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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经济发展综述元朝经济发展综述2010-10-11 20：10元朝经济发展综述元朝综述建立历史、元朝的疆域、元朝历史蒙古国、元朝前期、元朝灭宋之后、元朝中后期、元朝崩溃、元朝灭亡、元朝政治机构中央机构、元朝地方机构、元朝军事机构、元朝行中书省、元朝行省建置、元朝行省分布、元朝民族政策、元朝经济发展综述、元朝农业生产和赋役制度、元朝手工业生产、元朝商业的发展、元朝对外贸易、元朝交通、元朝文化文学、元朝艺术、元朝宗教、元朝建筑、元朝服饰、元朝书法、元朝史学、元朝思想教育、元朝科技地理、元朝农学、元朝印刷术、大汗/皇帝世系大蒙古国元朝的运河和海运航线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大元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
大元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
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大元是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政权，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时因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
商业在大元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农业生产和赋役制度由于长期的战争，使得北方人口下降，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内地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大元统治者逐渐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实"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间，先设立劝农司，后又更名为司农司、大司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
元政府又将《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大元推行了军屯、民屯及军民和屯等屯田措施。
此外，还采取了兴修水利等其它许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于是，各地的农业生产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
元代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基本上沿袭辽金及南宋的传统，佃户从事生产的租佃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在元朝，佃户的地位又有所下降。
元代还存在着落后的驱口。
他们另有户籍，称驱户、驱丁。
懿州往事之三：辫发与束发的懿州人王紫晨在辽代，懿州（辽宁阜新）地区主体民族是“髠发”左衽的契丹人。
到了金代，主体民族就变成了“辫发”左衽的女真人。
到了元代，懿州的主体民族蒙古人也是“辫发”左衽的。
但是，无论是辽代，还是金代、元代，大多数懿州人还是“束发”右衽的。
懿州来了辫发左衽的女真人懿州城领主槊古公主的女儿叫萧观音，16岁就当了皇后，36岁那年却被奸臣诬陷，被昏庸的老公皇帝辽道宗下令用白布自缢，她的儿子太子耶律浚也被奸臣害死。
辽道宗死后，萧观音的孙子，也就是槊古公主的曾外孙耶律延禧继位当了皇帝，就是天祚帝，他虽然为祖母萧观音平反昭雪，但也是位昏庸的皇帝，终于做了亡国之君。
捺钵，本来是辽国皇帝借打渔狩猎的名义，巡守天下、处理政务和操练兵马的大型军政活动，但到了天祚帝这一朝，捺钵演变成单纯的奢侈性游乐活动。
天祚帝沉湎于渔猎，为此“捕海东青（猎鹰）于女真之域，取细犬于萌骨子（蒙古）之疆。
”派使臣佩戴银牌，称银牌天使，到女真部强索海东青。
这些髠着头发留着短胡须的“天使”络绎不绝，每到女真驻地，还要女真献美女伴宿，美其名曰“荐枕”。
为了保证鹰路的畅通，天祚帝还经常使用武力，激起女真人的无比忿恨和强烈反抗。
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年），女真人完颜部的年青酋长阿骨打继任联盟长，他统一内部，积蓄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招集各部精兵2500人，于天庆四年（1114年）誓师反辽。
在黑龙江漫天的风雪中，阿骨打命诸将执梃（棍棒），慷慨激昂地对将士们说：“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免除奴隶身份），庶人（普通百姓）官之，先有官者叙进（提升），轻重视功。
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
女真人士气高涨，数月间，占领了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女真军很快发展至万人以上。
第二年正月，阿骨打正式称帝，定都会宁（黑龙江阿城），国号大金。
金军兵发辽西，辽西各州县纷纷降金。
辽国懿州宁昌军节度使刘宏于金天辅元年(1117年)十二月带领懿州城的3000户百姓投降金军。
高一历史《元代的都市经济》知识点总览元代的都市经济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元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开展以及赋税制度的改革，都市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
本文将对元代的都市经济进行知识点总览。
