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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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对个体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生姓名:黄晓峰指导教师:陈永进副教授专业:应用心理学学科门类:心理学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二0_0年六月Study o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A Thesis Submitted to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sychologyByHuang XiaofengSupervised by Ass Prof.Chen Yongjin Major:Applied PsychologyCollege of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June. 2010摘要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已成为当代决策研究的重要领域。
科学决策研究得益于数学的发展,期望效用理论是决策研究中的标准化范式。
由于过于理性和公理化,标准化范式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决策行为,描述性范式因此得以发展。
近年来,进化论范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该范式强调研究的生态效度,与心理学未来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脑成像技术的出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决策相关研究学科——神经经济学的出现。
目前情绪与决策关系研究中使用的情绪主要分为两类,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已有研究发现,不同情绪对决策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但在具体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制上仍难有定论。
本研究采用积极怙绪中的快乐成分和消极怙绪中的愤怒成分作为目标情绪,设计出两个实验以探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并分别对高低分被试进行了访谈。
实验一研究了不同情绪下被试在风险决策任务上的偏好差异,并且探讨了性别因素对情绪体验强度和风险偏好的影响;实验二在实验•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和另-•种决策任务——概率决策,一方面探讨情绪诱发方法的效果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情绪下被试的概率决策偏好的研究,分析被试的信息加工方式,探究情绪影响个体决策的机制。
经济发展是否应该优先考虑辩论辩题?正方观点:经济发展应该优先考虑。
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能有更多的财力去解决其他问题,如教育、医疗等。
经济发展也能带来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有了收入,才能改善生活质量。
同时,经济发展也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引进外资、加强科技创新、扩大国内市场等。
名人名句:1.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金瓶梅》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经典案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亿万人民的脱贫致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也在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反方观点:经济发展不应该优先考虑。
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这些问题将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同时,经济发展也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让一部分人更加富裕,同时另一部分人却更加贫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如加强环境保护、推进资源节约、减少贫富差距等。
名人名句:1. 人类只有一颗地球,我们必须珍惜它。
——戈尔巴乔夫2. 人类的幸福不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爱因斯坦经典案例: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国政府都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限制工业排放、推广清洁能源等。
同时,各国也在加强贫富差距的解决,如加强社会保障、推进教育公平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三种代表性观点及其比较﹡摘要:新制度经济学的智力成果可以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刻画反映出来。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问题上,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它们分别来自新制度经济学家、旧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
由于三种代表性观点的边界刻画依据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对新制度经济学智力成果的描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边界刻画更能准确、客观地反映新制度经济学的智力成果。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家 旧制度经济学家 经济思想史家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如果我们把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比如成一把大伞的话,那么对新制度经济学边界的研究也就是要弄清楚这把伞下聚集了和正在聚集着哪些不同类别的智力成果。
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描画。
