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元朝的兵役制度一
各级军官一般实行世袭制，但朝廷能调动和另行任命。
被划为出军当役的人户称军户，父子相继，世代相袭，不准脱籍。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军户，占田地4顷以内的可免交地税，一般可免除科差杂役。对上述3种军户，分别设立专门的管领机构，称为“奥鲁”，负责监督军户出丁当役，保证战时有充足的兵源，并要向军户征发其当役亲属所需的钱物。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家属多随军迁徙，与屯驻地点相隔不远，其“奥鲁”隶属于当役军人所在的万户府、千户所之下。汉军出征，家在乡里，其“奥鲁”由所在州县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多未设置“奥鲁”，军户由所在地区管民官与本军协同治理。
元朝极其重视对马匹的管理。中央设太仆寺专掌马政，在水草丰盛地区设养马千户所监牧。民户养马30～100匹，须抽取1匹入官。此外还经常强征民马。
成吉思汗建国后，蒙古各部的兵役制度基本定型。窝阔台、蒙哥汗时，又对汉人的兵役制度作出了规定，为以后元朝实行的军户制度奠立了基础。
蒙古人成年男子皆兵
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满15岁者)，不分贵贱，也不管家中人口多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平时从事牧业生产或其他工作，一旦战争发生，就要随时准备出征。蒙古政权根据需要，或则“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或则抽调其中一部人出征，如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或十人抽三，等等。被抽调出征人的奴仆也要随军出征。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年)，派遣野里知古带率军西征，命令所有蒙古宗王和各部，“每十个人中，抽出三个人，组成远征的军队。这三个人的奴仆(这些奴仆是从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领域带来的)，也随军出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征发出征军人时雷厉风行，决不允许任何拖延或逃避的行为发生。13世纪的波斯史家志费尼对于蒙古军队征发时的效率感到惊奇，他指出，蒙古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只要接到出征的命令，立刻按时赶到集结地点。
蒙古人的这种“其军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的成年男子皆兵的兵役制度，是由蒙占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的。蒙古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到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在游牧民与战士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游牧过程中，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全体应战，不可能有前方、后方的区别。在蒙古以
前的许多游牧民族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兵役制度。长期的战争造成厂蒙古军的严重减损，统治吉不得不在军人后代身上打主意，征调未成年(15岁以下)的少年从军，蒙古话称为“怯困都”(意为“渐长成丁”)军，汉语称为“渐丁”军。证调未成年者从军，可以让他们早日熟悉军旅生活，成为合格的战士。成吉思汗时已合渐丁军，南宋使者曾在蒙古草原上看到不少十三四岁的孩童西行，“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这种以童子作为蒙古军后备力量的做法，一直沿用到了元朝。定立汉军军耪成吉思汗时期，中原汉地的“投拜人户”，没有统一的户籍管理。太宗七年(乙未，1235年)，检括户口，定立户籍(乙未籍)，听从真定万户史天泽的建议，兵、民各立尸籍，原来汉军将领所学军士(旧军)均定为军籍。宪宗二年(壬子，1252年)，再次大规模检括户口，验定户籍(壬子籍)，将太宗朝从中原实有民户72万余户中签发出来的10余万军士定入军籍，也就是所谓的“初籍新军”。以后继续签发的兵士都依例定为军籍。不许随意更改。由于壬子籍是乙未籍的验证和补充，所以在后来的20余年内，户口的区别大多以壬子籍作为依据。某些地区因乙未、壬子籍军、民户划分较乱，经常引起争端，“不见委的凭
准是何年分军籍归断”，到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特别作出规定，“西路(当指陕西诸路)凭乙卯年(1255年)军籍，山后(今河北太行山、军都山这北地区)凭丁巳年(1257年)籍，山前(今太行山、军都山、燕山逸南燕京路内各州)凭己未年(1259年)查定军册”。调到中原镇守的探马赤军人，“若王寅(1242年)、甲寅(1254年)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不管乙卯绪定为民户还是军户，以后一律视为军籍。
军驱附籍
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被抑逼为奴，以供驱使，称为“驱口”。蒙古国时期，不但蒙古各部大量占有驱口，汉人地主等也占有不少驱口。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作出规定，“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直、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宪宗二年查定户籍时，“另籍蒙古牌甲驱户”，验证蒙古各部的驱门数额造籍，仍然归屑于蒙亩各部，已逃亡或在外住坐驱口，则作为漏籍户或随处附籍户，列入国家户籍，“主人不得识认”。中原地区军户届下的驱口，称作“军户驱”、“军驱”，规定在军籍下附报，作为附籍人口。如果乙未、壬子二年查户时均末附报，以后“各年
军籍内不曾搬报”的驱口，则不再视为附藉军驱，而列为一般户籍。乙未、王子二年漏籍人口，以后由军户“于军籍内作驱攒报之人”，则要放驱为良，作为军户的贴军户计。这些规定，是为了限制蒙古各部的驱口和军驱数量的无限增长，遏制抑良为奴的恶习，但是收效显然不大。到忽必烈即位之后，军驱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