一、元朝对外贸易的开展元朝以其庞大的国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对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代设立了一系列的港口，并制定了一定的海运政策，鼓励商人进行对外贸易。
同时，元朝还与中亚和西亚建立了贸易通道，促进了东西方的商贸往来。
二、都市经济的发展1. 商业与手工业的繁荣：元代的都市经济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导。
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如开封、临安等地，市集设立规范，并且被政府管理。
手工业方面，元代手工业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制作出了许多精美的手工艺品，如陶瓷、丝织品等，这些产品通过商业渠道流通到各地。
2. 银行业的兴起：元代兴起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银行业。
元代的银行采用了现金结算的方式，并且开设了许多分支机构，方便人们进行存取款业务。
银行的兴起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和经济效率。
3. 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元代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了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江南地区盛产丝绸、陶瓷等产品，而且地理位置靠近河流，交通便利，成为商贸活动的重要中心。
同时，江南地区的农业也发达，大量的农产品供应了城市居民的需求。
4. 都市规划和建筑发展：元代的都市规划和建筑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元代规划了许多都市，如北京、南京等，建设了一系列宫殿、城墙和街道，这些规划和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都市经济的发展。
三、赋税制度的改革元代实行了一系列赋税制度的改革，对都市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推行的系统赋税制度，分别对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赋税，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种赋税制度使得都市经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并且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
总结：元代的都市经济在对外贸易的开展、商业与手工业的繁荣、银行业的兴起、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赋税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元朝的城市发展大都时代的繁荣与衰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建立于1271年，持续至1368年。
在元朝统治期间，大都成为了首都，并且经历了一个繁荣与衰落的过程。
本文将详细探讨元朝大都作为城市的发展，以及这段时期的繁荣与衰落。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将首都定在了大都（今北京市），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大都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在建设过程中，忽必烈采用了诸多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包括坊制、街巷规划、市场建设等。
首先，元朝大都的坊制非常有特色，城市被划分为大小不一的坊区，每个坊内有规定的居民数量和区域。
这种规划方式有利于统治者对人口进行管理和控制，也有助于城市的整体有序发展。
其次，元朝大都的街巷规划也十分科学合理。
街道宽敞整洁，为行人和交通提供了便利。
此外，城市内还设有许多运河和排水系统，保证城市排水顺畅，有利于城市卫生和环境的改善。
再者，元朝大都的市场建设十分发达。
根据历史记载，大都内有数百个市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城市场和南城市场。
这些市场涵盖了各种商品，包括粮食、丝绸、瓷器、茶叶等，吸引了众多商贾和游客。
在元朝大都的繁荣时期，城市不仅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大都成为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各种文化交流和融合在这里进行。
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书院、艺术团体等文化机构应运而生。
元朝的建筑艺术也达到了巅峰，大都的宫殿、寺庙和园林等建筑物被留世后人称赞不绝。
然而，元朝大都的繁荣并不长久，逐渐走向衰落。
引起大都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如政治混乱、阶级矛盾、自然灾害等。
首先，元朝政治不稳定是造成大都衰落的重要因素。
元世祖忽必烈逝世后，继位者频繁更迭，导致政权动荡，统治力量削弱。
在这种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下，城市的发展逐渐陷入停滞。
其次，元朝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贫富差距加大，农民起义频发，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也给城市经济和社会和谐带来了负面影响。