这些描画我们即可以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文献中获得,也可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对手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找到,还可以在经济思想史家的比较中识别。
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本文是以威廉姆森和芮切特(Rudolf Richter)的论述给出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威廉姆森和芮切特,一是因为他们是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二是因为他们的论述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最具代表性。
而在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标题下,我们详述了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界定。
霍奇森的界定之所以被作为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仅是因为他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当代领军人物的地位,而且还因为霍奇森的观点基本代表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官方”观点。
当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问题上少不了经济思想史家的观点。
而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由于其既不隶属新制度经济学阵营,也不属于旧制度经济学派,并且,他一直从事旧制度经济学说史(1989年前)和新旧制度经济学比较(1989年后)研究,因此,在经济思想史家中, 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刻画被作为经济思想史家的观点是合适的。
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编者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近70年来,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历史以及中国社会各界。
如今,冯兴元和毛寿龙教授重新审校这部20世纪名著的中译本,韦森教授为新译本作序。
在这篇序言中,他试图解答为何这本书乃至哈耶克的整个学术思想在20世纪世界范围有过如此大的影响,而且经历了如此曲折反复的命运,为何其思想对于当下仍有其现实意义。
韦森指出,从写作本书开始,哈耶克也改变了其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理论著述的方向,即从对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纯经济学理论研究,走向了更多写作经济、政治、法学和社会方面的著作,以致到后来逐渐形成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一个宏大理论世界。
本文近日于发表《东方早报》,FT中文网经韦森教授授权发表全文。
“天有显道,厥类惟彰。
”——《周书•泰誓》《通向奴役之路》与两次理论论战在《通向奴役之路》第一章,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这句话寓意甚深,也道出了哈耶克本人写作这本书的初旨。
从人类社会近现代思想史上来看,19世纪之前曾出现两部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伟大政治经济学著作: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一本是1867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第一卷)。
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和国家富裕之道,而后者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世界范围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巨大社会工程试验的主要思想来源。
进入20世纪以来,也曾有两部著作对当代人类社会产生了至深和至远的影响:一是1936年出版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是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的这本《通向奴役之路》。
独家王勇:在复旦经院读本科那些年遇到的“学术型”校友导读王勇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他于2000年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学士学位,2003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本文为王勇博士授权本站独家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在复旦读96级本科时,我虽然是世界经济系的学生,却在经济系正式修过好几门课,包括当时还是研究生的陆铭教的劳动经济学、袁志刚老师的中级宏观与中级微观(那年张军老师没有教中级微观)、石磊老师的产业组织理论;旁听了一学期经济学院博士生的专题课(蒋学模、洪文达、张军等轮流授课)。
我们那届世经系最好的课程当然是刚从澳洲回来的韦森老师的比较经济学!那时我大三,上完了韦森老师一学期的课以后,耳濡目染,让我突然觉得当经济学家非常有意思。
精品课程还有华民老师的国际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谢识予老师的博弈论;尹翔硕老师的国际贸易概论也很不错,等等。
大三下学期,我的经济学启蒙恩师韦森告诉我北大有个叫CCER的地方。
因为我在两个系都上过课的缘故,所以给我写直升CCER推荐信的四位老师除了世经系韦森老师和谢识予老师(国际经济专业导师)之外,还有经济系的张军老师与袁志刚老师。
而与我互动比较多的“学术型”学生更多的却都是经济系的。
大四时我自学刚被翻译成中文的David Romer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后来发现翻译者苏剑竟变成我在北大CCER的师兄),该书前三章都是经济增长,自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直到现在仍不能自拔。
我学里面的动态优化相位图,还写了一个小模型,遂被陆铭引介给经济系的另外一位研究生宋铮,于是在复旦南区宿舍我第一次见到了宋铮及其室友赵扬,如今两位师兄都在香港......经济系的陆铭、陈钊当学生时联合创办了一份学术小报,该报成了经济学院本科生学术精神的传承体。
由该报我结识了同级经济系的张吉鹏、低两级的经济系师妹吴桂英、以及卢杨...... 记得再后面的经济系的钟宁桦、王伟等人也当过该小报的主编,后来也都成了我北大CCER的师弟,还有徐轶青。
三因素论名词解释
三因素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尔逊的理论。
