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 吴建民激辩罗援的内幕和全过程(四)

独家揭秘吴建民激辩罗援的内幕和全过程（四）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邱震海（来源于“邱震海”个人公众号）吴建民和罗援争论的主要焦点，放在了“中国面临的环境是战争还是和平？”。

30多年前，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早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当时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也愿意无私帮助；更何况那是一个冷战年代，世界有美苏两家撑着，中国尽可以埋头发展。

但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崛起国正在客观上挑战作为守成国的美国的地位。

于是，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这里有人性的弱点，也有中国本身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就人性的弱点而言，矛盾产生后的第一反应是冲突。

即便是情绪或言语上的冲突，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肢体冲突。

这是大多数人的自然特点，也是大多数人的弱点。

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我们能改变人性的这一弱点吗？更何况，中国有句古话“置于死地而后生”。

有时候，适度的冲突，反而是走向和平与理性的保障；过度的忍让，一味理性，有时反而会被对手认为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差距。

理想主义告诉我们，凡有矛盾发生，必须以理性至上，通过寻找利益的共同点，以合作化解分解；但现实主义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的认知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当你的对手不理性时，你的理性反而会被对手来利用。

但更复杂的一面在于，“置于死地而后生”，以适度的冲突换取和平，这里的“度”如果把握？若“度”把握不好，那么“适度”就变成了“无度”，而且冲突一旦发生，双方的情绪就很难控制，局面很难收场。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冲突和血腥，这当然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需要汲取和避免的。

但一味的谦谦君子，是否就能换来别人对你的地位的认可？须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规则是强者制定的。

今天世界的规则，无疑是西方国家在其最强盛时期制定的，其间有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也有维护西方利益的另一面。

如今，中国作为后来者要参与其中，尤其是要部分改变游戏规则，西方的第一反应就是“且慢！”；当吴建民说，中国实力强大后，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没有能力的事务时，西方的第一反应也是“不可以！，这是老早就定下的规矩。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两种选择：一、暂时“按兵不动”，默认西方制定的规则，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与西方“好声好气”地商量。

但可以想象，这一选择换来的是西方的不理不睬和趾高气扬。

二、做出一些具有刺激性的举动实施“合理冲撞”，但换来的是西方短期的指责“以强力改变现状”；但最后出于无奈，西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与中国商讨新的规则的制定。

毛泽东早年夺取江山时，针对蒋介石，就曾有“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说法。

试想，若毛泽东当年书生气地“只谈不打”，蒋介石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曾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写过，当我坐在电影院看《建国大业》一片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充满了种种的唏嘘和感慨。

感慨之一是：在1945年那个中华民族的关键年份，若中国各政治立场的精英们能多一点妥协精神和理性精神，恐怕后来的内战就可避免，中华民族将可少走许多弯路。

但感慨之二是：在那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不可能想象哪一方会具有真正的妥协和理性精神。

当时，只要中共有任何一丝和平的意愿，恐怕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消灭。

今天和未来的国际秩序也是如此。

虽然人人都说，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环顾左右，人类处理利益冲突的基本方式改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大规模的侵略战略可能性不大，但国与国之间争取自身利益的基本方式，还是通过紧张、对抗与冲突，采用心理博弈的方式，让对手感到威慑并有所屈服。

几千年来，国与国的纷争，无非是围绕着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和生存环境而展开。

这几乎是人类千古永恒的命题。

而冲突、暴力与战争，几乎是与纷争与生俱来的伴随手段。

时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5年。

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在出现和平的同时，也出现了理性处理纷争的曙光。

古代和近代，欧洲土地上烽火连绵，所有的老牌帝国主义都出现在欧洲，所有的大国平衡和博弈的手段，也都曾出现在欧洲。

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出现了“以融合消弭冲突”的思维，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重要的国家- 法国和德国。

这两个千年宿敌，后望千年烽火留下的残垣，前瞻欧洲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之路，下决心捐弃前嫌，克服人性的弱点，携起手来，共创未来。

我经常用“十指紧扣”来比喻欧洲的这一联合进程。

当十指分开时，要斩掉别人的手指十分容易；但十指紧扣时，当你把别人的手指斩掉时，也意味着斩掉自己的手指。

这是一种智慧，也是欧洲千年烽火后，用多少代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

当然，有人会说，欧洲当时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那是冷战年代，德法同属西方阵营，而且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相对比较统一，比较有利于整合。

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

但我要说的是，人类的经验与智慧是有区别的。

经验因其时空环境不同而无法照搬，但智慧却是可以借鉴或至少顿悟的。

以欧洲的情况来说，冷战后的时代背景，以及欧洲文化的相容性，这属于欧洲的经验，未见得能为东亚地区照搬。

但欧洲的智慧，却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们可以顿悟的，那就是：一、邻居不可改变，利益纷争永久存在，要么战争，要么通过另一种融合的办法来消弭冲突；二、大国崛起态势自古就有，但如何处理大国权力转移中出现的矛盾，却可以有另一种思维来出来。