金史中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金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经济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进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朝初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女真族原本是以渔猎和畜牧为主的民族，在建立政权并进入中原地区后，开始逐渐接触和吸收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一时期，金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例如，鼓励垦荒，将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并提供一定的农具和种子支持。
同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朝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进步。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的种类也日益丰富。
在农业技术方面，金朝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经验，如改进灌溉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等。
这使得农业产量大幅提高，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有部分剩余可供贸易。
金朝的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在官营手工业方面，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和组织生产。
其中，冶铁业尤为发达，生产出的铁器不仅用于军事，还广泛应用于农业和日常生活。
此外，陶瓷、纺织、造纸等行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私营手工业方面，民间工匠的技艺不断提高，各种手工艺品在市场上流通，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商业的发展是金朝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金朝的城市逐渐兴起，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
其中，中都（今北京）等大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荣。
市场上商品种类繁多，交易活跃。
金朝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促进了商业交易的便利和规范化。
此外，金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等地进行贸易，将本国的商品输出，同时也引进了其他地区的特色商品和文化。
金朝经济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金朝推广的一些农业技术和政策，为后世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例如，重视垦荒和减轻农民赋税的做法，在后来的朝代中也有所延续和发展。
金朝时期形成的农业生产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北方地区的农业布局。
手工业方面，金朝的冶铁技术和工艺对后来的冶铁业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懿州往事之一：从公主私城到省会城市王紫晨1955年5月，考古学家刘谦到阜新县六区进行文物调查，在塔营子村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城靠绕阳河的西岸，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墙是用黄土夯筑的，南北长910米，东西长1010米，周长4600多米。
古城西、北两面城墙遗址约高1至2.5米。
北面城墙遗址长约80米，西面城墙遗址长约100米，墙头上长满蒿草。
城内东部居住着农民，西部开辟为农田，在田野中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砖塔，是一座八角十三级密檐佛塔。
城内另套有一座与古城平行的土筑城墙，因村民取土，只剩下100米左右长的土棱。
附近还有一座点将台式的高土台，部分堆土已被取掉，露出夯土积层。
地面散布着一些瓷片，为宋代的陶瓷残片。
另在城内发现古石碑一座，据村长讲，古石碑原来位置在古城南门外，后来运到古城内。
碑上刻“大元国辽阳行省懿州城元统二年立”，碑题作：“懿州城南学田记”。
经过考证，刘谦认定这塔营子村的古城遗址，就是辽、金、元三朝的东北重镇懿州。
“镔铁民族”的公主古代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
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
有一天，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仙人，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一共生了八个儿子。
实际上，仙女和仙人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一个以“青牛”为图腾。
