(Tamasak)，意为海城。
相传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室利佛逝 (Sri Vijaya) 王国出于扩张势力，曾将淡马锡归入王国版图。
一天，王子圣尼罗郁多摩(Sang Nila Utama) 带人出海，风浪大作，船开始漏水，尽管屡经努力，但效果不大，直到王子将皇冠抛去，才能风平船起。
后来他们就登陆淡马锡河口的平原。
恰在这里，他们看见一只黑头红身、胸长白毛、比山羊略大的怪兽敏捷地从他们面前狂奔而过，王子便问随从此为何物，可无人能够回答。
等他去问陀曼黎耽时，被告知，古代史籍内记载的狮子(Singha)就是如此。
并认为此地为吉地，才会有如此威武的野兽。
王子遂决定在淡马锡国内建立一个殖民地，征得廖内(Bentan)王后（也即其岳母）方面的同意后，开始建国，并命名为“信诃补罗”(Singhapura)。
[2]而“信诃补罗”在马来文中，意指“狮城”。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极可能就是鱼尾狮降临的神话源头。
当然，即使是相同的神话，也会衍生出不同的版本。
比如，其中有一种版本就是，王子遇到风暴时，船遇狂风翻覆。
王子就靠着过硬的游泳本领与风浪搏击，正当他筋疲力尽的关头，巧遇一只也与风浪搏击的狮头鱼身怪物，他们相伴相依，终于战胜恶浪，游到新加坡岛上，保全了性命。
(二)现实虚构。
从某种程度上说，单纯躲避在神话里的狮子对于力图建构国家/政治认同的当局来说，似乎缺乏具体的说服力和实用主义取舍下的认同凝聚载体。
毕竟，在神话想象和现实关注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变形空间，尽管神话想象同时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思考的安置场地，想象“既具有一种混杂性又拥有一种善变的多面性，前者使之成为某种不超出一种稳定的身份之物，后者则是这种稳定的身份难以企及之物。
”①不无历史意味的是，1964年范克里夫水族馆馆长布伦纳设计了鱼尾狮，新加坡旅游局1966年将之注册为其商标，1971年委托新加坡雕塑家林浪新打造了这座狮头鱼尾浑然一体的雕塑，以此作为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大约1972年完工。
至此，《马来纪年》中的神话传说被具象化，原本敏捷威武的吉祥怪兽狮子被同时功利性/浪漫性的完美化：水陆两栖、得山顺水，同时也吊诡地埋下了两不着边的“双重边缘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 所谓的双重边缘化是指新加坡或鱼尾狮事与愿违的没有实现一箭双雕，成为水陆两栖、中西荟萃、交流的中心和桥头堡，反倒被两个中心的强大力量边缘化，或者失去了各自原本可能的优势）的可能苦果。
1972年9月15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鱼尾狮公园主持开幕仪式。
为了纪念这项盛事，有关当局制定了一块铜匾，上刻:“鱼尾狮是新加坡迎宾好客的象征”。
鱼尾狮塑像高８米多，用乳白色大理石雕成，海水波浪状底座。
狮头鱼身，鱼尾反卷，宛如从河中跃起。
狮头即是传说中的怪兽，狮口还喷出股股清泉；而鱼身则说明新加坡是座海洋城市。
从此意义上讲，鱼尾狮的出现更多只是旅游的象征意味和吸引游客创设新游览景致的必要考虑。
当然，力图借取神话的力量来满足小国语境下的强盛愿望和认同凝聚也是另外的可能意蕴。
鱼尾狮一直以来矗立在新加坡河口之上，安德逊桥下。
如前所述，整座雕塑显得颇为壮观，由于大力宣传和被刻意强调成为狮城的象征，游人至此，往往留影纪念。
在它21岁那年，公园进行整修翻新，并于1993年9月重新开放。
但是，由于长年日晒雨淋，鱼尾狮公园面积相对狭小局促（面积只有0.0071公顷左右），同时缺乏足够的停车位以及附属的大规模娱乐场地，而新建的滨海湾大桥又挡住了大部分雕像，实在有损鱼尾狮的象征价值。
为此，当局几经考虑，决定将鱼尾狮“搬家”，从2002年9月15日开始，守护了新加坡河口30年的鱼尾狮迁址到新居。
新居位于浮尔顿一号隔邻的填海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大概是旧址的四倍。
1996年，新加坡旅游局在旅游胜地圣淘沙岛建造一座高达37米的巨型鱼尾狮塑像。
旅客可以抵达顶端，四处了望环视，甚至可以眺望远处的廖内群岛。
游客也可以从狮口的缝隙中由内向外拍照留念。
吊诡的是，旅游局竟然请人杜撰了另外一则“鱼尾狮传奇”：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海上冒出这个狮头鱼身的怪兽，它双眼发出慑人的光芒，击退了风暴，并成功保护了岛国的子民。
