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社会经济系统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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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读书报告《中国文化概论》读书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第五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荐书单中,我选择了《中国文化概论》。
此书是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概论书籍。
选择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是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的教材,所以内容非常全面、系统而简明,易于入门。
本书开篇是绪论,首先就全书的核心概念、涉及范围、基本宗旨等问题预作说明。
“文化”一词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本书定义了文化的本质: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文化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共四个层次。
本书主要围绕第四层次即心态文化层而展开论析。
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它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演化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
包括社会心理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务实精神。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
中国文化的重实际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
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
”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
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
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因此被西方人称赞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第五讲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
自三代以来,中国的农耕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未曾走入难以克服的困境,而循环式的复苏和进步则周而复始,使农业自然经济得以长期延续。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
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三代以来,中国历史经历了战乱与稳定的周期性运动,王朝的兴衰更替不可避免,短期的国家分裂时有发生,特别是游牧民族的侵扰与入主中原,都曾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掀起悲惨壮烈的一幕。
然而,中国的农耕经济依然向前发展,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华文明亦未曾中断。
相反地,短期的战乱与分裂,更增进了中国文化的坚韧性和向心力。
魏严明南北朝是“五胡乱华”的动荡时代,恰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扩展传播的重要时期。
鲜卑族在中原建立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所谓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魏书.乐志》),体现了中华民族无法抗拒的认同感和文化的向心化合力。
辽夏金元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但文化的传承一如既往,雄才大略的忽必烈曾深切地意识到“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为游牧民族的“汉化”以及与汉族的文化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朝也是如此,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不久,便已“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
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并且历经动乱与分裂的洗礼而不断得到充实升华,这种文化传统是任何外来势力所无法割断的。
然而,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也往往使人们产生一种“瞻后”式的思维方式,所谓“圣人设教,为万世不易之法”,尽善尽美的制度和礼教存在于远古的三皇五帝之中,后世的治平之道便是“克绳其法”,偶有一些枝节的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