后来这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海金山），他们联姻繁衍，子子孙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
契丹，原意为“镔铁”，契丹人以此为民族名称，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末年，一个叫耶律阿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位于今奈曼旗八仙筒）建立契丹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懿州往事之四：运粮城的见证王紫晨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懿州古城东南三里处，还有一座辽代的小城遗址。
小城建在山坡上，城下是静静的绕阳河。
由于河水改道，小城的北墙和西墙已被河水冲毁，现只残禽。
东北地区号为海东青的猎鹰，最为有名。
契丹人还驯养豹，在出猎时随行捕兽。
辽朝建国后，居住在潢河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
辽朝皇帝和随行官员，四季也在捺钵进行渔猎活动。
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经三次到懿州捺钵，在绕阳河和关山渔猎，在绕阳河畔和皇妃萧耨斤(死后追封钦哀皇后)生下皇子耶律宗真，也就是辽兴宗。
随着辽国建国后国内汉族人的迅速增多，为了适应契丹人和汉族人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辽太宗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办法，在中央（朝廷）分别设置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系统。
北面官官吏的任用一律是契丹贵族，掌管契丹一切军政大权。
契丹发展，成为辽国经济繁荣的缩影。
懿州的抗洪救灾和推广牛耕年月，新华网记者报道，一块既为辽代记事碑，后又作为金代造像碑（在碑上刻像）的石碑，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物部门重新挖掘出来。
原来，此石碑原位于塔营子古城，几十年前当地一位农民用马车将其送到县文化馆。
“文革”期间，为保护古碑免遭破坏，文物干部将其深埋于当时文化馆院内的地下。
石碑出土后，有关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表面风化和有缺损的石碑上辨析了大部分碑文内容。
牛翻地、打垅，以铁锄除草，进行田间管理。
从使用的宽大的犁铧和锄头，可知大田的耕种实行宽行大垅，保证了农作物的通风透光。
彰武县境的遂州和东京道的其他五十余城设粮仓。
因储藏的粮食太多，辽道宗时允许遂州等粮仓“出陈易新”。
直到辽末，“虽累兵兴，（粮食）未当用乏。
”据刘国友老师所著《阜新通史》记载，辽时，懿州地区有林地和草场达余万亩，辽朝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畜牧业的发展。
遂、横、闾等契丹牧人所建的头下军州除经营农业外还从事畜牧业。
出土辽代文物与懿州手工业经遗址复原，作坊东西长米，南北宽米，中间为主室，东西山墙外各有一耳室。
辽金元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对比东北的历史上，辽、金、元三个朝代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这三个朝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有着诸多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为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从政治体制上看，辽朝与金朝、元朝有着明显的不同。
辽朝是契丹族所建立的政权，其政治体制以契丹贵族统治为主，契丹贵族在朝廷中拥有绝对权威。
而金朝则是由女真族所建立，金朝的政治体制更为集权，皇帝拥有极高的权力，大臣与贵族的地位相对较低。
元朝则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其政治体制也较为集中，大汗拥有巨大的权威，对各地政权有严格的控制。
其次，从经济结构上看，这三个朝代也存在差异。
辽朝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人们主要靠种地和养殖牲畜维持生计。
金朝则以畜牧业和商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女真族习惯于游牧，他们通过养马、放牧维持生活，并以贸易和商业活动获得丰厚的利润。
元朝则建立了蒙古式的草原经济，重视畜牧业和贸易。
蒙古人充分利用草原资源，发展了养牛、养羊、驯鹰等特色产业，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了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为元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辽金元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对比还体现在对外交往和文化传承上。
辽朝在政治上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中原王朝保持了较为紧密的关系。
辽朝在文化传承方面也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原的制度、传统皆在辽朝有所体现。
金朝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更多地与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保持交流，政治上的特点更加突出了民族特色。