其理论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劳动”、“资本”和“土地”。
三者可以各自贡献不同的财富和收入,所以三因素论说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财富的总额,应该由这三个因素的贡献组成。
第二段:
劳动是指劳动者把劳动投入经济活动中,从而产生利润或收入。
它是人们创造财富和收入的基本要素,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劳动能力和劳动投入量,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收入增长的基础。
第三段:
资本是指人们通过存款、投资或把财产转换成各种形式的资本来投资,从而获利和收入。
资本是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可以帮助劳动者利用技术和设备来提高劳动产出,从而提高收入。
第四段:
土地是指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也是一个经济体收入和财富总量的构成部分。
土地不仅提供自然资源,还可以提供出租收入,以及可以提供的服务、利益和效用,这些都是重要的财富源泉。
第五段:
威尔逊的三因素论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劳动、资本和土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为更合理地
分配收入和财富提供了理论指导。
因此,三因素论在经济学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经济体的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liberty),是哈耶克整个经济社会思想和卷帙浩繁着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哈耶克看来,与“自由”概念相关联的个人自由、自由财产制度、自由企业制度、经济自由、政治自由、自由之宪政(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乃至自由社会,构成了他所憧憬和弘扬的“伟大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构件和本质特征。
正如一位当代奥地利学派的论者Gottfried Dietze在“哈耶克论法治”一文中所言,在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乃是国家的最高的善(a state’s highest good),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原理(a supreme principle),亦是所有其它价值的源泉与条件。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哈耶克就对构成现代社会之基础的自由概念及其相关理念进行了一些探讨和阐释。
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辨析并梳理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概念及二者的关系,提出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一重要思想。
在1960年出版的扛鼎之作《自由的宪章》的导言中,哈耶克指出:“自由的理想激发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但是,对它所做的有效重述,却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接着明确表示,写这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从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视角对“自由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全盘性的重述”。
随后,在《法、立法与自由》三卷中,哈耶克又对保障自由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做了全面的探讨。
在他晚期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又对他一生所弘扬的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和阐释。
在数十年的着述生涯中,哈耶克以自由概念为轴心,构建了一个深邃繁复且极其庞大的经济社会思想理论体系。
对哈耶克的自由社会理论,赞誉者有之,也不乏尖锐的商榷和批评。
譬如,约翰•格雷就曾在1981年《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尖刻地批评了哈耶克的自由理论,说“他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引致一个灾难性的范畴混乱”。
金融前沿专题一、从不同的切入点看什么是金融二、金融理论历史改革看金融事件:看事件本身,经济学家看法,从业者本身看法,政府看法1、古典革命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2、新古典革命将数学引入到经济学中,杰门斯3、凯恩斯革命对于货币金融理论新认识三大心理定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动机:交易性、预防性、投机性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挑战,但从我们国家来看,它只是一个试点第一讲金融发展理论的沿革格列和肖格列和肖的一点创新之处就在于:他们认为,货币仅仅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但货币金融理论理应面对种类各异的金融资产;同时,他们还认为,在信用创造过程中,除了商业银行之外,种类繁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另一点创新之处就是:他们将“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区分开来。
前者主要是政府购买私人证券时所发行的货币;而后者却是政府在购买商品、劳务或者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货币资产。
帕灵克:需求带动经济好——金融好——经济好供给带动金融好——经济好——金融好例: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官员“我们经济不发达主要因为金融支持不足,因此吸引金融支持经济”。
