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税收税收是国家依据社会职能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标准形式。
它由互相联系的分配主体、分配对象、分配依据和分配形式四个要素构成：①分配主体。
税收的分配主体是国家。
在社会再生产中，国家作为有形的组织，代表社会的公共需要〔包括阶级需要〕，为了满足这种公共需要，它必须支配一局部剩余产品，参与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过程，并形成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②分配对象。
国民收入中的剩余产品，用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并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构成税收的分配对象。
剩余产品的数量决定着税收分配的范围和规模。
没有剩余产品，税收就会失去存在的物质条件。
由于剩余产品作为国民收入的组成局部没有确定的数量界限，实际生活中的课税对象多种多样，有销售收入、企业利润、个人收入、交易行为和财产继承等。
③分配依据。
在社会再生产中，国家执行必不可少的社会职能，并依据社会职能参与分配。
执行的社会职能越多，在剩余产品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反之那么越小。
国家执行的社会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扩大，无论哪一个阶级充当社会代表，都必须执行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社会职能，包括保护社会和平、维持社会秩序、兴建公共工程、举办公共事业、管理经济活动等。
④分配形式。
税收分配的形式由国家用法律加以确定。
内容包括征税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等。
它们的有机结合构成税种，同类税种的集合形成税系，各税系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及其相对地位形成税制结构。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税收分配的形式存在区别，它使税收分配具有严格的标准性，并与国家最初以社会职能为依据的其他分配形式区别开来。
起源在中国文字史上，“税〞字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没有明确的记载。
据史学家初步考证，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中没有发现税字。
它的最早运用，当推?春秋?所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的“初税亩〞，嗣后是?左传·哀公二年?的“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庞税焉〞。
二者均发生在春秋中期以后，彼此相隔一百年，一在鲁国，一在晋国。
论税收法定主义摘要：现代社会中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
税收法定主义旨在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
以此为对照，我国在税收立法实践中并未实行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目前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应在宪法中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立法，以及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关键词：税收；税法；税收法定主义【引言】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 一直是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article/default.asp?id=16933 - m1#m1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和内涵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无偿地对社会产品进行的一种分配。
它是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
但若国家和政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
税收法定主义，肇端于13世纪的英国，当时，伴随市民意识的觉醒，英国国王的王权逐渐受到议会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制约，在1215年《大宪章》中，议会迫使国王同意：“一切盾金及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许课税，”此即著名的“无承诺不课税”原则，学者一般认为，其为现代税收法定主义的初始型态。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
1．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该观点值得商榷。
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本文关键词：在我国，确立，税收，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在指导思想我国的阐明本文简介：3税收法治逻辑：税收法定原则在指导思想我国的阐明法的原则把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且优势地位有关规定个别规范和制度的地位和意义，进而决定着法律调整的实际效果。
①因此他们研究法律原则不仅有助于认识研究课题法的本质，更有助于在更为创制和实施法的过程中得到指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税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本文内容：3 税收法治逻辑：现行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逐步形成法的原则把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且规定个别规范和制度的地位和意义，进而峭腹决定着法律调整的实际效果。
①因此这有利于人们研究法律原则不仅有助于认识法的本质，更有助于在创制和实施法的投资过程中得到指导。
党的十八第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风险问题问题的逼不得已》中其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根本性环境问题问题的决定》中也将“财政税收”作为“加强重点领域修法”的一项任务。
3.1 税收法定原则。
3.1.1 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税收法定原则最早萌芽于欧洲中世纪的英国。
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王向领主和臣民征收的税款实际价值减少，约翰六世为摆脱财政困境横征暴敛。
总之也因为教会其干预教会选举等原因，大主教兰顿带领骑士、城市自由民与约翰王后进行谈判，并迫使其签署《大宪章》。
其中第 12 条规定：“除上列三项税金外，如果没有全区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与协助金。
”第 14 条规定服务器端了评议主体和召集程序：“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余等余如征收贡金与兵役免除税收，应用加盖官印之诏书送加盖各大主教、主教、主持、伯爵与男爵玛格丽特并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性公意。
税收法制存在问题及建议【摘要】税收对国家经济调控起着重要作用，健全税收法制是税收施行的基本要求。
本文从税收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对税收法制完善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税收；税收法制；问题1概述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之后随着各国民主宪政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逐步成为各国税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最早进入我国是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通过国内众多学者对其深入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本确立了我国税收基本原则。
2当前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严重滞后，税收法定主义无从体现。