元朝则拥有广阔的疆域，与中亚、西亚的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丝绸之路在元朝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在文化传承方面开展了汉化政策，加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学习。
综上所述，辽金元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对比表明，不同的统治集团所制定的政策和政治体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朝政权以契丹贵族为主导，金朝以女真贵族为主导，元朝则由蒙古族建立，这些特点都在政治和经济上留下了明显差异。
辽朝以农业为主，金朝以畜牧业和商业为主，元朝则发展了特色的草原经济。
金朝和元朝时期的经济发展比较金朝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王朝，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特点和成就。
本文将对金朝和元朝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金朝时期的经济状况。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他们以农耕和渔猎为生。
金朝初期，由于女真族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较为落后。
然而，随着战争的激烈和统治的巩固，金朝开始展示强大的经济实力。
金朝发展了农业、渔业和手工业，增加了国家财富。
特别是工艺业的发展，金朝以制瓷著称，金朝瓷器工艺达到了高峰。
此外，金朝还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体系，发展了商品经济，加强了对外贸易。
然而，金朝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些制约。
首先，金朝是一个军事政权，经济发展主要以满足战争需求为主。
这导致资源和人力的过度投入军事领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社会财富的流失。
其次，金朝的统治阶级对商业活动持有敌视态度，充满了封建保守思想，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此外，金朝时期还经历了连年的战乱，这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挑战。
与金朝相比，元朝时期的经济发展更加繁荣。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他们以游牧为生。
元朝初期，由于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和包容态度，经济迅速发展。
元朝大搞农田开垦和水利建设，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同时，元朝还推行了宽松的税收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生产。
在手工业方面，元朝推动了商品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保持开放态度，使得中国的商品出口量大幅增加。
元朝时期的经济繁荣还体现在城市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荣上。
元朝建立了一系列的都城，如大都、南京等，这些城市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了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
元朝时期，全国各地的贸易集市和城市都迅速发展，商品交流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尽管元朝经济发展繁荣，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统治者对农业比较关注，工商业往往被忽视，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产业结构失衡。
其次，元朝实行钱粮并举的政策，对农民的剥削较为严重，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懿州往事之五：金代的土改与元朝的站赤王紫晨女真人是满族的祖先。
在古满语中，“女真”的意思是海东青，一种很凶猛的猎鹰。
在契丹贵族的压榨和掠夺下，猎鹰一样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揭竿而起。
1125年，辽国灭亡。
完颜阿骨打临终前嘱咐儿子宗翰：灭辽已毕，准备攻宋。
3年后，宗翰和宗弼统率金兵南下，俘虏北宋徽、钦二帝，北宋覆灭。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9年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攻占金国的中都（今北京）。
又过了19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在战火中继位的金朝皇帝完颜承麟死在乱军之中，金国灭亡。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大元”。
5年后，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虏5岁的宋恭宗。
1279年3月19日，在崖山海战中南宋全军覆灭，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
