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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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健在开国将军的革命传奇作者:卜金宝来源:《新传奇》2020年第31期2020年8月1日是第九十三个八一建军节。
九十三载雄关漫道,抚今追昔,10位健在的开国将军是人民军队辉煌征程的见证者。
透过老将军们一段段动人的讲述,一幅人民军队九十三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徐徐铺开。
1955年至1964年,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有1614人被授予将帅军衔。
如今,大部分人已離开了我们。
截至发稿,健在的仅有10位,他们是:杨永松、邹衍、詹大南、黎光、杨思禄、张力雄、王扶之、文击、陈绍昆、涂通今。
2020年8月1日是第九十三个八一建军节。
九十三载雄关漫道,抚今追昔,10位健在的开国将军是人民军队辉煌征程的见证者。
几度探访,寥寥数语,不能勾画出他们可歌可泣的军旅人生,但透过老将军们一段段动人的讲述,一幅人民军队九十三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徐徐铺开。
本文节选其中几位将军的故事,以飨读者。
杨永松:一生难忘是长征杨永松,广东大埔人,1918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永松说,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是长征。
红军时期,他先后任红一军团1师司令部和3团司令部文书,跟随主力红军长征。
途中战斗频繁,常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好多战士头发里都是虱子,腿瘦得像麻秆。
过草地的第5天晚上,他们在一条小水沟边宿营。
半夜突然下起大雨,人不能躺着,只能坐在原地。
第二天天亮,杨永松发现腿肿得厉害,打不了弯,不少战友就这样倒下了。
杨永松说,那一刻,他实在不甘心,提醒自己不能就这样倒下。
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他走完了长征。
邹衍:签署布告处决“座山雕”邹衍,江西兴国人,1915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6年春,邹衍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派3纵队2支队配合牡丹江军区剿匪,给当地土匪以毁灭性打击。
1947年初,海林县北部夹皮沟一带有一股土匪经常出没,匪首“座山雕”刁顽狡猾,经常率匪徒烧杀抢掠。
直罗镇战役的历史事件介绍直罗镇战役简介指出此战是红军长征期间最后一次战斗,是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与国民党第109师展开的一次战役。
直罗镇简介中介绍了这次战役的经过,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第1和第3军团到达陕西甘肃的根据地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红军第15军团被编入红一方面军,军队达到1.1万人,红军到达陕西之后,蒋介石调遣了5个师的力量从庆阳和合水出击围击红军。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毛泽东决定将兵力集中起来,向南作战,先于直罗镇消灭一部分敌军,然后再攻打另一部分敌军,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打击敌军。
双方就此展开了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直罗镇展开进攻。
红军在外假装不敌节节败退,将敌军引入直罗镇,战斗在红军的预料下进行。
之后红军将国民党109师围困在直罗镇中,敌军只能等待援军。
在等待援军无望的情况下,在23日晚上突围,直到24日上午国民党109师被红军全歼,使得国民党109师师长自杀谢罪,直罗镇战役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终。
直罗镇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被完美的发挥出来,直接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为红军的发展和积蓄新的战备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中国革命保留了骨干力量。
这便是直罗镇战役简介的主要内容了。
直罗镇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后一次战斗,是国民党军队沿葫芦河向直罗镇攻击红军的一次大型战役,直罗镇战役的结果是红军获胜,国军惨败。
直罗镇战役的结果导致国民党师长牛元峰因绝望而自杀谢罪。
直罗镇战役的结果体现了毛泽东非凡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地区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并且为还在发展中的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直罗镇战役发生在红军长征后期,当时红军拥有1.1万人,在红军到达陕西的根据地吴起镇后,蒋介石调遣了大量兵力企图沿葫芦河西进围歼红军。
毛泽东在这次战斗中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亲自布置计划,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罗镇与国民党第109师发生战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
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死亡之迷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富县西北的直罗镇围歼进犯根据地的敌军,全歼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一○九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追歼一○六师一个团。
是役,共打死打伤敌军官兵1000余名,俘虏5300多名,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无线电台2部。
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都产生重大影响。
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的下落一直是军史界争论的话题。
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萧华将军于20世纪60年代作词的《长征组歌》曾风靡一时。
其中的《祝捷》中这样写道:“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
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牛元峰被我军活捉一直是家喻户晓的结局。
但牛元峰到底结果如何,还有许多版本。
[ 转曾经参加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的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在《奠基礼》一文中回忆道:“(1 935年11月24日)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
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
一气追了25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
”在这里,徐海东没有说明牛元峰的最后结局。
但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在直罗镇指挥所里,几位领导人谈论起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
因毛泽东有“放心,我们今天也来个既往不咎,下不为例。
”之语作保证。
徐海东曾说:“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敢说了!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
”此为牛元峰被俘后红军将其杀死一说,与张灵甫之死类似。
《彭德怀年谱》记载说:“(1935年)11月24日,(彭德怀)发给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电:直罗镇被围之敌两营突围向东北逃窜,当即尾追,望搜捕敌师长牛元峰及其他团、营长。
长征主要战役:直罗镇之战直罗镇战役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是陕西省富县通往甘肃合水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在这里发生了长征中一件比较大的战役。
