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较鲁迅和韦努蒂异化翻译观
归化/异化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
”前一种方法即是“异化”，后一种即“归化”。
异化的翻译，目的是尽量保留源出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通过异化的译文让读者了解异国风情、异国的先进文化和异国语言的特点，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法，补充本民族文化之不足。
鲁迅和韦努蒂是中西方译界提倡异化翻译观的重要人物。
本文将对他们的异化翻译观作个梳理比较。
一、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异化翻译观
鲁迅是中国异化翻译观的先驱。
他的异化观本质上是语言上的异化，“宁信而不顺”是其集中的体现。
在鲁迅翻译活动的初期可以看出其翻译思想还深受晚清译风的影响，没有异化的影子。
晚清时期，统治阶级“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的提出,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
他文笔优美、流畅,落笔如飞。
而且他翻译中的随意删增与改写也成为当时翻译的潮流。
鲁迅早期对林纾的翻译非常着迷，一有林纾的译本，鲁迅必将其买下。
但后来在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后鲁迅的翻译思想有了转变。
他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
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实际上，就林纾的译文而言, 他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但严格地看,他的译文又并不是纯粹的“古文”，而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显然因为汉语表达方式的不够用，林纾“译文里有相当的‘欧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倒很像懂得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狠翻猛译”。
因此林纾的翻译已开始有“异化”的痕迹。
鲁迅认为只有有了“信”，国人才能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
只有接受到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国人才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知道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从而达到疗治中国文化顽疾的目的。
如果翻译失去了“信”，
国人接受来的外国文化则如同假货一样，不但对中国的文化肌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危害。
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
鲁迅指出，不顺的翻译“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
“进攻”的意思是，通过“不顺”的翻译，积极主动地接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目的。
当然，“宁信而不顺”并非不要顺。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
”可见，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
因此，“宁信而不顺”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
它是鲁迅通过翻译借鉴外国文化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其目的是要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及先进文化。
但这种策略是在当时是有限的。
二、韦努蒂后殖民语境下的异化翻译观
施莱尔马赫归化/异化的划分对韦努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不同的是，韦努蒂将异化/归化置身于后殖民的语境下来研究, 提出归化翻译是帝国主义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
他指出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
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
这样一种背景使得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
为此韦努蒂根据解构主义的思想提出异化翻译的策略，将异化翻译定义为：那种保留原文异国情调、故意打破目标语规约的翻译。
通过异化翻译韦努蒂认为可以体现他者的声音，抵抗英美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对他者话语的侵蚀，让英美读者见识乃至接受他者的价值观。
因此异化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抵抗式翻译，此外，韦努蒂还认为古语化翻译策略是异化翻译的重要方面。
异化翻译可以有两种形式，选材的异化和翻译语言的异化。
即：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处于边缘的原文，用正统话语（如透明的话语）来翻译它；或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属于正统的原文，但却用边缘话语（如古语）来翻译。
同鲁迅相似的是，韦努蒂也认为异化只是一种取向，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绝对化的概念，异化翻译中会有归化，反之
亦然。
三、两人异化观差异
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为了抵制目标语的主流语言价值观，而鲁迅则认为是为了发展本族语言。
鲁迅把异化翻译视为一种“进攻”，而韦努蒂则称为“抵抗”。
韦努蒂提倡异化是为了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鲁迅则是为了启蒙本国人民、实现文艺救国。
鲁迅比韦努蒂更早提出异化翻译观，而韦努蒂更为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