元统一全国。
懿州地区的土地改革在民族关系上，金国皇帝没有辽国皇帝那样开明，实行“一国两制”，但在改革方面，金国皇帝的步子却比较大。
一是解放奴隶。
金为增加户藉，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采取了解放奴隶的措施，用自赎、亲属赎或官府为之赎等办法，赎奴为良。
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下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奴隶），听其父母妻子赎之”。
辽时的寺庙有大批庙户，是附属于寺庙的农奴。
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诏免二税户为民。
（辽国贵族崇信佛教，多以良民赐给各寺庙，分其税收一半给官府，一半给寺庙，因此叫“二税户”。
）辽国灭亡后寺庙大多隐瞒实情，继续役使这些“二税户”。
金国政府规定，如有揭发经查证属实，就立即解放这些寺庙的农奴。
并下令禁止私自出家当和尚或道士。
辽时懿州地区是佛、道寺院比较多的地区，金初百姓为逃避徭役和躲避战乱，为僧为道和舍身为二税户者众多。
这一举措使得大批为僧为道的贫民和农奴得以解放。
金国还鼓励生育，提倡大家庭，甚至有“一家百口”之户。
辽国末年，因战乱导致懿州人口流失，懿州节度使刘宏降金时，仅仅带走了3000户。
到了金中期，民户和人口迅猛增长。
这一时期懿州（阜新）地区已有40927户，人口增至近辽国中期时的30万。
懿州地区是辽头下军州最集中的地区，头下户为头下主的农奴，后来虽转为二税户，仍没有摆脱农奴的地位。
金采取的奴隶赎身和变二税户为普通农户的政策，是对奴隶残余制度的一次革命，推动了懿州地区劳动生产力的解放，为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二是实行土改。
金朝的农业税较轻，一般为“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一斗为十升，每升约重1．5公斤；一升为十合，每合重150克），又纳秸（收秫秸）一束，束十有五斤。
”而且对开垦荒田给予优惠。
金朝将土地分为九等，以土地的等级上下调整税额。
开垦的荒地以下等田减半定租，仍免税3—8年。
对豪强之家借机占夺田地，命有关部门进行清查，按照人口限制田地，剩下的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民。
并规定有田不自种，租与贫民，靠吃地租者，“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女真地方长官，相当于县令)四十，受租百姓无罪。
”当时在懿州就有六万顷豪田收归政府。
可见懿州地区的土地在辽代开发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六万顷土地可能是原契丹贵族在懿州地区的以牧业为主的闾、遂、横等头下军州所属的放牧地，被女真豪族夺占开发成的耕地。
辽时懿州地区是皇族和后族的分地，所有的土地均为契丹贵族占有，俘掠来的汉人在这里以农奴的身份为头下主耕作，没有自己的土地。
金按每户人口数量重新分配土地，使懿州地区辽时的头下户有了自己的土地。
这是阜新地区历史上进行的一次土地改革。
金初制定的轻谣薄赋、解放奴隶的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的实施，大大激发了获得土地与自由的二税户的劳动热情。
废置头下军州，打破了契丹贵族在懿州地区划定的私人领地，扩大了懿州与周围地区的交流与往来。
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
懿州城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
金代懿州的手工业与驿道1986年，阜新市彰武县哈尔套镇新发村出土了金代的铁熨斗、铁铧、铁趟头、铁犁镜等各种小型铸件。
新发村还出土两把锻造的铁锁，其中一把长11.5厘米、宽4.1厘米、厚1.5厘米；另一把长113.3厘米、宽3厘米、厚2.4厘米。
制锁不仅要有熟练的锻造工艺，还必须有精湛的钳工技术，证明当时铁器加工业已很发达。
金朝政府对铜器制造业实行严格管理，禁止民间私自冶铜铸器，但屡禁不止。
彰武县大四家子乡夕明村出土二面菱花形镜，镜面较平，八瓣花形，直径12.5厘米、厚0.5厘米，镜体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浮雕童子拈花枝作匍匐状，嬉戏于花丛之中，姿态各异，形态逼真；外区浮雕蝴蝶图案，铸造精美，雕琢工整，镜边錾刻“义州弘政县验讫盖”。
阜新地区发现金代铜镜较多，分布面很广，通过铜镜的质量和有无錾刻字样，可知有些铜镜是经官方认定錾刻后，以商品形式进入民间的。
而大部分是没有錾刻字样的铜镜，这些铜镜是制镜匠人走村串户，以铜钱为原料，用坩锅就地坑治铸造的。
可见，当时的手工业匠人是不少的。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扎兰营子、彰武县四堡子等乡镇都曾发现金代窖藏货币，先后出土约1000多公斤铜钱。
窖藏铜钱少则几百枚，多则几百公斤，均用陶罐或大瓮盛装埋入地下。
阜新地区大量窖藏铜钱的出土，说明金代阜新地区的商贸活动非常活跃。
当时阜新靠近北方正在崛起的蒙古，蒙古地方钱贵，民间很多铜钱流于北方，金国虽严禁铜越外界，仍不能制止。
阜新地区的窖藏铜钱，可能是待机输入蒙古的。
正在崛起的蒙古各部，通过走私贸易获取大量铜钱和其他金属制品，铸成后来蒙古帝国麾师南下的坚甲利兵。
北宋末年的阜新地区经常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尘埃滚滚，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的金国大军经过这里，挥师南下，直逼中原。
这是因为懿州地区的驿道是金代东北连接中原的重要交通要道。
驿道，是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通道，主要用于转输军用物资，传递军令军情。
金朝前期，政治中心在远离中原地区的金上京会宁府，即今黑龙江省阿城。
因此，金国非常重视上京至中原的驿道建设。
