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韦努蒂异化-同化翻译理论

英汉翻译中异化法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前言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是两种在实践中运用最多,也是被讨论研究最多的方法。

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

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

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异化和归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

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

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

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

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1]；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

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从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看商标翻译作者：陈宣荣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4期摘要：韦努蒂的“异化”和“归化”理论是处理文化信息的主要翻译策略，“异化”有益于彰显源语言文化特色，但容易引起文化冲突。

商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情况下，应针对性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避免造成文化冲突，同时兼顾到商标所蕴含的源文化特色和目标消费者的兴趣，从而达到推广产品的目的。

关键词：异化；归化；商标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2）长期以来，翻译界对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作了大量探索和研究[1-3]。

学者们认为，“异化”与“归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信息的两种重要策略，“异化”策略可以突显源文化特色、利于推销源语言文化，而“归化”策略则不利于源语言文化的推广。

但事实并非如此。

商标的文化特色鲜明。

在商标翻译中，人们非常注重翻译技巧的运用，或注意到“异化”与“归化”策略的运用，但把直译与“异化”、意译与“归化”简单地加以等同。

事实上，“异化”策略不只对应直译这一种方法，“归化”策略也不只对应意译这一种方法。

针对目前国内外“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商标翻译为例，将“异化”、“归化”翻译理论与各种翻译技巧相结合，通过深入分析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厘清和改变人们对该理论的固有观念，从而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好地促进翻译实践。

一、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受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发，美籍意大利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处理翻译中存在的文化现象时，意识到不同文化间存在因碰撞而产生的霸权与反霸权之争，因此他在构建文化翻译策略时，从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两种关于文化的翻译策略[4]。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Ｖｏｌ．４Ｎｏ．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ｎｇｌｉｓｈ一、异化与归化之争早在１８１３年，施莱尔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时就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７７：７４）。

这两种方法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异化”和“归化”。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Ｖｅｎｕｔｉ）是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创导者。

她用解构主义观点来建立她的翻译理论，她对翻译下的解构主义定义是这样的：“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

”因为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上的关系和差异产生的效果，因此，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延迟的，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

无论是外国的文本，还是译文，都是派生的，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材料构成的。

因此，不论是外国的作者，还是译者，都不是原作者，同时也使作品的意义产生不稳定性，以致会超越作品的意图。

这与传统的翻译观念是大不同的，传统观念认为，作者是一个独特文本的原创者，文本是作者抒发自我感情的场所，它对文本有绝对的权威和最终的解释权，而译者的工作只能是对原文的模仿，译文既不抒发自我感情，也不独特，是原文的派生物。

在这一观念长久的统治之下的翻译，决定了将译者放在从属于作者、翻译从属于创作的地位。

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增加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感和逼真感。

韦努蒂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固定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

意义是多元的，不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

因此，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所谓“忠实”与“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所以译作的生存是由译作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试论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摘要】翻译中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一直是翻译学界争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本文认为译者应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归化或异化翻译法，如果以传播文化的共性为主，则相应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如果以传播文化的个性为主，则相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英语翻译归化异化文化差异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刘英凯通过列举归化的种种弊端及其表现，大力倡导移植法，认为异化应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

这是他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的挑战。

10年之后，许钧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起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从而使中国译坛归化和异化的对话进入高潮阶段。

在西方，归化和异化的交锋之火也从未熄灭。

Today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翻译理论体系。

Venuti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995年出版《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率先对归化翻译种种弊端进行了批判，他从文化、文学和政治的高度，力倡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归化与异化孰是孰非，至今尚未定论。

笔者认为，作为翻译工作者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译者，不同读者，不同文本以及不同文本承载的文化信息来灵活运用。

一、翻译的归化奈达说：“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占90%，不相似之处仅占10%。

”不同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各自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其文化特质和模式有所差异，但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即文化具有共性。

文化的共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说不同语言的表达有相似之处，即语义的对应。

例如，西方戏剧里长着翅膀的天使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国舞风飘带的飞天，《三国演义》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令英国人发出“He is as wise as Solomon（Solomon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位时，是古代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的赞叹。

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观译文论坛中有一个受人尊敬的翻译专家韦努蒂，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归化与异化翻译观》，就探讨翻译在文化移植中对文本的不同处理方法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为很多文本翻译研究以及读者理解文本提供了参考依据。

韦努蒂认为，翻译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归化和异化。

归化处理指的是通过使译文与目标语言和文化惯例结合，以达到与原作尽可能一致的效果；异化处理指的是保留外来语言和文化的特性，以显示其与原作的差异。

韦努蒂认为，最佳的翻译方法应该是根据原文的特点和译文读者的需求来挑选最合适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根据翻译的文本类型以及读者的知识程度来选择最合理的翻译方法。

根据他的分析，如果翻译的文本是艺术性或宗教性文本，这种文本更倾向于归化处理，主要是为了使读者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文本内容，使之与目标语言和文化惯例更加贴近；而如果翻译的文本是历史或科学内容，此类文本比较倾向于异化处理，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有效地领会译文内容，使之显示更多的差异。

此外，韦努蒂还认为，文本在目标语言和文化中的表现，也应当受读者知识程度的限制，这也是选择归化或异化处理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此，假如读者没有深刻理解原文，可能就会使用归化处理，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而假如读者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就可以使用异化处理，以便于读者更有效地理解文本。

总的来说，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观”非常重要，他的观点指出了翻译文本在文化移植中的不同处理方式。

其实，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翻译者都应当根据原文的特性和读者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翻译方法，以保持原文内容不变，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

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到读者的知识程度，从而挑选最合理的归化或异化处理方式。

最后，翻译者有责任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贴近原文的文化移植结果。

解读韦努蒂的异化/同化翻译理论【摘要】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在构筑“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同时对它进行了解构。

这一做法表明他遵循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议程，即首先将翻译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二元对立颠倒过来，然后通过新建对立的自我解构最终革除二元对立思维本身。

【关键词】韦努蒂理论异化/归化解构主义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西方就归化/异化的讨论起视阈、向度皆已发生变化，其研究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如语言、问题、风格、语言文化等如何进行异化/归化转换这种提供翻译技巧的规定—指导性探讨上，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大文化如何发生互动的一种描述—解释性研究上来。

归化/异化问题因此跳出文本中心主义的纯语言转换的单一视界成为结构主义之后，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二、异化/归化翻译内涵韦努蒂表示他的异化翻译观来自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那两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1995：99）的文章。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明确看到施莱尔马赫对直译的重视，但有三点我们可能无法否认：其一，施莱尔马赫并没有使用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他使用的术语是“释义”（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其二，他并没有说把读者推到作者的那种被韦努蒂称为异化的翻译必须要用古语去体现；其三，由于他的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翻译的方法，因此并没有关注选材的问题，也没有关注政治问题。

任何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及韦努蒂的整个心路历程有系统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理论体系既不单纯一致，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静态结构。

韦努蒂既强调译语形式的选择，也强调原文文本的选择：选择译什么，关系到目标文化的价值体系；选择如何译，则关系到目标语言体系。

他于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一部翻译史》以“历史”为纲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