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韦努蒂异化-同化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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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异化法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前言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是两种在实践中运用最多,也是被讨论研究最多的方法。
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
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
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异化和归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
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
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
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
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1];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
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从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看商标翻译作者:陈宣荣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4期摘要:韦努蒂的“异化”和“归化”理论是处理文化信息的主要翻译策略,“异化”有益于彰显源语言文化特色,但容易引起文化冲突。
商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情况下,应针对性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避免造成文化冲突,同时兼顾到商标所蕴含的源文化特色和目标消费者的兴趣,从而达到推广产品的目的。
关键词:异化;归化;商标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2)长期以来,翻译界对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作了大量探索和研究[1-3]。
学者们认为,“异化”与“归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信息的两种重要策略,“异化”策略可以突显源文化特色、利于推销源语言文化,而“归化”策略则不利于源语言文化的推广。
但事实并非如此。
商标的文化特色鲜明。
在商标翻译中,人们非常注重翻译技巧的运用,或注意到“异化”与“归化”策略的运用,但把直译与“异化”、意译与“归化”简单地加以等同。
事实上,“异化”策略不只对应直译这一种方法,“归化”策略也不只对应意译这一种方法。
针对目前国内外“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商标翻译为例,将“异化”、“归化”翻译理论与各种翻译技巧相结合,通过深入分析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厘清和改变人们对该理论的固有观念,从而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好地促进翻译实践。
一、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受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发,美籍意大利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处理翻译中存在的文化现象时,意识到不同文化间存在因碰撞而产生的霸权与反霸权之争,因此他在构建文化翻译策略时,从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两种关于文化的翻译策略[4]。
AcademicEditionMarch2007Vol.4No.1CollegeEnglish一、异化与归化之争早在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时就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Lefevere1977:74)。
这两种方法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异化”和“归化”。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创导者。
她用解构主义观点来建立她的翻译理论,她对翻译下的解构主义定义是这样的:“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
”因为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上的关系和差异产生的效果,因此,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延迟的,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
无论是外国的文本,还是译文,都是派生的,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材料构成的。
因此,不论是外国的作者,还是译者,都不是原作者,同时也使作品的意义产生不稳定性,以致会超越作品的意图。
这与传统的翻译观念是大不同的,传统观念认为,作者是一个独特文本的原创者,文本是作者抒发自我感情的场所,它对文本有绝对的权威和最终的解释权,而译者的工作只能是对原文的模仿,译文既不抒发自我感情,也不独特,是原文的派生物。
在这一观念长久的统治之下的翻译,决定了将译者放在从属于作者、翻译从属于创作的地位。
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增加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感和逼真感。
韦努蒂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固定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
意义是多元的,不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
因此,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所谓“忠实”与“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所以译作的生存是由译作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试论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摘要】翻译中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一直是翻译学界争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本文认为译者应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归化或异化翻译法,如果以传播文化的共性为主,则相应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如果以传播文化的个性为主,则相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英语翻译归化异化文化差异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刘英凯通过列举归化的种种弊端及其表现,大力倡导移植法,认为异化应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
这是他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的挑战。
10年之后,许钧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起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从而使中国译坛归化和异化的对话进入高潮阶段。
在西方,归化和异化的交锋之火也从未熄灭。
Today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翻译理论体系。
Venuti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995年出版《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率先对归化翻译种种弊端进行了批判,他从文化、文学和政治的高度,力倡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归化与异化孰是孰非,至今尚未定论。
笔者认为,作为翻译工作者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译者,不同读者,不同文本以及不同文本承载的文化信息来灵活运用。
一、翻译的归化奈达说:“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占90%,不相似之处仅占10%。
”不同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各自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其文化特质和模式有所差异,但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即文化具有共性。
文化的共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说不同语言的表达有相似之处,即语义的对应。
例如,西方戏剧里长着翅膀的天使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国舞风飘带的飞天,《三国演义》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令英国人发出“He is as wise as Solomon(Solomon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位时,是古代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的赞叹。