金上京会宁府（阿城）与南京（开封）的联系，依赖于辽时的上京（赤峰巴林左旗）与北京（赤峰宁城）、中都（北京）的驿道。
上京至北京和中都的驿道，主要是经医巫闾山南麓和努鲁儿虎山北麓及两山之间构成的狭长河谷地带，由秦、汉、隋、唐至辽、金所开辟的三条主要驿道，也称南、北、中三路。
南路经广宁（北镇）等府州，泥泞难行；北路经上京（赤峰巴林左旗）等地，路途偏远，冬季又多风雪；只有经懿州的中路，四季均宜通行。
中路驿道由懿州通至兴中府（辽宁朝阳），然后由兴中府再通向北京（内蒙古赤峰宁城）和中都（北京），由中都转往南京（河南开封）。
据《阜新通史》记载，这一驿道在阜新境内，主要沿着绕阳河支流务欢池河，细河支流伊吗图河，牤牛河支流于寺河畔蜿蜒而行。
驿道由咸平府（辽宁开原）经懿州灵山县（彰武）。
由懿州城（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到务欢池镇，再经扎兰营子乡、哈达户稍乡进入八家子镇，到大五家子镇敖土虎营子。
敖土虎营子是辽徽州的一部分，金称胡土虎寨，这是阜新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仍保留原名称的辽金时期的村寨，是当时东西和南北驿道的重要交通枢纽。
现存的胡土虎寨城址已被河水冲毁近半。
驿道由敖土虎营子继续伸向西南至古喇嘛营子、大家生，于寺镇后台吉营子，过牤牛河进入金时的宜民县（北票），由宜民县西行即达兴中府（朝阳）。
元朝东征军在懿州驻军屯田金朝末年，蒙古帝国曾多次派遣大军攻入辽西、辽东地区。
战争摧毁了辽金时期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州城，百姓逃亡，田地荒芜。
元朝建立后，被严重破坏的辽西、辽东经济还未来得及全面恢复，又发生了乃颜的叛乱，使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最为明显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
为了解决因人口减少而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大片土地闲置问题，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元朝开始在懿州地区派驻东征军屯田。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懿州古城曾出土一方蒙古巴思八文“沈阳等处军民屯田使司分司印”，是懿州地区驻军屯田的实物证据。
东征军是忽必烈为东征日本，由蒙古、高丽（王氏高丽，即朝鲜）、汉军等组成的大军。
由于日本屡次侵扰元朝濒海州县，元朝也就一直保留着待机兴兵的东征军。
同时，东征军也是对蒙古在东北的诸王的镇服。
东征军的屯田军户，主要以汉人和高丽人为主，分置在辽阳、沈阳、懿州、咸州（开原）地区开展屯田，并在辽阳城设镇守司用以管理。
后来又在沈阳设总管府，下设军民屯田使司负责屯田事务，在懿州设有分司（派出机构）。
并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在懿州城建国家粮仓，以储军粮。
到至顺年间(1330-1332年)，懿州地区已有屯田军户5180户。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五家子镇敖土虎营子的大南园子耕地里，还存有两个杵米用的大石臼，当地称“高丽碾子”，是当年高丽屯田军民的遗物。
猎鹰海东青一样凌厉神速的站赤站赤，是驿站的蒙古语音译。
元代的站赤，既是驿站又是兵站。
东北地区有站赤120处。
主要是蒙古站，也有部分汉人站。
汉人站，是沿用辽金时期遣留下的驿道和驿站，主要服务于商旅运输。
而利用部分旧有的和新开辟的蒙古站赤，是东北地区庞大的军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战争需要的道路。
这一驿道主要连接蒙古部落和军事据点。
东北地区驿道枢纽设于懿州城西北侧的驿安，站址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镇大土城子。
这是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下诏设立的七驿之一。
大都(北京)通往蒙古本部和黑龙江入口处的驿道，到北京(今赤峰宁城县)后分两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呼伦贝尔阿穆古朗）；一路正东到驿安。
从北京（宁城）东行到驿安的站赤是:从大宁府（宁城）东行进入今敖汉旗四家子乡，沿努鲁儿虎山北麓的河谷地带，经游牧在这一带的几大蒙古部落营地，入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旧庙，抵达驿安。
全程约250公里，全为草原地带。
至此分二路:一路东北行至西祥州(吉林省农安)；一路东南行至沈州（沈阳）。
东北行的路线是:在懿州北侧过羊肠河(柳河)，东行125里是宁昌站，位于今彰武县四合城乡土城子。
从这里再往东行120里到今康平县小塔村，即元代庆云站。
然后转向东南到咸平府（开原）大安站，由这里往北经贾道铺(昌图)、韩州(梨树县)、信州(怀德县)、大水(波罗泡子)、十八里和胡里出两站，最后到西祥州，再往北直到奴儿干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特林地区）。
另一条路线是通往沈阳和高丽。
懿州熊山（大巴镇关山），是周围地区最高的山，为驿道上的重要标示山，在其东侧设熊山站。
从熊山经今老河土，过新立屯到达今黑山和辽中一带的彰义，东达沈阳，南通高丽。
至元十五年(1278年)高丽国王和王妃等到大都朝见忽必烈，就是沿辽东蒙汉站赤到达懿州。
懿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最高行政长官)向高丽国王献马，然后经驿安转至北京(宁城)和大都（北京）。
元代，懿州作为辽阳行省（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通过驿道与遥远的黑龙江地区及高丽国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