作者为大家带来了长征主要战役:直罗镇之战,希望对您有帮助。
长征主要战役:直罗镇之战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
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
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
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
浴火重生后的中共与西安事变——抗战胜利70周年西安事变纪念(二)前文讲述了西安事变前,国民党面对日本的重重压力,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个和中共和谈的姿态;另一方面,刚刚到陕北的红军就干净利落地干掉东北军的一个师,蒋介石不得不“剿抚并用”,开始与中共秘密联络。
那么此时的中共是什么态度呢?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为第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我理解为成大事业者当是孤独的,其思想必不为众人所理解;第二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宁死不悔,被人攻击、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也要坚持下去;第三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否定,而是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完成对自我的救赎,乃至浴火重生!“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和中共正在完成这种变化。
一系列的挫折、失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走过的那些路。
“遵义会议”后一直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对以往的错误路线问题加以总结,很多时候只能在行军途中一边打仗一边解决问题。
1935年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报明令提出:“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
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不仅毛泽东在逐渐改变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战友也在改。
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时任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报告。
报告中除了对军事问题加以纠正,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对地方干部说:“现在我们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变了,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要把过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做法纠正过来。
”这当口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党内团结,如果正式书面承认政治路线错误,内部极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泽东将张闻天的电报压下,摆在当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活下来。
长征路上生死存亡的六件大事血战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在左倾军事路线指导下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一次作战,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国民党军是摸不清红军的去向的。
但是中央红军一路西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判断明白了,红军是西进。
这样为了歼灭红军,他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利用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1934年11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红三军团的各一个团,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堡”60里之间的一段渡河口,这段湘江河流比较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步涉水过江。
同时红军还在湘江上架设了五座浮桥。
但是,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大搬家的方式,和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部队连印钞机、X光机、没有炮弹的大炮都要带上,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
这样国民党军二十五个师分为五路,迅速赶往湘江,拦截红军。
红军渡过江的部队,为了保卫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主力过江,在湘江两岸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血战。
当时国民党军有飞机,先是炸掉浮桥,然后向红军往江边运动的部队狂轰乱炸,而红军抬着大量的行李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蠕动,飞机一来,一炸,那就成片成片的倒下,到了江边的部队,浮桥已经被炸掉,只能涉水过江,涉水过江的时候,空中的飞机轰炸,国民党的机枪大炮扫射,所以伤亡非常的严重。
担任阻击任务的各个红军主力团,伤亡都超过半数,有的团一天之中牺牲两任团长。
在12月1日战况是最激烈的,12月1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给红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下达了两份急电,要求无论如何要确保渡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保证西进的道路是畅通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
中央的电报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形势极其危急。
激战到12月1日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候渡口被敌人控制了,来不及过河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八团被敌人阻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一个师和一个团,成建制的失败,这在红军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湘江战役是首例。
红军长征的超短小故事红军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事情非常多,下面就是给大家整理的红军长征的超短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一个铜锅的故事红3军团某连有一个9个人的炊事班,携全连仅有的一个铜锅进入草地。
炊事员一个个牺牲,铜锅一次次换肩膀……走出草地后,铜锅已挑在司务长的肩上,炊事班的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贺龙嚼了3天的牛皮“为救命,贺龙把他的枣红马都杀掉给战士们吃了。
”老红军胡守富回忆说,每到宿营地,贺老总便千方百计地钓鱼,“几条小鱼熬成的汤,把饿晕的军团政委关向应救醒了,而他自己却嚼了3天的牛皮。
”亲自抬棺送葬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随红3军团过草地。
时任军团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身体也很虚弱,却坚持亲自抬周恩来,走出草地后便累倒了。
1954年,杨立三去世,身为共和国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
红军长征的超短小故事篇2湘江之战这是红军长征路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下第四道封锁线,总数25个师超过3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桂北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绝杀之阵,等待着一个多月中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界首防线,拉开了湘江血战的序幕。