看问题方法:首先看“供给需求问题”分析,供给有正规和非正规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流进是否可以被真正利用,有无人才、政策、产业基础例:金融中心问题1、重复建设严重2、资源竞争激烈3.、金融风险加剧一、金融结构、发展指标金融结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现象:金融结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发展指标: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FIR=(M2+L+S)/GDPL:银行资产S:债券金融发展水平:总量(绝对量)、结构指标(相对量)L/GDP——间接融资L/GNP——直接融资L/(L+S)二、金融如何更好地助力经济(金融资源配置)区域纬度: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融资需求不同行业纬度:劳动密集型间接资金密集型直接技术密集型直接(风投)基础设施间接/直接/政策性金融企业:大企业直接/间接小/中企业渠道相对窄三、金融压抑(financial depression)——发展中国家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deepen financial)》国家对市场过多管制,资产单调,信贷配额,利率汇率管制g=s/v s储蓄率v资本产出比罗丹大推进理论罗斯托起飞理论国家起飞条件:储蓄率>10%、有能带动其他的发展部门、有好的制度设计资本形成:有充足储蓄、储蓄能向投资转化、转化效率高政府对金融过多的管制是不好的解决方法:完全而非部分自由化IBR——金融危机大部分由于金融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金融约束论,政府对金融适度干预四、金融自由化1、利率自由化2、汇率自由化3、市场准入自由化4、资本自由化例:A向泰国借1000万美元,投入泰国股市,股价上升,卖出股票(1500万美元),利率10%,挣了400万美元1、银机行系统——银行危2、货币贬值——外债加重六、金融约束理论核心:政府适度干预政策:对存贷利率限制对市场准入限制对资产替代性限制(比如银行资金不能进入股市)1、为什么对存贷利率限制rrdr0rd>r0 有利于金融机构发展2、为什么限制市场准入3、对资产替代性限制:保证银行体系有足够的资金促进经济发展第二讲金融脆弱性原因:内外部分析一、金融脆弱性金融领域风险积聚的状态金融行业是高风险积聚的行业银行风险:主要来自客户(尤其是企业)以及内控企业:抵补类企业每期能按时还本付息投机类企业在一些期限不能还本付息,之后便可‘旁氏企业到n-1期都无法还本付息,n期破产问:为什么某一时间段旁氏企业特别多,银行为什么借钱给这些企业JP摩根规则:根据还款记录来决定对旁氏企业有好处,拆东墙补西墙问:为什么银行被骗后,还会再次上当代际遗忘规律问:中国上市公司有多少企业为了企业获得长远资金而上市?中小散户进入股市有多少为了投资目的?对于投资者我们所获取的信息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是否一致?股票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如何?政府融资平台二、金融危机的传染1、接触性传染:贸易、金融(1)贸易方渠道危机国货币贬值该国进口减少贸易联系过收入减少(Y=C+I+G+X-M)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2)金融渠道欧债危机(主权债务)以国家信用作为基础支出多:福利水平较好——高税收(下降)发债——想欧盟其他国家借款(上升)以希腊为例,状况不加,国家信用评级下降,资金外流,收入减少一般以债券形式,A国持有B国的债券,B国危机,货币贬值,A国受损2、非接触性传染:心理效用(季风效应,羊群效应)第三讲金融地理学一、分析1、空间差异2、形成原因(1)自然地理因素,要素禀赋不同例如:犹太人与温州人,温州山多地少(2)人文地理因素3、空间的相互作用问:为什么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为什么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农村世界各地大多数金融中心特征:沿海城市,经济基础,制度开放,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丰富例:连云港——环境科学,但未形成金融中心优势:环境科学,地理位置优越,政策扶持(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有亚欧大陆桥(从东往西发展)连云港本身经济不足,因向发达地区发展创新的推动贷款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例:南京的经济地位下降南京的创新成果多于苏州,但其转化在苏州市场拥挤效应二、历史视角1、研究假设人是有限理性——人遵从习惯规则人的行为遵守规则2、分析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全面)3、动力金融创新,演化的动力:创新4、演化的基础:历史山西票号,江南钱庄5、演化的方向:多样化6、演化的轨迹:惯性第四讲人民币国际化化:过程一、什么是人民币国家化国际化货币特征:自由兑换、流动性、国家信用、币值稳定、硬通货1、英镑的国际化17世纪开始,金融体系开始较早,有中央银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发展迅速,英镑被大量推广(殖民地)国际结算储备货币:金本位时期——黄金兑换制度——铸币平价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牙买加体系——多元化2、美元的国际化一战二战,西欧资产移出到美国,大量黄金到美国马歇尔计——欧洲的美元市场——美元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特里芬难题3、欧元的国际化货币一体化4、日元的国际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货币结算和需求5、人民币国际化产能过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投票由购买SDR的占有权一代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好处:金融市场的扩大问: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与美国不同二、如何削减阻力1、一带一路2、亚投行3、货币合作问:人民币汇率波动原因,是不是一种常态一带一路、亚投行成员的组成及障碍利率市场化2012年之前:稳步推进2012年之后:加速推进利率r影响消费c收入效应:利率提高,人们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1)近年来中国普放高利贷,是违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的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
全国信贷规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国各地普放高利贷,是这一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
(2)央行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交存的16.5万亿左右的法准金只支付1.62%的利息,而商业银行则反过来为这部分法准金向储户支付3.5%的年利息(一年期存款),造成中国商业银行要向央行“倒挂”约3000亿元的“负利息”。
这实际上触及到了央行货币政策的宪政合法性问题。
(3)据央行发布的宏观数据估算,目前中国经济体系内大约存在10万亿元的“信贷泡沫”。
这表明中国经济中隐含着金融体系突然失灵甚至断裂的巨大风险。
在目前CPI已趋下行的宏观格局中,降低商业银行法准金率,保持利率不变甚至提高基准利率,势在当行。
