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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事：歌德与《浮士德》名人故事：歌德与《浮士德》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德国伟大诗人，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具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也有巨大贡献。
歌德出生于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的知识家庭。
歌德青年时期先后学过法学和哲学，受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他始终爱好文艺和自然科学，不断地写了充满青春活力和生活气息的优美抒情诗，如《五月之歌》、《野玫瑰》、《欢迎与别离》以及政治讽刺诗《跳蚤之歌》等作品。
当时，以莱辛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潮正孕育着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德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名的狂飚突进运动。
歌德以他有力的创作成果投入了这一运动，并成为前期的主要代表。
这一时期他的力作是：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的历史剧《葛兹封伯里欣根》；以个性自由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冲突为主题、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希腊神话为题材，通过对天神宙斯统治宇宙的权威的否定，表示向统治人间的封建暴君宣战的抒情长诗《普罗密修斯》等。
这些作品具有冲决一切封建罗网的气概，充满着叛逆和反抗精神。
但歌德鉴于他的文学活动改变不了周围环境，深感痛苦。
他想通过一些实际工作进行社会的改良。
于是，1775年秋，歌德应魏玛公爵的邀请，去这个只有十万人口的小公国担任枢密顾问，后又担任宰相。
从此他转向妥协。
但他在积极从事各种政务的同时，也进行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诗歌创作。
1786年秋他怀着矛盾、苦闷的心情，改名换姓，逃往意大利，以暂时摆脱一下魏玛的恶浊气氛，在艺术和自然中获得新生。
1788年从意大利回国后，除担任魏玛艺术和科学总监等职外，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上。
1789年完成了始于意大利的剧作《塔索》，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塔索和一个宰相之间的关系来反映文艺创作和实际工作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因此歌德说此剧是他骨里的骨，肉里的肉。
歌德与《浮士德》《浮士德》是一部关于梦想者和发展者的故事。
早在欧洲中世纪民间就流传有关于浮士德与魔鬼打赌的故事。
在文艺复兴时期马洛曾写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
尔后的几百年间，各种样式的浮士德故事不断被演绎。
歌德于1770年（21岁）左右开始写作这部诗剧，断断续续写到1831（82岁）年才完成，前后经过了60余年。
而这60余年恰恰是欧洲大动荡、大发展的时期。
歌德开始写作时，他所处的德国还是一个充满了中世纪氛围的沉闷而落后的社会，其间法国发生了震荡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年），到作品完成时整个欧洲已经进入工业革命的大变动的波涛之中。
悲剧的主人公浮士德从他那孤独、封闭的小书屋开始，从一个人的梦想者式的世界——两个人的（恋爱）的世界——官场生涯——美的精神世界——广阔的改造自然的群体世界，在不断的否定中实现精神的攀升。
贯穿于其中的则是当时欧洲最激荡人心的时代精神——充溢着心智和情感活力的不断突破、发展和创造的精神。
著名的美学家和德国文化研究专家宗白华先生这样评价《浮士德》：“近代人失去希腊文化众人与宇宙的协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伟大的代表。
他的主著《浮士德》，是人生全部地反映与其他问题的解决（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在他的名著《西土沉沦》中，成近代文化为浮士德文化）。
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求解决其问题，指出解决之道。
”《浮士德》除序曲外，共分两部。
第一部的开始就是主人公深夜在书斋中抒发自己的苦闷：按照当时的社会观念，他是一个“成功者”——他已经把哲学、医学、法律、神学都读遍了，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博士、律师、神学家、科学家、教授，他的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科学仪器。
他应该满足。
但是，浮士德却毫无满足感。
从“二项对立模型”看歌德与浮士德的关系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浮士德》被视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
《浮士德》可以通过“二项对立模型”来分析歌德与浮士德的关系。
“二项对立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关系的理论模型。
它认为，在一个作品中，作者和作品是独立的两个主体，彼此相互作用并共同构建了作品。
这种相互作用可以分为作者主体和作品主体两个方面。
在浮士德这一作品中，歌德作为作者主体，与作品主体浮士德形成了辩证的关系。
歌德在创作浮士德的过程中，既是创造者又是批评者，同时也是与浮士德进行对话和辩论的一方。
作为创造者，歌德赋予了浮士德以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浮士德这个角色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矛盾的心态，他渴望全知全能，追求无尽的力量和智慧，但同时又感到人生的苦闷和无法填补的空虚。
这些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都是歌德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完成的。
通过塑造浮士德这一形象，歌德可以表达自己对人性、命运和道德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作为批评者，歌德通过浮士德这个形象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探讨和批判。
浮士德的追求无尽的力量和智慧的欲望，以及他与魔鬼签订契约的故事，都是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贪婪和对权力的追逐的批判。
浮士德的灵魂归属和救赎的问题也是歌德对道德和宗教的思考和观点的体现。
通过浮士德这一角色，歌德可以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浮士德与歌德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对话和辩论的关系。
浮士德的思想和行动引发了观众和读者的思考和讨论，这种讨论和思考的过程又反过来影响了歌德对浮士德的创作。