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然而,掩护主力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18团被敌人阻断,官兵大部分阵亡……是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遵义会议湘江血战后,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努力下,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原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的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等4项决定。
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历史背景——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
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
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
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
九师师长牛元峰之迷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死亡之迷
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富县西北的直罗镇围歼进犯根据地的敌军,全歼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一○九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追歼一○六师一个团。
是役,共打死打伤敌军官兵1000余名,俘虏5300多名,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无线电台2部。
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都产生重大影响。
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的下落一直是军史界争论的话题。
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萧华将军于20世纪60年代作词的《长征组歌》曾风靡一时。
其中的《祝捷》中这样写道:“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
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牛元峰被我军活捉一直是家喻户晓的结局。
但牛元峰到底结果如何,还有许多版本。
[ 转曾经参加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的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在《奠基礼》一文中回忆道:“(1 935年11月24日)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
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
一气追了25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
”在这里,徐海东没有说明牛元峰的最后结局。
但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在直罗镇指挥所里,几位领导人谈论起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
因毛泽东有“放心,我们今天也来个既往不咎,下不为例。
”之语作保证。
徐海东曾说:“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敢说了!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
”此为牛元峰被俘后红军将其杀死一说,与张灵甫之死类似。
《彭德怀年谱》记载说:“(1935年)11月24日,(彭德怀)发给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电:直罗镇被围之敌两营突围向东北逃窜,当即尾追,望搜捕敌师长牛元峰及其他团、营长。
当日,十五军团全歼直罗镇突围之敌,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
曾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沈叔明(时任东北军一0九师参谋处长)在《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
”“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
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
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
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手枪)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
’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
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
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
曾亲历过直罗镇战役,时任红15军团保卫局特务员的詹大南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叙述道:“我率少共营乘机冲上去,两面夹攻,猛打一阵。
在战斗进行中,我边追边问抓到的俘虏,查问牛元峰的下落。
在半途中,一个敌伤兵对我们说。
‘牛师长、参谋长与卫队一起,都在前面。
’大约9时,战斗结束。
我牢记着徐军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急问红二二五团的同志:‘有没有敌人向南跑掉’他们回答说:‘都圈在这里,一个也没有逃脱’。
我心想:现在既然一个也没跑脱,就一定能找到牛元峰。
果然,在最后围歼敌人的地方,我们很快查找到了被俘的敌师参谋长。
于是我大声问:‘你们师长呢’他用手指着离我们10多步远的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
’我开始还不相信他的话,又问了旁边几个俘虏。
这时,敌参谋长指着地上的一个红色长方形的大本子对我说:
‘请你对照军官录上的照片。
’我拿起一看,里面少校以上军官都附有照片,第3页是少将师长牛元峰,占了半页。
我走过去看尸体,只见他头朝北趴在面向我追击部队的反斜坡面上,旁边还有几具敌人尸体。
看到牛元峰这种死后趴的姿势和处在山脊棱线后的具体位
置,可以断定:他是在抵抗过程中被我军击毙的,而且被我追击部队击毙的可能性较大。
我跨上一步使劲地把尸体翻过身来一看,面部和上身都是血。
我辨认不清楚,不敢肯定此人就是牛元峰。
由于事关重大,又接连问了其他几个俘虏,他们都说此人就是牛师长。
接着,我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在手掌上印了一下,是篆体字,我不认识。
于是,我让少共营留在原地待命,看守敌参谋长和这具尸体。
我领着两个战士,带着军官名录和私章向军团长汇报。
经过认定,私章是牛元峰的。
徐军团长很高兴并命令通信员通知少共营把牛元峰的尸体抬下山来。
后来,听说牛元峰的尸体埋在文家庙北头的小土包下面,次年由东北军来的人挖出来,火化后包了一包骨灰带走了。
”
综合上述,牛元峰应未被被俘,而是在战场上当场死亡。
徐海东和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未亲自在战场实地勘验,其说只能聊备旁证。
亲身经历现场战斗的留下回忆录的国共双方将领因立场不同,各执一辞。
共产党方面以牛元峰的死亡位置及死后趴的姿势认为其是被红军击毙的,翻其身体时面部和上身有血,但未提枪伤在身体何处,面部伤势如何。
国民党方面认为是枪弹从后击穿脑部,炸碎面颊而死。
这一枪是红军打的还是其副官遵令打的,如果詹大南将军提到牛元峰面部的伤势情况即可破解,如面颊未碎,说明枪弹为远距离射出,应为红军打的;如面颊已碎,应是近距离射击的结果,应是其副官打的。
但现在已无从知晓,姑且两说并存,作为历史之迷留待后人去解吧。
另外,直罗镇战役后,红军缴获了牛元峰的德造左轮三号手枪,后一直为左权使用,一直佩戴到牺牲。
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将这支手枪赠给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留做纪念,后被王政柱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而沈叔明提到牛元峰佩戴的是勃朗宁(手枪),非左轮手枪,这也是双方所了解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