近一两年以来,民间借贷在神州大地迅猛发展,势头之猛、范围之广,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就近代中国乃至传统中华帝国而言,也实属罕见。
根据中金公司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截止2011年第二季度,全国的表外信贷总额约高达12万亿元,为目前全国信贷总额的21.5%,其中民间借贷约4万亿,占全国贷款总额的8%(见图表1)。
如此巨量的表外信贷和民间借贷,一方面折射出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紊乱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有制度安排下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潜在问题。
若不推行进一步改革加以应对,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突然断裂乃至经济的整体衰退。
“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过度市场化”之惑近年来中国民间信贷如此迅猛发展,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宏观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
20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为应付外贸出口的急剧下降和宏观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国政府于2008年下半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并随之采取了极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2009和2010两年间,商业银行信贷总额遽增22.5万亿(来自瑞银的数据),广义货币也随之增加25.06万亿元。
自2010年1月首度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来,为遏制CPI不断上涨的趋势,央行已连续5次提高基准利率, 12次提高法准金率,最后达到21.5%的高位。
但是,今年1到9月份,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又高达5.68万亿元,看来2011年全年超过7.5万亿元是完全可预期的。
图1:各类影子银行贷款占比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为什么中国商业银行贷款仍企高不下?其原因主要在于,各级政府投资项目的摊子在“反危机时期”最大限度地铺开,以致过去两年全中国新开工的政府项目投资规模累计为GDP的1.2~1.3倍,而且,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启动和各地保障房的建设,商业银行信贷很难降得下来。
由于大量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政府财政支出,这意味着在未来两、三年内,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很难出现实质性的压缩。
然而,法准金被提高到21.5%(中小银行为19.5%)高位,各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必然极为短缺。
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获得新的贷款困难,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获得信贷资金就更难。
结果,在有78万多亿元广义货币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大面积地出现了“钱荒”,各行各业均感到资金链吃紧,其中包括一些国有部门。
譬如,受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7月温州动车意外事故的双重影响,主要靠银行贷款的中国铁路建设目前就大面积地陷入资金短缺。
不久前有消息说,中国铁建单位被迫暂停了一万多公里的在建铁路,停工、半停工和进展缓慢的项目已占到中国铁路建设的70%。
最近,媒体披露了中国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段项目经理部借民间高利贷来垫资和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
中国铁建在建项目缺乏资金的严重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在全国可贷资金大面积短缺的情况下,尽管中国银行系统的利率名义上还没市场化,但在各经济部门已经市场化且政府行为也已市场化运作的当今中国,实际贷款利率上浮,就是一个必然结果。
据多种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都高于官方6.1%的贷款利率(半年期),有的甚至高于1.7倍的利率浮动上限。
另外,农村信用社、各类委托贷款、委托信托、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纷纷加入各式放贷大军,民间高利贷更是如火如荼。
当今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都在大放高利贷。
最近有不少调查研究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不再做实业了,在前段时间股市低迷、房价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也不再炒股、炒房,而是加入放高利贷大军。
也有消息称,一些经营比较好的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旗下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放贷,赚取息差。
另外,由于各商业银行已经把大绝部分储蓄存款贷了出去,且很大一部分存款资金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交存了央行,导致各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短缺。
窘迫之下,各商业银行拼命开发各种中间业务和“理财产品”,并同时开发各种“保值产品”,实际上加入了放贷大军。
结果,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均表明,不但目前中国各地民间信贷的利率普遍超过20%(有的高达年息60~70%——甚至更高,为典型的“高利贷”),而且很多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实际贷款利率也在年息20%以上。
这说明,尽管名义上中国的体制内利率仍没有市场化,但实际上体制外利率已完全市场化了,甚至“过度市场化”到了一种“畸形的市场化”。
为什么会在银监会和央行的多重经常性金融监管下出现如此大面积全国普放高利贷的现象?答案是,这是近几年来中国扭曲的宏观货币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