经常关注我的言论和思想和朋友，对我的上面这番论述可能不会感到陌生。

最近十年，我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平台，阐述过上面的思想。

但这番思想在今天的东亚，则大多遭遇被冷淡的命运。

必须承认，人类的智慧的提升是有阶段性的。

正如孩子不可能跳跃式进入成人阶段一样，不同地区的人，因其不同的背景、经历和顿悟过程，必然会呈现不同的思维和认知特征。

就亚洲地区而言，今天这个地区的错综复杂的程度，远超过1945年后的欧洲。

再加上这个地区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似乎都还缺乏产生1945年后的欧洲的那种智慧的心理土壤。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上所述，虽然大规模战争难以想象，但这个地区人们处理国家利益纠纷的首选手段，依然是对抗、冲突，而不是融合与合作。

众多错综复杂因素里面，自然也有无处不在的“美国因素”。

人们很难去指责或苛求这个地区的人们。

只要想想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冲突的复杂性，你就能明白这一点。

站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要国力上升的中国，主动放弃在一系列领土上的主权立场，是一件极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要放弃警惕、抱团、威慑，似乎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是由这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也许，50年或100年后的人们回首今天，会觉得好笑或有所释然。

但他们的前辈，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一如欧洲人当年也无法摆脱局限一样。

因此，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要回避冲突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冲突乃至战争，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宿命！当然，冲突乃至战争的规模有大有小，这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区人们的承受能力和智慧水平。

但要回避冲突或战争，在今天尤其是未来的中国，恐怕只是一种鸵鸟心态。

“和平与发展”：为什么错了？更何况，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个经不住考验的命题。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提出，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研判。

后者是列宁在十九世纪末做出的研判，那是一个帝国主义横行的年代，帝国主义争夺资源和利益的冲突，导致战争频发，也导致革命兴起，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就是一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

二战后，有人提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理由是世界大战的时代已经过去，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也已不大。

但这个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至今跨越70年，其实经历了两个时代，一是冷战时代，二是后冷战时代。

冷战时代虽然维持了40年的和平，但那是一种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世界每分钟都可能被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毁灭。

后冷战时代发展至今，表面上似乎没有世界大战，但其实世界进入了没有秩序的阶段。

人们只要看一下这20年间发生的各种战争就可明白：波黑战争、卢旺达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巴冲突；至于各种潜藏或酝酿中的战争，大部分都处于我们生活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核冲突、南海冲突、中日钓鱼岛冲突、印巴核冲突，还有前些年的台海冲突等。

这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有可能燃起一场熊熊战火。

面对这么多的战争与冲突，我们还能说这个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结束后的这20多年，全球战争与冲突爆发的比例，超过了冷战时代。

这显然是由于冷战格局消亡后，世界群龙无首，大国势力重组尚未初见端倪造成的。

今天的世界，既和平又动荡；冲突已非和平手段所能完全解决，但大规模战争却也非首要选项。

一味的“战争与革命”听起来显得咄咄逼人，甚至穷兵黩武；而一味的“和平与发展”则也似乎充满了书生之见。

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光在于看问题的深浅，同时更在于“战争与革命”及“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切入点本身就是错的，或至少是不准确、不完善的。

2014年9月，我因一些私事前往美国，在“阳光之乡”加州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

由于是纯私人度假，我在加州期间，早睡早起，除了每天早上处理两个小时的工作外，全天基本只做两件事：一是泡健身房，二是读书和写作。

这是至少最近七年来，我最为休闲的一段时间，以致于当回到香港后，凡是见了我的朋友，都称我的气色好多了。

去加州的夜班飞机上，我读了德国《时代周报》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系列长篇反思文章，一种带有明显德意志印记的思维过程：“冷战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我们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

但是生活之车依然向前行驶，只是我们的思考萎缩了。

欧洲埋首于建立欧盟，美国追逐着在中东建立民主的梦想，世界的注意力则放在了经济问题上。

我们忘了冷战，这当然是好事。

但这却不是问题的全部。

” “世界疯狂了，我们怎么办？乌克兰、加沙、叙利亚、伊拉克–众多危机使西方陷入动摇之中，是时候重新梳理我们的利益、理想和情感的时候了。

” 我抵达加州的时候，正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上架的时候。

我到加州后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到书店买下这本厚达420页的论著。

这已是基辛格的第14本著作了，距离他的上一本著作《论中国》出版，仅仅过了三年时间。

这位91岁的老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世界的观察、思考甚至思想干预，而他的声音也始终能为世界所关注。

2014年9月14日，我抵达加州的第二天，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对基辛格新书的书评，标题是《当世界改变时–评基辛格的《世界秩序》》。

文章写道：“本书立论的前提是：我们生活在的一个失序的世界中。

就在当今“国际社会”之被不断提及可能超过任何时代之际，“国际社会”却没有一整套明确一致的目标、方式和限制??一边是混乱所带来的种种威胁，一边是相互依存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