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法体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其效力与效益均深受局限，在实践中引发许多问题。
2.1我国《宪法》中未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
西方的税收法定主义来源于“无代表，则无课税”的议会政治，它不仅促进了宪法的诞生，而且其本身亦是宪法原则之一。
“各国宪法在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时，大都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两方面加以规定，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是国家要依照法律征税，公民要依照法律纳税，公民依法律纳税的义务与政府依法律征税的权责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我国宪法第56条仅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照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为重要的“征税主体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
因此，我国宪法没能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的缺失。
2.2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的立法结构不够合理。
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要求课税要素必须而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狭义）中加以规定，并依此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我国税收征管法的演变历程一、建国初期税务体制及其机构的设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到1957年是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所、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会上作了报告。
11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复函财政部，同意成立税务总局。
二、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30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的演变及特点1、这一时期的主要大事建国初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到1957年是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
大跃进时期（1958 — 1965年）：1958年，我国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共设9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娱乐税和牲畜交易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 — 1977年）：已经被简化的税制仍然继续简化，1973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核心仍然是简化工商税制。
简化为7个税种，即工商税（包括盐税）、工商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工商统一税和集市交易税。
2019年05月（上）法制博览探索争鸣英国大宪章税收法定原则刘亚委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0摘要：1215年，世界上首次出现税收法定的理念。
英国《大宪章》首次规定税收法定，作为宪法精神的内容之一，在税收的领域得到初次体现；同时《大宪章》中所体现的法律至上的契约精神，为税收法定思想的形成以及迅速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渊源。
自此以后，税收法定制度在各国得到不断的进步和完善，形成如今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征税、纳税要依据法律规定。
关键词：英国；《大宪章》；税收法定原则中图分类号：D956．1；DD9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13－0028－03作者简介：刘亚委（1992－），男，汉族，河南项城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宪法和行政法专业。
在西方国家，税法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原则是税收法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普遍的约束力，并贯穿税收法律实施的全过程；税收法定所包含的民主契约精神，是近现代性宪法精神之一，也是税收在宪法方面的集中反映。
纳税是公民基本义务，征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各国的核心问题，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西方主要国家对税收问题极其重视，在宪法及其宪法性文件中明确规范征税、纳税主体的权力和义务，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尤其强调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行使税收权力，征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必须要有法律为依据，任何人都没有逾越法律的权利。
这使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宪法的本质特征，进而税收法定写入宪法也就有理论上的依据；比如，最早把税收法定写进宪法的国家———英国。
一、税收法定原则概（一）税收法定原则的起源早在1066年，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推行政治制度改革，首先在英格兰进行试点改革，试图建立依据土地分封为基础的君臣分封制度。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君王直接管控的资源极少，与整个英国经济总量所比，所占有的比重较低，君主自身的财政收入几乎难以承受整个王室的支出需要。
我国税收征管法的演变历程一、建国初期税务体制及其机构的设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到1957年是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所、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会上作了报告。
11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复函财政部，同意成立税务总局。
二、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30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的演变及特点1、这一时期的主要大事建国初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到1957年是我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清理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多税种、多次征为特征的复合税制。
大跃进时期（1958 — 1965年）：1958年，我国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共设9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娱乐税和牲畜交易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 — 1977年）：已经被简化的税制仍然继续简化，1973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核心仍然是简化工商税制。
简化为7个税种，即工商税（包括盐税）、工商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工商统一税和集市交易税。
税务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的问题和对策◇ 康雯静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概念在“税收国家”，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主要手段，其中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制度中的一个主要原则。
所谓“税收法定原则”，其字面意思即为税收的征收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法无规定时，纳税的主体不能被要求缴纳税款。