通过观众和读者的反馈，歌德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观点和创作的意义，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作品中的内容和情节。
这种对话和辩论的关系使得浮士德这一作品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意义，也使得歌德的创作更加丰富和有深度。
从“二项对立模型”来看，歌德与浮士德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作为作者主体，歌德通过创造浮士德这一角色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社会现实和道德等问题的思考；作为作品主体，浮士德引发了观众和读者的思考与讨论，进一步影响了歌德对作品的创作和完善。
歌德与《浮士德》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诗人，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具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也有巨大贡献。
歌德出生于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的知识家庭。
歌德青年时期先后学过法学和哲学，受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他始终爱好文艺和自然科学，不断地写了充满青春活力和生活气息的优美抒情诗，如《五月之歌》、《野玫瑰》、《欢迎与别离》以及政治讽刺诗《跳蚤之歌》等作品。
当时，以莱辛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潮正孕育着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德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名的“狂飚突进”运动。
歌德以他有力的创作成果投入了这一运动，并成为前期的主要代表。
这一时期他的力作是：“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的历史剧《葛兹·封·伯里欣根》；以个性自由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冲突为主题、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希腊神话为题材，通过对天神宙斯统治宇宙的权威的否定，表示向统治人间的封建暴君宣战的抒情长诗《普罗密修斯》等。
这些作品具有冲决一切封建罗网的气概，充满着叛逆和反抗精神。
但歌德鉴于他的文学活动改变不了周围环境，深感痛苦。
他想通过一些实际工作进行社会的改良。
于是，177年秋，歌德应魏玛公爵的邀请，去这个只有十万人口的小公国担任枢密顾问，后又担任宰相。
从此他转向妥协。
但他在积极从事各种政务的同时，也进行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诗歌创作。
1786年秋他怀着矛盾、苦闷的心情，改名换姓，逃往意大利，以暂时摆脱一下魏玛的恶浊气氛，在艺术和自然中获得新生。
1788年从意大利回国后，除担任魏玛艺术和科学总监等职外，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上。
1789年完成了始于意大利的剧作《塔索》，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塔索和一个宰相之间的关系来反映文艺创作和实际工作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因此歌德说此剧是他“骨里的骨”，“肉里的肉”。
歌德与《浮士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是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
是他，把一向地位不高的德国文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并获得了不朽的世界性声誉。
他的《浮士德》同《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被誉为“名著中的名著”，既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压卷之作，也是欧洲与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价值和最富影响的作品之一。
哥德出生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名门。
其父家资殷厚，曾购得皇家顾问的头衔。
其母是法兰克福终身市长的女儿。
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歌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从16岁起，他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
可是他对法律没有兴趣，在文学、绘画和自然科学的学习上倒是花费了更多的精力。
他的早期的创作尝试，明显地受到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影响。
但就在他走进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时候，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他的面前。
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对于接受法国革命思想来说有近水楼台之便。
70年代，这里成为启蒙运动的德支流——“狂飙突进”运动的策源地。
在这里，歌德受到了卢梭、斯宾诺莎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良师——“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尔，是他把歌德引导到荷马与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之中，引导到对民间歌谣的收集和学习之中，使这位正在觉醒的天才摆脱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束缚，写下了诸如《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野玫瑰》等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名篇。
1771年，歌德以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束了大学生涯，回到法兰克福实习法律业务。
但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先后完成了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持之烦恼》。
前者表现了激昂的反封建的斗志，对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充满憧憬之情，后者描绘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的青年维特，虽然热情奔放，向往自然，渴望人的自然天性的解放，但市民社会的自私庸俗、贵族阶级的歧视和侮辱、封建官僚的压制和挑剔，使他无所作为，深感孤独寂寞。