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观译文论坛中有一个受人尊敬的翻译专家韦努蒂,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归化与异化翻译观》,就探讨翻译在文化移植中对文本的不同处理方法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为很多文本翻译研究以及读者理解文本提供了参考依据。
韦努蒂认为,翻译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归化和异化。
归化处理指的是通过使译文与目标语言和文化惯例结合,以达到与原作尽可能一致的效果;异化处理指的是保留外来语言和文化的特性,以显示其与原作的差异。
韦努蒂认为,最佳的翻译方法应该是根据原文的特点和译文读者的需求来挑选最合适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根据翻译的文本类型以及读者的知识程度来选择最合理的翻译方法。
根据他的分析,如果翻译的文本是艺术性或宗教性文本,这种文本更倾向于归化处理,主要是为了使读者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文本内容,使之与目标语言和文化惯例更加贴近;而如果翻译的文本是历史或科学内容,此类文本比较倾向于异化处理,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有效地领会译文内容,使之显示更多的差异。
此外,韦努蒂还认为,文本在目标语言和文化中的表现,也应当受读者知识程度的限制,这也是选择归化或异化处理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此,假如读者没有深刻理解原文,可能就会使用归化处理,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而假如读者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就可以使用异化处理,以便于读者更有效地理解文本。
总的来说,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观”非常重要,他的观点指出了翻译文本在文化移植中的不同处理方式。
其实,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翻译者都应当根据原文的特性和读者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翻译方法,以保持原文内容不变,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
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到读者的知识程度,从而挑选最合理的归化或异化处理方式。
最后,翻译者有责任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贴近原文的文化移植结果。
解读韦努蒂的异化/同化翻译理论【摘要】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在构筑“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同时对它进行了解构。
这一做法表明他遵循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议程,即首先将翻译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二元对立颠倒过来,然后通过新建对立的自我解构最终革除二元对立思维本身。
【关键词】韦努蒂理论异化/归化解构主义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西方就归化/异化的讨论起视阈、向度皆已发生变化,其研究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如语言、问题、风格、语言文化等如何进行异化/归化转换这种提供翻译技巧的规定—指导性探讨上,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大文化如何发生互动的一种描述—解释性研究上来。
归化/异化问题因此跳出文本中心主义的纯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成为结构主义之后,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二、异化/归化翻译内涵韦努蒂表示他的异化翻译观来自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那两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1995:99)的文章。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明确看到施莱尔马赫对直译的重视,但有三点我们可能无法否认:其一,施莱尔马赫并没有使用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他使用的术语是“释义”(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其二,他并没有说把读者推到作者的那种被韦努蒂称为异化的翻译必须要用古语去体现;其三,由于他的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翻译的方法,因此并没有关注选材的问题,也没有关注政治问题。
任何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及韦努蒂的整个心路历程有系统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理论体系既不单纯一致,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静态结构。
韦努蒂既强调译语形式的选择,也强调原文文本的选择:选择译什么,关系到目标文化的价值体系;选择如何译,则关系到目标语言体系。
他于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一部翻译史》以“历史”为纲绝非偶然。
谈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一、引言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与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在1995年所著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根据韦努蒂的界定,归化翻译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而将异域文本中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
而异化翻译是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
可见,归化翻译主要是遵循目的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翻译时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将读者立于核心地位,充分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信息接受心理与接受习惯。
尤金·奈达(E u g e n e A Nida)是推崇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翻译即是交流,这个过程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所获得的是什么。
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察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
”奈达认为成功的翻译就是要使译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类似的反应。
而归化翻译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异化翻译的前提是:认为文化是有差异的。
主张异化的译者,不仅可以在译文的表达手段上异化,而且会选择对目的语中的外国文学规范提出挑战的外国文本来翻译。
劳伦斯·韦努蒂本人就是异化翻译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
这种翻译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 在风格和其它方面突出原文之“异”。
劳伦斯·韦努蒂公开声言:“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
”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是当前翻译界近年来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将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对这两种翻译策略做一对比,并探讨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异化1 研究缘起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ieiermacher)是德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其于1813年提出了两种翻译途径,其一是对读者进行引导,使之向作者接近,而作者本身是安居不懂的,其二则与之相反。
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这部著作中,作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即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以上述理论为出发点,提出了“归化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即“接近作者”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即“接近读者”这两个术语。
2 何谓归化和异化遵循“通顺原则”是归化翻译的本质,其以目的语为归宿处理源语中包含的文化习俗和语言形式等,翻译要“最贴近自然对等”,使之与目的语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相符合,使功能或动态对等得以实现。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其是归化派的代表人物。