税收法定的发展历史并没有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萌芽于在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
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经过之后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各国普遍认同的“税收法定原则”。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存在差异化的。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其核心内容都是为了控制和规范征税权。
就其发展进程来看，如今的税收法定原则旨在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民主的形式。
在我国，税收法定的理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所体现，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呈现和实施。
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税收法定原则”这一概念才被引入中国，却没有得到重视。
经过之后这么多年社会的发展，法治理念在我国逐渐被普及，国内的学者们对税收法定原则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慢慢形成较为成熟的税收法定原则的学说，而不是单纯的舶来品了。
如今，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实践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但是在实际中，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税收实践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重视，并且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阻碍。
二、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各学者虽然在理论方面对税收法定原则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在实际中，我国有关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一） 法律位阶低在国际上，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大部分国家的做法是把其载入到本国的宪法中，一来是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的渊源；二来是突出了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性。
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针对税收法定原则作出具体的规定，只是在第五十六条中简单提到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忽略了对于公民纳税权利的规定。
简述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是划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其基本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未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这不利于依法治国原则和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原则的实现。
在宪法中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构建合理的税收授权立法体系关系重大。
税收是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联系的纽带，是公民与国家契约关系的体现与保障，是公民让渡自己的部分财产权给国家以达到在彼此的权利冲突中寻求平衡及争取更大利益的目的。
所以，税收与税收相关问题规制的根据只能是公民意志协调的产物法律，这里的法律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等。
税收法定原则被认为是税法中的帝王原则，是税法体系建立的基础，也是税法体系得以建构的灵魂。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税收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治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结晶。
一般认为，税收法定原则萌芽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其中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征”。
这一规定正是“无论何种负担均需得到被课征者的同意”原则的体现。
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封建王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标志这一胜利成果的《权利法案》中，税收法定主义思想被表述为：“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从而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其后，这一原则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订立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及1791年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到目前为止，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原则作了相应的规定。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将其归结为租税要件法定主义和税务合法性两个方面，另一位日本学者金子宏将其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程序保障原则等四个方面。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７－２２［作者简介］ 陈少英，女，１９５４年７月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法。
试论《自由大宪章》税收法定的萌芽、成熟及发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ａｘ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陈少英ＣＨＥＮ Ｓｈａｏ－ｙｉｎｇ【摘 要】 《自由大宪章》因税收危机而产生，故税收便有了“宪政之母”之称。
《自由大宪章》开创的“无代表则无税”的税收宪法原则，其精义可概括为：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保护人民的财产权。
浸润着人权观念、契约自由观念、人民主权观念的《自由大宪章》，其税收法定原则经过英美法革命的实践，日益成熟和完善。
如今，各法治国家无不将课税权转归于国民全体所掌握，其税收立宪也都是以对税权的制约和控制为核心。
《自由大宪章》对后世各国税收法治建设产生的深远影响，势必也将推动变革中的中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关键词】 《自由大宪章》税收法定 课税权 财产权 代议制【中图分类号】ＤＦ４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９２０６（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４５－０８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ｘ，ｔｈｅｎ ｔａｘ ｗａｓ 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ａ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Ｎｏ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ｔａｘ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ｒｉｇｈ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ａｘ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ａｘ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ａｘ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ａｘ ｐｏｗｅｒ．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ｌａｗ，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 ｔａｘ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Ｔａｘ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５４— 税收法定主义源自英格兰的传统，现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今年恰逢《自由大宪章》诞生８００年，值此契机，研究《大宪章》税收法定的萌芽、成熟、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大宪章》税收法定萌芽的分析（一）《大宪章》产生于税收危机之寻觅中世纪的英国，按照当时“国王自理生计”的财政原则，王室及其政府支出的费用由国王负担。