法准金奇高基准利率极低:高利贷主因据中国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2011年9月末,全国本外币贷款余额56.24万亿元。
按9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81.03万亿元来计算,21.5%的法定准备金率(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为19.5%,2011年下发央行209号文件又要求从9月份开始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交存范围,这将增加法准金0.94万亿元)意味着全国商业银行约16.5万亿左右法定准备金交存到了央行。
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所有商业银行目前大约也只有2万多亿元资金可贷。
在一个有40多万亿GDP、投资占GDP比重超过40%且主要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大国,只有如此少的可贷资金“总盘子”,导致全国金融系统大范围、大面积“缺钱”,岂不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于是,在当今中国出现了一个几乎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怪现象:在80多万亿元银行储蓄和78万多亿“天量的”广义货币下,中国竟然出现了大面积“钱荒”!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数量工具;而央行的基准利率,则是调控货币需求的主要手段。
自2010年1月12日以来,为遏制不断攀高的CPI,央行已提高法准金12次,到了21.5%历史高位,然而,在全国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企高不下、通胀节节攀升的宏观格局中,却基本维持了一个较低的基准利率。
迄今为之,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只有3.5%(远远低于6%上下的通胀率)。
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定得如此之低,即把货币供给“控得”如此之紧,而把货币需求“吊得”如此之高,结果自然是眼下中国金融和货币市场上极度不均衡,高利贷遍布全国。
这正是极扭曲的反市场化运作的宏观货币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
央行为何把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历史高位而保持较低的基准利率?这是中外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组合。
为何央行采取如此悖谬的货币政策?其中是否有央行自己的利益考量?如果按2011年年初计算,央行有大约3.85万亿的央票,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基准利率,央行就要多付300多亿的央票利息(央行买卖央票必须“市场化操作”,如不得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否则就卖不出去)。
这300多亿多付的央票利息,看来不是一个大数目,但相对于央行本身219.75亿的自有资金,显然又是个不小的数字。
照此推理,如果基准利率增加两个百分点,央行仅现有票据的利息就要增加7~8百亿,如果提高3个百分点,央行就要多支付上千亿的利息。
由此看来,背负着主要由于近些年对冲外汇占款而积存下来的巨额央票重负,显然是央行不用利率这一市场化杠杆来调节货币需求的一个“难言之因”。
另外,央行一再提高法准金而加息次数甚少和加息幅度较小,从而保持这几年中国的低利率(远低于CPI),是否有保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益的考量?目前地方政府负债已超过10.7万亿(有的估算数字甚至高达14万亿),加上其他国有部门和国企(包括铁路建设)的贷款,保守计算也有二十几万亿。
在此情况下,如果央行升息,会直接加重那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还本付息。
然而,不加息呢?在年通胀率约5.5%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仅为3.5%的实际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如果再考虑全国商业银行存款中约22万亿活期存款的利息只有0.5%,全国储户少说每年要因储蓄存款贬值而有2到3万亿的隐形“通胀税”。
——这难道公平吗?从全球看,尽管近两年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CPI都比中国高,但是至少上述国家的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要高于CPI。
这一事实,难道我们的决策层就没有注意到?难道决策层在制定宏观货币政策时,就没有把数亿百姓和企业储户存款的数万亿元“负利率”的贬值损失纳入自己的考量范围?当然,有不少决策层的经济学家曾推想,如果央行加息,在西方各国利率极低的情况下,会诱导更多国外热钱流入,从而迫使央行被动对冲外汇占款而增加中国的基础货币。
实际上,这一担心值得进一步推敲。
在人民币利率利息远远低于CPI上涨幅度的格局中,中国股市2010年以来“跌跌不休”,中国房市和房价的前景又扑朔迷离,在此情况下,说加息后会诱导国外热钱流入中国来炒中外息差,如果说不是天方夜谭,也是很难说在逻辑上能成立。
目前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在高通胀下银行存款利率都超过8%,有的国家甚至超过10%,那国际游资不是更应该考虑流入其他金砖国家去赚息差而不是流入中国?事实上,不少研究和各种渠道来的消息均表明,前一段时间国外热钱持续流入中国,大部分既不是出于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来套利,也不是炒中国存款利率高于西方国家利率的息差,而较多是流入中国进行“短期融资”而进行“套高利”。
依此逻辑来来分析,中国央行一方面把货币供给控制得奇紧,另一方面则一直保持低利率政策不变,导致中国大面积地出现“钱荒”,致使高利贷的全国普遍化,才可能是前一段时间国外热钱净流入中国的根本原因。
央行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合法性与宪政问题在反思央行把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得如此之高而把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压得如此之低这种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宏观政策时,可能还有一个事实被大多数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士所忽视了: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强制交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上涉及到一种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