该派的观点是,由于差异存在于两种文化之中,若在译文中强加原文形式,势必会将理解上的困难带给目的语读者。
归化对语言形式特别注重,其将文化交流方面的屏障打破,使文化冲突得以避免,此外,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对译文有共鸣产生,但易使原文中的部分源语文化信息丢失,这是其缺点所在。
异化翻译挑战了归化翻译策略,其以源语为归宿处理源语中包含的文化习俗和语言形式等,使源语的“异国情调”在译文中突出。
异化派的典型代表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他认为在风格上译文应一致于原文,且将原文之一突出出来。
异化对文化内容特别注重,其在读者面前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风情,使目的语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将源语文化帶入其中,不过文化交流障碍的存在是其缺点所在。
3 二者间的关系分析不同译者对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持不同观点,不过处在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归化策略。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加深了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人们也越来越渴求异域文化,翻译中也更多应用异化策略。
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摘要: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被译介到国内后,一直备受国内译界的关注,掀起了对其讨论的热潮。
许多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误读。
为澄清此类问题,试图对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追本溯源,并结合相应批评对其进行讨论。
关键词:归化;异化;抵抗;文化差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出版的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提出“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
我国郭建中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一文中较系统地介绍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
他认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是典型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这一见解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赞同与支持,如任淑坤(2004)等。
至此,我国翻译界掀起了对异化翻译讨论的热潮。
根据蒋骁华教授(2007)的调查研究,在多达300余篇关于异化的学术论文中,这些论文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两种立场:异化翻译基本上相当于直译;异化翻译是直译的延伸,其内涵比后者丰富。
蒋骁华教授指出,虽然其“异化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一些类似或相通之处”,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
一、“异化”的提出与发展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认为,翻译“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蒋骁华认为,韦努蒂批判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
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另类文化实践,它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
一方面,异化翻译对原文进行以我族为中心的挪用,将翻译作为再现另类文化的场点,从而把翻译提上了本土的文化政治议程;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另类的文化姿态使异化翻译能够彰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发挥文化重构的作用,并使那些偏离我族中心主义的译文得到认可,并有可能修正本土的文学经典。
公关论坛浅谈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文/王琪摘要:在各个国家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翻译对促进各国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
在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两种重要的翻译方法。
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选择哪种翻译方法是由作者意图、读者对象、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归化法和异化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实践中使用哪一种方法还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应该根据上下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论文通过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深入探讨,以期让翻译工作者更深入了解两种重要的翻译理论,为日后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帮助。
在国与国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国与国文化的交流互鉴。
关键词:归化法;异化法;跨文化交际;源语文化;目的语文化引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地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当今这个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时代,翻译对实现各民族的融合、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翻译工作已经不再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传播必须借助语言这个媒介;文化对语言起到了制约的作用,不同地区的文化下,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
英语与汉语各自隶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汉语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
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法、句法甚至篇章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要完成读者能够理解,又能体会到其中文化特征的英汉跨文化翻译是一项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工作,很多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翻译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跨文化交际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
熟练掌握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对于开展国际交流、文化输出等大有益处。
一、何为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可以分成两种对立的看法,即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这两种原则和方法。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摘要:归化和异化是处理语言形式与文化因素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它是意译和直译的进一步延伸,从二者的概念入手,用实例阐述了它们在翻译过程中相辅相成,并用互补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归化;异化;概念;辩证关系一归化、异化的概念归化和异化这对翻译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
归化(domestication):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
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所以归化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一种翻译策略。
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
Nina可以说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人物。
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
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目的语读者臵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
Nina 在各种不同场合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在Nina看来,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范畴。
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的模式。