国王以其全国最高封君的身份征收郡包租、特别协助金、继承金、监护权和婚姻决定权带来的收入、王室森林区收益、王室采买权收益、征调军役和军事强买权收益等。
［１］其中主要是王领土地收入，只有在特别紧急情况或其他原因导致临时财政困难时，国王才能向臣民征税。
［２］但自亨利二世以来，英国国王采取措施加强王权。
财政上，不但严格征收封建捐税，而且开征动产税，建立了国家直接税制，增加了贵族的经济负担。
１１９９年继承王位的约翰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专制统治，肆意践踏封建契约关系，进一步激化了与贵族的矛盾。
１２０２年４月英法战争开始，为筹措军费，约翰巧立名目，任意增加税收，将兵役免除税增加了１６倍，把贵族对封号和领地的继承税提高了１００倍，动产税增加了一倍，还新增了商税，所有进出货物按价值十五分之一征收。
贵族们忍无可忍，奋而抗议，开启了英国宪政史上的新篇章。
在泰晤士河的兰尼米德草地，约翰王被迫与大主教兰顿所领导的贵族们谈判，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即《自由大宪章》［３］。
《大宪章》引人注目的条款之一便是：“一切盾金及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得课征一切楯金或援助金”。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第一次在政治的逻辑上把私有财产置于国王的主权之外，第一次在制度上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同时也在古典宪政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课税必须经国民同意的原则。
［４］尽管《自由大宪章》的原始形式只是一种契约，但这份文件开创了“无代表则没有课税”的税收宪法原则，标志着法律对专断、民权对王权的胜利。
为了配合纳税人控制政府征税权而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形成了西方宪政制度。
正如达尔所指出的：“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
”［５］税收是“宪政之母”，这一说法不应该是夸张吧。
（二）《大宪章》生成的经济根源之考量英国被“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保留了大约全国１／５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地，称为“王领”（Ｒｏｙａｌ Ｄｅｍｅｓｎｅ或Ｃｒｏｗｎ Ｌａｎｄｓ），其他４／５的土地便分封给了教俗贵族。
根据封君封臣制度，国王有权向直接封臣（总佃户）征收特别协助金，数量一般按照封建习惯或协商确定；当总佃户的后裔继承封地时，他们需要向国王交纳继承金；［１］（Ｐ２－６９）如果总佃户的遗孀需要改嫁，必须向国王交纳一定数量的款项才能获得国王的批准。
在封君封臣制度下，每个直接或间接从国王那里占有土地的封建主，每年每个骑士领有义务为国王服役４０天。
由此可见，封君封臣制度既然分封给贵族土地，就意味着承认贵族的财产所有权；贵族之所以承诺国王各种苛刻的封建义务，也是基于获取土地和保卫安全的交换。
一句话，封君封臣制度蕴含着财产所有权理念和契约精神。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具有宪法性质的《自由大宪章》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英国有浸润着尊重个人权利精神的自然法传统。
［６］孕育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的自然法是指处于古代自然主义阶段的自然法，①其代表人物之一的西塞罗使古代自然主义自然法—６４—①西方自然法产生于古希腊，历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主义、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近代的理性主义及现代的自由主义几个阶段。
发展到顶峰。
他认为：“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
”［７］他所说的理性，是神与人共享的“财产”。
［８］在西塞罗看来，个人财产具有一定神圣性，即使是国王也不能任意侵犯。
在物价上涨和战争开支不断扩大的压力下，国王以“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为由，不断突破封君封臣制的束缚，寻找新的财源［３］。
由于中世纪英国拥有畅销欧洲大陆的优质羊毛，从１３世纪后期起，历代国王都征收关税，关税和动产收入税成为国王的两大财政支柱。
这就是说《大宪章》生成的时代背景是，英国正在从以土地为基础获取财政收入向以税收为基础获取财政收入转变。
这也就意味着，英国从一个不主要依赖纳税人财产和收入的政府，转型为一个依赖于纳税人的财产和收入的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力，就势必对纳税人财产造成最大侵害，因此纳税人自然产生制约国王征税权力、约束政府支出的强烈要求。
［２］国王为了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不得不向纳税人妥协，同意纳税人通过评议会来约束和监督自己的征税权。
因此，宪政制度的演进是以议会争取制税权的斗争为起点的，在１５世纪之前，议会主要就是一个纳税人的会议，批准纳税几乎是议会唯一的职能。
（三）《大宪章》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反思在宪政产生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政府对财产课税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而在宪政产生后，西方国家基于“无代表，则无课税”的议会政治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政府的征税权受到了限制；而同是封建背景，中国土壤上却“长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税收文化。
究其原因，税收通常会囿于传统。
［９］第一，近代以前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从未出现过税权归属问题。
与西方尊崇人的自然权利、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居正统地位的是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
［３］（Ｐ５２）自从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的唯一核心。
［１０］在专制、集权制度下，天下为一人之天下，王权是天下最大的产权，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完全由皇帝说了算。
而在西方传统中，私人财产独立于国王，百姓家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国王无法逾越的制度约束。
可见，东西方的产权理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第二，专制王权的官僚制度发达，政府租税不需要获得贵族的同意和协助。
在中国专制制度下，国家的赋税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苛酷的税吏可以趾高气扬地加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产生出如欧洲贵族那样一支对国王的征税决定起到抵制作用的民间力量或“市民社会”，产生出一支足以对王权滥用有效制约的神圣教会，产生出一些足以对昏君的错误决定进行否决的利益集团。
当纳税人将其积累日久的反感化作推翻旧王朝的冲天怒火时，只能意味着一个旧王朝的崩溃而不能确保新的王朝不重蹈覆辙。
［１１］第三，不存在纳税人或纳税人组织与官府争夺税权的斗争。
同是封建背景，西方的纳税人已经意识到：税收是对私人财产权的分割，是对天赋人权的入侵，是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渗透，喊出了“无代表则不纳税”、“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口号，以限制国王对财产任意的、过分的征收，将税收这种财产权的让渡放置在一个可以对纳税人的心理有一定抚慰作用的位置。
而中国的纳税人，此时笼罩在“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的强烈厌税情绪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