这当然是旅游局在后现代社会中粗糙复制原本并不深邃的文化商品的一种伎俩，本无足观。
但却同时让人回忆起鱼尾狮诞生时就有的贫血品格，同时，这又丰富了鱼尾狮神话的种类。
吊诡的是，这座原本比年轻的新加坡更年轻的标志性建筑，却往往成为外国游客或者某些在此地居住时间不长的永久居民，甚至是公民们的一种误认——鱼尾狮往往被视为新加坡历史、神话甚至是文化的象征，而且似乎由来已久。
在现实生活中，鱼尾狮被有意塑造成狮城的代言人，而且似乎资历甚深，其中当然不乏借文化遥指来壮胆的无奈/可爱想象。
“由于具有显著的表征性，这个原属商用性质的标志，因而从旅游的层次，逐渐扩大，提升至无所不在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甚至最终被图腾化和神圣化起来。
”②饶有趣味的是，新华文学中对鱼尾狮的关注、想象、自拟、批判、借用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字涂抹在令人震撼之余，却也同样显出了丰富的吊诡。
他们不仅批判了鱼尾狮意象中所蕴含的文化困境、不中不西、文化忘本后的无所适从等，同时也借它抒发心声。
但无论如何，文学书写却也加强了鱼尾狮的意蕴和象征内涵。
在此意义上讲，文学自身也是在批判/借用鱼尾狮的时候对它的一种吊诡强化。
二“纪恶”：文化/现实批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处理和涉及的鱼尾狮文本有它的专向以及集中指涉，而绝对不只是一种背景式的随意铺陈和点缀。
比如在谢裕民的一篇名叫《从铜像到狮像》[3]的短篇小说中，狮像自然是指鱼尾狮。
但是，这里对狮像的关注其实并无深层和丰富的笔墨，而只是沦为一种即使深刻的点睛——狮像更是一个历史的时段标志，隐喻了从莱佛士铜像的开拓意义到如今现代文明的困境。
当然，新华文学中，对鱼尾狮的类似借用自然不乏其文。
新加坡作家协会1990年代出版的作品系列丛书甚至命名为“鱼尾狮文学丛书”[4]，可见鱼尾狮不凡的象征力和影响力。
但此类书写往往由于缺乏足够的火力及效果，若蜻蜓点水、一闪而过，故为本文所不取。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并不预设对新华文学中的所有有关鱼尾狮的文本进行地毯式轰炸和梳理，而毋宁更是点到即止、借花献佛呈现有关书写[5]背后的种种可能玄机。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仔细查阅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新马特藏1972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中文图书，找到了如下的文本（依据书写/发表时代次序排列）：贺兰宁《鱼尾狮》（1975-01-01）[6]（注：诗歌，下未注明的皆为诗作）、梁钺《鱼尾狮》（1984-03-05）[7]、原甸《鱼尾狮的性格》（1984-11-12）[8]、方然《非狮非鱼》（1985-03-03）[9]、希尼尔《石狮赋》（1987）[10]、莫河《夜里厮守着河口的鱼尾狮》（散文1988-08-22）[11]、蔡深江《R：守海神》（节选1989）[12]、方然《鱼尾狮的叹息》（散文1992）[13]、王润华《一、鱼尾狮》（节选1997）[14]，等等。
如前所述，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书写同样也表达出丰富的意义涵盖和指涉，但它对现实的互动和记录则往往更令人关怀，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文学的“纪恶”功能时，意味和吊诡都可能非同寻常。
王德威教授在他的《历史与怪兽》一书中非常精辟又细腻地指出，“我们人类的每一代都见证、抗拒，也携手制造了自己时代的怪兽。
杌在它的谱系学历既是怪兽魑魅、恶人恶行，但也同时是历史，是小说，是对这些恶行的警示与记录。
正因其变化多端，我们才得以了解人与非人间的搏斗，如何从来就是矛盾反覆……除恶既不能务尽，我们只得纪恶以为戒——历史的创造总也开脱不了恶兽般的记忆。
”③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书写显然没有彰显如此茂盛又暴力的历史恶行，为此这种“纪恶”更多是一种反思，不过反思的姿态和深度当然各个有异，为此倒也显示出文学的纯真魅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