因此,他提出了“功能同构”的策略作为解决的方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异化(foreignization):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浅析韦努蒂的翻译思想》摘要:译者应该故意保留原文的表达和句式,避免译文通顺,让读者明显感觉到所读的是译本,从而感觉到译者的存在,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彰显了译者的角色,异化论者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创作、翻译与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对于弱势文化和被边缘和排斥的文化,当它们通过异化的手法译入强势文化时,该策略无疑是抵御强势文化和价值观,表达思想和文化的最佳方法陈思刘晓萌摘要: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积极倡导者。
其译学思想主要集中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译者的隐形》和他主编的一本解构主义翻译论文集《对翻译的再思考》以及著作《翻译的丑闻》中。
近年来,随着翻译者对文化交流与传播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影响极大。
本文简要梳理了韦努蒂的主要翻译思想,指出其进步性及局限性,能够为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翻译;译者的隐形;异化翻译一、译者的“隐形”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形》中提出“隐形”这个术语,用来描述译者在当代英美翻译界的状况。
他指出译文的“不可见性”,读者看不见译者,仿佛在读原文,而不是译文。
译者实际处于“隐形”状态,原因包括两方面。
首先,译者本身倾向于译成“流畅”的英语。
其次,译入语读者阅读翻译文本的方式。
不论是散文、诗歌、小说还是其他类型的题材,多数人所接受的译文是读起来流畅,没有任何语言或风格的独特之处,看上去译文已经反映了作者的实质意义,译文似乎不是译文而是原作。
然而,翻译的前提是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存在差异,彼此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
这种流畅的翻译方法不仅忽略了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相互关系,抹杀了译者对译文的阐释、应得的地位以及所付出的努力,同时还掩盖了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
所以韋努蒂提出了“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倡导译者显形。
这种抵抗是勇于承认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表现出来,甚至也会背离原文。
解读韦努蒂的异化/同化翻译理论
【摘要】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在构筑“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同时对它进行了解构。
这一做法表明他遵循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议程,即首先将翻译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二元对立颠倒过来,然后通过新建对立的自我解构最终革除二元对立思维本身。
【关键词】韦努蒂理论异化/归化解构主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西方就归化/异化的讨论起视阈、向度皆已发生变化,其研究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如语言、问题、风格、语言文化等如何进行异化/归化转换这种提供翻译技巧的规定—指导性探讨上,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大文化如何发生互动的一种描述—解释性研究上来。
归化/异化问题因此跳出文本中心主义的纯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成为结构主义之后,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二、异化/归化翻译内涵
韦努蒂表示他的异化翻译观来自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那两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1995:99)的文章。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明确看到施莱尔马赫对直译的重视,但有三点我们可能无法否认:其一,施莱尔马赫并没有使用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
他使用的术语是“释义”(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其二,他并没有说把读者推到作者的那种被韦努蒂称为异化的翻译必须要用古语去体现;其三,由于他的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翻译的方法,因此并没有关注选材的问题,也没有关注政治问题。
任何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及韦努蒂的整个心路历程有系统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理论体系既不单纯一致,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静态结构。
韦努蒂既强调译语形式的选择,也强调原文文本的选择:选择译什么,关系到目标文化的价值体系;选择如何译,则关系到目标语言体系。
他于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一部翻译史》以“历史”为纲绝非偶然。
他由于认识到叙事与身份构筑之间的密切关系,希望通过重写翻译学科史以改变译学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而采取的一个话语策略。
同样,他分别于1998年、2000年和2003年出版的《翻译之耻》一书和以“翻译,社群,乌托邦”(translation, community, and utopia)以及“翻译德里达论翻译的文章:相关性及学科阻抗”(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为题的两篇重要文章在各自标题中分别点出“伦理”“社群”/“乌托邦”,和“相关”/“抵抗”等概念作为全文关注的焦点。
也正是出于文化和政治策略上的权衡,该理论勾勒出一个“双重议程”,即一方面应用文化研究提供的理论资源改造传统的研究翻译,消除语言学对译学的基础观念和基本方法长期施加的支配性影响;另一方面,它融合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兴趣,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模
式,并以此促使文化研究界正视和重视翻译实践具有巨大的重大理论价值,促成翻译研究由文化研究的便于地带向其中心转移。
三、翻译伦理的自我解构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尖锐的
后殖民的批判锋芒。
他在讨论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时说“归化的方法是按照目标语文化价值观对原文进行我族中心主义式的简约(ethnocentric reduction),把作者带回家;而异化的方法则是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反我族主义的压力(ethnodeviant pressure),以体现形式上的简约、排斥和铭写(inscription)”(1992:8;1995:17)。
一般都认为他将“异化”和“归化”看成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概念。
然而,韦努蒂对他自己提倡的、包括“异化”翻译在内的种种立场其实态度暧昧。
他大张旗鼓地构筑以“异化”和“归化”为正负极的一个二元对立,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通过釜底抽薪的手法对之加以解构,将“异化/归化”以及“反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这两个二元对立拉开距离。
不是用一个新的、更为“道德”的实践范式取代一个不符合翻译伦理原则的老结构,而是通过在现有以及后起的结构中造成其“中心”和“边缘”不断互相“戏动”(play),将“去中心化”的过程一直进行下去。
翻译必然是介于异和同、晦与明、隔与透之间而又同时带有二者特征的“自成一统的介域”(economy of
in-betweenness)。
也就是说,将伦理原则看成是一个矛盾对立观念交相演变的动态过程;一方面使“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之
间的对立由《译者的隐身》规定的谋略和政治层次上升到伦理道德层面,将该对立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这一二元对立的极端强调,有意暴露和凸显了它不可避免的种种内在断裂和矛盾,从而在实际上实现了该对立的自我解构。
四、结语
韦努蒂的翻译观之所以能引起国际翻译学界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全面、深入地对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主要是因为他在反对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生态、提高译者和译文的文化地位方面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对翻译作出判断的标准是看它究竟是加强还是剥削了本土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由于“归化”和“异化”这两种对立的话语策略分别通过消融和保留源文本的外异性—也
就是它所体现的文化差异—而产生强化和弱化种族中心倾向的后果,它们分别是“坏翻译”和“好翻译”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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